【序言】打开记忆的闸门

　【序言】

                                        打开记忆的闸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场轰动世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灰飞烟灭，当年曾举世闻名的“红卫兵”也早就星落云散，成为历史。

　　在一部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我们依稀还能看到的红卫兵的群像，大都被描写成一群狂热痴迷的信徒，昙花一现的跳梁小丑，或是一伙打砸抢的恶魔，嗜血成性同时又稚气未脱的暴徒……。为期两年多的红卫兵运动，就像一个巨大的政治爆竹，轰然而响，又砰然而散。在人们的视野中、记忆里，被作家们重铸成那个年代滚滚浓烟下突现的重大事件中的“墙纸”或者刺耳的“背景音乐”。那是一个令人不愿回首、却又难以忘怀的年代。不用说青年人，就是当年的“红小兵”、如今也已经多是五十岁以上的人了。他们偶尔想起文化大革命和“红卫兵”来，也都恍如隔世。

　　关于对“红卫兵”的官方评价，一九六九年，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加以肯定：“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广大的革命群众投入了战斗。北京大学写了一张响应中央号召的大字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大字报迅速布满全国。接着，一批批红卫兵起来了。革命的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毛主席在给红卫兵的信中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反动派造反有理’。接着，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八次接见了来自全国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和其他革命群众，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一九八一年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一生功过进行了“全面总结”。可是，洋洋二万言中，对“红卫兵”这个文化大革命最重要景观之一，却只字未提。看来那些都已成为了历史。那些当年曾接受过“伟大领袖”八次检阅的一千三百万“红卫兵”、那些曾佩带上红彤彤的袖标，在社会上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杀、夺权的“造反派”们，却难以抹去已经深深打上的印记，在他们的记忆中，或许会有时想起当年的往事，想起那些蹉跎的岁月，想起那些可笑、可怜、可悲、可叹的岁月。

　　三十多年过去了，昔日举世闻名的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清华大学附中的学生张承志，已经成为了著名作家，写出了著名小说《黑骏马》、《北方的河》，他后来皈依了伊斯兰教；曾亲自参与过上海一月革命、炮打过张春桥的复旦大学学生安文江，文革后写下了长文《我不忏悔》；参加过黑龙江炮轰派的梁晓声是我们都熟悉的作家，他写过反映知青生活的《今夜有暴风雪》，也写出过《一个红卫兵的自白》。当然也有人对文革往事缄口不语，例如已成为著名学者的余秋雨教授，对当年参与大批判写作组一事，“在我们的记忆中，却从未见到只言片语的一丁点儿反省或反思文字”。当年的红卫兵，现在正是跨世纪的一代人，他们之中也不乏在位的中央和省市级的当权首长、大批基层领导与高、中级知识分子，他们的阅历、他们的思维方式，或许还在影响着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昨夜星辰，魂牵梦萦，岁月的冲刷，已使记忆零乱。记得一位美国历史学家说过：“就帮助我们了解过去而言，重大事件也许还不如一些普通人留下的小物品：几封信，压在旧书里的几朵花，几张过时的舞会节目单……”。毕竟时光在心镜上留下了深深的尘痕斑影，常常想把那些正在慢慢被遗忘的记忆写下来，打开记忆的闸门，留给自己或孩子们一点儿闲暇时品味的东西。不过很多事在记忆中已经零乱，并且很多事件的内幕还没有完全被全部公诸于世，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当年虽然参加了一些活动，大都是随声附和，对内情所知甚少，写起来比较吃力，只好勉力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