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首次进京

三、首次进京

　　九月二日，吉林市召开了庆祝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红卫兵大会。从长春赶回来的“革命造反队”没有参加上大会。下午，我们在学校看到了“红卫连”列队回校。教学楼前的操场上，学校工友老穆师傅非常愤怒地讲着话，看来大会开得不顺利，受到了“造反派”的冲击，一些学生组织开始把矛头指向市委领导。让“老保”们感到异常气愤。顾不得这些了，在学校开了张赴京串联介绍信，到车站领了火车票，这天的傍晚，我就和同班的曹传江坐上火车直奔首都北京。

　　北京，祖国的心脏，是我们日日夜夜向往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半夜里一下火车，我们俩就直奔天安门，朝拜心中的圣地。第二天，我们被接待站分到一所小学。在北京坐车有乘车证，吃饭不收钱。各个大学里面挤满了串联取经的红卫兵。我们俩初次出门，对街道一点也不熟悉。在一个路口争执起来，谁也不显弱。于是一个向南，一个向北。在偌大的北京城，还怕丢了吗？我独自漫步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天晚了，在留学生楼走廊里对付了一宿。然后又到北大、清华……，抄了一些大字报，拾了几张传单，第一次到北京，只住了四天，就匆匆打道回府了。

文化大革命中，各大中学校都在“停课闹革命”，不止是在本校，也到市内各个学校之间进行沟通、学习、交流、串联，继而在省内各学校之间进行。由于有些地区、学校的学生造反，受到压制、镇压，造成一些冲突事件。学生们有的上书党中央，有的直接进京上访，告状。六月十日，毛主席在杭州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曾说：“全国各地学生要去北京，应该赞成，应该免费，到北京大闹一场才高兴呀！”六月二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对外地来京师生的讲话：“你们这次到北京来，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来，经过很多辛苦，不怕大风大雨，你们的行动很对！”很快相伴而起的，就是燃遍全国的“大串联”。北京的红卫兵“北上、南下、西征、东进”，到各地去“煽风点火”。各地的学生进京串联、参观、学习。九月五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正式规定：“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火车，来京参观的革命学生和革命教职工生活补贴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委负责安排，在京时的饭费，由国家财政开支。”

 　　　

　　在那样的闭塞、清贫的年代里，免费坐火车、轮船，免费食宿，无疑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一般。闸门一开，全国的大中学校师生竞相投入了这场“政治大旅游”。北京挤满了外地学生，教室当客房，桌椅当床铺。库房、剧场、体育馆住满了人，潮湿的防空洞、临时搭起的席棚住满了人，后来甚至把接待站放进了京郊生产队的仓库，设到了农民的家里。说起来，我这次进京还算是走在了前头。接待站条件也不错。虽然没有等到毛主席的接见，没有吃到接见当天才会发的鸡蛋、香肠、面包，也算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在北京的每一天都处在极度的兴奋之中。一个贫苦之家的工人的儿子，所能体会到的是怎样一种心情啊：当披着长安街灿烂的灯光，漫步穿过金水桥和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当走进军事博物馆，站在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打下的美帝Ｕ—２型无人驾驶飞机旁，亲手触摸到那斑斑弹痕的时候；当徜徉在“文革圣地”——“新北大”校园，跻身大字报海洋之中的时候，用“激动”、“欣喜”这样的字眼也难以形容。就连象野狗一样倦伏在“中国人民大学”留学生宿舍的楼道里，睡梦中脸上也充满了幸福的笑容。

　　当然“文革”不仅仅是幸运和浪漫。也充满血腥与恐怖。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近，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红卫兵走出校门，大破“四旧”之时，撼动了中国社会各角落，也使世界为之震颤。红卫兵在砸烂、铲除一切带有传统色彩和外来印记的事物之外，对所谓的“黑帮分子”、“牛鬼蛇神”也进行了抄家、游街、毒刑拷打、驱赶出城等等。文革初期，“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也曾风靡一时。８·１８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北师大附中的学生，是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女儿。在人声鼎沸的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问她叫什么，女“红卫兵”说，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彬”那两个字？宋彬彬说是。毛主席说：“要武吗！”遵从伟大领袖的明示，宋彬彬马上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宋要武”，以示革命和紧跟。8月20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登《我为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的文章：“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很多人写信邀请她前往支持。近年来也有人指证，在“破四旧”的狂潮中，她就曾用皮鞭活活抽死过人。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许多闻名遐迩的知识分子、艺术大师，不堪凌辱，不甘凌辱，选择了自杀。那些日子里，北海、颐和园、什刹海，常有死尸浮起。2003年美国人卡玛拍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宋彬彬在片中表白：“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可是这些我们知道的太晚太晚，宋彬彬就算再怎样清白，而对于那些打人杀人的红卫兵们却做出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宣言，为他们这些原本底气不足的疯狂学生们找到了最有权力的一个“带头大哥”。在那个年代，“要武”就是一个象征，一个文革暴力的代表性符号。

　　远在北国吉林，够不着揪斗黑帮分子，只是空对空地批判，不过瘾。红卫兵当然要诉诸于实际行动——革命造反有理。在社会上斗黑五类，在学校里斗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理人、黑爪牙——校长、老师。我曾亲眼目睹了初中三年有个班的学生，给某老师用纸篓做盔，糊了一顶一米多高的高帽。上面写着牛鬼蛇神字样，又在帽盔上放了一个大号铅球。批斗的时候，把那顶帽子强行戴在那个老师头上，还必须弯腰低头，那老师只得用手把住高帽。

　　对“敌人”狠，对领袖爱，大家都以有一枚毛主席像章为荣。我为此愁了好几天，终天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邮寄。我写了一封感情动人的信，连同手头的剩余一元多零花钱一起寄到北京王府井大街百货商店，希望能买到一枚像章。十几天过去了，已经快要忘却了。突然张延华笑嘻嘻地拿着一个信封，告诉我有好消息，又让我先答应好处大家有份。情急之下，满口答应。原来是王府井百货大楼商店给我邮来七枚毛主席像章，令我心花怒放。

　　一天，张延华给我一包银片，都是心脏形的小玩艺，但绝不是佩带的。他告诉我那是北山寺庙佛像肚中的物件。当年辛亥革命之际，就连大字不识的阿Ｑ，一要革命，首先想到去尼姑庵里造反，更何况今天的红卫兵小将们呢？破“四旧”浪潮之下，被砸掉的又何止区区泥胎佛像。我虽然才十五、六岁，早就不相信鬼神，但如果让我去砸庙，恐怕心中还得“留神”。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也是毁灭文化的生力军。全国６０％以上的文物遭受劫难。最为轰动的就有北师大政教系调干生、“井冈山战斗团”总负责人谭厚兰领导的“捣毁孔家店”。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在山东曲阜安息了两千四百多年，碰到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竟也成为清算对象。十月间，已成中央文革大员的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负责人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因为孔子是“万世师表”，刨孔子坟的历史使命理应由未来的教师们承包。

　　十一月十日，谭厚兰一行二百多人到曲阜，与曲阜师范学院联合成立“讨孔联络站”。砸孔坟前，他们请示了戚本禹，戚又请示陈伯达。十二日，陈批示“孔坟可以挖掉。”他们便砸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查封孔府，扫荡了孔子及其后裔安息的孔林。谭厚兰亲率众人，带头砸开孔府重重大门，砸毁了包括孔子墓碑在内的历代石碑，捣毁了孔庙、孔像；破坏了孔府、孔林，刨平了孔坟，挖开第七十六代“衍圣公”孔令贻的棺材，暴尸批判；烧毁了大量古书，珍贵字画。使留传了数千年的中国宝贵文物，遭受到了一次空前的浩劫。

　　下面是山东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为尊孔而被千里迢迢解押到山东曲阜，被逼着亲自动手挖孔子的坟墓。当孔子的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予同、高赞非等参加过一九六二年“孔子讨论会”的学者被拖在后面，为孔子“送葬”。

　　十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连续两天，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汇报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了下来。……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孔府、孔庙、孔林，共计有一千多块石碑被砸断或推倒，烧毁、毁坏文物六千多件，十万多册书籍被烧毁或被当做废纸处理，五千多株古松柏被伐，二千多座坟墓被盗掘。文革后国家花费了三十多万元，才收回一部分为盗墓者私藏的金银财宝。

　　毛泽东对那个“致敬电”虽未置词，但他后来说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的话（引自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对埃及副总统的谈话，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第四七○页）；写过“孔子名高实秕糠”的诗句。毛主席语录是红卫兵行动的依据，毛泽东思想给他们掘坟的胆量，这是毫无疑问的。

　　由于戚本禹称赞谭厚兰们“造反造得很好！”（引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一日戚本禹在故宫的讲话摘要，北化《参考资料》第四册第１２-１９页。）掘坟风迅速传遍全国。除了挖不着的，凡史籍中挂了个名字的人，差不多都在一九六六年被掘了坟。

　　伟大导师列宁说过：“革命是盛大的节日。”这句话最真切地抒发了中学少男少女们在那种岁月中所体会到的亢奋激情。每天不需要老师耳提面命，而是反过来斯文扫地；不用上课，不受约束，我行我素。我拿上介绍信，在刻字社花四元钱刻了“吉林毓文中学·毛泽东思想捍卫队”的大印，到公安局备上案，油印了一本介绍信。从此也可以走遍全国无需求人了。学校里派别林立，教学楼里教室、办公室、图书馆、会议室都被大大小小的红卫兵组织分别占领。我们几个也当仁不让，占据了语文组和医务室。几张桌子一摆，既办公又休息，枕头不够高，垫上《辞海》。从总务科领来纸墨，印刷各种传单上街散发，坐公共汽车，也象外地师生一样，从不买票。有一天，曹传江被公交抓住，挨了半天训。回来后他理直气壮地让我们也受受教育，惹得我们哈哈大笑。更有甚者，有人无聊至极，摆弄电话，打给兽医站，让给马配眼镜。对方不依不饶，一直不挂线，最后只好赔礼道歉。为了发展组织，我跑到船营二小，把一些小学生组织起来，发给他们袖标，颇有些充分发动群众的味道。

　　我们吉林毓文中学位于风景秀丽的北山脚下、松花江畔。学校创建于１９１７年。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主席曾于三十年代初期在这里学习，并从事革命活动。１９５３年，把他学习过的教室改为金日成读书纪念室，陈列当年学生用的帽徽、钮扣，教学用的讲台、讲桌、书桌等。还陈列了５８年金日成访问我国时通过使馆赠送的长鼓、圆鼓、唢呐、伽耶琴等。１９３５年学校被日伪关闭。１９６４年２月２２日，恢复校名，并扩建为完全中学。小院里花草茂盛，景色优雅别致。中间矗立着金日成的塑像。在破四旧、反修防修的余波里，有人提出北朝鲜反帝不反修，要砸掉塑像。关系重大，“八三一造反团”进京上访，要求中央领导接见，听说还搞过绝食。最后得到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劝告大家，事关国际影响，不能乱来。可是在京的人还没回来，一天夜里，就被一伙人把塑像拉倒砸断。我曾风闻有省实验中学的红卫兵参与。1972年，我在吉林师范学校读书，市革委会审理文革遗案，白希文老师曾向我询问过此事。我在事发的第二天细致观察过，拇指粗的钢筋被锯断，确非易事。不过当时就曾听说，朝鲜当局次日就向中国提出抗议。也算引发的一场国际纠纷吧。

　　

图为68届初一.四班同学1988.5.5毓文建校71周年校庆留影

 图为68届初一.四班部分同学2016.8.16聚会留影　

   

四、国庆观礼

　　虽然市面上的运动沸沸扬扬，但是秋收到了。那些年，不管是中学生还是小学生，每到秋收，都下乡参加秋收劳动。今年没有了学校和老师的带领，我们就自己组织起来，以红卫兵组织为单位，仍按每年的惯例，主动下乡参加秋收。经过联系，我们被分配到吉林九站农业科研所，由王友三带领我们来到农场，白天同农场工人一起，收割高粱、玉米，晚上住在空旷的农作物展览室里，听着蛙鸣，挨着蚊叮。在那里我认识了“英粒子”、“大马牙”，知道了“间种”、“条播”。在那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年代，农业生产基本上都是依靠人力。我们参加农作物收割，很苦，也很累，面对这些，但我们都很坦然，从小就劳动习惯了，大家干得热火朝天。

　　劳动了约有一周，时间是九月下旬，张延华从市里打来电话，让我们几个小头头回校，准备进京。原来是市教育局组织了吉林市中学生“国庆赴京观礼团”。名额限定每个组织按百分之十的比例参加。我们以“革命造反队”的名义报了五十人，有五个名额。红卫兵们当然也会弄虚作假，往多里报，经过统计，人数超出很多。于是争吵起来。最后有人提议，对各组织选出的代表，逐个审查阶级成分，进行筛选。

    那个年代，大家在填写登记表、申请表、报名表时，都要填写“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个人成份，一般都填“学生”；但是出身则大不相同了：红五类子女填写起来趾高气扬，非红五类子女填写起来心惊肉跳。后来发展到“唯成份论”，不论走到哪里，哪怕是去看病，都得自报出身。上台发言，要首先自报家庭出身，不然也会有人喝问你是什么成份。成份不好，立刻被喝骂“狗崽子滚下去”。当时大家满脑子都是“血统论”，大家都会唱那幅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说到对联，很值得提一笔。当年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从开始就相伴着关于对联的辩论。它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七月二十九日首次在北京航空学院附中贴出的。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为“基本如此”，。在流传中产生过一些变化，有的地方将横批更赤裸裸的改为“绝对如此”或“天生如此”。也有的在辩论时又加上第三句：“父母平常儿骑墙”，表现出对那些和稀泥分子的警告。红卫兵们以北京香山顶峰“鬼见愁”为对联冠名。大肆宣扬对联的人中，最为著名的是北京工业大学文革小组组长，红卫兵组织负责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的儿子谭力夫。他在演讲中要求把对联当作“全面的”、“策略的”阶级路线来执行，要求将之提炼为政策。谭力夫当众斥责非红五类子弟：“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指工作队镇压文革），你高兴什么！”对联曾一度变成红卫兵普遍的组织原则，成为衡量一个组织“纯”与“不纯”的界限。对联也使无数的非红五类子女感到深深的屈辱，造成深重的精神创伤。对联出笼不久，就遭到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和江青等人相继在群众大会的公开场合表示不赞成对联。陈伯达批评说，对联所表达的思想，是过去封建时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儿子打地洞”的翻版。江青八月六日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说：“我不完全同意‘对联’那种封建术语所代表的思想”，“大敌当前，要对付敌人，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她建议把对联改成“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当然，中央文革小组的态度表明：这次文化大革命是要向那些“老革命”开刀，不能再一味强调“老革命”是“英雄”，子女也是“好汉”。细考江青等人提出修改过的对联，也包藏策略上的用心：他们分明是鼓励那些随着父母被打倒而变成“黑帮子女”的高干子弟们站过来，向他们的父母“造反”。虽然对联受到批判，但很多红卫兵组织的发展原则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然我行我素，像“某某组织是大杂烩”之类的口号、标语，一直伴随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造反组织派别斗争的始终。谭力夫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被捕；在周恩来的交涉下，次年五月二十九日获释，没多久就参了军，很快就在部队提了干。

　　与谭力夫同龄的遇罗克，则遭遇到完全不同的命运。１９５７年遇罗克的父亲（水利电力部华北电业局的工程师）和母亲（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私方副厂长）双双被错划成右派。成绩一直很好的遇罗克两次参加高考都未被录取。报名参军，连检查身体的资格也得不到。一九六六年十月，他写出著名的批驳血统论的万字论文《出身论》，指出“一切青年，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文章被《中学生造反报》创刊号全文刊载，印刷３万份，被一抢而光，很快重印６万份，又立即售尽。《出身论》成为文革中影响最大、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文章。但遇罗克不被官方见容，很快以“恶毒攻击”和“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罪名被拘捕。中央文革小组大员戚本禹一九六七年四月表示：《出身论》是反动文章。一九七Ｏ年三月五日，北京工人体育场，在一阵疯狂的口号声中，在一片高高举起的“红海洋”里，遇罗克被“宣判死刑，立即执行”。被剃光头发，身挂大牌的遇罗克昂然挺立，不肯低头。当警察来押他时，他拼命挣扎，不肯把带着脚镣的双腿向前迈出一步。为了坚持真理，藐视专制，遇罗克威武不屈，壮烈献身。那一年，他才２７岁。

　　进京观光的前一天晚上，在“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办公室里，全体代表逐一审查进京代表的资格，我们一个个大声报出自己的家庭出身，只有“红五类”才被认可。有一些成分不好的学生，立刻被赶了出去。连“中农”都要问清是“富裕中农”还是“下中农”。有个学生报了“市贫”，立刻有人检举他家是小业主，马上被大家轰了出去。这种审查，只凭个人口头说明，无须任何真凭实据，只要不是口碑极臭，一般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轮到我，我当然报是红五类——工人家庭出身，于是顺利通过。第二天，我们近百人的队伍，在吉林站，同其他学校的队伍汇集在一起，由市教育局的人统一组织，排队准备上车。被排挤出观礼代表团的学生，在“毓文中学革命造反团”的大旗带领下排着队，几十人往检票口挤。各校红卫兵组织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分裂成你死我活的各个派别，这时大家阶级斗争的弦崩得很紧，头脑中都是唯“血统论”，唯“成份论”，口里唱着“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歌，喊着“黑五类狗崽子滚回去”的口号，众口一词，同仇敌忾，硬是把那些人挤在车站外面。火车开动了，我们高兴地向北京进发，那些人不肯罢休，打着红旗沿着铁路往南走，要步行去北京。后来得知，他们并没有走多远，就爬上火车。

　　到了北京以后，我们被分配到翠微路小学住宿，为了等待国庆游行，进行队列训练。二十人一列，手举着语录本，整齐地喊着“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临来的时候，没有回家，我的兜里只有两元钱，好在吃饭、坐车、住宿都不花钱，心里还算坦然。这所学校有一个小买点，出售文化用品，犹豫再三，我买了一本向往很久的《毛主席语录》，好像还买了一幅周恩来总理的绣像。能有一本红色的语录本，在当时也是一种自豪。春天里就看到过一些干部子弟以有一本红宝书为炫耀，看到过班主任通过学生向当市政府干部的家长索取。傍晚休息时，三五成群的红卫兵，被集中在学校里，不能随便外出。只好一边闲聊，一边驱赶蚊子。在让人烦躁的蝉鸣中，一群北京的小姑娘，看样子是六年级学生，因为文化大革命，没有升学，清一色的扎着羊角辫，穿着发旧的黄军装，坐在学校的领操台上，一遍一遍地学唱“金色的太阳”。歌声响亮，旋律中带着新疆维吾尔族味道，节奏欢快、悦耳。这首歌很快风靡全国，后来，一九七二年吉林市欢迎流亡中国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时，我在吉林师范学校读书，我和同学们穿着少数民族服装，随着这首歌的乐曲，翩翩起舞。不过此时刚刚接触，感到格外新鲜。听着听着，也就学会了。 

 

图为红卫兵街头歌舞

　　一九六六年的十月一日，是共和国的十七年国庆，也是红卫兵大串联的高峰期。一大早，我们每人携带着专门发放的鸡蛋、香肠、面包和水果，被专车送到东长安街附近的一条街上，大概是王府井大街里，等着接受检阅。红卫兵的队伍拥塞了整条街道。虽然等待的时间漫长，在解放军战士的鼓动下，但红卫兵们心情激奋，载歌载舞，大家兴致勃勃地高唱革命歌曲，彼此之间拉歌。街道两旁的居民，不时出门看看街上的动静。市民们出不了门，都只能在家里呆着。向他们问问钟点、要点水喝，都很热情。时间过得倒也很快，终于听到“东方红”的乐曲，知道这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满面红光”、“神采奕奕”，健步走上天安门。喇叭里响过一阵讲话之后，队伍开始涌动。大约十点多钟，我们呼喊着口号：“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通过天安门。人声鼎沸，万臂攒动，行进在这激动人心的队伍中，我的双眼湿润，一时难以分辨远远的天安门城楼上的人。不过依稀看出城楼中央靠前的一排站立不动的绿军装中间，有一个最突出的位置，站着一个最高大、魁梧的身影，并且不时走动，那就是我们日思夜想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喊破了喉咙，举酸了胳膊，想多看几眼，却又被完全挡住。“红卫连”的一个高一的女生，事先带了望远镜。在天安门前，她激动得把脖子伸得长长的，走过了天安门，才想书包里的“高科技”产品，后悔得直哭。回到驻地，我兴奋地在《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写下这样的句子：“今天是我最激动的一天，我在天安门前光荣的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检阅。我将永远记住这一幸福时刻。” 

　　“十·一”晚上是去清华园看礼花，看歌舞，有专车接送。夜晚到处老师人，我们怕走丢，只好老老实实坐在指定的位置。第二天自由活动。我来到动物园。赶上国庆节三天免费开放。我高兴地走了进去。迎面墙上写着大标语“革命串联的欢迎，游山玩水的滚蛋”。兜头一棒，顿时失去了观赏奇禽异兽的兴致。草草转了一圈，又走进天文馆。在黑暗中观看了宇宙夜空，好像还放映了一部动画电影。

　　从中山公园转过去，就是故宫，故宫博物馆不对外开放，只能绕到后门，随着拥挤的人群排队进入故宫，观看大型泥塑《收租院》。这是以四川省大邑县地主刘文彩庄园收租院为现场，用同真人大小相同的一百一十四个泥塑人物群像，来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生动课堂，参观很受教育。徒步又经过天安门，这里来来往往的多是外地师生。见到一群人围着几个新疆红卫兵签字，我也挤了进去，把语录本递了过去，于是得到了一行秀丽的签字。字迹曲折，似乎像拼音文字的“毛主席万岁”。广场上好几处摆满了鲜花，到处显得早已人满为患，自来水管前挤满了人，临时搭起的厕所里挤满了人，城墙下有几处堆着无数的鞋子，那是检阅时踩掉的，不时有人过去寻找。在天安门广场上，我们碰到了在学校被审查下去后又追上来的本校学生。那时是只准红五类造反有理，不许别人乱说乱动，大家岂容什么人随便都来毛主席身边，围上去就是一顿“黑五类”、“狗崽子”、“保皇派”的乱骂，引来外地不少红卫兵围观。这是我第二次进京。住了十天，虽然囊中羞涩，但收获颇丰。

　　回到吉林以后，，又去九站接着秋收劳动。秋收很快结束了，我们回到学校。这时市内已经成立了一些学生红卫兵司令部。首先是“吉林市大中专学校红卫兵联合总部”，像“红卫连”那样的老保，官办的御用组织大多在其中，俗称一总部。第二个是“吉林市大中专院校总部”，中学生较少。第三个是“革命造反总司令部”，闻名遐迩，令人生畏。毓文的“造反团”，便跻身其中。张延华十多天来一直在各学校之间联络，筹备成立一个市级组织。终于在十月二十五日左右成立了“吉林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人称四总部。“红革会”的名字很有点官方味道，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那造反的年月，一边冲击市委、口喊打倒当权派，一边又请市委副书记辛程到场祝贺。这里面可能有政治上的目的，但更可能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总部地点选在江边天主教堂院里的平房。晚间值班四周黑洞洞的，几次好奇地想进教堂里去看看，但终于没敢。

　图为吉林市松江路三号天主教堂，当年四总部

“吉林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就设在后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