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万里之行

五、万里串联

　　参加了总部，人多了，实力强了，鸟枪换炮，我们把“革命造反队”更名为“九一五野战军”。十月末，带着“吉林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总部成立宣言，一行六人又一次踏上南下的征途。目的地是上海，六个人是代表总部的张延华、高岩，随行的有王友三、王士勤（高三·二）、我和张波。张波和我同班，后来下乡一个集体户，当了户长。他爸爸是市政府的干部，这时已站了出来，在“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工作。临行前家里给我拿了二十多元钱，其中包括邻居托我到上海买毛线的钱。我们首先到了沈阳，在外面浏览了故宫。第二天赶到了大连。在环形的车站旁喝着热乎乎的炒面，欣赏着美丽的海滨城市景色，辉煌的灯光下不时看到三五成群、喝得醉熏熏的外国船员。我们在码头上挤了半天，也没有领到南下的船票，只好坐上往北京运送解放军的闷罐车，随同去北京执行任务的部队，一起绕过沈阳，跨过长城，又一次来到北京。

　　这时候，北京街头已经有了“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口号，各接待站点都有解放军对串联学生军训。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挤满了祖国各地的红卫兵。每天都有大批的红卫兵涌进北京，给北京的接待工作造成极大的压力。明显的感觉是住的更为紧张，吃的大锅伙食也不如前。军训人员一再动员学生返回原地，但这时已经很难阻止。

　　十一月三日，我第二次参加检阅，参加检阅游行的人摸黑进入到指定街道，我们的队伍排在检阅大军的前面，在东长安街上，离天安门不远。二十人一排，大约有十排或者八排。我属于第四排。每排中间由解放军战士列队隔开。检阅刚开始，就有一面北京某大学的红卫兵组织的大旗在金水桥边“巍然不动”，我们也一下子涌到广场上。队伍已经不成形，人人都往天安门前挤。一阵阵势不可挡的潮流向前汹涌，又被一阵阵铜墙铁壁般的人墙反弹回来。看见了毛主席的还想再多看一眼，没有见到毛主席的，不甘心就此离去，都拥挤在天安门前。成千上万的红卫兵组成红色的海洋，那是多么空前的狂热的场面啊！全都身不由己，向着天安门呼喊、拥挤、蹦跳，像巨大的漩涡一样。纵队与纵队之间的军人严阵以待，手挽着手，可是挡不住人潮。大家喊着“我们要见毛主席”、“我们要见毛主席”。整个广场停止了前行，都向右侧拥挤。事后我看过当时的记录片，那是秩序最乱的一次。二十人一列的纵队，人数依次减少，都拥到天安门前。我好像也挤到了第三排。人们随着远远的城楼上毛主席的身影，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面对着这杂乱的狂热的场面，解放军战士的人墙拼命坚守岗位，广播喇叭中一再指挥人们向前走。最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康生、谢富志等也气急败坏地夺过话筒喊：“红卫兵小将们，你们要以大局为重”、“要保卫毛主席的安全”！“你们这样做是在犯罪”！“要迅速撤离”。可是已经指挥不灵。广场上到处是狂热的青年，到处喊着震耳的口号。进入僵持状态。一会儿城楼上没了人影，大概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们进里面休息了，但广场上的红卫兵们热情不减，口号依旧，不肯离去。

　　　　　　　　　　　　

　　过了一会，街道两旁的广播喇叭中又响起“东方红”的乐曲，广播员无比激动的向大家报告着：“红卫兵小将们，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休息了片刻，现在与他最亲密的战友，我们最最敬爱的林副统帅，又并肩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顿时万众雀跃，群情沸腾，整个天安门广场欢呼声如雷鸣般回荡。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一角，摘下军帽，俯身挥手，高呼“红卫兵万岁！”红卫兵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千万颗红心在激烈地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激情似火山喷发，喊声似炸雷轰响。本来几分钟就走过的队伍，我估计我们在那停留了有一个小时。没有良心的自责，没有“犯罪”的快感，头脑中除了想多看伟大统帅一眼，其它是一片空白。终于后面的队伍整顿齐了，排山倒海般压了过来。最后轮到赖在广场前的人余兴未尽，惶惶撤退。

　　那天安排检阅的人很多，晚上在驻地吃过饭，天已经很黑了，我们来到大街上，只见怨气冲天的队伍还在疏散着。后来知道，那次就有我的小学同学杜德生，他白白游行一天，只好等候下一次。后来的方式就变成了毛主席乘车检阅。杜德生跟我说，那也不行，开始队伍坐得好好的，可是等到车队一过来，前边的人们哗的站了起来。这回，他只看到车队的背影。

 

图为接受检阅的红卫兵簇拥在天安门前

六、上海街头

　　接受完检阅，大家如愿以偿，如释重负，不管军训人员如何劝说，大家是要继续串联下去，喊着去韶山、去井冈山、去延安，想着去上海、去广州、去西安；南来想要向北，北来的盼着往南。张延华、高岩两人还要在北京继续同首都红卫兵串联，还要在北京待一些时候；我和王友三、王世勤、张波我们四人也不走，坚持要去上海。学生们的大串联已经闹腾了两个多月，把国家本不发达的交通运输压得喘不过气来，正常客运列车成了一列列的学生串联专车，每一节车厢里都挤得满满的，不要说过道里、座位下、车门口，就连椅子靠背上、行李架上、厕所里，所有空间都是人，男女生拉屎撒尿都没有办法，有时女生只能围成一个圈解决问题。中央一再动员师生回校搞运动，说待明年春暖后还要进行“第二次串联”。虽然“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可是我们也知道马克思的教导：“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这次出来，“万里长征，刚走出第一步。今后的道路还很长”。目的地是上海，不能改变。军训的头头也拿我们没办法，只好亲自送我们混进北京站，爬上北京－上海的客车。我们四人兴致勃勃地坐在南下的火车上，我摆弄着在北京买的玩具手枪，不时对着窗外掠过的什么景物打上几枪，火车没开出几站，我的手枪就掉到车外。车厢里挤满了天南海北的红卫兵。两个河南的中专学生撇着满口的乡音，模仿着中央台播音员，颇为自己的标准“普通话”自豪。几个上海姑娘挤了过来，毫不客气地把我们往里一推，三个人的座位已经坐了四个人，又攒成五个人。叽叽喳喳的上海话像机关枪一样，一句也不懂，听得我们目瞪口呆。

　　火车呼啸着向南疾驰，进入山东地界。一直见不到身影的列车员，这时来到车厢里，把车窗逐个关上，拉上窗帘。不一会，列车轰隆隆地从黄河大桥上驰过。从窗帘缝中看到浑浊并不甚宽的黄河一晃而逝。绕过泰山，就是兖州，我们几个人嘻嘻哈哈地把“兖”读成“滚”，殊不知此时我正与故乡擦肩而过。我的祖籍是山东省梁山县，一九五八年秋，因为蓄湖，举家从水泊梁山移民东北。离别八年，乡音虽改，但记忆犹存，坐着红卫兵专列过家门而不入，一直引为憾事。这一擦肩而过，一直延误到一九九九年。那几年学校不景气，我们很多老师到青岛教学，赶上国庆节放长假，我独自一人由青岛开发区出发，经诸城、沂蒙山区，横跨山东，才回了一趟阔别四十一载的故乡。

　　当年京沪线上还隔着长江，火车要在浦口等着上轮渡。我在车窗口买了一袋肉松，软软的，味微咸，比现在孩子们的小食品差得很远，不过当年可算得上洋荤。过了长江，过了南京，最后在上海郊区的真如车站终于停了下来。十一月七日我们四人抵达上海。

　　我们被安排在市中心的愚园路，我记不准被分配住的是一所中学还是师范学校，只是女老师把毓文读成“敏文”；见到我铺的狍子皮也感到新奇。我们一路风尘，疲倦得不得了，也脏的不得了，把仅有的穿了十多天的外衣脱下来洗好晾上。想去洗澡，只能穿着绒衣绒裤了。上海的天气还很暖和，街上还是一派繁荣景象，看着我们这身不伦不类的打扮，不时有人向我们投来疑惑的目光。话语不通，后来上海人告诉我们洗澡叫“打腰”，于是找到了浴池。住宿环境很好，吃饭在里弄的食堂，价格也很便宜。

　　余下的几天里，就是游玩。逛了南京路，南京路上车水马龙，热闹繁华，只是没有见到“好八连”的影子。我们的任务好像是在上海发布“吉林市红卫兵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在南京路的一座大厦上撒下一沓沓粉红色的传单，不知道有多少上海人晓得吉林市在什么地方。黄埔江边游人如梭，江边一对对恋人们勾肩搭背，着实与横扫“四旧”的内地不同。游了外滩。坐轮渡到了浦东，张眼望去觉得不够热闹，又转回市内。早已闻名的“大世界”，没有往日的娱乐城气氛，门口空空荡荡，只有几个人在交换毛主席像章。在国营商店里，张波买了一双鞋；我进入中学后就热衷于无线电制作，在东方红商场（原永安公司）里买了一些半导体零件。钱也就花的差不多了。后来大家手里都没有钱了，张波找到店家，退了鞋，可我就成了赤贫。好在可以向市委接待站借钱，有人还借了衣服。住了一个星期，我便闹着回家。

　　忙于游玩的人没有嗅到正在悄悄燃起的“硝烟”。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十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干事王洪文任总司令。工总司急于得到上海市委的承认，逼市委书记曹荻秋签字：

　　上海市委必须承认“工总司”；

　　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提供宣传工具。

　　曹荻秋和上海市委的对策是“三不”：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在进退维谷之中，王洪文亮出了自己的主意：连夜进京告状。十一月十日工人队伍坐火车一到安亭站就被甩到岔道上。于是王洪文率队拦截火车，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卡断了沪宁线，卡断了中国铁路大动脉。卡断了我们回家的路。

　　正在“山穷水尽”之时，接待点的同志费尽周折，给我们搞到了去青岛的船票。真是“柳暗花明”。我们连忙在市委接待站借了点钱，领取了两天的食品，高兴地登上了“战斗号”运煤船。

 

 图为上海造反派在街头贴大字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