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月 春寒

九、“一月革命”

　　一九六六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在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的怂恿，张春桥的直接授意下，带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五千多人，开了两辆广播车，带了大批大字报、大标语和传单，在北京城里的天安门、王府井、西单一带放高音喇叭，刷大标语，贴大字报，撒传单，还到天安门等处游行，举行誓师大会，喊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打倒刘少奇”的运动推向社会。在人们的惶然、迷茫和震惊中，“蒯司令”的名号也叫响了全国。第二天，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主席的七十三岁寿辰。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地，请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秀才”们一起吃面条，餐桌上放着通红的葡萄酒。毛泽东举起酒杯，出语惊人：“祝明年在全国开展全面内战！”据陈伯达回忆，毛主席的这句祝词，使他为之一震。回去后，他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忙于写以《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共同名义发出的元旦社论。起初，想用毛主席原话作为社论标题。思之再三，觉得“太厉害”，改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中，用了毛泽东的意思，文章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一九六七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在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中，迎来了新的一年，却没有歌舞，没有欢笑，生产萧条，人心混乱。

　　学校里无所事事，想来想去，不如下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去吧。我和曹传江来到了我父亲工作的吉林染料厂，先到厂部办公大楼联系，后被分配到土建车间油工班学习和劳动。领来工作服，拿上刷子、油桶，每天同工人师傅一道，在化工生产车间的顶棚上、过道上除锈、刷油。那时候流行的风气是向工人阶级学习。我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和叔叔都是这个车间的工人。和许多工人都熟悉。他们直率的性格、污秽的语言，互相的攻讦，甚至工作中的小计较，都使我们不习惯，不理解。车间开大会，依然是主任坐在主席台上讲话，退伍军人出身的小胡师傅不时送上茶水。这要在学校，当权派早就靠边站了。学生红卫兵们看不惯，但也轮不到我们发言，只好跟着师傅干活。化工车间有毒有害，也挺危险。有时埋头干活，直打瞌睡，吓得师傅们担心我们中毒，不时催我俩去楼顶上放风。

　　工厂里的文化大革命也已经开展起来，工人们纷纷参加组织，带上袖标。一月初，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三十二个群众组织夺权，全国掀起夺权风暴。冲进省委省政府，冲进市委市政府，冲进办公室、档案室，夺过大印，接管一切权力……。夺权加剧了地方的混乱，也使各自为政的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争权夺势，勾心斗角，矛盾重重。吉林市紧跟形势，也搞出个“红色造反司令部”一·二０夺权。“色司”司令巴忠山是一名中学教师，五年后成了吉林师范学校的政治教员，我也有幸聆听过他的教诲，不过对于当年的夺权，也只是看做一个笑料而已。染料厂也顺应潮流，一个造反派小组织，负责人叫米志，在他的带领下，这个组织一举夺取了染料厂厂部行政大权，把大印拿在手中。“米厂长”正襟危坐在厂长办公室里，行使职权，批下一个个生产、行政命令、文件。单子到了下边业务部门，却一个也不好使，只得又找来下台靠边站的厂长们，一时夺权成了闹剧，成了笑谈。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工厂内部由众多组织、山头，最后分成两大派别：赤卫军和红色造反团。两派经常发生争端，今天你砸了我的总部，明晚我揪斗你队伍中窝藏的坏分子，打得不可开交。我和曹传江也不是省油的灯，在各场打斗中跑来串去，学着“哈工大”炮轰派的口气，张贴大字标语，支持工人夺权，署名“八·八造反团”，其实不过就俩人。一个月下来，车间一看，不好摆弄，“您请回吧”。那就只有打回“老家”闹革命啦。

　　整个冬季，运动处于一种胶着状态。大多数学生红卫兵由于外出串联的停止，回到学校。“打倒刘、邓、陶”也只能喊喊口号、写写大字报而已。社会上工厂与机关的造反组织刚刚起步，还没有同学生联起手来。那时候享受最多的就是搜集五花八门的红卫兵小报。各个派别、组织都不遗余力广泛印刷、撒发。最多的是中央首长讲话，再就是各类被揭批的当权派的言论，甚至社会流传的逸闻趣事、造反派对立双方之间的丑态隐私。红卫兵没有什么系统的理论。有了问题只有到毛主席著作中去找答案：“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经历了几个回合的较量，年青学生们增长了阅历与经验，仍不脱稚气与轻率。但一部分人已经开始了独立的思考。这时候在组织内部常常传阅的是蒯大富在清华井冈山兵团大会上的形势报告：“迎接第八个回合——人类命运的决战”。我也有几次看到毓文“八·三一”的“一号勤务员”汤大新拿着列宁的、马克思的书籍寻求理论武器。这种理论的探求，到春夏之交形成高潮。很多小报、传单都增加了理论色彩，而不是仅仅对当权派和对立面的讽刺与咒骂。吉林市曾出现过用“曹里仁”化名的大字报：“吉林卫戍区在支左工作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当年在江南江北广为张贴。里面就很有一分威严雄辩的气势，一分莫测高深的神秘。

 

 图为上海工总司出版的宣传册

 

十、春寒料峭

　　回过头来审视当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有很多相关联的事件，当时都很漠然地做为了饭后谈资。一九六七年的春天，发生的很多事，还能依稀记起：

　　一月一日，北京二十余所院校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邓大会，列举刘少奇二十大罪状。

　　一月五日从上海掀起“一月风暴”的夺权浪潮遍及全国，毛主席对张春桥、姚文元操纵下的上海造反派夺权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中央发出贺电。

　　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转发《公安六条》，将“攻击诬蔑”毛主席和林彪，定为要惩办的“反革命行为”，此后，《公安六条》在文化大革命的执行中，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取缔北京市及各地各种全国性组织的通知》，解散“联动”。“联动”全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五日，成员都是高干子弟。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将校呢军装，戴上宽大的无字红袖章，成群结队地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扔下一句句反对“中央文革”的口号。“联动”多次冲击公安部，挥舞板带，大打出手。这些半年前的老红卫兵们在一份大字报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此时的困惑：“敬爱的毛主席，昨天我们还是革命小将，怎么今天我们就成了狗崽子？”时过境迁，中央文革把“联动”宣布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实为一箭双雕：打击学生中的这些保守势力，既扩大了自己的操纵的造反派组织的基础，也间接打击了那些手上还掌握着很大权力的国务院大员和军队将帅。

　　二月十三日、十六日，老帅和元老大闹怀仁堂，叶剑英拍案而起，谭震林大发雷霆要拂袖而去，接着全国掀起反击“二月逆流”高潮。

　　三月七日毛主席批转天津延安中学的体会，要求学生参加军训，准备复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讲话，中央两报一刊发表文章，要求红卫兵整风，克服“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实现“大联合”，成立红代会，停止大串联。

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三支两军”决定，军队陆续派出２８０万指战员参加三支两军工作。军队的介入，使文革马上搅成一团乱麻。许多地方的“支左”军队支持一派，而将一些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明令取缔或大规模逮捕其骨干。到处人心浮动，骚动频起……

　　虽然处于春寒料峭的季节，置身于“全面内战”的前夜，学校里还是显得较为平静。几个大的组织把精力放到了社会上的争权夺势，校内也被几派划定了势力范围，各自为政。只不过随着军队对运动的介入，形势变得更加微妙起来。吉林省首当其冲被军队宣布为“反革命组织”的是“省体校造大”。我再一次到长春，是在地质学院参加揪斗大会，看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巨大威力，昔日令人羡慕的体育健将成了阶下囚，被游街示众。文革前分管体育的是吉林省副省长张文海，此时已成打倒的对象，“保皇派”就成为“体校造大”的一个罪名，再加上敢打能冲，就成了“出头的椽子——先烂”。此情此景，令当时靠造反起家的小将们不知所措，气焰受到压抑，大有兔死狐悲之感——不知道下一个该轮到谁。接着是“地、工、光、野、兽（地质学院、吉林工大、光机学院、吉林大学、兽医大学的反对派红卫兵造反组织）”同军方支持的“红革会”、“二总部”对立；师大造大同教大主义兵抓赵林保赵林（省委书记）、校内校外、保皇造反，来个角色互换。

　　如果把红卫兵的所作所为都认同为中央文革的帮凶，也不尽然，一九六七年春天的“炮打张春桥”事件，就很让文革大员们恼怒。随着一些省市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红卫兵运动也开始由顶峰走向衰败，在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眼中，红卫兵完成了“历史使命”，不能任由这股势力坐大，“要斗私批修”，“要向工人阶级学习”，到了革自己命的阶段。红卫兵们不甘于退出政治舞台，继续寻找新的突破口，把矛头指向新政权中的可疑人物。上海“一月夺权”之后，被称为理论家的张春桥，在终日策划“炮打”别人的时候，没有预料到他的发迹之地——上海，会成为“炮打张春桥”的主要阵地。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复旦大学等校红卫兵组织在上海外滩、南京路等繁华地带刷出“坚决反对以张春桥为首的新市委”的大标语和大字报，公开向张春桥提出挑战。很快这场风波被张春桥镇压下去。四月十二日，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上海市民忽然发现了街头巷尾贴出的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大字标语：“揪出叛徒张春桥！”“打倒臭名昭著的老牌叛徒文静！”（文静即张春桥之妻李文静），其中几份大字标语的内容还揭开了一桩历史公案：“狄克攻击鲁迅，罪该万死！”“狄克就是张春桥。打倒张春桥！”一时间在上海掀起轩然大波，大有要将张春桥拉下马之势。张春桥立即召见王洪文部署反扑行动，并向北京求援。通过江青，求助林彪，由吴法宪亲赴上海颁布林彪的“四点指示”。吴当众宣布：张春桥“仍然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仍然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仍然是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仍然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在江青、林彪的保护下，张春桥站稳了脚跟，开始疯狂的反扑。仅上海大专院校因炮打而受到拘捕、隔离、批斗或作检查者达３千多人，对提供３０年代资料的徐家汇藏书楼的工作人员，包括所有接触过３０年代报刊杂志资料的人，统统成了“审查对象”，遭到各种各样的迫害。

　　各省市造反派之间的内战愈演愈烈，群众组织受到镇压和排挤的越来越多，社会上的动乱纷起，让人摸不着头脑。看来得弄点钱订份报纸，好好研究研究形势。我贴出一张通知，让学校的几个总挨批斗的当权派，有党委书记丁文忠，、校长张健华、李士彬，有团委书记于家海等人，到“毛泽东思想捍卫队”报到。我拿着语录本一本正经地训了一阵话，然后布置劳动任务，让他们打扫楼道里的卫生。把走廊上的大字报撕下来，装了十几麻袋，用手推车拉到收购站卖掉。钱吗，归我掌管。有了钱，我先订了一份《文汇报》，又买了一只篮球，也就所剩无几了。我占据了班级对门的小屋，存了不少浆糊、纸张、油墨，准备打“持久战”。不过大联合的风也刮了起来。几个大山头偃旗息鼓，静观其变，只有毓文“八·三一”还在鼓噪。紧密配合形势，我和柴文杰连着出了几期小报，题目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毓文园里无稻草，气死山头保守驴”等，批判“山头主义”，表态拥护大联合。高三的任奉元看了，说挺有份量，表示满意。

　　三月的一天，吉林毓文中学各红卫兵组织派别的二十几个代表，在教学楼四楼阅览室召开大联合筹备会。我代表“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参加了会议。会上学习了毛主席的“三·七指示”和中央有关精神，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筹备会上高三·一班的杨占田代表毓文中学“革命造反团”表态，同意取消山头，赞同学校成立统一的红卫兵组织。这一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成。众口一词，似乎马上就要天下太平了。闹腾了半年多，大多数学生还是盼望着早日复课，早日回到久别的教室。

　　三月份闪亮登场的是吉林市造反委员会、吉铁火车头、吉林市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吉林电力学院八三一、化校造大、毓文八三一等十三个组织，他们得到吉林卫戍区司令部的支持，成了堂而皇之的“左派”。

图为吉铁火车头发行的吉铁工人报

　　其它组织感觉受到歧视，忿忿不平，拭目以待，等着看再一次的夺权闹剧。有了黑龙江“东北的新曙光”、山东“革命的三结合”、贵州“西南的春雷”，革命委员会成了新时髦，不过马上也就有了山上派和山下派、捍卫派和炮轰派。人们对军队的打一派拉一派产生了怀疑。

　　四月十三日，已经披上“左派”袈裟的毓文“八·三一”首先发难，在全市贴满了大字标语：“吉林卫戍区支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顿时引起轩然大波。很快围绕军队支左，分成了截然对立的两大派：造委会为一派，拥军；从造委会中分裂出来的毓文八三一、二中红旗、电院八三一、化校造大和大多数没有被军队支持的组织渐渐靠拢，形成反对派。重庆路中段（现在的百货大楼对面），是卫戍区文革接待站，每天这里挤满了讨说法、求支持的各派组织。但得到的多是搪塞敷衍。而各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倾轧却愈演愈烈。

　　为了考察吉林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情况，我陪同张延华走访了很多学校，对各校的内部对立进行了分析。我也曾亲自到井冈山红卫兵总部去过。善于投机经营的邢氏兄弟这时已把总部搬到吉林铁路局东楼，托庇于“火车头”的保护下。在它的活动室墙上，我发现仍然悬挂着吉林铁路局一把手、“走资派”贺力某次大会同与会代表的合影。早已耳闻“火车头”是保皇派，保贺力，这不又是一个铁证吗？当时时髦的提法是“反击二月逆流”、“打倒带枪的刘邓”；造反派们看到的形势是军队治乱，局面更乱；凭什么说它是革命派，难道我们就是反革命派吗？

　　毓文八·三一打起反军大旗，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强大势力。毓文造反团又重新扯起大旗，改称“革命造反大军”，仍属“市造大”。立场是守住山头，一边反对造委会，一边同卫戍区眉来眼去。毓文红卫连摇身一变改称“从头越”，加入了井冈山总部，于是被我们称为“从头保”。毓文中学里三大派鼎足而立，何去何从，成了一些小组织的新抉择。高三·二的几十人一起讨论了两天，他们对形势的基本看法是：一、绝不能当保皇派；二、造大新成立，便于扩张势力，掌握领导权；三、八·三一最合口味，旗帜鲜明，立场趋于一致，但该团成立较早，早已形成以汤大新为首的领导核心。权衡利弊，难以取舍，无非一个“权”字和高三的面子。最后分成两种意见，两个组织：参加造大的张延华等人组成“开新宇”，参加八·三一的任奉元等组成“换新天”。我觉得这哪里是在干革命，这不是投机取巧谋私权吗？不等他们的动向决定下来，我自己就先投奔了“八·三一”。团里发给我一块印着“毓文831”的塑料胸章。当时我们班参加八·三一的有八个女生，男生还只有我一个，于是我就被分到初一二的“红军班”，每天的活动不过是跟大家上街撒传单、贴大字块，造舆论声势。干得最多的是用粉笔，在马路上把“井总必亡”四个字，画成一只尖嘴大老鼠。几天之后，技艺提高，老鼠又被描画成驴子。“井冈山总部”的红卫兵也就又有了“岗驴”的美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