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乍暖还寒

十五、乍暖还寒

　　一月二十二日是旧历腊月二十三，传统节日过小年。我一大早来到土城子二商店四路电车站，等车上学校。其实去了也就是到离学校不远的松江西路船营文化馆聚一会，那里是831的活动点。“复课闹革命”的口号喊了多半年，一直不好使。还是回不了学校。天还很冷，路很滑，八九点钟才去上班的、去市内办事的，马路两边等车的站了不少人。为了能挤上车，人们都站到龙华副食一侧，想坐回头车。过去两趟车，都没挤上。又过来一辆，慢慢驶近，车没有停下来。突然起速开走。扒住车门也无济于事。我们几个从人群中挤出，想到车尾扯下无轨电车的拖杆。拥挤的人群发出一阵呼喊，纷纷躲开。原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被辗在车轮下。身体中间压出一道深深的车辙印，凹了下去，约半分钟，背部缓缓凸起，蠕动一下，再也没有了声息。女司机站在尸体旁，捶胸顿足，遭到大家的愤怒指责。花样的年华，本该是在父母身边享受天伦之乐，本该是在学校里面读书学习。学生们企盼的“复课闹革命”还没有开始，甚至很多学生还面临着有校难归的尴尬。一个年轻的生命，却过早地离开了动乱的尘世，走进了静谧的天国。

　　一九六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指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种创造。”革命委员会的建立，是在各省的派性斗争经历了残酷的武斗之后，走向新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曾经受到骄宠而自命不凡的红卫兵，在严酷的斗争中，领教了政治凶险和世态炎凉，大多数与权力没有直接关系的造反派，由亢奋转向消沉，由狂热转向困惑。在军队支左、解放领导干部这些扑朔迷离的问题上，使红卫兵感到天威莫测：一会儿是“二月逆流”、“揪军内一小撮”，一会儿是“还我长城”、“清查五·一六集团”。中央文革大员王力，在武汉受了一场惊吓，成了九死一生的英雄。天安门广场数十万人热烈欢迎胜利回京。不仅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参加，连副统帅林彪也临时改变主意，亲自登上天安门，形成了慑人的声势。风光不到一个月，就一垮到底，就从政治舞台上栽了下去。委实让造反派小将看得心惊胆颤。这种消沉和困惑所引发的思考，使一些人私下开始了对没有烧尽的中外名著的传阅，引起了对封资修的“毒草”的注意和共鸣。

　　没有了血腥的武斗，很多红卫兵越来越游离于口号的纷争之外，退出战场，走进“逍遥派”行列。同时由于停止了武斗，开始了两派的谈判、开始了按系统的大联合，社会上出现了一段较为清静的日子。所谓清静也是相对而言。毛主席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运动，要每隔七八年又来一次。从过去的近两年运动的高低起伏看，从整个文革十年经历看，斗争和运动始终没有真正停止过。中国的古代思想家老子有一句名言：“治大国若烹小鲜”。是说治理国家像煎鱼一样，不能总是去翻动它。结婚成家后我下厨做鱼，经常把鱼煎成稀巴烂。我想这和早年所得到的教育、所经受的薰陶、所走过的路程，不无关系。那时候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是斗争哲学。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七斗八斗，斗出个千疮百孔，斗出个国民经济濒临破产；斗了三十年，重又回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图为沈汉武红卫兵油画《小憩》　

雨果的《九三年》是红卫兵喜爱的文学作品，

法国大革命的场景描写，读来令人心弛神往　

十六、早春二月

　　批臭了师道尊严，一代学生也伤透了一代教师的心。重返旧日的课堂只能成为遥远的回忆。1968年的早春二月，在翘首企盼中严冬结束了，武斗结束了，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半年之久的学校。

　　走进教学楼，走廊里一片昏暗，教室里桌椅零乱，楼梯上焊着密实的钢筋，只能从小门中勉强钻上钻下。没有了欢声笑语，没有了书声琅琅，所有“各领风骚”只两年的各路风云人物，也失去了“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激情。代行管理事务的是军宣队和“群众专政指挥部”。

　　分到我们初一级三班、四班的是一名姓蒋的战士。给我们分别开了一、两次会，也没有人理睬他。一天，班里黑板上写着一段通知：明天上午八点，全体同学到校开会。落款是“小蒋同志”。白显纯笑嘻嘻地在“蒋”的后面加上“介石”两个字，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不料，第二天“群众专政指挥部”贴出严令：鉴于白显纯恶毒攻击解放军军宣队，屡教不改，限于当天到专政指挥部报到，接受监督改造。于是，打饭的时候，在黑帮走资派的队伍后面，增加了一个带眼镜的学生。有人告密或者小蒋反映，还在其次，主要因为老白是“妖派”的学生，“从头越”和军宣队找到了杀鸡给猴看的机会。也不止他一人受过。有名学生因为擦黑板而获罪，她擦的是两条内容相反的标语，一条是“打倒刘少奇！”，一条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漫不经心擦了几把，却各自剩下前面几个字，那就成了反标。恶毒攻击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当时是违犯“公安六条”的大罪，无心之举被人检举，也被抓了进去。

　　春天到了，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但那毕竟是少数人的事。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逍遥也好，困惑也好，青春的潮水毕竟在积聚和涌动，要寻找宣泄的地方。这个时期的宣传工作倒是很出色，特别是文艺宣传。明明是打着反军旗帜的公社派，最爱听的保留节目，却是二中“红旗”战宣队的一名小姑娘的独唱“见到你们格外亲”；被赶出校门，孤立无援时最爱唱的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随着文革旗手江青扶植的革命样板戏的泛滥，蛟河县造反公社排练的京剧“红灯记”也红满江城。“小铁梅”在化建俱乐部的舞台上清脆地念白：“爹，您不要说了，你就是我的亲爹！”不料，姑娘的亲爹在台下搅闹争吵了起来，惹得观众哄堂大笑。

　　冬雪消融了，早春的天气，早晚还有些冷，特别是教学楼内，显得更为阴凉。八三一的普通战士大部分回到了学校，团部仍然设在了四楼图书馆里。虽然没有复课，徜徉在书海之中，倒也令人感到几份欣慰。楼外太阳底下，显得暖洋洋的，我和团里几个初一的同学在教学楼门前闲聊。好像是孙敏（初一的同学）在讲他的“走资派”爸爸，被造反派勒令挂上大牌子站在单位门前示众批斗。斗腻了，也没人监视，就让他自己按照钟点站班。他老爸把铁丝用毛巾缠好，脖子上舒服了好多。站在树荫下，随着日头移动。在逆境中默默地忍耐着，期待着云开日出乌云散。正讲在兴头上，忽然有人跑来说“从头保”冲进团部了。我们连忙跑上四楼，发现对方的人已经走了，只留下一张“通令”：限八三一立刻让出图书馆。我们十几个人议论纷纷，商量对策。一阵喧嚣，“从头越”的打手们拿着棍棒，杀了个回马枪。本想抓几个死硬分子，可是回校的大多是一般学生。打手们围住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人，喝骂“滚出去”！四楼图书馆后门的楼梯又窄又陡，再站上一溜举着棍棒、横眉怒目的家伙，挤挤茬茬，抱着头侧身往下走。走在前面的是侯玉田，“猴子”是个他们挺讨厌的“小妖”，立刻头上、腿上挨了好几下。然后是一个女生被放过去，接着就是我。我看势头不对，争辩着说：“干嘛打人！”俗话说“不打不相识”，确实我也没有参加过武斗，看在不相识的份上，只挨了一脚，踉跄着踅出夹空。后面的是陶成祥（后为北华大学北校区计算机系党委书记）。到底的高三的学生，他手拿折扇，套着近乎，也安然走了下来。看来“从头保”是有备而来，趁早溜之乎也。我没敢久留，赶快回家。第二天惊魂未定，又去了文化馆。一打听，果然下午“从头越”伙同附近裕华厂的工人武斗队，包围了学校。见到“八三一”的人就追着打。学校围墙约有一米八高，上面还插上了很多玻璃碴子。后面有人追赶，扎枪头眼看捅到屁股上，好几个人一跃而过，逃之夭夭。几天后再度返校，军宣队竟像没有发生过任何事一样，催促着大家回班成立统一的组织。虽然很少有人理会，但原来的各派组织活动越来越少，基本转入地下、转入校外。

　　那两年，比较流行的口号是“抓革命，促生产”，父亲和我“活学活用”，我们在平顶山上开出了几块小片荒，种上高粱、谷子。一到周日休息，我们哥俩就跟上父亲，在地里忙碌，开荒、播种、间苗，地里长出绿油油的庄稼。有一块地就座落在二叔家门前的山沟里。他当时住的是龙潭区苗圃站的房子，房前种了不少葡萄、海棠。每当干活累了歇气，在二叔家喝几口水，望着那还没有成熟的果实，心里就会充满了企盼。十几年后，那里成了垃圾堆放场；后来又被堆平，建成了冶金电机厂。有时走过工厂大门，依稀还能辨出当年开荒种地的位置。

图为沈汉武红卫兵油画《忠诚》

红卫兵身着绿军装、腰束武装带、臂佩红袖标，手握

红宝书。带有毛泽东时代的深刻烙印，他们饱受命运

的拨弄，但却是最富于历史使命感的最后一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