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年代，珍贵的友谊

难忘的年代，珍贵的友谊

　　即将退休的吕班长，几次打电话联系找我。十月三十一日上午，我在学校里也往吕班长单位打了几次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只好又打给孙丽，这是我从青岛回来一年后第二次与她通话。孙丽讲，是我们的市技术监督局局长杨柱山同学，想让中学的同学们聚会一次。吕班长已在筹备中。在电话里，我们聊起了近年来同学们的变化。她提到了代光光，说已在十几天前故去。年初听程志福说过曲金生去世，就很难过，我和曲金生是初中同学中工作单位相距最近的；现在又一个同学早早离我们而去，心中更感到非常伤感。

　　代光光大概是吉林毓文中学初一· 四班（六八届毕业生）里年龄最小的一个，好像是1954年生。瘦瘦的身材、高高的个子，上学的时候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上俄语课，代光光被指定提问：“Кто　ты　？（你是谁？）”李诚回答是：“Я　ты　папа　。（我、你、爸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六八年末上山下乡，我们编到一个集体户，成了一个户口本上的人，接触才多了一些。代光光出身干部家庭，她爸爸是吉林市教育局长，在劳动中，她却没有一点娇小姐的作风。第一年的春耕，我被抽调参加公社的整党学习班，躲过了农村劳动的第一课。回来后看到大家手上磨出的血泡和老茧，心里由衷地敬佩，不用说男生，单是这些女同学该承受着多么大的艰辛啊。可是当你看到代光光们在雪山密林中吃力地拉着沉重的爬犁、在四壁霜雪的茅草房里大口地吃着盐水黄豆和玉米大饼、在群山环绕的小山村姿态优美地跳起“忠字舞”，正是那种理想主义的乐观精神、那种战天斗地、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支撑着我们顽强地坚持下来。那时候，还好意思叫苦吗？就是黄莲，你也得仔细品味，默默承受艰苦的磨炼。

　　在农村，吃苦、受冻倒不怕，我们这些当年天真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都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是，感受最深的不是穷，不是苦，而是农民那种最典型的小生产者的落后的思想观念。那种不合谐，那种碰撞，就再自然不过了。在这一点上，在代光光身上，我找到了同感。经历过了文革，她身上还保留着那股闯劲，不保守、不迷信、不随声附和。我们不叫她光光，都叫她“剌巴”，一些农村干部也感到她身上有刺。有一件事，我记得最清：那年村子里两三天内接连死了几个壮劳力。大家都怕是什么传染病，嘴上不说，心里害怕，可谁也没有回城。女孩子们生来胆小，晚上不敢睡觉，让我们陪着说话。我们谈论着下乡以来的感受，诉说着农村生活的新鲜与刺激、艰苦与单调、贫穷与落后，怀念着城市与父母，女生们拿出自己仅有的糖果，拿出从家里带来一直舍不得吃的点心，让我们分享，大家一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山民们依着旧俗，在各自的家门前撒小灰祛鬼。这可是“贫下中农”老师们不应有的封建迷信思想。代光光板着脸，拿着本子认真地挨家登记，引起很多老农的不安。想起当年的往事，代光光的形象，依然栩栩如生。

　　下乡第一年，我们相约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都没有回城。我们排了一些节目，到各村演出。我和柴文杰演相声，批判丑化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晚饭前，我躲在屋子里，小心翼翼地听广播，收听到了莫斯科电台正在播放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在那个年代早被称为“四旧”，属靡靡之音。吃年饭时，我仍沉浸在那种小资情调之中，津津有味地跟同学们描述。冷不防听到代光光一句：“都发霉了！”这是我们说的相声中摹画刘少奇鼻子上长酒刺的一句台词，好似兜头一棒，立刻让我哑口无言，颇感羞愧。其实在思想偏激、言辞尖酸、嫉恶如仇方面，我们臭味相投，可以算是同党。

　　下乡第二年，代光光转户去了桦甸县苏密沟公社。又过了几年，大家都先后离开了那个不愿意想，却又难以忘怀的地方。一九八八年吉林毓文中学校庆，离别二十年，大家又相见一面。其后，我们同户的七、八个人，还回过盘石县呼兰公社周家村一趟。没想到十几年之后，她竟永远地别我们而去。

　　几十年来，大家过得都很艰辛，但毕竟算是幸运的人，毕竟拥有着美好的今天。大家走过了而立之年，走过了不惑之年，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五十年，手上添了老茧，脸上添了皱纹，头上添了白发，在生活中重新确立了各处的生存坐标，重估了以往的价值观念，在生存法则中重塑了人格，在逆境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成人礼”，也算是“知天命”了。我常常回想起当年，那幼稚与成熟、那纯真与狡黠、那勤奋与懒惰、那争吵与默契、那狂热与失落、那爱恋与仇视，竟统统成了常相思恋的东西。因为那一切都和我们曾拥有的青春岁月相关联，都因为我们的眷恋而成为美好。有的人走了，更多的人还活着。让我们健在的人常常缅怀旧日的友情，让我们的友谊地久天长。《诗经》里说：“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人生在世，不能无友。让我们珍视这份感情，愿大家生活得更加美好。

　　谨以此文悼念逝去的同学。

2002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