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校门的这些年

                 出校门的这些年

                                                                   一 身陷传销

    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澳门回归后的第四天，也是圣诞“平安夜“，我踏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临行前，虽然很恨那所学校，但也还是在不舍的回头中，离学校越来越远，也离自己的学生时代越来越远。

    虽然才六点多钟，但天已经黑严实了。武昌火车站的站台上，和唯一前来车站送别的彭丹丹握手告别后，毅然决然的走进了车厢。火车开动后，感觉一种生活终于结束了，而另一种自己所不知道的生活即将要开始了，有一种茫然，有一种期待。

    我是和同学郝菊珍一起南下的，有先前到广东惠州的同学说有一份“数控机床”的工作在等着我们，月薪大概有八九百（这在当时算是高工资了）。火车上我和郝兴奋的谈论着学校生活的种种，也说了以前在学校时所不能告知的内容。并说这次南下，没打算赚多少钱，到明年五月份能够用自己赚的钱把毕业证拿到，就很高兴了。因为当时我们所带的钱并不是很多，所以我是在一种极度饥饿中度过火车上的十几个小时的，在火车凌晨经停湖南衡阳站的时候买了一笼包子，一人吃了几个，哄了一下肚子。天亮后，火车就已经进入了广东省境内。在经过京广线上最长的大瑶山隧道时，心里还是有一些感慨，因为爸爸在早年的日记中曾记载过火车通过这个隧道时的心情，他那时也是取道广州到汕头的海丰舅舅开的砖厂打工。而多年以后，我终于也用同样的方式通过同样的隧道，从此开始踏上社会。那时的火车比较慢，早上十点半左右才到达广州，然后人在一种极度紧张中下车出站。早就听说广州站不太平，所以不敢说话，出站的时候有人把一张什么纸放在包上，然后就要我们交钱，我大声吼了一声：“我干什么了？”，不理他走出了令人恐惧的广州火车站。转到广东省汽车站，继续坐汽车赶往惠州。汽车停在架空层里面，光线不是太好，而且没有几个人坐车，心里非常害怕是黑车，一直到汽车驶出汽车站，大气都不敢出。一路上我和郝轮流休息，一有人下车都要看一下行李是否安好。

    下午三四点钟的样子，汽车到达惠州。在打了几个呼机之后，同学终于出现了，陶和俊和鲍红军。在那一辆公汽上，我们兴奋地交谈着，谈什么现在早已忘记，只是记得我们的声音是最大的。我们到达的地方叫“水口镇”，那里还有着房地产疯狂时的遗迹，到处是烂尾楼。进到房间里面，里面住着的人热情的打着招呼，甚至还有几个同级的校友。没有床，都是打的地铺，甚至床头还放着一台“摇摆机”。把行李放下，陆续的有人回来。寒喧了几句就开饭了，饭菜很是简单，有一条用萝卜丝煮的鱼，算是最好的菜了。那一年的南方比想象中的冷，需要用热水洗澡，但没有热水器，甚至连能洗澡的盆子都没有。晚上去附近的“龙津市场”转了一下，没有什么好印象，和家乡的集市差不多。

    第二天依然没什么事，休息了一天。第三天终于说是要去公司了，吃过午饭，还在衣着上准备了一下，穿上了西服，打了一条领带。我们去到的并不是什么公司，而是和我们当时居住的房间一样的农民房。里面有二三十人，每人坐一个小凳子。我们坐在最后面，但是鲍红军半蹲在最前面。有一个人首先作自我介绍，她是那一天的主持人。和鲍红军一样的人抢着和她握手，然后作自我介绍，或者把其它人叫到前面，唱一首歌。鲍终于抢到了一个握手的机会，把我和郝叫上了台，我和郝先后作了自我介绍，按照惯例得唱一首歌。我唱了一首《一封家书》，台词没记全，下面有人笑，郝唱了一首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宝贝》，反响热烈。这一个环节结束之后，有一个人开始上课了。先讲了一段经济形势：中国快要加入世贸了，然后讲钱的作用，而我们赚钱的有下面的几种方式：种田，打工……。反正哪一种方式都没有前途，接下来他介绍了一个“健康和财富”的机会：加入“兴田健康产业国际机构”。当一个初级业务员一个月能拿多少，中级能拿多少，最快一年能做到高级一个月能拿十几万！让听课的人心狂跳不止。接下来他讲实现的理论原理：应用了五级三阶制的组织结构，几何倍增的增长方式。最后他讲了最关键的，要想加入，要想一个月赚十几万，首先花三千九，购买一套兴田的产品，才能成为兴田的业务员，才能推销兴田的产品。课讲完了，该散场了，却是有人把着门，一次放三五个人出去，问什么？他们说广东人胆子比较小，人多了害怕。我有些反感了。

    可能你觉得这种方式就是传说中的“传销”，但当时他们说做的是“加盟连锁”，和传销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是合法的。我的同学是我的“业务指导”，每天吃过饭就是到处找做这个的人谈话，他们的谈话和上课的内容并无两样，就是叫你赶紧向家里要钱，赶紧做这个。后来才知道这个叫“洗脑”。不时有“一夜爆富”的消息传来，谁谁谁没做多久已经是什么级别，赚了多少了。这让涉世未深的我有了一点心动，我想赚一笔钱再去上学，我有些鬼迷心窍了。

    于是我在电话中骗父母说学数控机床要交学费三千九，再加上生活费，得四千五。因为我此前在家从未撒谎，所以父母相信了。九九年中国的经济相当萧条，家中我和弟弟两个读书，甚至我来广州的盘缠都是向在内蒙当包工头的表哥借的。为了凑四千五百块，妈妈向四舅爷借了两千，再借了年息20%的高利贷两千，算是凑足了钱。当然这些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但在当时“业务指导”巴不得我每天一个电话的催款，但我还是有些不忍心，一个星期才打一个。

    房间里没有电视，但我带了一台收音机，得知“千禧年”国内国外都有非常多的活动，心里痒痒的。虽然当时条件比较艰苦，但千年之交的那个晚上，我们还是特地做了吃的，买了一瓶酒，我在一旁写日记，随着窗外传来的礼花的爆炸声，我们终于进入了新的千年。

    和我同来的郝菊珍终于没有接受这个“事业”，借口她舅舅给她找了烟草局的工作而先行离开了，因为手上的钱不多，我们没有送她去车站，只是约定考场上见，因为我在二ＯＯＯ年四月还要回武汉参加自学考试。

    其间有好几个同学被我们约了过来，刘成军，覃辉，柯有丙，徐红安，但他们在了解了一下之后就都借口离开了。后来想，幸好当时这些同学没有加入，否则一辈子都要受到良心的遣责了。

    在离春节还有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那里在一天早上九点的时候被当地派出所查了。虽然我们关上门，但他们还是把门踢开了，查我们的《暂住证》，我们当时没人花五十块钱办这个证，他们于是呵斥我们交出身份证，然后全部被赶往了派出所，有的直接被送去“收容遣送所“了。在穿过公路的时候，几十个人排着队走在路上，令路人侧目。到了派出所一个个的被要求蹲下，不许说话。在蹲了大概两个小时后，我们被放出来了，听说是上面的“老大“已经打点过了，到晚上的时候收容遣送的几个人也回来了。这件事让我感觉很受侮辱。

水口镇这个地方是呆不下去了，在春节前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市区，一个叫河南岸的城乡结合部。当时的生活条件是非常艰苦的，为了省钱，我们早上五点多起床去批发市场买土豆和大白菜。那一年的冬天在记忆中非常的寒冷，几个人走在路上，在昏黄的路灯下呼出的白汽都有老长。有时我们把菜买回来了天都没有亮，于是就接着睡。    

做传销其实是无所事事的。每天上午多是“串网”，其实就是不断的洗脑，下午多半是要上课的，还要做笔记，每周五的晚饭前还要先做一下本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课的内容分为三种，第一种就是我第一堂课上听的叫“理念与提成”，要求每一个人都要会，第二种课叫“产品与营销”，就是讲解产品的功能与特点，好让人觉得我们是以产品为导向的，是合法的，而不是贩人头的传销，第三种叫“方法与技巧”，只有加入了的人才能听，就是教你怎么把人骗过来，怎么尽可能快的让人加入。

   春节的时候过得非常艰苦，年货是无从谈起，在那样的情形下我用“侣白菜而友土豆”来安慰自己，心情比较郁闷。春晚是在一家小店里看的，因为心情不好，看赵本山的《钟点工》也没笑出声来。那一年的大年初一，惠州市政府在一个江边公园里搞了一台晚会，我们早早的跑过去，但看了几个节目就悻悻的回来了。一点都不精彩，但是人超多。

    就这样时间来到了春节后，大概是初八的样子，我得到消息说我的四千五百块钱到了。和“业务指导”们一起去到水口镇，其实我当时应该把存折带上，钱取出后先存起来，看情形再决定是否加入，但当时头脑一热，没有带存折，钱一取出来就交了三千九。

    手上短暂的有了一些钱，先去买了些生活用品，还花六十多买了一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的《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现在想来，在那种饭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能买书看，真是佩服自己。

    仅仅每天“串网”式的洗脑是不够的，公司当时还有一个项目叫做“潜训”，相当于现在的“拓展训练”。我当时也去了，是在广州一个叫天麓湖的休闲山庄里面。那个叫马都的讲师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甚至有时晚上都训到十一点多钟。训练的内容多是一些所谓打开自己的事，平时不敢说不敢做的事在那里都要说都要做，其实就是揭下面具让自己变得无耻。现在能记得的就是声嘶力竭的吼叫比较多，下跪比较多，三天的训练下来嗓子哑了，膝盖也跪肿了。在那里唯一的好处是一日三餐的伙食比较好，算是吃了三天饱饭。

    就在我训练的那三天里我的业务指导又带了一个新的加盟者，于是在我从广州回来之后我们就搬出来了，买了炊具之后手上的钱就不是太多了。这其间业务指导又带了两个加盟者，而我却是一个也没能邀约过来，更别说加盟了。小鲍甚至还把一个同级校友和同班同学陶红英的妹妹约过来了，但别人看了一眼当天晚上就哭着要走。苏静轩过来之后几天也没认同这件事情，他在附近的工业区找了一份工作，“三美音响”，居然一直做到了现在。

    有一个被小鲍邀约过来的人是老江湖了，他知道打了一个电话到国家工商总局问一下，结果别人明确告诉我们“兴田”就是传销，那一期的《南方周末》也出过一期封面是“万人囤聚花都搞传销”的报纸，照片上就有我们公司的“摇摆机”。由此我和小鲍开始对我们所做事情的由怀疑变成了确信，“加盟连锁”就是“传销”！而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小鲍就不参加活动了，不是在街上乱逛，就是漫步于荒芜的草丛之中，惆怅至极。而我那时多是拿一本大专自修的教材出去读。这样到了四月份，由于持续没有收入，已经快支持不下去了，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支持不了，有时就是煮稀饭沾点盐吃。再加上业务指导“就算是传销我也要做”的表态，我和小鲍顿时心灰意冷去意已决。虽然这中间也有几天还跑到惠州的陈江工业区等处找工作，但那只不过是乱花钱而已，甚至我还把眼镜搞丢了。

    临走之前把先前串网签的名全都撕的烧了，笔记也烧了。做了一件至今让自己惭愧的事。当时手上已经没有回家的路费了，所以向别人借了三百块钱，并把别人的银行账号真的是报给了妈妈，让妈妈打钱过来，但妈妈却把账号记错了，后来钱打出来了又退回去了，所以那三百块钱就像是骗了别人的一样。

    二ＯＯＯ年四月底，我和小鲍终于要离开了。先乘车到惠州西站，经过几个月前来的时候经过的地方，心中百感交集。从惠州西站坐火车到广州，火车上小鲍居然还有心情提起笔来给刘仁香写信，少年的情怀真就是不一般，我只是觉得终于要和这不堪回首的日子说再见了，心情非常的复杂，如何面对家人，如何面对未来？火车快要到终点站了，所以车上的盒饭非常便宜，而且知道后面会非常艰苦，所以和小鲍一人先吃了份快餐。到达广州东站赶紧买票，快车一百多一张我们是买不起了，只好买慢车还是站票，六十多一张的。接着又转车到广州站上车，人山人海。在候车大厅的时候可以交十块钱先上车，但我们哪里啥得这个钱，所以就后面才上的车。上车时候的那种拥挤像有无数人在推着我在走一样，手表的表带在那时却不争气的松开了，我赶紧把五个手指张开，要是手表掉在地上也不能捡了，在那种情形下谁弯腰下去谁就会被踩死。车厢里到处是人，我们占了厕所对面的一个地方，坐在行李上，一路的北上。车上坐的看上去多是民工，所以查票都查了四五次，那位年长的列车员一边查票一边说：“过段时间就好了，京广线就全线电气化了，长沙的司机可以一口气跑到韶关”。

    四月二十四日早上，火车六点多就进了武昌站。走的时候是晚上，是冬天，回来的时候是早上，是春天，这是一种巧合吗？这短短的四个月里武汉经历了冬天我也经历了冬天。在武昌站打电话询问自考准考证的时候被人骗了四十块钱。打了两个市话，应该是一块钱，但当时我一把掏了一张五块的和一张一百的，本来是给五块的让他找，店主说做生意要整钱，电话费不收了，让我把一百的给他换成散钱，我接过钱一数，只有九张十块的，他接过去再数，真的是九十，看着他加了一张，然后再数十张给我，我接过钱没有数就装进了裤兜，走了几步路拐过一个拐角感觉不对劲，好像比前面还少一些，掏出来一数，只有六张。再回去找店主是不可能的了，门口的三个彪形大汉可不是吃素的。

    极度的郁闷中坐510路公汽去原来就读的学校找同学。是郝菊珍和彭丹丹在长江那里迎接的我，小鲍去了他中科院水生所的小姨家。和郝的目光相对的那一刻，我无地自容。懊悔是没有用的，把行李放在老刘那里（我们九六级当时已经毕业，老刘在外面租了房子）。赶紧去学校找比我低一级的老乡拿报考的资料，再去洪山教委拿准考证。回到学校时老刘招待了一顿饭，洗了个冷水澡，赶紧休息，第二天还有考试。

    第一门是本科阶段的《中国革命史》，后面接下来考试《中国税制》、《财政与金融》和《国民经济统计概论》，通过的是前三门，成绩还是比较不错的，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在考试中的那几天里吃住都是老刘的，对于初涉人世就遭猛击的我来说，同学的帮助在那时，真是有如寒风中的一丝温暖，难以忘怀。

    考试结束了，我不得不回家了。老刘和小严把我送上715路公汽。当我转车到家的时候是妈妈先看见的，一把接过了我的行李，当时自己真的快提不动那一个背包和一个提包了。

    到了家之后我几乎不敢出门，一是惭愧，二是悔恨，三是自己当时已经瘦变形了。记得四个月前我去广州的时候别人看我像十六岁的，而四个月后我表妹评价我至少苍老了五岁。外形上有变化，其它的更有变化。以前我吃饭的速度是非常慢的，妈妈总催我快点吃，要洗碗了，从惠州回来之后我吃饭变最快了，家人都感觉吃惊。这都是饿出来的，吃慢了就没得吃了，而且吃饭的时候前面的两碗要盛少一些，最后一碗要多盛。爸爸在那时是有几分责备的，说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都没有开窍，刚上社会就被人骗了，到是弟弟劝爸爸，不要再说了，说我已经很伤心了。其实爸爸说我甚至打我，我心里到好受些。那种自责和懊悔，真是痛苦。

    上面的变化其实都是其次，关键是这四个月改变了我很多的东西。善良的气质，对于社会的信任，对于人生的自信……可以说这才是伤我最重的地方，这些东西多少年后也没能再恢复。其实还在学校的时候班主任石其军曾提醒过我们，说九五级有些校友自己沉沦了，却还在那里继续拉更多的人沉沦，只是我当初没有明白那句话的意思，他也没有挑明，要是挑明了也不会有后面的悲剧了。后来我的业务指导在QQ中问我恨不恨他，我当时回答说无所谓恨也不所谓不恨。但要是放在我刚回家里那段时间，看着家中因我而负债的情形，我一刀都杀得下去！

                         二 在武汉的岁月里

二ＯＯＯ年五月十五日正在帮忙家里收油菜籽的时候，爸爸说村小学有一个老师辞职了，要我去顶一下。由此我也开始了在村小学为期一个半月的代课生活。

在村小学代课对我来说算是驾轻就熟，考虑学生太小不好交流我直接要求教四年级，但却是全校出了名的不听话，此前学校组织春游独独这个班不让去。学生们多还是比较聪明的，全班四十几个学生差不多有近十个应该是块读书的料，只是遗憾农村中学的教学质量太差，他（她）们很难坚持到考上一中。而且好多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在小学的时候不管成绩怎么样，总归还是要听话一些，但到了初中，孩子一进入青春期，被一些不良的思想一腐蚀，就基本没戏了。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勉励我自己要创造条件，我将来的小孩一定不能当留守儿童。但这首先要求要有稳定的工作，要有房子，这也间接导致我今天仍然不敢找女朋友，更不敢想结婚的事。

    最后一堂课给学生们上完后，跟他（她）们相约：“2008的时候中国就要开奥运会了（虽然那时申奥还没有结果，但我坚信能成功），你们也应该在大学里了，我希望在大学里见到你们，而不是在建筑工地上。”但后来想读大学的应该是有的，但更多的是在纺织机旁的，在生产线上的，其实连我都到深圳当了打工仔，又去要求学生做什么呢？

    临近学期结束，上面下来了文件，说有一批转正的机会。教师子女师范毕业是第一类，非教师子女师范毕业是第二类，而像我是非教师子女非师范毕业则是第三类，每一类交的钱不一样，像我要交一万多。本来读书就把家里搞得面临经济崩溃，刚刚做传销又干掉五千，再让家里拿一万出来，无异于在伤口上撒一把盐，况且弟弟当时还在上高中。我爸爸在村里当了几十年的干部，如果我再在村小学当教师，无论我做得怎样出色，都无法走出爸爸的影子，别人只会认为是我爸爸用钱跑来的。再加上工资实在是低，半年都不发一次工资，刚开始每个月只有三百来块，我一算，一年就三千多块，四年中专我都花了快三万，得十年才能回本，那时我都三十了，结婚怎么办，房子怎么办？于是我毅然决然的没有当老师，甚至镇教育组的人都替我可惜，说我读的是省中专，而交钱的那些人都只是些市中专、技校。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国家开始搞第五次人口普查，“理所当然”的爸爸又安排我当了普查员，深入到户的查户口，登记。到了九月十五日，家里已经在收稻谷和芝麻了，在武汉的堂哥给我介绍了一个工作，叫我去武汉一下，由此也拉开了我在武汉的两年半的生活。

    要从事的工作是IC卡水表的维修，（这种水表是先购水，然后把卡插到表上，所购的水用完了会自动停水，也就不用抄表工了），当时去的时候是周五，那一天悉尼奥运会开幕，因为此前堂哥已经和上面通过气了，所以经理只是简单的问了一下，然后就让我周一来上班。第二天回家帮忙把稻谷和芝麻收了，带上行李，坐上了开往武汉的车，这回才算是真正的走上了社会。

    刚去的时候住在汉阳郭茨口（神龙汽车总部附近），每天早上坐537路到岳家嘴的武汉电信英特小区工作。应聘的时候我说我住在我身份证上的地址，所以当然不能让队长知道我和堂哥住在汉阳。有一次天晚上堂哥还没回来（他是维修汉口片区的），我自己刚洗完了澡在穿衣服，堂哥忽然从外面回来敲门，让我快点穿好衣服出去回避一下，队长要来了。我慌忙穿好衣服出门才走出几十米，回头就看见队长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我当天晚上在汉阳家乐福转到了九点多钟才回去。后来又有一次独自正在吃饭的时候一辆汽车停在门前，我以为是队长又来了，心里一紧张感觉血直往上涌，脸烫得厉害，而嘴里正在咀嚼的莴苣叶子停在半空中荡来荡去。多少年我也没能忘记那个场景，这让我饱尝人世的艰辛，和世道的极度不公。凭什么那些纨绔子弟仅仅是因为爸爸在自来水公司，就是所谓的“正式工”而可以在我头上作威作福，而我仅仅是因为出身就当“临时工”而成为二等公民？

刚开始几天在公司当学徒，当时正值悉尼奥运会，看着公司的正式员工在那里看比赛眉飞色舞的样子，相比自己当时的落莫，越发的觉得处世维艰。住在那里的时候遇见过一位真正让自己心动的女孩，有一天早上我拿着《财务管理学》的自考教材到汉江大堤上读书，迎面跑过来一个早锻炼的女孩，无论是身材和面容都无可挑剔，两个人像是以前见过面一样的互相一笑，她跑过去了，我也开始早读了。这情形和电影中演的恰好相反，应该是我在跑步，而她拿本诗集什么的在读，然后我们就认识了，这样才够浪漫。第二天却没有遇见，第三天也没有，后来我搬到了武昌，后来念及此事心中还是有一丝的遗憾。

那一年电台里总是在放着许巍的一首歌------《那一年》，里面的歌词很像是我当时的心情写照：那一年　你正年轻　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那理想世界就象一道光芒　在你心里闪耀着
　                怎能就让这不停燃烧的心　就这样耗尽消失在平庸里
　                你决定上路就离开这城市　离开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这么多年你还在不停奔跑　眼看着明天依然虚无飘渺
　                在生存面前那纯洁的理想　原来是那么脆弱不堪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感觉到从来没有的慌张
                  你站在这繁华的街上　找不到你该去的方向　……

    在武汉遇上了几位热心的师傅。带我的是崔师傅，他的名字和崔永元只差一个字，叫崔永格，是一个下岗工人，对我也很是照顾。当时就是两个人一听到呼机响，回个电话就带着水表出发了，全部靠走路，公汽是不敢坐的，虽然只要一块钱（当时没涨到一块二），但来来回回的一个月下来就落不了多少钱了。而我的工资当时只有五百五一个月，不包吃不包住。而我也在留心租房子的事，下了班就到处转，找城中村里的农民房。

    到十月十日发工资的时候，我和堂哥身上钱的用得差不多了，我只剩五毛钱了，就这还是每天中午吃一块钱的两个烧饼顶过来的。

    拿到工资后我马上搬到武昌来了，在徐东平价附近的团结村，一间单房，每个月八十五块，水费每月扣五块钱，电五毛钱一度，买一辆旧自行车一个呼机，手上也所剩无几了。为了省钱自己做饭，买了一个电饭锅，液化气灶坛我当时肯定是买不起的了，用固体酒精炉炒菜，炒菜的锅用的是另一个电饭锅的内胆，用筷子当炒勺，有时为了省酒精还没炒熟就盛起来放到电饭锅里和饭一起蒸熟。那样的日子一直过了半年多，直到第二年三月份，手头真的宽裕些了才买了液化气。后来想起这些日子来，有一种想流泪的感觉，不明白当时怎么过过来的。条件那么艰苦好像过得还挺开心，有一次我正吃完晚饭在做大专自修《高数》的题，呼机响了，一看是彭娜的，赶紧找一个IC卡电话机回电话。她约我说郝菊珍来武汉转自考的手续了，叫我周末抽空我们见个面。

于是在那个周末，我，彭娜，小严，黄健自毕业后见了个面，郝提前回河南了。在武大正门前会合，然后走着聊着走到武大的凌波门，那时武大的樱花只是初上枝头，还没有开放。回到彭娜学校附近找个网吧，上了会网，然后找了个湖南面馆一人来了碗牛肉面，那个辣我到现在也没能忘记。吃完面我们去了黄健当时就读的武汉音乐学院，听那里的学生的演奏会。小提琴和钢琴的合奏是早已忘记了，但那个主持人的端庄，却是让人眼前一亮，专业的就是不一样。听了两曲出来，在学院门前的夜市上吃了次烧烤，我因为是对烧烤不太感兴趣而被彭娜形容为数烤肉上的细菌。

曲终人散的时候，在首义广场送彭娜和严少力上了回去的公汽，我回到我住的地方已是凌晨了。而彭娜和黄健到现在也没有机会再见面。

武汉电信的英特小区当时才刚刚交钥匙，一千多住户全部装的是我们的IC卡水表，表的质量非常差，每一户开始装修就要去修一次，一天下来不知道要爬多少层楼。而说是修，其实是把不出水的水表的电磁阀直接取下来，这样IC卡水表就成了普通水表。而这是不能和用户说的。我们不光负责电信小区的，还有东亭小区樱花苑的、福星惠誉的，公泰里的，最远的地方到过南湖机场那一带，光骑车就要一个半小时。

刚开始做得非常辛苦，夏天的时候每天手臂上都有一层盐霜，而衣服是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冬天的时候，迎着刺骨的寒风，也得出去。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有一天下大雪，当时天已经黑了，从“110联动”转过来的电话说有一个用户停水了。我把电话回过去说第二天再修，用户不同意，万般无奈下收拾东西还是出发了。因为刚上岗的时候队长就说了，做售后服务就是这种性质，千万不要和用户争执，否则事还是要你做，而且搞不好还要被投诉。路途非常远，地上有积雪，非常滑，我骑着车踩得非常慢，，雪粒打在脸上生疼，却不能打伞，因为用一只手掌车把是非常不安全的，口中喷出的白气有一米多长，耳朵像是被刀割一般。但心里却非常的紧张，因为不光要留心自己的车子不要侧滑，还要留心机动道上的汽车，要是真来个刹不住车的就麻烦了。没好脸色的把表修完，又在同样的紧张中回到住处，内衣都被汗透了，寒风吹进来，刺骨的冷。

第二天按崔师傅的吩咐就休息了一天，骑着车围着东湖差不多转了一圈。骑到九女敦的时候有人在照相，汽车停在旁边，女的亭亭玉立的站在东湖的一棵大树下，围一条红色的围巾，在白色的雪地里很是显眼，男的则是架着三脚架忙着对焦拍摄。当时心里就在想，我什么时候也能像这样够过一种有自由、有尊严的生活呢？

那个时候移动公司刚从电信分家出去，电信的还是比较有钱。春节前的那段时间电信上下都忙着发物资和资金。我和崔师傅上午回公司吃年饭，下午还有头过来电信这边吃年饭。但是进到饭店里面被我们公司的头劝回去了，回去的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我故意没有打伞，让雨水打在脸上，把车子踩得飞快。回到住处，擦一把脸，不知是雨水还是屈辱的泪水。本来送给我们的东西也被头给黑了。年后是崔师傅假借拜年的时机，旧事重提，物业经理才又送了一套邮册给我们，吃年饭的时候可是两册的。

那一年的春节我没有回家过。大年三十还在修表，让别人在做年夜饭的时候停水可不是件好事。回到住处，随便用酒精炉做了点吃的，好像是土豆吧，洗洗后就上床了。收音机里传来春晚的声音，却是没心欣赏，听《卖拐》也只是笑了几声。晚上武汉下了一场大雪，初一早我呆在住处没有出去，但呼机还是不争气的响了，看一下，电信小区估计是又有水表不出水了。我回了个电话，说下这么大的雪，来不了了，别人说让我打的过来他出的士费，这样我才把旧年（其实就是昨天）受的气给出出来了。做完了事我就回住处了，后来才知道，不光武汉电信的老总，还是好几个老总都去物业那里慰问了，那几个水电班的师傅每个人电话卡和红包就收了四五百块，当时那个后悔，真是没法说。第二年就对不起了，初一早上我就去那里守着，但只搞了一个一百的红包，电信的效益在下滑。第三年我没有在武汉过年，但一个老总都没有来。

工作虽然辛苦，用户也难伺候，但电信小区物业水电班的几位师傅还是非常好的，杨转运，孙汉荣，曾广超，韩雁，夏惠财，都让我终身难忘，他们不仅教会了我工作中的很多东西，而且给了我很多帮助。孙师傅看见我在外面租房子，工资也不高，就主动介绍我到物业水电班的宿舍里和曾师傅一起住，这样省去了我每个月的房租和水电费。和他们的接触，也渐渐的开始明白社会是怎么一回事，做人是怎么一回事，做事是怎么一回事。

当时武汉的经济状况非常不好，到处都是下岗工人。英特小区旁边就是武汉手表厂，但是早已停产多年，已成为一个花草市场。Ｏ一年底时候被人征用，可以想像那些职工会有怎样的待遇。于是工人们在厂门口打了一个横幅：“我们冷，我们饿，给我们稀饭！”，就这样，还把执法人员给招来了。想想当年执政党就是靠这个起家的，现在却已经站在了群众的对立面，真是让人感慨！再有一次是武重（武汉重型机床厂）搞减员增效，工作的十几年才能拿几千块钱，于是那些被下了的人把马路都堵了，要求市长出来对话。但那些事情是不可能有报道的，电台播报路况只是说那个路段交通管制，而那些被减下来的人的接下来的生活也可想而知。

受到老刘做程序员的鼓励，加之对于电脑的热爱，迫于现实的压力，于是就开始考虑准备买电脑了。当时的工资是一个月五百五，当时的物价低，所以强制自己一个月必须存四百块钱。虽然那时的东西便宜，夏天的时候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豆角等蔬菜全都是一块钱三斤，5公斤装的液化气也只要17块可以用两个月，5升的色拉也只要29块一桶，但我还是几乎一年没有吃肉，成天就是吃这些一块钱三斤的东西。春节也没有回家过，因为回家就要买衣服，就要给红包给别人，那样会把买电脑的时间推后。而那么便宜的物价也随着Ｏ三年初小布什开打伊拉克而开始涨了。

因为计划要买电脑，所以对于电脑的配置和价格留心得非常多，没事就往电脑城跑，回来自己在宿舍里做配置，算价格。到买电脑的时候资料都有一尺多厚了。二ＯＯ二年三月八日，这是我难以忘记的一天，我终于花三千九百五在电脑城买回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把电脑装好，天已经黑了，的士穿过武大，心情平静得像是万马奔腾，叫司机把音响打开，听着刘德华的歌感觉才稍好了一些。

抽空说一下自考的事情。纵然是在广东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也不曾放弃自考，所以回到武汉，自是要全力以赴。所以在武汉的那几年每天除了上班就是看书，网上的照片《血腥的战役》就是那时的真实记录（感谢曾师傅的记录）。早上起来到东湖梨园背一会书，回来吃过早餐然后上班。有一回在梨园一个锻炼的老大爷跟我开玩笑，小伙子你的牙齿和你的头发一样白，我不知道他是在夸我还是在损我，或许二者都有吧。晚饭后一般是从七点半学习到十点半。自考那时开始一年考四次，所以一年之中尽是不停的考试，就没有歇气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那年在马房山中学考试《高等数学》，十月底的武汉天气已经有些凉了。进考场的时候天还只是阴着的，但一边做着题，外面就开始风雨大作，本来做微积分的题目就已经做得人头热脑涨，体力消耗非常大，一出考场，一阵冷风吹来，打了一个冷战，站立不稳差点倒在了地上。

买了电脑后更要开始学电脑了，考虑到学校学过basic语言，所以就开始学起了VB，功夫是花了不少，《程序员》杂志也没少看，但学到最后终还是没派上用场。现在想，其实当时学什么后来也不会有什么用的，因为无论我怎么学都进不了那个门，况且自己学得还是个二把刀。自己对电脑最有兴趣学习效率最高的时候是在九八年，但那时家里连学费都开始滞后交纳，不可能给我买电脑。所以等到Ｏ二年我买回了自己的电脑，四年过去，一切已成定数。（详细情形请看博文《一个梦想的背影》）由此我也总结出，出学校之所以过的如此落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没有走上正确的生活轨迹，总是做一些和学习不相关的事，总是在做一些不能持续发展的事。就算是个钢琴天才，没有钢琴，碰不上但昭义，我也成不了李云迪。

在那期间遇见了刘金玺。有一次去他所在的福星惠誉修表，进门的时候有一个保安盯着我看，当时是冬天天色比较暗，我也没戴眼镜，就没理他，修完了我从另一个门出去了。第二次去他主动开了口：“见了老同学也不打个招呼！”，听声音这才认出来是刘金玺，寒喧了几句就离开了，毕竟大家都过得不太好，说多了也伤感，后面再去的时候他在休息，我也就没去打扰他，而我的事也比较多，到离开武汉的时候也没和他叙叙旧，喝喝酒。（这个经历在博文《给小鲍的一封信》中有记载。）

由于水表的质量实在太差，所以新装的水表没有了，我们的事情也渐渐少了起来，甚至我和崔师傅搞起了两班倒，一人上一天的班。而崔师傅在二ＯＯ二年九月的时候终于被辞退了，武昌这边就全部是我负责了。这样的情形持续到了二ＯＯ三年春节后。其实当时那些技术管理人员再敬业一点，这个事情是非常有前途的，毕竟是垄断行业，但国有企业就是这样，没办法。

春节过来之后没多长时间，公司先是被别人兼并了，后是通知我也被裁员了。有半个月时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当时过来和我做交结的两个同事，手脚麻利的把铜制水表拆了，拿出去卖钱吃了一顿饭。这时我才知道汉口那边的铜表被卖得差不多了，而武昌这边的水表我和崔师傅就从来没有卖过。

于是我开始了找工作。先是在电脑城找了个卖电脑的工作，第二天接到一个呼机，说是武汉大成杜肯叫我周五去面试。于是我去了位于洪山广场附近的农行大楼里的大成杜肯。我将要做的是“财务助理”，和我一起应聘的有十几个人，留下来的有六七个人。面试的时候有一个女的来得比我早一些，听说我也是面试“财务助理”就说：“这样的工作多是招女性”，我以一个冷笑对之，心想：这种时候你就不用给我施加什么心理压力了。经历过一周的培训，我也合格了。刚开始人事经理说派我到上海，但第二天，直销经理又改口说要派我去合肥，还说我是他从人事经理那里“抢”过来的。上海是代销区，只用盯住代理商的销货情况就可以，而且谢秀伦老刘当时都在上海，而合肥是直销区，要我每天去和那些黑心的包工头推销，然后收款，我实在是没信心。当时把票都买了，和前来送行的爸爸一商量，决定不去合肥了。先回家休息一段时间，然后把最后一门自考考完了就去上海。

把票退了，去大成公司知会了人事经理，经理显得很失望，说我这样既浪费了公司的时间，也浪费了我的时间。但那时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叫了辆车，拖上我这两年半积攒下来的一点“家当”就回家了，甚至也没来得及和水电班的师傅们吃个饭，道个别。在回家的车上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这一回，什么时候才能再出去啊？”

回家正在准备四月份的自考的时候，“非典”是越闹越凶了，四月中旬的时候得知上半年的考试被取消了。我一时无言以对，没办法，只好在家呆着了。五一的时候，我特地到市中心转了一下，也只是发现一两个用口罩的。到五月底的时候“SARS”这事开始慢慢平息了。报电脑上机考试，报下半年的考试，Ｏ三年下半年我又去过几次武汉，但感觉和呆在武汉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非常的陌生。十月份考试了最后一门的《统计》，十一月份成绩出来已然及格，兴冲冲的跑去办毕业证，这时才被告知要加试《邓小平理论》和《法律和思想道德基础》。没办法，继续报继续考。心情沮丧的回到家时，妈妈还正在地里补栽油菜苗。

时间到了二ＯＯ四年的元月，农历已经是腊月十八，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过年的气息。我到武汉参加真正的最后的两门自考考试。两堂都在省函授学校，都是靠近窗户的位置，寒冬腊月里的风吹进考场，手冻得连捏笔都困难。此前有些感冒，鼻腔里流的鼻涕都还有血丝，就那样，用纸巾擦一下鼻子，然后把用嘴对着手呵几口气，接着做题。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没多久天就黑了。经过关山，关山的那个中百超市里灯火通明，到达长江招待所，吃了个“酸辣红菜苔”，然后回招待所睡觉。

第二天要回家的时候特地从原来就读的学校门前经过，在走过以前读书时经过了无数次的那条小巷时，真的像是在穿越时光遂道一样。经过曾经住过的那幢宿舍楼时，抬头数了一下第几个窗户是我们的那间宿舍。学校的那几幢楼还是老样子，只是学校的大门变了，招牌也变了，门前的那条路也宽了，平了，但那时脑子中浮现的只是辛弃疾的一句词：“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穿过纺院，到达民院，那都是曾经“战斗、留连”过的地方，深情的看上一眼，然后上了538路公汽。几经转车回到家开始准备过春节了。

               三  漂泊深圳的日子

Ｏ四年的春节之后，按老家的说法是“年过月尽”，而对于已在家赋闲近一年的我来说，形势就更是紧迫了。

年前舅舅就给我联系了在上海做程序员的一个远房亲戚，但人家不愿意帮我介绍；期间老刘也曾给我介绍过，也没成。不断的从希望到失望的振荡，几乎要让人发疯。

后来弟弟说他在深圳认识人，这样我才决定来深圳。本来自从在惠州的那段经历之后，对于广东，对于打工，是很敏感的。但深圳是移民城市，大家都是外地人，这在感情上容易接受一些。

车是三月十九日下午六点多的，但我早上九点多就从家里出了门，十一点多就到了汉口火车站。呆得太久了，真想早点出去。还记得那一天天是灰蒙蒙的，像是要下雨但又没有下，有些冷，一如我当时的心情。票是弟弟在学校买的半价学生票，巧的是查票的时候只查了弟弟的，而对于正趴着睡觉的我则连问都没问。越是快车越查票越少，越是慢车查票越多。

T67次列车带着心事重重的我驶向深圳（那张车票我将永久保存）。到达广州天已大亮，过了东莞之后，车窗外的高楼渐次的多了起来，深圳是越来越近了。终于我看到了地王大厦，这个深圳的象征。走出了深圳火车站，深圳正是阳光灿烂，气温在二十多度，我上车的冬装得马上脱了。转乘101路公汽行驶在深南大道上。路两旁的景色让人震撼，虽然正在修地铁，但扔掩饰不住她的宽阔与气魄。但在陌生的城市里景色越是美丽，越发的觉得未来生活的不可预测，不可把握。弟弟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一个劲的劝我：没事的，我这边有人。

疲惫和心累让我闭上了眼睛，无心欣赏风景，经过锦锈中华世界之窗时也只是瞟了一眼。到达西丽的时候时近中午，毫无胃口的吃点东西就洗澡睡觉了。第二天到中山公园转了一下。从二十一日开始我就开始跑人才市场了，这让我初尝到了深圳光鲜背后的艰辛。

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七点出发，到达罗湖就是九点多钟，市场刚刚开门，买了票赶紧进场，但往往走遍了整个市场也没发现几个招财务的，好不容易找个在招的，人家开口就要本科。第一天是和弟弟一起去的，也是遇到了“袁伯”（关于“袁伯”的介绍请见《爱上未来的你》这篇博文），才找到的人才市场。兄弟两个啃了一个面包，走出市场从泥岗西路转到八卦二路，面对那拔地而起的高楼，我心中越发的恐慌。来时的车是坐不到了，随便上了趟小巴，人太多，还没投币就让我们到车厢后面去，走了几站路发现司机和跟车的人换班了，这下我们就不用投币了，直接逃票了事。人在那样的情形下，是没什么修养了，省钱是第一位的。在饥饿的人心中是没有法律的。

连续三天，只是强行塞给了别人一份简历，照这种情形我的盘缠花光了也找不到工作。万般无奈之下我还是利用关系进了这家公司，做了一名普工。那段时间是人生的一个低点，对自己，对未来，对过去都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自信心更是倍受打击。

当时这家公司在这一带是鼎鼎大名的，招人都要有关系，别人评价说招女工像是选美，人事经理当然就牛得不行。当时看见我戴个眼镜，那“牛劲”马上就上来了：“戴眼镜怎么能看产品呢”？不过我的介绍人动用了三个经理和一个课长轮流去说情，也就没事了。体检的时候没有让医院的人测视力，自己找了个颜色一样的笔填了个1.0。木讷的我那时才明白什么叫做“变通”。

不过现在人事经理牛不起来了，他曾经在一个月里天天去市场招人，是个女人就招，但就是这样他还是因为没招够人而被扣了钱。这也让我明白什么叫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世事轮回。

刚进公司吃了好多苦头。开最烂的机器、给仓库搬货把手都划破了、住八九个人一间的宿舍、每天都要到十二点多才能睡觉、吃没有一点油水的快餐。刚来深圳是六十四公斤，最轻减到过六十一公斤多，当时是看见肉就想吃，每个晚上都被饿醒。每个月加六十多小时的班（不算每周六的加班），拼命的打产量，倒废料的时候把手拉开一个大口子，用手捏住止住血接着上班。但也只是拿过三次产量奖，每个月拿到手八百八十块，拿到产量奖就是九百六。有一回发烧，烧得脚都快踩不住机器的踏板了（后面一测是三十八度五），组长问我要不要请假，我说不请，因为一请假，不仅半天的工资没有了，三十块钱的全勤奖也没了。五点半下了班，自己买了八块钱的退烧药吃了，在宿舍里发汗退烧。

进厂没多久车间搞了一次“罢工”，结果带头闹事的被解雇了，那个女课长也走人了，换了一个新课长，大专文化湖北京山人。那份请愿书的原稿就是我写的，带头的人自己花钱打印了一份，还煞有介事的让车间每个人签名按手印，像小岗村的村民一样。

Ｏ五年元旦公司搞晚会，我和人合伙上了一个奇志大兵的相声，算是在公司开始崭露头角。演节目的时候和小严还来了个短信“现场直播”。但在排练节目期间也让我损失了不少加班费。

这种情形持续到Ｏ五年三月，春节之后车间原来的物料员被课长炒了，我顶了上去。好几年了我一直想问他当年为什么要选我但却一直也没有机会问。因为当时车间还有一个高中毕业的，写得一手好字，和他“老乡老乡”的也走得比较近。我一做物料，那个高中毕业的就辞工了，跳了几个厂不如意后就回武汉了。听说现在在小东门开个建材商店，存了十几万了。而我现在还呆在这里，相比那时，也只是前进了一小步。我有时在想，如果当初课长不找我做物料，我也许早就辞工走了，那肯定又是另一番境界了。

毕竟我是学财务的，所以做物料这样的“进销存”的台式账自然是驾轻就熟，不多久就赢得仓库和课长的一致赞誉。Ｏ五年五月份，公司的材料开始出现批次性的不良，每天一上班的工作就是按通知上线排查，不良的退库然后再补料，中间喝口水都得抓紧时间。到六月初事情少一点的时候，我打电话到财政局问会计证报考的事，别人说报名时间已经截止了。而下半年的考试取消，从Ｏ六年开始加试电算化，听此消息如同雷击一般。因为在那时毕业两年以内可以免考一门，而只要考过就可以拿到证件。而从Ｏ六年开始不仅要考试两门课程，而且还要加试电算化。经济上的损失倒在其次，关键是时间耽误太多。

Ｏ五年时候差点涉足了两起感情。做物料的时候每天送产品到包装去，有一个女孩每次都主动的和我打招呼，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当时也只是发展到发发短信的程度。有一天突然冷淡下来，我不知为何，也懒得理她。到一年后我才知道，她和一个公司修模具的，月薪三四千，大她八岁的出去吃了两次饭。后来她们觉得没有共同语言而不欢而散了。回头她再找我，我自然是不会再接受了。她甚至动用了两三个人来旁敲侧击我，我也没有心软。再后来她们又走到一起 ，大概年底就要结婚了。对于这样的女人，我想无论如何我也无法接受。刚进公司的时候，一同进厂的几个人跑到女工宿舍去串门，刚坐下，别人说来一句：“我们要找男朋友，就找修模具的，普工不要。”那几个人脸红着下楼了。我当时虽然没去，但也觉得很受刺激，感慨现在的女孩都是如此世俗！

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和品管部一个东北的女孩又有了一丝情愫，Ｏ五年国庆节还跑去园博园玩了一天，比较有共同语言。其实以当时的那种进度，如果我再主动一点，可能这事就成了，但我那时的极度不自信，让这段感情最终没了下文。等我一个多月后明白过来再去表白，别人明确的拒绝了我。经过这两次的失败之后，在公司基本就没有再留心这方面的事了。在当时的日记中是这样命令自己的：“关闭目标搜索雷达，火控雷达。”后面进来的员工都是八八年八九年出生的，和我隔了差不多一个时代，更没有共同语言了。

Ｏ五年的九月十八日，农历中秋节，老刘刚好也在深圳，和老刘的一个初中同学一起去了红树林。他的那个初中同学高考时六百多分，华中理工大学毕业之后到了中兴，后来又跳到华为，户口也转到了深圳，当时就是年薪十万。这让我觉得和同龄人的差距是越拉越大了。而我的未来又在哪里呢？我感觉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恐慌。告别老刘，到西丽下车。没事去了人人乐。进去的时候月饼在搞促销，买一送二，等我从四楼转下来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所有的月饼都不见了，连地上都变得干干净净。这也让我当时震憾了一下。月饼在八月十五之前是很走俏的，但一到中秋，就迅速的贬值。这如同我们的青春，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Ｏ六年元旦的公司晚会我又上了一个奇志大兵的相声《电视速配》，现场非常火爆。（详情请见博文《浮华人生》。）其实第一年上节目纯粹就是为了混个脸熟，而后面的上台，就有点情非得已了。现在想来，人应该是要培养出一点特长的，这样会比较占优势。如果真能在公司活动中出彩，那么以后的机会会多一些，而且比起请客送礼的打点来，效果要好得多。我庆幸自己会说相声。

Ｏ六年一到就开始留心CPA报考的事了，听说是五月份报名。三月的一天中午，我吃过午饭到公司前台看报纸的时候，看到了深注协的“报名简章”，这才有了后来的《人间四月天》和《光荣与梦想》里的记载。有时想，人生的际遇真的是如同命中注定，如果那一天我不去前台，或是那份报纸和往常一样被人拿走了，那Ｏ六年的考试我肯定就又错过了，而那样的错过，对于我来说，意味太深长了。

接下来的日子在凤凰网上的博客中就多有记载了。Ｏ七年初，车间的一个组长辞工了，我再往前又进了一步，不仅住宿条件大为改善，工资收入也得到了提升，更重要的是信心的逐渐恢复。

Ｏ八年公司的经营受大环境的影响，滑坡得比较厉害，否则也不可能享受七天长假。明年公司铁定要搬到武汉了，听说厂房都建起了一半。到时公司自然会面临一番剧烈的变革，有的人会跟着去，有的人会选择离开。而我，可能会选择后者。

再过一个月就是自己二十八岁的生日了。从十九岁到二十八岁，这肯定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现在回首再看这一路走来的九年，值得总结的东西很多。

首先是要改变自己适应社会。自己在学校的时候，是没有预计到南方来打工的，因为我爸爸当时的承诺是给安排工作的，所以当时在学校里和同学和社会的主动接触并不多，每天都是去自习，去阅览室，久而久之形成了封闭、清高甚至孤僻的性格。印像比较深的是学校举行了一次辩论会，我的发挥比较好，学生会学习部长主动和我打招呼，我当时很不以为然的“嗯”了一声，人家后来再看见我就不打招呼了。现在看来其实这种性格无论放在什么地方都是要不得的。

之所以走到今天非常的不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一方面是因为真的没有机会让我成长，让我展示，让我转身，另一方面则只能归咎于自己的性格。我和弟弟两种不同的性格，在深圳走出了两种不同的路线，性格决定命运，真的。

其次是要真的掌握生存于社会的技巧。自己虽然是中专毕业走上社会，专业学的是会计，但到Ｏ四年九月大专毕业之时也没有拿到会计证。纵然大专文凭再不值一提，但如果持续朝此方向努力，也不会走那么多弯路，吃那么多苦头。人年轻的时候没有社会历练吃点青春饭无可厚非，但应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必须在生存技巧上有所积累，否则年过三十而无一技之长，在这个已经是人吃人的社会再谈生存就非常困难了。

再次就是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在心中保持住希望的火苗，否则在这个浮躁的社会很容易迷失。“希望是美好的，也许是人间至善，而美好的东西永不消逝！”我在以前曾一度非常悲观，甚至连人生的意义都产生过怀疑，甚至想如果三十岁混出不名堂就去云南帮人卖货，最极端的想法是遁入空门。但现在看来觉得非常可笑，我想去人家都未必肯收我。古人说“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实际上任何事物的进步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可能我在这里正伤感的时候，别人已经大踏步的向前走着。等我有一天明白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落下了一大段距离了。

我的性格中虽然有缺陷，但幸好还有执着这一个好的特性，虽然有时被认为是固执，否则，如果随波逐流就真的会被社会所淘汰了。

二ＯＯ八年对于中国来讲是不同寻常而成长的一年，对于我来说也是影响深远的一年，《会计证》终于在今年拿到了，CPA的成绩也将左右我今后几年的走向，而在心态的调节上也在日臻成熟，相信假以时日，再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定能走出一条自己所满意的路来！

后记

这篇长文是从Ｏ三年就开始在心中计划的，今天总算是可以让自己松一口气了。回头再看，这一路走来的足迹，可以说是相当的艰辛，虽然没有太多故事，但也足以让自己铭记。

我总是认为，一个青年人，在差不多的智力水平差不多的努力程度下，机遇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当需要自己去创造机遇的时候，那么性格特点又会直到决定作用。可惜的这两点我都不具备。而由于家庭条件的关系，每每手上有点积蓄想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家里就把资金抽走了，这也更加限制了我的活力。家里有家里的难处，我也有我的难处，如果这两个难处少一个，可能我也不是今天的样子。世间事，看似巧合，其实这巧合中就是必然。

当同龄人的小孩已经开始上小学的时候，当所谓的“九Ｏ后”已经开始走进大学校园的时候，回头再看自己这一路走来的青春，无所谓一声叹息，无所谓青春泪流满面，回头，微笑，致敬，转身，前进！2008-10-2  12:11:47

                                       雁渡寒潭

                                   二ＯＯ八九月十日动笔

                                   二ＯＯ八十月二日收工

                                   二ＯＯ八十月四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