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N字路口上——评《亲，救救…

今天看到了东方都市报的创刊号这篇文章《亲，救救共产党》，这篇文章我在人人上看到多人转载。

我想谈一点感悟，可能不是那么针对性，也说说我关于普世价值、电子民主等现象的观点。

 

这篇文章的一大部分是在表达我们不应该不加判断的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追捧，这一点我想没有什么争议，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政治制度，只有较为适合国情的政治制度，但是不管任何政治制度，都应该遵循几个原则：其一，明确政府和民众的关系，即民众赋予政府税收和管理社会的权力，政府接受民众监督、对于民众负责；其二，拥有一套公正、高效的法律体系；其三，政府充分保证民众的合法权利；等等。可以理解的是，政治制度与普适价值这两个概念是分不开的，文章关于普适价值的观点大概是我们不应该追捧对于西方宣扬的所谓普适价值，而应该关注自身文化中的相关部分，从自身的文化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

首先引用一段关于普适价值和普世价值的区别分析观点：有人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存在“普适价值”，而反对“普世价值”。本人不同意这种说法。问题出在“普世价值”被误用了，（如果要反对）真正应当反对的是“普适价值”，然后才轮到“普世价值”。也就是说，“普适价值”是推行“普世价值”的基础与力量源泉，而“普世价值”是实现“普适价值”的唯一工具和保证。

 

关于普世价值，我觉得以下对话中的观点是客观、中肯的：

刘瑜：您可能已经听说，在中国，现在有一个关于“普世价值”的激烈争论。支持这个概念的人主张在中国引入更多自由和民主的因素，但反对这个概念的人认为它是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外衣，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您觉得存在超越文化和国家的“普世价值”吗？比如，在您看来，存在普遍的人权吗？

桑德尔：因为你刚才说到这场辩论的政治意义重大，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弄清楚“普世价值”这个词的精确含义是什么。我想说两点，或者说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上的“普世主义”和“相对主义”。正义和道德是否仅仅意味着某时某地碰巧流行的习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不是，正义和道德不仅仅是恰好在某时某处盛行的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是一个相对主义者。但在“普世价值”的辩论中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找到超越特定时空的正义和道德原则？对这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答。有史以来，很多哲学家都在辩论如何找到超越“习俗”的正义和道德原则。我觉得，如果把价值的普世性假定为把某一个地区的政治系统强加给其它国家，那是一个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会引起人们对“普世价值”这个基本概念的反感。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将是一个损失。

 

在我们的自身文化中寻找价值体系是没问题的，普世价值在我们文化中是有相对应的表述，只不过不是那么系统和明确。但也可以看到，在传统文化中存在着与现代西方政治制度、社会文化不同的理念，而在其中对于道德的含义、人权的内容是由很大差异的，所以接着桑德尔教授的观点，正义和道德蕴含的以下几点应该是为大多数人认同的（遗憾的是我只能以西方价值体系的语言表述，拜白话文与简体字所赐，我的古典文化学习得不好）：

1、人人生而平等，这个平等应该是体现在相同的社会契约规则下拥有平等的责任和义务。

2、法律体系是必要的，并且它的制定应该严格遵循第一条原则。

3、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政治权利、宗教信仰、人身的自由，个人财产、受教育、批评、控告等等应该受到保护和尊重。

4、道德在不同地区显然存在不同的理解，但是普世的道德应该是遵循前三条的，任何习俗和宗教的理解都不应违背这些原则，而且道德是在法律之上的软约束，法律是一个基础和底线。

总结这几点，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本不应该有过多争论，如果说西方的文化入侵、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让人产生反感，我只是希望这不会影响到普世价值的认同性。

 

很难提炼出文章开头列举的一系列苦难为了说明什么，如果是想表达“GCD是苦难深重的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性，并批评那些不考虑这些而批评GCD的人”的话，那么我想先说明，这个逻辑：历史的选择、历史的必然性》（推出）共产党就是“三个代表”了——我无力做更多的讨论。

如果说这一系列中华民族近代以来遭受的来自西方的苦难和西方的霸权主义，是为唤起危机意识——不能在好不容易得到的安逸生活中受到西方的蛊惑而引发体制内外的对抗，我觉得无可厚非。但是文章讨论了西方的民主制度传播，并提出了“为什么美国选举不会乱”的问题，可是我没有看到解答，似乎这个问题是为了驳斥接下来引用的“民斗分子”的解释，而这个解释似乎也简单到了足以“脸谱化”所谓“民斗分子”的程度。

只谈民主的负面影响而不谈一个常识“民主是列车，法制是轨道，脱离了轨道的列车是危险的”，我觉得这种论述是对于普通读者的不真诚，欠妥当。并且

然后文章分析了被网民诟病的三公消费等腐败问题的真相，力图说明这些开销是正常的、合理的，但是简单地用一个取平均法来论述有点贻笑大方。首先，三公消费大部分与公务员的温饱无甚关系；其次，在巨大数目的背后是更为不合理的用途和分配结构；最后，我想说市场的分配在多数情况下是要比政府的分配方式产生的效益要更大。

的确，三公消费等关于体制内开销的问题不是一个大部分人看起来简单的腐败问题，其中大部分在现阶段还是必须与合理的，体制内的人追求富裕幸福的权利也无可厚非，但是不要忘记，不论这些钱的数目多少，终究是来源于民众的纳税，民众所要求的，是一个应得的透明财政体系，能让纳税人知道这些钱的去处。我们的诉求主要不在削减这些开销，我们的怀疑和调侃或者是气话也是针对不透明的财政体系而发。

一个良好的信号是国家部委已经首次公开了三公消费的账目，一个公民可以很容易地搜到，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不合理之处。

现在许多人感觉我们的政府做的其实不错，大家为什么要一味地批评，都不懂鼓励表扬，我想说在文章开头关于政治制度应该遵循的原则第一点已经说明了普通民众没有义务表扬政府，而有批评、监督政府的责任，况且，一些批评都听不到的政府更不在乎表扬了。一些媒体对于政府的赞扬，也可能不是给公务人员志得意满的，而可能是让民众感觉良好的。或者普通民众由于操之过急会有心态上的变化，但要相信，这些多半是爱之深，责之切啊。

文章中关于利比亚和伊拉克的论述我感到很费解，推翻公认的独裁者政权所付出的代价怎么就被描述的如此不堪，而且三言两语就想将这类不幸的源头指向西方。很多论据也挺奇怪的，什么“卡扎菲政权有钱腐败，但最后这些钱全部落入了美国的账户”，这类观点过分地简单了，对于普通的读者有些不负责任。

文章的另外一大论点应该就是对于网络“斗民”的批评，这个本没错，因为网络暴力确实存在，而且严重性不容小觑，现今的网民素质的确有待提高，人们在没有约束的网络中倾向于简单化、泄愤化的表达，文章强调理性发声无可厚非，只是我感到了其中修辞的简单化和引用论据的无说服力。

不可否认，电子民主已经在渐渐改变执政者的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不管是高层还是地方。只不过，在大动作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改革之前，电子民主的影响力增长会不及人们预期的快，影响力也会以事件点的方式呈现，而不是一种持续性的。

  关于网络意见领袖，我想一个认识是，不应该从动机去判断，而应该从观点、社会效应来判断，不可否认的一点是，人人都能在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是平等的，所以我们能看到百家争鸣，而这无疑是有益的，问题总是在经历最初的迷茫和混乱后越辩越明，而为这种争鸣助推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纵然不免观点的分歧、甚至经过时间检验后被证明是错误，但是他们在引起人们关注这类话题这一点上的作用，是益大于弊的，因为我们不可否认，也不应该回避，在社会发展、政治科学化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还有一点，文章关于外国领袖的“门”事件的理解可能有偏颇，这些事件如果是关乎私人，只能说明领导未能在更高层次上严于律己，而这种事情和公务是无过多关系的，正如“拉链门”会使当事人因公众形象问题导致支持率下降，而如果关乎公共事务，如“水门”，那么招致的不仅是舆论压力和民众支持率下降，而且当事人还会面临法律的制裁。所以这些都不足以说明西方的政体其实没有多少优势，虽然的确西方的体制还有非常多需要进步之处。

我们能做的，就是怀有最大的善意、抱有最大的希望，对事不对人、理性地去参与事件的讨论，以一点一滴的积累，去积蓄质变的力量，或许到了那一刻，才会发现，这一切其实都是量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