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与大和民族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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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现在看到的这篇文章，是我们学校研究性学习报告的成果。里头有些观点可能不成熟，论据可能不充分。只好发上来骗骗访问量，希望大家看着娱乐，不要较真。

德意志民族与大和民族的比较研究

所谓“比较研究”，通俗的说，就是“找不同”和“找相同”。我们以主观印象而论，乍一看，德意志和大和民族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的策源地、邪恶的法西斯联盟的成员国、战败国，其作风、民族性好像没什么区别，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民族分别作为大河文明与大洋文明的代表，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而为了探究这种区别，我们就有必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这两个民族：

一． 德意志民族的历史概述

在现在的主要语种中，将德意志（Deutsch）直接音译为德意志的只有汉语和日语两种语种（日语叫独逸），而“德国”（Deutschland）则被音译为“德意志兰”。其他语种中，都大多将“德意志”译为“日耳曼”（Germany）或其他名字，究其原因，是因为，中日两国在官方意义上认识到“德意志”这个国家之时已经是俾斯麦（普鲁士）统一过后、或临近统一时的事情。那时的政治意义上的德国，和地理意义上的“德意志兰”或者叫“日耳曼尼亚”是统一的概念。可是在此之前，德意志民族却长期处于政治分离和民族融合的过程中，这或许就是德意志民族同欧洲其他民族最大的区别之一。
“无论是谁，只要他说德语并觉得自己是德意志人，永远不会忘记，为了这一点他应该感谢谁。”——拉克尔（德国民族主义历史学家）
那么到底该感谢谁呢？这位历史学家明白无误的指出，他是指日耳曼人舍鲁斯奇部族首领赫尔曼。赫尔曼的罗马名字叫阿米尼乌斯，他在公元九年在条顿堡森林战役中击败了瓦鲁斯的罗马军团，阻止了罗马人入侵现今德国人的地方。可见，德意志人和德意志国家的出现，和古代日耳曼人有直接的渊源。
据凯撒的《高卢战记》所述，公元前一世纪的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社会，从事畜牧和狩猎，过半游牧生活，知道农耕，但土地并为私有；到公元一世纪的塔西佗时代，日耳曼氏族已经出现解体现象，但并未出现国家；农业开始相对稳定（不是一年一易了）。耕地定期按家族重新分配，每个家族各自经营份地；凡有功绩的人可以得到较多的土地；森林、牧地、荒地水源为氏族成员共有。
而在这种在日耳曼人尚且处在被马克思、恩格斯称为“日耳曼公社”的时期时，罗马人早已建立了横跨欧亚非的庞大国家，甚至经历了共和国和帝国两个时代。可见，当时的日耳曼人，同罗马人相对而言，是不折不扣的“野蛮人”、“蛮族”。
当一旦当罗马人的边界与日耳曼人的部族相遇时，冲突就产生了，上文提到的赫尔曼就是这一事实的佐证。正式因为这次被后世称为“条顿森林堡”的战役，日耳曼尼亚地区才得以永远的脱离罗马人的统治，因此，可以说这时的民族冲突是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
可是，（据说是）因为汉王朝在中国北方击败匈奴而导致匈奴向西方扩张，日耳曼部族不得不突破国境墙（罗马帝国在北部修建的长城）向罗马全面武装推进。而这样一来，就直接导致了西罗马奴隶制帝国的崩溃，以前在广大的“日耳曼尼亚”地区生活的日耳曼人不得不迁移到中欧、西南欧的广大地区，自己的社会结构也在民族交流与融合中解体。也直接导致了法兰克王国的产生。
“对古代德意志史具有特殊意义的是法兰克人的发展。法兰克人也是由一些日耳曼部落残余和凯尔特人部落残余以及一些罗马居民构成的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法兰克人在五世纪中叶最后分为两个主要集团：里普利安法兰克人和萨利克法兰克人。486年萨利克法兰克人的军事领袖克洛维在苏瓦松一役击败残存在高卢北部的罗马军队，占领了那时就很重要的城市巴黎在内的今天的法国北部和整个莱茵兰，建立了法兰克王国。”
法兰克王国可以说是德国古代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原本有蛮族组成的王国在取得了东罗马帝国皇帝的认可后，陷入了朝代更迭的历史怪圈，最后因为王位继承权以及诸侯、采邑的坐大，分解成了东、西、中法兰克王国三个部分。而中法拉克王国（也就是洛林王国）在后来又被瓜分给了东西法兰克王国（并在日后成为东西法兰克王国的主要争议地区），其南部地区后来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而东法兰克王国在日后又因为中央权威的衰弱，封建势力的坐大，后来这个王国就将国名改为了“德意志王国”（Deutsches Reich），久而久之，法兰克这个名词也就专指西法兰克人了，日后的法兰西史就从这里开始。这时，时间才刚刚走过公元911年（一说公元919年），这也就是所谓“德意志史”的开端。
我们不难看出，在德意志史民族史的的开端，也就是德意志民族在长期与罗马人斗争的斗争中，德意志民族培养出了自己最初的民族自豪感，也就是有了自豪又自卑的复杂心态。自豪是自豪在打败了罗马人的大帝国，但自卑又自卑在自己的民族同罗马人相比不值得一提。此外，他们也实现了了成为“世界公民”（罗马人）的梦想。他们的民族性中的大多数就是在这里产生的。
日耳曼人在建立了国家之后，与中华文明或是其他欧洲文明（例如古希腊和古罗马）不同，没有经历奴隶制社会，就直接进入封建社会。且德意志人的封建化，囿于其中央王权出现的晚、出现的困难、克服不了封建的无政府状态；且古老的部族制（也就是马尔克公社）约束力较为强大，就导致其封建化比西欧慢上好几个世纪。
德意志王国对欧洲的最大贡献之一，恐怕就是确立了西方的帝国思想：德意志王国的国王拥有了“罗马皇帝”的称号之后，重现了“罗马帝国”，只不过，这次的罗马帝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也就是德意志第一帝国）。而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础上就确立了这样一个原则：皇帝是西方国家最高的世俗封建主。罗马教廷是西方国家最高的教会封建主。而皇帝要宣誓保卫教廷，教廷也要忠于皇帝。
正是因为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部各民族利用教会独立的因素，从十一世纪以来，教权与皇权的斗争就是十一世纪以来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神圣罗马帝国也开始了迅速的封建化。
这里就有必要提到德意志城市的产生。在封建时代的前期，城市是制约封建无政府状态，加强中央王权，促进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但是到了封建时代的后期，城市就成为新产生的“商品-货币-商品”资本经济关系的载体，促进自然经济瓦解，专制王权的形成和民族国家的建立。这里就以汉萨同盟为例：
汉萨同盟成立之后，其宗旨很快从镇压海盗、打击掠夺行为和取消不合理的通行税等保护商业的行为转至在海外扩展商业势力，垄断商业利益，压制来自同盟外的德意志城市以及来自英国、俄罗斯和佛兰德本土的商业竞争。到1300年，从威悉河口的不来梅到维斯杜拉河口的但泽，沿波罗的海的所有德意志港口城市都加入了汉萨同盟。普鲁士和立窝尼亚骑士团的城镇不久也加入同盟。到1356年在吕贝克召开第一届汉萨同盟大会时，其成员已增至52个。汉萨同盟的主要贸易货物为盐、青鱼、咸肉、粮食、酒类、呢绒、羊毛、毛皮、牲畜、草木灰、鲸油、木材、大麻、树脂、蜂蜡、弓料、桶板、铁、铜、锡和金属制品，沟通了原料产地与制成品产地之间的联系。
随着北方来自丹麦和南方来自勃兰登堡的军事威胁的扩大，汉萨同盟开始建造海军，并由单纯的经济同盟演化成经济－政治－军事同盟。许多城市为了获得商业利益或获得安全保障而加入同盟。加入同盟后即可受到保护，使得商业诉讼不受封建法庭的管辖。任何逮捕同盟成员、对同盟失信、或出售夺自汉萨同盟商人的赃物的城市，都将受到汉萨同盟的贸易抵制。一个汉萨城市的市民可以在其他汉萨城市受到公正审判，若遭到骚扰则可向任何一个城市求援。在同盟的集市上，禁止任何非同盟成员的商人进行相互交易。
加入汉萨同盟的条件比较苛刻，凡是不位于沿海地带或通航河流两岸、或没有自主权的城市，都无权加入汉萨同盟。入盟申请通常寄给吕贝克，由同盟议会加以考虑，在大会中决定接受或拒绝其入盟。由于各城市的财富、所处位置和重要性不尽相同，因此各城市的入盟条件和缴纳的盟费也不相同，在同盟内部出现了盟员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此外，居住在同盟势力范围以外（如英国、西班牙、法国）的个别商人或商业团体也可以向汉萨同盟申请获得同盟特权。
根据汉萨同盟法律，任何汉萨同盟成员未获得邻近的4个汉萨城市同意之前不得进行战争。一些城市由于拒绝履行盟员义务、或违背某些同盟法规和惯例而被开除，还有一些城市因不愿承担参加汉萨议会的开销而自动退盟。被开除的城市的商人将失去在各个汉萨城市的特权并被逮捕，其货物被没收。
德意志的城市曾经打算靠结成强大的同盟来抵消13、14世纪德意志王权的衰弱，推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但是，与欧洲其他地区兴起的民族国家相比，就变得软弱无力了。这些国家的商人背后，站着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势力，这无疑是神圣罗马帝国没有的。德意志的皇权在十三世纪初期便彻底衰落了，取代强大的中枢政权的是七个诸侯，他们用选举国王—皇帝的方式代替了世袭制，因此，这七个邦国的诸侯也被称为“选帝侯”，德国历史上著名的“大选帝侯”就是其中之一。
而这样地方割据的状态，最终在宗教改革的催化下（这场宗教改革也被部分史学家认为是世界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和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运动的推进下，就导致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而帝国的内战最终又导致了欧洲各国的参战，于是这样一场战争从“宗教战争”转化为了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和法兰西两个国家争夺欧陆霸权的战争。
三十年战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德意志宗教改革时代的结束。1517年由路德发动的德意志民族国家统一运动的目标没有实现。德意志兰依旧是一个四分五裂、残破不堪的国家，依旧生活在古旧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它的发展大大落后于西欧其他国家。
——《德国通史》
这场战争结束的标志之一就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个和约确立了很多现代国际外交中的规则和公理，形成了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这场战争最终的结果就是保持了德意志兰德分裂状态，而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央政权形同虚设（这个称号最后封给了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皇族），最终在1806年被拿破仑废止。
三十年战争给德意志兰带来极为悲惨的结局。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六分之五的乡村被毁；捷克和萨克森的矿山全部被破坏；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工商业急剧衰退；工场手工业生产遭到摧残，在整个工业生产中占不到10％，代之而起的是落后的农村家庭手工业；绝大多数城市都失去原先的商业意义，沦为诸侯的政治中心；贸易额急剧下降，只能输出一些原料；农民变得一无所有，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
——《德国通史》
从德意志王国，再到神圣罗马帝国，再到各邦国各自为政，神圣罗马帝国解体，德意志人经历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得而复失。可以说，德意志民族日后具有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其根源就和长达数百年的分裂状态有关。
在三十年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德意志兰发生了这几件事值得书写的事：一个，是进入了第二农奴制时期；第二一个，就是出现诸侯小邦的统治，代替了集权的中央集权制度（说的不好听就叫做“军阀、财阀割据”），第三一个，就是东部边区的普鲁士的崛起（这三点很难说没有内在联系），而第三点将会深远地影响未来德国的国运。
普鲁士的法理统治者是霍亨索伦的首领，其最先扎根于神圣罗马帝国（其实普鲁士也不是传统的神圣罗马帝国法理领土）东部马克（边区）勃兰登堡地区，在从波兰去除了波兰对其的宗主权后，通过几代普鲁士国王的励精图治，也就是到了十八世纪末期、十九世纪初期，普鲁士一跃成为了全欧洲行政效率最高，官吏清廉，军事纪律最为严明，军队装备最为精良的国家之一。并且通过反法战争中反对法国，成功站队，极大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在德意志各邦国中拥有仅次于奥地利帝国的影响力。
作为政治地理概念，普鲁士有三个含义：第一，中世纪曾在德意志骑士团统治下的、波罗的海沿岸的普鲁士人领土；第二，1701—1918年在德意志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下的普鲁士王国，它是德意志帝国和德意志联邦内的一个邦国；第三，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覆灭后所设的德国的邦。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了解到，普鲁士是一个德意志国家，一个德意志邦国。
——《德国简史》
但是，这样一个德意志各邦中的大国不是代表相对先进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仅仅是代表着霍亨索伦王室、军人阶级、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
普鲁士崛起的过程，同英法两国不同，不是作为一个民族团结的力量推进德意志国家统一任务的解决，而仅仅是加强一个霍亨索伦王室和一个容克阶级的历史过程。霍亨索伦王室和容克阶级违背了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只求扩大普鲁士邦国的利益。因此，普鲁士的任何一次扩大和壮大，都不得不对德意志民族事业起一种消极的作用。
——《德国简史》
在普鲁士扩张和统一德国的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先有德国大学生抗议，后有1848年的“红色革命”。可是，在容克阶级“胡萝卜加大棒”以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普鲁士政府和军队的镇压下，没有一次取得成功。正如下面这段资料所说的：
德意志资产阶级政治上发展的先天软弱性，加上封建容克阶级的资产阶级化，双方未形成一种你死我活的格局，而是采取改革的办法和平渗透相互的利害关系，逐渐形成德意志式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另一种模式：容克保留了它的政治统治的同时，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的适应下迅猛发展起来。德意志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阶级革命，1848年革命也只是浅尝辄止。相反，施泰茵改革却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把“革命”作为目的，把“改革”同“革命”完全对立起来，这既是一种空想主义，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虽然如此，但是，推进德意志各邦国在历史上第二次统一的也是普鲁士，将德意志民族推向世界民族之巅的也是霍亨索伦王室。虽然这样，但德意志民族统一的时间却远远晚于欧洲其他的民族（1870年），这和普鲁士的阶级性无疑是有分不开的关系。此外，普奥争霸和法俄争霸欧陆霸权也是其未能迅速统一的主要原因之一。
说道德国统一，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俾斯麦。俾斯麦作为普鲁士皇帝威廉一世的帝国宰相，通过优异的施政才能以及巧妙利用了欧陆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在夹缝中求得生存”，再加上普鲁士工业化的巨大成果，通过三场王室战争（普丹战争、普奥战争、普法战争），在1870年，终于完成了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将德意志兰的大部分地区（除开奥地利的“小德意志”地区）统一到德意志帝国的旗帜下。
德国统一有这几个前提：
第一个也是基本的前提，是经济的发展和工业革命高潮的到来。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第二个前提，是关税同盟扩大成为国内市场，小德意志地区（即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兰）的经济同普鲁士逐渐“一体化”。
普鲁士统一德国的第三个前提，乃是沙俄霸权的丧失与俄普“同盟”的形成。
虽说俾斯麦本人代表的是容克地主阶级的利益，但是由于他大部分决策都是符合时代的潮流、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的（比如德意志帝国的政体是联邦制，这确保了各个邦国的利益；容克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联合执政，虽然这有妥协的意味，但这保证了资产阶级的“生存空间”，维持了帝国国内的稳定），所以他才能够用相对小的代价成功的完成德意志民族的统一，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
而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及其本身具有的一些优越性在这时就充分的体现出来，德国统一后的二十多年间，德国完成了工业革命。较之英法等国，德国的工业革命速度快，周期短，内容新，有其独特之处，显得更彻底，更深刻，更广泛，直接引起社会结构的大变动。
现代化的开展，工业革命和工业化的进展，对于德国的统一也起巨大的促进作用。新登上历史舞台的、作为民族利益代表的现代工业资产阶级，它的利益和发展，是和统一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要发展，需要民族的统一，对内作为统一的国内市场，对外作为民族利益的代表和保护神。因此我们可以说，德国的统一和德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之间是互相作用和互相促进的，而且常常是一种决定性的力量。
随着德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资本主义企业中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以及容克阶级的资本主义化，他们都幻想着将德国的商品倾销到海外，梦想着同英国一样有着广袤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因此，继威廉一世和腓特烈三世之后，威廉二世作为一个刚即位的君主，他提出的“世界政策”，为德国争夺“阳光下的土地”。再加上他本人几乎融合了德意志兰各邦国君主几乎共有的性格（不论优劣），就导致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
今天，他是一个军人国王，戴着头盔，系着胸甲，僵硬笔直，职位检阅和演习忙碌，把调换卫队看得比一切过失都重要，认为德国的光荣集中在新兵齐步行进时动作的绝对准确。
突然，他脱掉军服，穿上工人的工装裤，于是他成了一个改革国王，只关心资本和工资问题，热衷于召开有关社会福利的问题的决议，决心作为一个无产阶级兄弟的解放者。
接着他又成了宫廷的国王，热心俗务，浮华铺张，一心只求礼仪和漂亮豪华。
但是说变就变，他又成了一个摩登国王，一个19世纪的国王，认为过去的一切都是偏执顽固，决心借助议会制度来大建物质文明和工业文明，把工厂当做至高无上的圣堂，梦想着德国完全实现电气化。
也正是因为他几乎综合了容克工业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主要爱好，他也就几乎成为了近代“德国问题”的代表，既有明显的封建主义特征，又对科技有异乎寻常的嗜好，对科学和理性无比崇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位皇帝的“世界政策”、“海军主义”的鼓动下，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阶级欣喜若狂，他们操控自己控制的报业、议会，在皇帝的支持下，大肆扩充军备，将德国海军从波罗的海的一支区域性海军一举建设为了世界第二。德国也逐渐成为所谓“世界工厂”，就连英国军舰的装甲钢都是克虏伯生产的。在取得了这样巨大的经济利益之后，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无疑加倍地垂涎别国的海外殖民地，尚未完全利用的半殖民地。德国也就加速进入了“帝国主义”时期。
帝国主义首先是一种经济概念，是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完成时期膨胀起来的民族经济力向外扩张和渗透的载体。
帝国主义无疑也是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组成部分，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把垄断看成是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特征，就当时德国而言，是说得通的。它起码还可以判定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间，这就是19 世纪末期到20 世纪初期。垄断与其说是资本主义经济腐朽的标志，毋宁说是追逐最大限度利润而四处扩展的原动力。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扩张侵略才是帝国主义经济的真实反映。由于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德国帝国主义也具有区别于英、法、美等帝国主义的自身特点。德国帝国主义的主要特性是它的容克－资产阶级性质。这是由其政权的性质和经济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
可是，对非洲广袤的殖民地的瓜分早已告一段落，德国恰好错过了“瓜分世界”的又一班车，为了打破世界旧秩序，获得广阔的海外利益，德国人只有一个选择——战争。正如下面一段文字所说的：
暴发起来的德国资产阶级的扩张贪欲，已变成了争霸欧洲和世界的不可遏止的推动力，而普鲁士军国主义精神的体现者皇帝和总参谋部，恰恰给予这种争霸以武力保证。
而这一场战争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的性质自然也不必多言，是一场帝国主义狗咬狗的战争。这场战争并没有像德国人想的那样获得“阳光下的土地”，造成其“世界帝国”，反而是使得美日两国坐收渔翁之利。这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
作为一场帝国主义争夺世界利益的战争，德国战败后免不了被疯狂报复。其结果就是“巴黎和会”和“巴黎和约”的签订。而这一份过于苛刻的合约给德国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极端民族主义的种子。其结果就是纳粹政党的上台与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对外侵略战争和其对种族灭绝。而纳粹党的党首希特勒在这样的旗号下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注定不会成功的。
纳粹法西斯产生于民族感情受到挫折的土壤上，这种挫折极易逆反成一种民族复仇主义；而纳粹分子又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有权统治世界。因此，纳粹主义不仅要求恢复本民族“原有的地位”，而且要把“生存空间”作“无限的扩大”。一切非德意志人都被划为各种不同等级的劣等人，甚至被认为不是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法西斯国家挑起的。法西斯战争具有空前的残酷性、疯狂性和野蛮性，已非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掠夺和争霸战，而是以反对“人类”为目的的“种族灭绝”战。只要想一想日本法西斯1937 年底侵占南京后对中国人进行长达六周的血腥大屠杀（仅被杀和活埋的人数就达35 万）以及用大量中国人作活体细菌战试验的暴行；只要想一想德国纳粹要“彻底解决”犹太人和其他“劣等种族”的大屠杀以及遍布各地的死亡集中营、焚尸炉、毒气室，就可见一斑。法西斯是人类之敌，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危害。因此，我以为，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起，就不存在什么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战的阶段，也不存在因苏联的参战而使战争转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阶段。只要站在反法西斯战争的立场上，一切民族、国家、阶层、人等，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都具有积极的进步的意义。反法西斯战争阵营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和人等之间的矛盾或冲突，都是第二位的，暂时都退居次要。即使法西斯国家内部微弱的反抗力量，亦应看成是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力量之
二战后的德国被四国分区占领，重新回到了三十年战争以前的状态，虽说后来四国分区变成了“两个德意志民族国家”，但仍然没有结束分裂状态，直至1990年两德统一。可奇怪的是，虽然德意志民族遭受了远苛刻于一战的制裁，但是其土地上再也没有过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究其原因，这和德意志民族战后的反思世界舆论对法西斯主义的大力封杀是分不开的。

二． 大和民族的历史概述

8世纪初确立的日本律令制的位阶制度，从正一位至少初位，共有三十阶，其中三位以上者称为称为“贵”，四、五位者称为“通贵”，也就是说，五位以上皆被视为贵族。这些五位以上的贵族不仅在经济上、刑法上享有特权，而且依据他们各自的位阶，其子孙只要满21岁，就可以自动获得一定的位阶（即所谓的荫位制），由此确保贵族的子孙能够比较快地升至与父辈同等的地位，以便于贵族阶层的延续。
其精英阶层等级的保护，这也是各大民族共有的一点。虽然是保护少数人的利益，但或许是较为健康的社会形态。
根据古代中国、朝鲜半岛的鬼神信仰，可以推测卑弥呼的“事鬼道”，似乎不是对天神的祭祀，而是对鬼神的祭祀。
我们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不信天地信鬼神。
美国怀抱着帝国主义野心，且欲与英帝国在亚洲竞争有利可图的贸易机会，这促使美国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西面——隔着太平洋的日本。在上述背景下，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他那四艘著名的“黑船”在1853年7月叩关，便像是水到渠成之事。英国在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全面战胜了中国，这似乎很能说明问题。如果英国能如此有效的羞辱庞大的中国，像日本这样更小、更次要的国家又如何能避免同样的命运呢？
到了1858年，所谓不平等条约制度已牢牢站稳脚跟，日本虽未遭受一枪一炮的攻击，处境却已同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类似（但西方列强同意禁止对日鸦片贸易，这一点明显与中国的情况不同）。日本失去了对关税的控制权，为同西方的商贸活动打开了国门，甚至对西方列强允以治外法权这样的特权（这意味着外国国民身在日本的土地，却不受日本法律的管辖）。西方并未通过军事胜利来使这些条约合法化，把条约强加给日本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即日本不是国际社会中的平等一员——不是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宪政政体。我们将会看到，这种耻辱本身不仅有力的激发了19世纪后期日本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并且也是驱动革命的重要因素。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日本不惜一切代价。
比较与清政府，日本以“成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的目标，激起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这要与后文提及的对于天皇的绝对崇拜有一些关系。
佩里叩关刺激了不稳定的混乱局面，触发并促成了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最终推翻了幕府，并将天皇置为一个现代宪政国家的元首。在两个多世纪里，幕府小心翼翼地培育它在日本的至高政治地位，并且孤立皇室、使其仅距象征性的机能。
明治天皇在江户即位后不久，就为这些变化定下了基调，颁布了所谓的《五条誓文》，新政府（一天黄的名义）在室温中作乐五项基本承诺：
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
上下一心，大展经纶；
公卿与武家同心，以至于庶民，须使各遂其志，人心不倦；
破历来之陋习，立基于天地之公道‘
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这些承诺代表着幕藩体制的彻底阶梯，并且明显接纳了许多现代的政治原则。除了日本国内的帝国主义倾向和建设强大国家的动力，接纳现代政治体制本身也是改革的明确目标之一。革命的政府抱有一项重大的认识，即认为只有通过建立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政治体制，日本才能摆脱不平等条约之耻。
内村鉴三时间就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内村是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英语教师，1891年1月，内村拒绝向天皇本人签名的《教育敕语》鞠躬。他声称明治宪法允许他以宗教信仰的自由，作为一名基督徒，被强制崇拜偶像将是对他的信仰的侵犯。不心的事，官方和校方均未表示同情，在针对这一所谓叛逆行为的抗议声浪中，内村最终被迫辞职。内村事件显示对基督教徒的猜忌仍未绝迹，正是这种猜忌令德川政权禁止信教，同时也显示了日本正在形成的国家认同中某些核心要素。这一事件尤其体现了一点，即天皇其人及其象征均不可侵犯，仅在不侵犯臣民对天皇的义务的前提下，自由和权力才会得到保障。

面对所谓西方世界列强时的国耻感和不安感，出发了19世纪下半叶习惯日本的巨大变化。然而，日本成功的接纳了现代性的观念和外在特征，并摆脱了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平等条约，民族自信心因而高涨。
这一立场将日本的传统（且不论是否由生造而来）极端化，并断言这些传统较西方国家的传统优越，据此认为在“进步”这一错误伪装下，西方国家传统将有可能污染并削弱日本。
简而言之，上述立场提供了条件，另一种自相矛盾的、反帝国主义的帝国主义有可能又肯呢个在亚洲出现；日本的任务是将亚洲从西方帝国主义的掌控中解放出来。
日本人民曾对军队的军费和特权相当不满，但甲午战争这场巨大的成功受到了日本人的极度追捧。在公共空间中，兴起了众多为日本的帝国主义计划张目的言论，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适者生存说（“要么成为帝国，要么只能做殖民地！”），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自然扩张进程说，还有对国家建设计划的浪漫呼声。就后者而言，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日本公众被填塞了一系列意识形态建构，这种建构或许始于所谓的水户学。水户学混合了儒家孝道和神道教神话，制造了日本作为宗教秩序神圣中心的幻象，并把给亚洲人民带去天皇之光作为所谓的“道德使命”
上述材料很有意思，探讨了近现代日本人最崇高的天皇的地位构成，与普通人所受教育影响导致的一些极端性。最可怕的是，在战争时，日本人将这种精神上的绝对服从与信念上的自我感动而发挥出的巨大力量，这就是精神上有寻求，就是当时将军们的目的。
东条和东京的策划者们原本想对珍珠港造成毁灭性打击，以为美国公众会因此失去同日本作战的勇气、很快降服。但是日本国内流行的观点认为“美国精神”根植于一片充斥摇滚舞曲、高楼和道德真空的蛮荒之地；是现代性疯了。这可能是东条的最大误判。
伴随着日本社会物质条件的迅速变化，人与文化也发生了变化。1950年早期，在漫长战争年代出生的那一代成长为青年。他们深受美国占领经历的影响，美国文化如同传染病一般在他们中间迅速蔓延。不仅如此，一些对于日本传统的美国式轻蔑似乎也转移到了他们身上。全世界的青年文化都是叛逆的，1950年代的日本青年比其他大多数青年拥有更多的反叛理由。
除了各种亚文化运动，21世纪的日本还是一系列所谓“新兴宗教”团体的发源地，其中许多在1990年代复苏。这些团体中最为著名（实为臭名昭著，但并不典型）的是奥姆真理教，该教团1995年在东京地铁内犯下了沙林毒气袭击的罪行。大多数此类团体都属于融合宗教运动，把神道教、佛教和各种民间信仰的元素结合到了一起。事实上，当代日本社会与宗教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200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80%的日本人遵守神道教的宗教仪式和礼节，同时又进70%的人认为自己是佛教徒
战后，日本人由此产生了信仰混乱的问题。就像是价值观崩塌让人成为精神病人，只是没有可以依靠的信仰，冲满了对未来的迷茫。
*信仰混乱的问题。就像是价值观崩塌让人成为精神病人，只是没有可以依靠的信仰，冲满了对未来的迷茫。
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叫嚷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千年不灭的物质，这是永恒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行动。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这是他们的传统口号，并不是为这次战争而特意制定的，他们的军队手册第一页上就用粗体字印着“必读必胜”四个字。他们的飞行员驾驶小型飞机以自杀方式进攻撞击我们的军舰，就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无数教材。他们把他命名为“神风特攻队”*
美国人对体力的观点，总是看昨天是否有了八小时或五小时的睡眠；饮食是否正常；是不是寒冷，再计算可以消耗多少体力。日本人的计算方法则根本不考虑什么体力贮存的问题，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中，日本的广播更为极端，甚至说在战斗中，精神可以战胜死亡这种生理上的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送过一个英雄飞行员战胜死亡的神话：
“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四架的小编队飞回机场。一个大尉在最先回来的一批之中。他从自己的飞机上下来后，站在地上，用双筒望远镜注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返回时，他一架一架地数着，脸色有些苍白，但却十分镇定。看到最后一架飞机返回，他写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向司令官作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倒在地下。在场的军官们急忙跑上前去帮忙，但他已经断气了。经过检察，发现躯体已经冰凉，他的胸口上有弹伤，是致命的弹伤。一个刚断气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而大尉的身体却凉的象冰块一样。大尉肯定是早就死了，是他的精神支持他作了这次汇报。可以肯定，是已逝的大尉所怀抱的强烈责任感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向其部队下达的命令是，他们现已处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日本男儿本色。日本海军官兵有一条诫今，在遭到鱼雷攻击，命令弃舰时，必须以最出色的姿态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会遭世人之耻笑，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拿到纽约去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的观感。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看看，日本精神，对自己及民族的绝对荣誉感，为此付出一切在所不辞。
在日本整个封建时代的七百余年中，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元首。每个人所尽忠的对象是各自直接的主君——“大名”，以及大名之上的军事大元帅——将军。对天皇忠诚与否，几乎根本投 人关心。天皇被幽禁在被隔绝的宫廷之中，其活动和仪式均受将军所制定的规章制度的严格限制。
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要圆通礼遇天皇，恰恰相反，对日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我们有一切理由施以猛烈的攻击。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结构就会坍塌。
那些顽强抵抗到底的日军俘虏，把他们的极端军国主义归根于天皇，认为自己是在“遵奉圣意”，是为了让“陛下放心”’“为天皇而献身”’“天皇指引国民参加战争，服从是我的天职。”然而，反对这次战争及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同样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
但是，对他们来讲，天皇和日本是分不开的。“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战败，天皇也不能因战败而受谴责。“老百姓是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的。”“如果战败，也应由内阁和军部领导来负责，天皇是没有责任的。”“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
因此，日本军部统领利用全体日本人的这种一致崇敬，他们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赏给部下；在天长节时，率领部下遥向东方三拜，高呼“万岁”。在“部队日夜受到轰炸时”，和部下一起早晚共诵天皇亲自在“军人救渝”中向军队颁赐的“圣旨”’“奉诵声在森林中回荡”。军国主义分子极力利用人们对天皇的忠诚。他们号召所属官兵要“奉 诏必谨”，“免除圣虑”，要“以崇敬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而献身！”
这里看出 侵略实则与天皇无关 是军官利用其信仰！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如果使受难者获救，就更加是英雄行为。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 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他们的报纸、广播反复谈论这个话题，只有视死如归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而小心谨慎则是无价值的。这一态度在对待伤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也反映得很明 显。这些土兵在他们看来是废物。医疗服务非常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时间一长，补给上的困难致使本来就匮乏的医疗设施更加难以维持。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在这里起了重大作用。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而我们这样对病患者的照顾，好比轰炸机上的安全设备一样。反而成了对英雄主义的干扰。首先，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象美国人那样惯于光顾内外科医生。在美国，对伤病患者的怜悯要远远地胜过对其它福利设施的关心，这一点几乎连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谈论。这些在日本确实是陌生的。总而言之，在战争中，日本军队中没有一个受过训练，能够在战火中搬运伤员进行抢救的救护班，也没有系统的医疗设施，如前线救护所、后方野战医院，以及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对医疗品补给的关注就更加令人慨叹了。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伤病员干脆被杀掉。尤其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日本人常常不得不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却根本没有在尚有条件时预先转移伤病员的习惯。只是在部队真正执行所谓“有计划的撤退”时，或是敌人已经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才想到采取一些措施。那时，负责的军医往往在临走时，先将伤病员全部枪杀，或是伤病员自己用手榴弹自杀。
这里可以看出 日本的极端思想 在自己人面前也相同 所以并不是对外国人残暴 自己人依然一样
当然，也有相互之间不太拘泥礼节的人。在美国，这是指各自家庭生活圈子里的人们。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中时，就会把一切形式上的礼节都抛掉。但是在日本，恰恰要在家里学习礼仪并细致地观察礼仪。母亲背着婴 儿时就应当用手掘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礼节。幼儿摇摇晃晃会走时，要学的第一课就是学习尊敬父兄。妻子要给丈夫鞠躬，孩子要给父亲鞠躬，弟弟要给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年龄大小，要向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的人原打算自己处理的事，现在则承认对方有权干与；受礼的一方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嗣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
现在，也许在中国人看来太琐碎的礼仪，在日本人看来却是是很有必要。因为这是 尊卑 的体现！这是关键，这够构成了社会基本阶层（由家庭到社会）。这也是精神特质。
与政治相比，明治政治家在宗教领域中制定了更为离奇的制度。当然，他们仍然是实践日本人那条格官。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由于它被视为民族象征而赋予特殊尊敬，就象在美国之尊敬国旗一样。因此，他们说国家神道不是宗教。所以，日本政府可以要求全体国民信奉国家神道，却并不认为违反西方的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就好象美国政府要求人们对星条旗敬礼一样；这只不过是忠诚的象征。
日本将一种宗教作为民族统一性的特殊象征，并不将其视为宗教 其他宗教信仰有自由，但这个是强制 的。

三． 两者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综上所述，即对这两个民族的历史及其民族性进行分析，我们能得出如下结论：

1. 共同点

a. 这两个民族都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并因此发动过对外侵略战争，并因此遭受到了严厉的制裁：

这体现在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包括其为普鲁士邦国的利益发动的王朝战争），德国策动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大和民族历史上对欧亚大陆的野心（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

b. 这两个民族都在近代建立了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

德意志民族建立单一的民族国家是在1871年普法战争过后，建立的是一个仅包含北德意志各邦国和部分南德意志邦国的“小德意志”，而非囊括了所有德意志民族生活的地区（如奥地利）的“大德意志”；
大和民族历史上真正的长期实现“中央集权”是在明治维新，天皇重新获得权力之后。在战国时代虽然有过部分地方割据势力主宰中央政权的时期（比如丰田秀吉），但其统一过于短暂，故忽略不计。

c. 这两个民族都在历史上有分裂割据的历史：

德意志民族仅仅在历史上有过三次统一（也可以算四次），之外的数百年都处在邦国星罗密布的分裂状态；
而大和民族也持续了长期的战国时期，各个将军，幕府如走马灯花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

d. 这两个民族都有过极端民族主义：

这体现在这两个民族都曾将民族命运寄托在法西斯政党上，并纵容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灭绝政策；

e. 这两个民族都没有经历过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德意志民族的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在1848-1849年，包括这之后1919年的11月革命（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这两次革命都没有建立起彻底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冷战催生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虽然属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范畴，但这个国家是在西方国家的强作用力下建立的，不是自发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大和民族虽然经历了“明治维新”，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体制，但从这之后的数十年里，天皇对军国大事仍然有极大的影响力。虽然几年来天皇对国事的影响力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和德国一样，这也是美国用强制手段作用的结果；

2. 不同点：

a. 在近现代，德意志民族没有用神道来神话自己的皇帝，而日本却有：

德国历史上仅仅在“第二帝国”时期有过专制君主（神圣罗马帝国常常是大权旁落），而这一时期德国社会总体上对科学，理性是十分崇尚的，统治阶级也没有将宗教作为统治手段之一，故没有像日本一样建立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宗教；

b. 在近现代，德意志民族社会主流思潮对理性，科学的崇尚是没有停止过的，而大和民族社会主流却只在现代有这样的思潮；

（参加二中日本部分）

c. 相对而言，德意志民族社会的阶级固化程度远低于大和民族的阶级固化程度；

（参加二中日本部分）

d. 德意志民族的土地没有被作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对待过：

大和民族自黑船开国以来就存在一定时期属如欧美列强掠夺的对象，其土地一度被沦为半殖民地，而德国则长期属于欧美列强的范畴之内，自然没有被作为“半殖民地”；

以上就是我们的研究性学习报告的成果。其中尚有一些不成熟的观点，由于时间问题，也有一些观点没有来得及展开。
参考文献：
[1] 孟钟捷.德国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丁建宏.德国通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3] Christopher Goto-Jones.现代日本[M]江苏：译林出版社，2014
[4] 小泉八云.日本与日本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