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猿三部曲》之《人类动物园》&《亲密行为》

《裸猿三部曲》：第一部《裸猿》、第二部《人类动物园》、第三部《亲密行为》

第一部大概是讲人类进化史，没怎么看。

第二部被几个问题深深的吸引：大城市是如何发展出来的？人员高度密集的大城市生活方式让人产生种种不适，但人类为什么依然生存在其中不肯离开？以及种种不适应造成了什么现象？为了克制这些现象又有什么措施来规避之？

第三部揭开了人类种种爱、恋行为的生物密码。

第二部：《人类动物园》

1.原始部落与超级部落        

大都市为人提供了丰裕的物质文明，又是人类思想的孵化场(为什么这么说)，这是超级部落的优势。然其劣势和弊端随处可见。在个人层面上，物质生活和精神的压力、社会关系和地位之争的压力都难以承受。在群体层面上，超级部落难以管理，民主制和代议制均有其局限。

        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蛮荒，栖息着大大小小的动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0人。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就是那个小部落里的一员，周围的景色望不到尽头。除了你这个部落，再也没有人使用这一空间。这是你的专属家园，部落的狩猎场。男人经常外出打猎，女人采集果实。儿童在营地周围嬉闹，模仿父辈的狩猎技巧。如果部落万事如意，人口膨胀，一群人将会出走，到一片新的领地去殖民。就这样，人这个物种一点一点地在广阔的地区逐步定居下来。

请想象一块20英里见方的土地，已经完成文明进程，里面塞满机器和建筑物。再想象聚居在这块土地中央的一群人，6百万。想象你自己坐在那里，庞大的都市纷繁复杂，在你四周铺展开        人这个动物似乎适应这异乎寻常的新情况，干得很漂亮，但他还来不及完成生物学意义的变化，来不及演化为在基因层次上文明化了的新物种。这个文明化进程完全是依靠学习和条件反射实现的。从生物性上讲，人仍然是第一景里描绘的那个简单的部落动物。他那样生活，不是几百年，而是整整一百万年，艰难度日。在那个时期，他的确完成了生物意义上的变化。那是气象万千、叹为观止的变化。生存的压力很沉重，正是这沉重的压力塑造了他。

在过去几千年城市生活的岁月里，文明人拥挤不堪，这些岁月里发生的事情数不胜数。所以，如果说它只不过是人类故事刹那间的一鳞半爪，我们总觉得这样的想法难以把握。人类的故事众所周知，所以我们迷迷糊糊地想象，我们是一步一步慢慢走过来的，结果，我们的生物学装备非常齐全，能够对付一切新的社会危险。然而，如果我们强迫自己冷静思考，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令人难以置信的可塑性、天才的适应性仿佛能够对付一切危险，但那仅仅是表象。朴实的部落猎人披挂新的罗网，尽力做出一副轻松自如、得意洋洋的样子，但那身复杂、笨拙衣装，老是给他使绊子。不过，我们首先看看他如何编织他那神奇而非凡的文明斗篷，然后再来看他怎样被那斗篷绊倒，如何经常摔跤并失去平衡。

农业革命的成就是人类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第一次，人类不仅获得了源源不断的食物供应，而且还获得了定期而可靠的剩余食物。剩余食物的产出是一把钥匙，打开了通向文明的大门。最后，人类部落能够养活的人口就超过了获取食物所需的人口。部落不仅规模更大，而且可以腾出一些人去完成其他任务：不是在业余时间里从事的工作，或者围绕采猎食物的优先需要而展开的任务，而是可以把全部时间投入的独立发展的活动。专业分工的时代开始了。从这些文明滥觞之地成长出第一批城市。以古罗马为例来讲述城市的故事，它到了人类社会这样一个阶段：社群太大，人口太密，用动物学的话来讲，罗马人已经进入现代。诚然，在以后的千百年里，故事情节模糊了。但基本上还是老样子。人更密集，精英更精明，技术更发达。城市生活的挫折和压力更加严重。超级部落的冲突更加血腥。人太多，这就是说，有人所多余的，有人被浪费了。人的关系在大群体里迷失了，人越来越没有个性，与此同时，人对人的非人道行为多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然而已如前述，没有个性的关系并不是生物性上的人性，所以这一趋势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吹胀了的超级部落居然存活下来，而且还活得很好。我们今天稳坐在20世纪的时空里，但我们不能不去深究就接受这一事实。这是我们应该惊叹的事实。

我们人这种动物，那套基本的系统——对外的社会合作和对内的社会竞争——对我们同样适用，不过，我们的远古祖先被迫挪动那个平衡点。从采集果实到狩猎是异常艰巨的斗争，要求更有效、更积极的内部合作。成长过程中的狩猎猿面对的外部世界，除了令人恐怖的现象之外，几乎无时无刻不提出挑战。结果就发生了根本的转向：互相帮助，共享资源，组合资源。这并不是说，远古人开始万众一心行事，宛若鱼群；生活远比这复杂。竞争关系和领属关系保留下来，这有助于提供动力，减少优柔寡断，但霸道式权威受到严重削弱。微妙的平衡实现了；我们看到，这种平衡将大获成功，使早期的猎人分布到地球的大部份地区，虽然他们在漫漫征途上只拥有最低限度的技术。微型部落发展成为超级部落以后，这一微妙的平衡受到什么影响呢？由于个人对个人的部落模式丧失了，竞争/合作的摆锤开始急遽地摇晃，自此就造成破坏。超级部落的部属成为失去个性的群众，最急遽的摇晃指向专横和竞争一边。密度过大的城市群体成为受害者，他们迅速且反复沦为极度膨胀的专横、暴政和独裁的猎物。超级部落产生超级领袖，相比而言，他们行使的权力使昔日猴王显得像仁慈的君主了；同时产生的还有超级部属，即奴隶，奴隶惟命是从的极端形式使最卑贱猴子的服服帖帖都相形见绌了。

以这种方式统治超级部落，一位暴君是不够的。即使他有最致命的技术比如武器、地牢和酷刑，为了用这些技术强制维持大众服从的局面，他还需要大批追随者；如果他要使那生物摆锤固定在竞争的一边，他就必须要这样做。这样做之所以可能，那是因为其追随者像领袖人物一样感染了超级部落的非人性病症。他们凭借的手段是在超级部落内组建亚群体或假性部落（pseudo-tribe），借以安抚他们合作精神的良心。每个人都仿照古老生物类型的关系建立了个人的关系网，这就是小型部落规模的社会群体或专业群体。在群体内部，个人可以满足自己互助和共享的冲动。(意思是我们人类几百万年一直生活在小型部落里，生物上已经进化出了竞争与合作的心理，并且熟知部落里的每个人，但是超级部落以后，大部分人都是以陌生人的身份出现，一般情况下只存在竞争，但人类依然有合作互助的心理需求，所以形成个人关系网，以慰藉自己的合作互助心理需求)如此，他就可以比较心安理得地看待其他的亚群体比如奴隶，将其视为群外人，不受他的保护。社会双重标准随之产生。这些新型亚群体隐蔽的危害在于，它们使无个性方式处理个人关系成为可能。主人可能熟悉他的下属比如奴隶、仆人或农奴，但他把下属放近另一个社会范畴，所以他仍然可以虐待下属，像对待他不认识的暴众一样。

形成超级部落之后如何维持下去？

权力即腐败，但这仅是部分真理。极端的屈从同样使人腐败。当生物-社会摆锤从积极合作摆向专横时，整个社会都会腐败。这个社会可能会取得物质上的巨大进步，它可能会运输 4，883，000吨的岩石去修建一座金字塔，但由于其社会结构畸形，其寿命就屈指可数。你可以事事称霸，统治很长时间，统治很多人，但即使在超级部落的温室里，你的统治也是有局限的。极限达到时，如果那生物-社会摆锤慢慢恢复到中间的平衡点，那就是社会之所幸。但更常见的可能性是，摆锤猛烈地晃荡，流血的规模就前所未有，那是我们原始的狩猎祖先做梦也想不到的。人的合作冲动会重占上风，以强大的姿态反复露头，这是文明社会存活的奇迹。许多力量抗衡它，但它不断强势显身。我们可能会人为，这是理性的利他主义战胜兽性弱点的结果，仿佛伦理和道德是现代人的发明。倘若真是这样，我们是否还能活到今天在这里做这样的的断言，那就很值得怀疑了。倘若我们从来就没有与同类合作的基本的生物冲动，我们这个物种就绝不可能存活下来。如果我们的狩猎猿祖先是残酷、贪婪的恶霸，背负着“原罪”的包袱，人类成功的故事早就消亡了。我们之所以老是需要被灌输这样那样形式的“原罪”教义，原因只有一个：超级部落的不自然环境总是有悖于我们的生物性利他主义，所以“原罪”教义需要得到它所需的一切帮助。

常有人说，“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倾向于做的事情”。其顺理成章的推断是，如果有禁止偷窃、谋杀和强奸的法律，那么人这个动物的本性就是盗贼、杀人犯和强奸犯。如此描绘人这个社会-生物物种，这公平吗？在某种意义上，这不符合昔日新兴部落猿的动物学形象。遗憾的是，它符合我们这个超级部落的画面。偷窃大概是最常见的犯罪，也许这个例子有说服力。超级部落的成员饱受压力之苦，人为的社会情况向他施加各种压力和拉力。大多数超级部落的成员都是陌生人；他和这些人没有个人的、部落的纽带。典型的窃贼不会偷吃窝边草。他不会破坏古老的生物部落规矩。他脑子里瞄准的对象在部落之外。如要抗衡这一冲动，那就必须要强制执行超级部落的法律。我们有时说“盗亦有道”、“下层社会的规矩”。这凸显出一个事实：我们把罪犯视为超级部落里存在的独立、明显的假性部落（pseudo-tribe）。顺便说明，我们处理罪犯的方式值得注意：我们把他们推向边缘，加以制限，囚禁在自由受限、全部是罪犯的社群里；这样的处置颇为有趣。作为短期解决办法，的确有一定的效果，其长期效果却是强化罪犯的假性部落身份，而不是削弱其身份，反而进一步增加了他的假性部落社会交往。重新考虑“法律禁止的，是人出自本能倾向于做的事情”，我们不妨做这样的修正：“法律禁止的，是文明的人为环境驱使他做的事情”。如此，我们就可以把法律视为求得平衡的手段，法律倾向于制衡超级部落生存造成的扭曲，有助于维护对人而言自然的社会行为，但法律是以不自然的条件发挥这一维护功能的。

另一种法律即习惯法和我刚才的主张没有关系(这里应该是指文化养成的习惯)，其功能是团结社会，其名曰“隔离律”（isolating law），它使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不同。这些习惯法在法庭上只当配角。它们更大程度上是宗教和社会风俗的关怀。其功能是增加幻觉，使人觉得他属于一个统一的部落，而不是属于一个伸展过度的、熙熙攘攘的超级部落。如果有人批评说，习惯法似乎随心所欲或没有意义，他们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些传统的习惯法，必须服从，毋庸置疑。最好所不要质疑，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任意的，且常常没有意义。它们的价值在于，社群里的人都共同遵守。如果它们减弱，社群的团结也随之削弱。习惯法有许多形式：社会仪式的繁复程序比如婚丧娶嫁、庆祝活动、游行、节日等；社会礼节、礼貌和礼仪；社会风尚、统一制式的装饰和展示等。

除了法律、风俗、语言和宗教外，还有一种更加猛烈的凝聚力形式，这就是战争，它有助于把超级部落的成员捆绑在一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战争的胜利对领袖的支持犹如天助，其作用无与伦比。胜利使他既当霸主，又受敬爱，这是两者皆得的惟一机会。他可以实行最残酷的控制形式，把数以千计的同胞送去当炮灰，同时还被同胞讴歌为伟大的庇护人。外群体（out-group）的威胁使内群体（in-group）的纽带更加牢固，任何力量都难以超越外群体威胁的推动力量。共同敌人的存在会抑制内斗，统治者不会不注意到这一事实，古今皆然。当过分膨胀的超级部落开始出现裂缝时，一帮强大的“他们”能够迅速缝合这样的裂缝，内外的差别使我们转化为统一的“我们”。领袖如何牢记“他们”和“我们”的对立，如何刻意操弄群体内的冲突，这难以断定，但无论其举措是否是故意为之，内部抱团的反应几乎总是因此而发生。只有效率极其低下的领袖才会把这样的事情办砸。当然，他必须要有一个敌人，而且这个敌人的恶棍色彩要涂抹得非常醒目，否则领袖就可能就陷入困境。战争令人憎恨的恐怖被转化为光荣的战斗，这需要一个必备的条件：外来的威胁真的很严重，或者被宣传得很严重(这里是不是“宣传”中美大国关系很严肃的原因呢)战争对残暴的领导人很有吸引力，但又有一个不利后果：一方可能彻底失败，而惨败的可能正是他自己。于是，超级部落人就可能感谢战争这一不幸的弊端了。
以上诸点就是对大型都市社会产生影响的粘合力。每一种力量都产生了特殊的领导人：行政官员、法官、政客、社会领袖、高级祭司和将帅等。在生活比较简单的时代里，他们被通称为一种人：万能的皇帝或国王，能扛起全部领袖责任。然而，那样的时代业已过去；群体已经膨胀，真正的领袖责任总是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迁移，走向拥有最杰出人才的那个范畴。

人有这样一个固有的生物属性：猝然进入超级部落里的都市混乱时，人心灵深处反而感到满意。这一属性是人永远难以满足的好奇心、创造性和心智上的唯美倾向。都市的混乱场面似乎能加强他这一品性。庞大而密集的繁育场唤醒了海鸟筑巢孵雏的本能；与此相似，密集的都市社群能唤醒人的思想创新。都市是人类思想的孵化场。这是都市故事优势的一面。虽然它有许多不利的因素，但它使这个体制继续运行。我们已经在社会层次上考察过这些弊端，尚待考察它们在个人层面上存在的情况。生活在大型都市复合体里的个人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和紧张：噪音、空气污染、缺少运动、空间拘束、过度拥挤、高度刺激；表面上看矛盾的是，有人还感到孤单和无聊。你可能会认为，超级部落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他可能更喜欢安静、平和、沉思默想的生活。当然，他的确是这样想的，但正如运动一样，虽然他总是想锻炼身体，但他实际上很少运动。迁居郊区是他最极端的举措。在那里，他能创造摆脱都市压力的一种假性部落氛围；但除了礼拜天上午之外，他又急急忙忙回到那紧张的都市环境中。他可以迁走，但他会怀念那令人激动的环境、新狩猎人的激动心情，他思念都市的狩猎生活，他到最大、最佳的狩猎场去猎取最大的猎物。在此基础上，你可能会想，每一座大城市都是烈火燃烧的炼狱，充满新奇和创新。和村落比较，大城市可能像炼狱，但它远远没有到达探索的极限。这是因为社会的内聚力和创造力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内聚力维持稳定，因而是重复性的、静态的。创造力努力实现新的发展，必然会摒弃旧的模式。正如竞争与合作有冲突一样，顺从和创新总是有斗争。惟有在城市里，持久的创新才真有机会。惟独城市大量积存的顺应性能确保其强大和稳定，使之能够容忍叛逆的原创性和创造性产生的破坏力量。捣毁偶像崇拜的利剑劈在巨人的身上时，那只不过是小芒刺，挠痒痒，蛮舒服，使他不瞌睡，敦促他行动而已。这样的探索激情，加上我描绘的内聚力的辅助，是许多现代都市居民自愿禁锢在人类动物园的动力。超级部落生活的兴奋和挑战难以抗拒，只要有一点辅助力量，它们就足以压倒严重的危险和弊端。但这种生活的弊端如何符合动物园的标准呢？圈养动物发现自己被关禁闭，孤苦伶仃，或者生活在反常而扭曲的社会群体里。在并排的铁笼里，它可能会看见或听见其他的动物，但不可能与它们接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类都市生活的超级社会环境的运作与之颇为相似。城市生活的孤单是众所周知的危害。在非人格的大群人中，人很容易失落。天然的家庭关系和个人的部落关系很容易被扭曲、粉碎或肢解。在村子里时，邻居都是友人，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成为敌人，但没有一个人是陌生人。在大城市里，许多人连邻居的名字都不知道了。

以上追溯了导致我们目前社会处境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可以更仔细地考察自己成功适应人类动物园生活的各种方式；某些情况下又可以看看这些行为模式不适应现代生活造成的灾难。

2.社会地位与超级地位

如果你想控制你的群体，成功地捍卫自己的权力，你必须遵守以下10条金科玉律。这些规则适用于一切首领，从狒狒群的首领到现代的总统和首相，无一例外。确保领导地位的10条金科玉律是：

（1）必须要清楚展示凌然在上的仪表、体态和姿势
    对狒狒而言，这条定律的意思是：有光漂亮的皮毛；无纠纷时平静、轻松的姿态；活动时刻意志坚定的步态。绝不能表露出任何焦虑、犹疑、踌躇的迹象。只需做一点表面上的修正，这条定律就适用于人间领袖。华丽的皮毛换成了统治者富丽与华贵的专用服装，其光彩照人远在臣民之上，颇有戏剧性。他端的架子显示统治者独一无二的统治角色。当他轻松愉快时，他会倚靠在宝座上，或坐或站，其他人未经允许绝不能仿效，而是必须要毕恭毕敬地肃立伺候。这也是狒狒首领的典型体态，它可能会慵懒地趴在地上，焦虑的下属以机警的体姿在附近恭候。每当它做出攻击的姿态、强势突出自己的身份时，情况就为之一变。此时，它起身，比它的下属更令人注目。实际上，它比下属挺得更加笔直，用这一体姿匹配它的心理优越的地位。对狒狒首领而言，这很容易，因为它本来就更加魁梧。他只需端坐就可以凌驾于下属之上。比较胆小的狒狒蜷缩身子，匍匐在地，首领的地位就显得更高。对人类的首领而言，人为的辅助手段势在必须。他峨冠博带、罩袍披身，以显得更加伟岸。他的地位可以用御座、高台、坐骑或车辇来抬高，甚至用臣属来抬高。弱小狒狒的匍匐姿态有若干程式。臣属放低地位的方式有：鞠躬礼、屈膝礼、跪拜、叩头、额手礼、匍匐礼。
然而，帝王让位于民选的总统和首相以后，个人居高临下的展示不再那么明显了。领袖角色的重点有所转移。新型的领袖是人们的公仆，其高位是偶然现象，他不会既是公仆又是统治者。为了突出他对这种境遇的接受，他的穿着相当朴素，但这只是一种手腕。这种小小的欺骗使他更像“普通人”，但他不敢玩过火；因为在他来得及反应之前，他可能真的成了普通一兵。所以，他必须要继续展现他的主导地位，只不过方式不那么明显地具有个性而已。由于他手握现代都市环境各种复杂的资源，展示个人权势并不难。虽然服饰褪去了华贵的色彩，但补偿机制不在少数。他发号施令的办公室可以极其奢侈，他工作和生活的建筑可以雄伟壮观。他保留了出行时的排场，摩托开道，马队先行，专机来去。他可以拥有大批的“专业随从”——助手、秘书、服务员、个人助理、卫士、侍从等等；这些人的一部份职责仅仅是让人看见他们唯唯诺诺，借以放大他作为领袖的社会优越感形象。他居高临下的体姿、动作和手势保留下来了，没有失去。这些权力信号是人类最基本的信号，所以人们不知不觉接受了，所以它们可以不受限制。他的动作和姿势平静而轻松，或坚定而刻意。（除了自愿参加锻炼时，你何曾见过总统或首相奔跑？）谈话的时候，他们的目光宛若武器，不时射向下属，下属就彬彬有礼地避开他们的目光；下属凝神注视时，领袖的目光却偏向一边。他们不会手足无措、扭动身子、坐立不安、步履蹒跚。这些动作是下属的典型反应。倘若领袖如此，他一定出了大问题，他作为群体首领的角色就会受到严重的伤害。

（2）在激烈对抗的时刻，你必须要以攻击的姿态威慑你的下属
一旦察觉到下属任何最微小的挑战迹象，狒狒首领也会立即做出反应，表现出凌然不可侵犯的威慑行为。展示威胁有全套的行为，攻击性主导、略带畏惧色彩的行为是一极端，非常畏惧、略带一点进攻性的行为是另一极端。后面这一极端叫“出于畏惧的威胁”，是弱小但敌视者的反应，身居高位的动物绝不会表现出“出于畏惧的威胁”，除非他的首领地位已岌岌可危。地位坚如磐石时，他只会展现最富有攻击性的威胁。稳如泰山时，他只需显示积极的威胁，但根本用不着兑现这样的威胁。只需略微转动硕大的头颅，它就足以镇住那个方向不太守规矩的下属。这些举动叫做 “意向动作”，其运作机制在人类身上完全是一样的。有权势的领袖讨厌下属的举止时，只需头部略微转向那不安分的人，瞪一眼，他就足以伸张自己的领导地位。倘若他不得不提高嗓门，或重申命令，他的主宰地位就略有动摇；最终，为了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他就得予以训斥，或给予象征意义的惩罚。提高嗓门、大动肝火是领袖虚弱的迹象，那是对直接威胁的反应。当然，强势的领袖也可以自然地或刻意地将其作为重申自己地位的一般手段。狒狒首领有可能表现出同样的行为，它突然向下属冲击、吓唬下属，让它们记住谁是老大。这使它赢得几分，以后，只需脑袋动一动，它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人间领袖偶尔也用类似的手段，他发布严厉的训令，以突袭的方式巡查，发表咄咄逼人的长篇训话。如果你是领袖，如果你长期不说话、不露面，不让下属感到你的存在，那就有危险登门。如果环境不足以使你展示权力，那你就必须创造条件展示权力。你必须要让人看见你的权力。自然而然的威慑展示就具有这样的价值。

（3） 在身体受到挑战的时刻，你（或你的代表）必须能压倒发起挑战的下属
如果威慑性展示不奏效，直接的攻击就必须紧随其后。倘若你是狒狒首领，这却是危险的一步；原因有两个：首先，在肢体争斗中，即使战胜者也可能受伤，而伤情对首领的危害比对下属更为严重，因为对后续的攻击者而言，首领已不再那么令人生畏。第二，下属总是比首领多，如果把它们逼得太紧，它们就可能结成一帮，联合起来打败它。这两个事实使威慑姿态成为首选，对地位高的个体来说，这一方法比实际的攻击更受欢迎。在一定程度上，人这个物种里的领袖克服了这一不足，他启用了一个特殊的“压迫者”阶级。这就是军队和警察，他们履行职责时非常专业、非常精道，只有全民的大起义才足以将其推翻。在极端的情况下，专制者会用进一步的手段，他会雇佣一个更专业的压迫者阶级（如秘密警察），其职能就是镇压普通的压迫者，后者不守规矩时就用这一手段。凭借高明的操纵和管理，暴君有可能将这一攻击性体制玩弄于股掌之间，只有他一人知道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能控制局面。除了他一人之外，人人都无所适从，惟有等待上级的命令。如此，现代暴君就能够大权独揽，实施有效的统治了。

（4） 如果挑战者用的是脑力而不是蛮力，你必须你智胜发起挑战的下属
狒狒的首领必须要狡猾、机敏、聪明，还必须要强壮，且咄咄逼人。显然，这些品质对人类领袖更加重要。在领袖地位世袭的情况下，愚蠢的君主被废黜，或者沦为傀儡即实际领袖的走卒。今天的情况太复杂，领袖必然身处思想高明专家的包围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需要快刀斩乱麻。最后拍板的是他，清楚明快决策的是他，他不能有丝毫的优柔寡断。这是领袖极其重要的品格。坚定不移、雷厉风行的决策，比正确的决策更加重要。许多强势领袖虽决策错误却安然无恙，因为其决策风格干脆利落、坚定有力，相反，优柔寡断的领袖则难以安身。在理性时代，领袖统御的金科玉律令人不快却只好接受；这条定律是：至关重要的是你决策的方式，而不是你做什么。在某种程度上，做错事而方式正确时，领袖得到更多忠诚者的拥护，且事半而功倍；相反，做事正确而方法错误时，领袖就难以自保。这一事实令人遗憾，因为文明进步因此而屡次受挫。如果领袖做正确的事情，又遵守这十条金科玉律，那就是社会之幸，但这样的幸运实在罕见。在伟大的领导和反常的政策之间，似乎有一种不详的、并非偶然的关系。看来，超级部落极其复杂的条件造成了诸多危害，其中之一是：面对重大问题时，几乎不可能理性地做出明快的决策。这是因为证据总是极其复杂，变化多样，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合理、理性的决策难免会使人优柔寡断。超级部落的高级领导人无暇重视审时度势的自制，也无缘“进一步考察事实”，那是学术名人典型的特征，是学者才能够享受到的奢侈。作为主宰动物的生物学特性迫使人间领袖迅速决策，否则他就会颜面扫地。危险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局面显然有利于那些非常态的人，使之容易被视为出类拔萃领袖；在狂热煽动之下，他们准备在超级部落条件下大量矛盾的证据中快刀斩麻。这是生物学属性的部落人变成人为环境中的超级部落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之一。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寻找富有魅力、引人瞩目、自我主张、色彩缤纷的人格里那种精明、理性、平衡而思想深刻的领袖。矛盾吗？当然有的。不可能吗？也许是吧；但总有一线希望；首先，引起问题的超级部落本身规模宏大，所以它在产生问题的同时又提供了数百万计的潜在候选人。

（5）下属争吵时，你必须予以平息
狒狒首领看见不守规矩的下属争吵时，即使这场争吵不对他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也可能会干预和压制，一方面，这给他提供了展示统治地位的机会，另一方面，干预有助于维护群体内的秩序。首领的干预尤其针对争吵的少年，以便在它们小小年纪时就向它们灌输强势首领的思想。与此对应，人类领袖在群体内控制法律，进行执法。在这个方面，早期相对小型的超级部落统治者展示出强大的活力；到了近代，这些职责逐渐委派给其他人了，因为直接和领袖地位相关的其他重负日益增加。然而无论如何，争吵的社群不可能高效运转，所以他必须要维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和影响。

（6） 你必须要犒赏直接下属，允许其享受高位者的特权
狒狒首领的直接下属是危险的对手，但面对外来威胁时，它们又给首领提供宝贵的支持。而且，如果受到过分的压制，它们有可能结伙反对他，废黜他。所以，它们享受弱小成员不能分享的特权，同时还享受更多的自由，被允许靠近首领，其他年轻的雄性是不允许靠近首领的。凡是没有坚守这一规矩的人类领袖很快就陷入了困境。他需要更多地得到直接下属的辅佐，他遭遇“宫廷政变”的危险比狒狒首领更为严重。瞒着他策划的事情确实很多。犒劳仅次于他的权势者需要精明的手腕。如果奖赏错了，那就给严重的竞争对手委派了过多的权力。麻烦在于，真正的领袖不可能享有真正的友谊。友情的充分展示只能够在大致相同的等级中发生。当然，上下级之间有可能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友谊，但这种友谊总是受到级别差异的影响。无论友朋的意图多么美好，居高临下和趋炎附势总是要悄然潜入这样的关系，给它蒙受一层阴影。在社会金字塔顶端的领袖永远不会有朋友，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没有朋友。他那半心半意的朋友恐怕超乎他的想象。如我刚才所言，给直接下属宠爱时，领袖要有高明的手腕。

（7） 你必须要保护弱小的下属，使之免受迫害
哺乳期的雌性往往会簇拥在狒狒首领的身边。如果雌性受到攻击，或无助的幼崽受到攻击，他一定会发起无情的进攻。捍卫弱者时，他要确保未来的成年狒狒能够存活。人间领袖把保护弱者的行为拓宽到保护老人、病人和残疾人。这是因为有效的统治者不仅需要保护成长中的儿童，以期壮大拥护者的队伍；而且，他还需要减少壮年人的焦虑，因为衰老、疾病和残废对他们是难免的威胁。对大多数人而言，帮助老弱病残的冲动是出于生物学意义上的合作本性，是这一天性自然而然的发展。但对领导人而言，这样的帮助既能够消除人们对老弱病残的担心，又能够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8） 群体的社会活动必需由你决策
狒狒首领决定迁移时，整群的狒狒都会追随他。他休息时就全体休息；他进食时就群体进食。当然，人类超级部落的领袖失去了这种直接的控制，不过，他可以鼓励群体沿着比较抽象的方向前进，在这一点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可以促进科学发展，推进军备建设。或许，这一条定律严格地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和其他定律一样，按这一定律行事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社会运行轨迹一帆风顺、人人幸福、个个满意，他也必须在某些方面修正前进的方向，以便让全社会感觉到他的影响。如果仅仅是在出错时才做出反应，小修小补，那是不够的。他必须自动、自主地开发新的发展路线，否则他就会被认为没有魄力，没有色彩。如果他没有现成的爱好和热情，他就必须要培养爱好和热情。如果在某些问题上他表现得胸有成竹，社会就会在一切问题上看重他。许多现代领袖似乎忽视了这一点，他们的政治“平台”极端缺乏创意。即使他们打赢选战夺取了领导权，那也不是因为他们在激励选民上胜人一筹，而是因为对手在这个方面更为逊色。

（9） 必要时，你要安抚最底层的下属
    狒狒首领很难接近而不惊扰下属，因为靠近下属的行为本身就必然带有威胁性。为了消除这样的威胁，他可以展示让下属安心的动作。他轻轻地靠近，不做突然或剧烈的动作，露出友好的表情（所谓咂嘴）。这会有助于消除弱者的恐惧，使之平静，于是，首领就可以靠近下属了。相比而言，人类领袖对直接下属的态度一般是严厉强硬，不苟言笑；但在面对最底层的下属时，他们时常还是做出温和的样子。他们的形象过度夸张：谦恭有礼，笑容可掬，挥手致意，一个接一个握手，甚至抚摸婴儿。然而一转过身，其微笑就消失殆尽，淹没在无情的权力世界中了。(这不是《教父》里当上教父前后明显的变化么？)

（10） 你必须要主动进攻，挫败外来的威胁或攻击 
在反击外来进攻时，狒狒首领总是冲在第一线。他扮演群体保护者的重要角色。对他而言，敌人通常来自另一物种，但对人类领袖而言，敌人是同一物种里的敌对群体。在这样的时刻，他的领袖地位受到严峻的考验，但在一定意义上，和平时期的考验更为严峻。我在上一章里指出，外来的威胁产生强大的内聚力效应；在许多方面，领袖的任务反而减轻了。他越是大胆无畏、不计后果，就越是显得在保护自己的群体，十分狂热；在紧张的气氛中，无论其行动多么无理性，谁也不敢质疑了（和平时期则会质疑）。战争激发的畸形狂热浪潮推动他前进，强势的领袖应运而生。他使国民相信，杀人是光荣而英雄的壮举，不费吹灰之力；而在和平时期，人们则深信，杀人是最可怕的罪行。此时，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对的，即使错了，他的错误总是秘而不宣，因为人们相信披露这些错误会灭自己志气。万一走漏了风声，他所犯的错误也会大事化小，那是运气不佳，而不是判断失误。在和平时期，领导人往往编造外国强权的威胁，至少是夸大其威胁并使之成为潜在的敌人；如果你记住战争时期他说服国民、国民相信他的道理，他们在和平时期编造敌情就不奇怪了。
这些10模式就是权力模式。我想清楚说明：狒狒首领/人类领袖的比方并没有暗示：人类从狒狒演化而来，或者我们争霸的行为从狒狒的行为演化而来。诚然，在远古的进化史中，我们和狒狒有相同的祖先，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和我们的远祖一样，狒狒离开了茂盛的森林，来到艰难的空旷原野，更加严格的群体控制就成为生活的必要条件。树栖猴和树栖猿的社会体系松散得多；其首领的压力要小得多。狒狒狩猎的角色更加重要，我挑选他作例子的道理就在这里。狒狒首领/人类领袖这个比方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人类上对下的支配模式的基本属性。两者显著的相似性使我们能够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的权力博弈，并认清其本质：这是基本的动物行为。在此，我们必须要搁下狒狒比较简单的任务，更加仔细地来看看人类境遇的复杂性。(可见不只是中国有这么明显的阶级分层，美国等其他国家也有，更重要的是动物界也有，可见这是一种不可规避的自然现象)

竞争导致的自杀现象

地位竞争中经常出现这样一种现象，下属不敢对优势者发泄愤怒，因为那样做风险太大。他不得不转向其他地方去发泄。他的怒气有可能转向自己的孩子、妻子或宠物狗。昔日，他家的马就可能伤痕累累；今天，他的汽车变速器就成了出气筒。如果他幸而有自己的下属，他就可能喋喋不休地数落下属。如果他在所有这些方向上都受到抑制，他总会找个人当受气包，那就是他自己。他可能会患溃疡病。
在极端情况下，当一切事情都极端绝望时，他的自残可能会无以复加：自杀。（动物园里的动物有自残的现象；无法穿过铁栅去攻击敌人时，它们可能会撕咬自己的肢体，直到骨头露出，但自杀似乎仅见于人类。）有关自杀的主要原因众说纷纭，但很少有人否定，转向攻击是主要的因素。一位权威学者说：“除非想要杀人或至少希望别人死，否则谁也不会自杀的。”也许，这是夸大其词。因不治之症、奇痛难忍的病人也可能会自杀，这样的病人很难被纳入想杀人的范畴。如果你想说，自杀者想要杀医生，因为医生没治好他的病，那难免是异想天开。他想要的无非是解除痛苦。但这位病人选择的转向攻击似乎能够用来解释许多自杀案例。以下是支持这种自杀念头的一些事实。
大镇和城市里的自杀率比乡间高。换句话说，地位竞争最激烈的地方，自杀率就最高。男性的自杀率比女性高，但女性的自杀率正在紧追上来。换言之，在最积极参与地位竞争的男性里，自杀率最高；如今，女性从家务解放出来参与地位竞争以后，她们自然就分担自杀的危险了。经济危机时期的自杀率比较高。换言之，地位竞争在顶端陷入困境后，转向攻击就随之增加并自上而下传播，产生灾难性后果。

战争时期的自杀率比较低。20世纪的自杀率曲线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下降。换言之，既然可以杀人，何苦要杀自己？引起杀人的因素以及挫败潜在自杀者的因素使这些人转移其暴力的方向。他可以选择杀害不那么令人生畏的替罪羊，或选择自杀。在和平时期，杀人的抑制因素多半使他转向自己；在战争时期，他奉命去杀敌人，自杀率自然就下降了。
自杀和杀人关系密切。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一个辅币的两面。在他杀率比较高的国家，自杀率就比较低，反之亦然。仿佛是积蓄的攻击性太多，需要释放，而释放的方式则非此即彼。释放的具体方式取决于社区里对他杀的抑制因素。如果抑制力量弱，自杀率就下降。这和战争时期情况类似，在那时，抑制杀人的力量被积极而刻意地压制住了。
不过大体上说，在现代超级部落里，杀人行为被抑制的趋势非常明显。我们大多数人从来不会陷入靠掷硬币来决定他杀/自杀的困境，所以我们难以理解这样非此即彼的冲突；不过，从理论上和生物学来说，自杀不如他杀自然。尽管如此，自杀和他杀的数字还是与理论上的推断相反。以英格兰近年的情况为例，每年的自杀总是在5，000件徘徊，而每年（破案）的他杀始终在200 例以下。而且，如果察看这些他杀案子，我们还发现意外的现象。我们大多数人对他杀的理解来自于新闻报导和侦探小说，但报纸和惊险小说把重点放在促销报纸和小说的谋杀案上。实际上，最常见的他杀是不吸引人的、悲惨的家庭琐事，受害者往往是直系亲属。1967年，不列颠的谋杀案一共172件，其中的81件是骨肉相残。而且，在其中的51例中，谋杀者杀人后自杀。这类先杀亲人接着自杀的案子里往往是一个男人，他走上绝路，把攻击转向自己，首先杀亲人，接着杀自己。常常是这样的情况：他不忍心留下亲人为他的烂摊子受罪，所以他先把他们送走。研究谋杀的学者发现，谋杀犯可能会出现一种耐人寻味的变化。如果他没有完成预谋的计划，没有使自己陈尸被害亲人的尸体旁，他可能觉得，巨大的心理紧张释放了，因而突然放弃了自杀的念头。社会压制他，使他受挫，以至于他想自杀，所以杀死亲人变成了他对社会的报复；他的压抑得到解除，心理得到解脱；他陷入困境：亲人陈尸眼前，一切迹象显示，他犯了多重谋杀罪。但实际上，那只是因绝望而自杀的一部份后果。这种悲惨结局是攻击转向的极端的噩梦。
所幸的是，我们大多数人不会走向这样的极端。家人的感觉只不过是，我们回家晚时偶尔郁郁不乐，牢骚满腹。许多超级部落人在电视上或电影院里看别人杀坏人，从中找到发泄的渠道。耐人寻味的是，在受制于人或受压迫的社区里，电影院放映的暴力片比较多，其比例高得引人注目。实际上你可以说，虚拟暴力那惊险的吸引力，和实际生活中追求优势地位而受挫的情况有直接的比例关系。

竞争导致的残害动物现象

在超级部落时代，我们杀害动物有四种原因：获取食物、衣物和其他材料；消灭害兽害虫；推进科学知识；体会杀戮的快感。第一二种原因和我们的远祖相同；第三四种原因是超级部落条件下的新现象。我们在这里只关心第四种原因。其他三种原因也有可能带有残忍的成分，但残忍不是其首要特征。

故意虐待动物的历史走了一段奇怪的道路。远古的猎手和动物有亲缘关系，猎手尊敬动物。同理，初期的农夫也尊敬动物。然而。都市人口急剧增长以后，大群人和动物切断了直接的接触，尊敬之情自然就丧失殆尽。文明发展了，人也傲慢了。他视而不见这样的事实：他和其他动物一样也是动物。一条鸿沟出现了：惟独他才有灵魂，其他动物是没有灵魂的。它们只不过是造化放在大地上供人取乐的野兽。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大，动物踏上了一段看客的路程。我们不必在此赘述，但值得指出的是，晚至19世纪，教皇庇护九世（Pope Pius IX）还不允许在罗马设置动物保护机构，理由是人对同类有义务，对动物没有义务。19世纪稍晚，一位耶稣会士写道：“野蛮的动物没有理解力，因而不是人，所以不能有任何权利……因此，我们对动物没有慈善的义务，也没有任何其他义务，就像我们对树桩石头没有义务一样。”
当时，已经有一些基督徒开始怀疑这样的态度，但直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对人的思想产生重大影响以后，人和动物的关系才再次接近了。人与动物的亲近对远古的猎人是自然而然的；人再次接受这样的关系以后，人类尊敬动物的第二个时代随之开启。自此以后的一百多年里，我们对故意虐待动物的态度发生了迅速的变化。不过，尽管人们越来越反对虐待动物，但这样的现象还是屡见不鲜。公开展示虐待行为的情况比较罕见了，但私下的残暴行为依然存在。我们可能尊敬它们，但它们仍然低于我们，既然如此，它们就很容易受到杀害，成为攻击性转嫁的受害者。
紧随动物之后，儿童是最容易受害的低位者；虽然这里的抑制因素要大得多，但他们仍然遭到大量的攻击性转移的暴力。在一定程度上，迫害动物、儿童和无助下属的恶劣行径是一把尺子，可以用来衡量加害者遭受的压力。即使在杀戮被美化的战争状态下，这样的机制也在其作用。士官和军士常常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欺负士兵，不仅是为了执行纪律，而且是为了激起仇恨，目的是眼看士兵将仇恨转移到敌人身上。
回眸历史我们看到，从上到下的重压是超级部落的必然特征，我们看到它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仅仅几千年以前，人不过是淳朴的部落狩猎者。今天，用动物的标准来衡量，他在不正常的境遇中产生的行为也是不正常的。他过分模仿高位者，他旁观暴力而感到的兴奋，他那虐待动物、儿童和极端的弱小者；他的杀戮行为，以无路可走时自虐和自戕的行为等等——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是不正常的行为。我们的超级部落人怠慢家人以便在社会阶梯上攀登，幸灾乐祸地欣赏书本和电影里的残暴行为，用脚踢宠物狗，迫害弱小者，折磨受害人，杀戮敌人，患上抑郁症，对准脑袋自杀，这一切都惨不忍睹。超级部落人经常自吹在动物世界里独步天下——在残忍这一点上，他毫无疑问是独一无二的。

第二部：《亲密行为》

亲密行为的根源

在婴幼儿期，我们不会说话或写字，此时的身体接触是最重要的课题。与母亲身体的直接互动具有压倒一切的意义，给我们留下终身的印记。此前，在子宫里时，我们既不能看，也不能闻，遑论说话写字，身体的接触是我们生命中愈益重要的因素。成年后，与他人的身体接触行为中有许多古怪的形式，常常还有许多强大的抑制因素。若要理解这些古怪的形式和抑制因素，我们就必须回到我们生命的源头；那时，我们只不过是母亲肚子里的胚胎。我们很少思考在母亲子宫里的亲密生活；然而，正是母体里的亲密生活有助于我们童年时代的亲密行为；可惜，我们往往忽视这样的亲密行为，因为我们将其视之为理所当然。同理，重新审视童年时代的亲密行为有助于解释成年生活的亲密行为，此时的亲密行为常常使我们感到困惑甚至尴尬。
我们作为生命体最初的印象必然是亲密的身体接触。彼时，我们舒舒服服地漂浮在母亲的子宫里，得到母亲的呵护。在这个阶段，促进神经系统发育的主要的信息输入形式有触摸、挤压和移动。胎儿全身浸泡在胞衣的羊水里。胎儿渐长，压迫子宫肌肉的力量增大，子宫轻轻柔和地拥抱胎儿，力度也加大；胎儿的力量渐长，紧紧地蜷缩的子宫里。此外，在十月怀胎期，渐长的胎儿感受到母亲肺脏呼吸的节律，也感受到母亲步行时轻轻的、有规律的晃动。
到了妊娠后期，即分娩前最后三个月，胎儿有了听力，但仍无视觉、味觉或嗅觉。在漆黑的子宫里，外界的碰撞还是能够感觉到的。如果母亲肚子旁边发生了尖利的噪声，胎儿就会惊得一跳。灵敏的仪器可以记录到胎儿的惊动，母亲也可能感觉到胎儿的惊动。这就是说，出生之前的胎儿无疑能听得母亲每分钟72次稳定的心跳。这是胎儿生命过程中主要的声音信号，它将给胎儿留下印记。
在温暖的羊水里漂浮、蜷缩在子宫里、随着母亲身体的移动而晃动、听母亲的心跳——这些经验就是我们生命初期实在的感受。它们是我们在母体里长期感受到的刺激，其他与之竞争的刺激并不存在，这就在我们的大脑中留下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安全、舒适和被动。

突然，子宫里的天堂被粗暴而快速地粉碎，这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严重的创伤之一，这就是我们降生的经验。在几个小时里，子宫就从舒适的安乐窝变成了紧缩和挤压的肉囊，这是人体最大最有力的肌肉，比运动员强健的肌肉还有力。妊娠之初，子宫给我们的拥抱相当慵懒，稍后的拥抱变得很舒适，分娩时却给我们难以承受的挤压。新生儿脸上展现的不是欢乐而诱人的微笑，而是受折磨的面部肌肉紧张、扭曲的表情。对焦急等待父母而言，新生儿的啼哭是无与伦比的甜美音乐，但实际上却是新生儿无名恐惧的狂呼乱叫，因为它脱离了亲密的身体接触。(原来出生地婴儿来说是这么个巨大的灾难，不得不佩服人类和其他生物强大的生命力，从小就能接受这么大的打击)
婴儿降生时身体柔软，仿佛是一块湿漉漉的柔软橡皮；几乎在同一时刻，它猛一喘气，开始呼吸；五六分钟之后，他开始啼哭；它的头部、双腿和双手开始活动，在30分钟的时间里，它身体的活动加剧，表示抗议，一阵阵的蹬打、挥舞、哭叫，表情痛苦。30分钟后它精疲力竭，安静下来，久睡难醒。
这场“闹”剧暂停了。但婴儿从这次长睡中醒来时，立刻就需要母爱的呵护、触摸和亲密接触，以补偿它脱离子宫安乐窝的损失。脱离子宫舒适环境后的替代工作由母亲和协助母亲的人提供，替代的方式多种多样。最明显的是母亲的拥抱替代子宫的拥抱。最理性的拥抱方式是怀抱，尽量贴身，以不妨碍婴儿呼吸为限。贴身怀抱和简单的手托截然不同。笨手笨脚成人抱婴儿时身体接触很少；他很快就会发现，这样抱婴儿的姿势大大削弱了拥抱的安抚价值。母亲的胸膛、手臂和双手必须要尽可能再造子宫拥抱婴儿的环境。
有时，光是怀抱还不够，还必须追加其他模拟子宫的要素。不知不觉间，母亲开始轻轻地摇晃婴儿。这一动作的安抚效果很好，如果失效，母亲就会起身缓慢踱步，紧紧地搂抱婴儿。有时，母亲会凝视它。这样的亲热能安抚不安和哭闹的婴儿。看来，其安抚作用在于，这些亲密行为在模拟婴儿降生之前在母体里感受到的节奏。最明显的猜测是，这些动作再造了婴儿在子宫里感受到的轻微的摇晃；母亲在孕期里走动时，婴儿就能够感受到这样的节奏。不过，这里有一个漏洞：他走动的速度不是婴儿感受到的节奏。母亲摇晃的节奏比走动的节奏慢。再者，她“抱着婴儿走路”也比平常走得慢。近年，有人试验摇篮理想的摇晃节律。速度太慢太快都不会产生安抚的效果。然而，把机械驱动的摇晃节律定在每分钟60次～70次时，就产生明显的效果，婴儿立即安静多了，哭叫声也少多了。诚然，年轻妈妈怀抱婴儿摇晃的频率略有差别，但她们典型的摇晃频率和试验的频率大致相同，怀抱婴儿走路的速度大约也在这个范围之内。不过，一般情况下年轻妈妈走路的平均速度要超过每分钟100步。(照顾过婴儿的人才知道，他是多么的挑剔，原因原来是模拟子宫里面的生活状态)

低声耳语或低吟哼唱的声音以另一种方式进行安抚。再次以动物为例有助于我们理解。某些鱼有攻击意向时就做出低头举尾的动作。如果这些鱼发出的信号是，它们不会攻击，那么，它们的动作就刚好相反：举头降尾。母亲的低吟以同样的对照原理起作用。响亮、尖利的声音对人类是警号，对其他动物也是警号。嘶叫、高喊、嚎叫、咆哮是许多哺乳类痛苦、危险、惧怕和攻击的信号。与此相反，人类母亲用低吟和呢喃的声音传递完全相反的讯息：一切平安。她可以低吟，也可以呢喃，当然，她说的话不重要；重要的是她那轻柔、甜美、舒缓的音调，这种调子向婴儿传递重要的安抚信号。
另一种重要的降生后的亲热是母亲让婴儿衔乳头（或奶瓶的奶嘴）。它的嘴巴感觉到柔软、温暖、有弹性的东西，它可以吮吸温热、甘甜的乳汁；嘴巴感觉到温暖，舌头尝到了甜味，嘴唇感觉到柔软。于是，另一种基本的安抚、亲密行为进入了它的生活。我们再次看到，这种亲密行为将以各种伪装的形式在成人生活中再度出现。
以上所述是婴儿期最重要的亲密行为。妈妈拥抱婴儿，搂在怀里，摇晃、轻拍、爱抚、亲吻、摩娑，给它清洗、喂奶，对它呢喃低吟。婴儿早期唯一主动的接触行为是吮吸，但婴儿的确能发出两种重要的信号，邀请母亲的亲密行为，鼓励母亲贴身抱它。这两种信号是哭闹和微笑。哭声启动母亲的拥抱，微笑有助于维持拥抱。哭声说的是“来抱我”，微笑说的是“不要走”。
婴儿的哭声有时被误解。因为哭声用来表示饥饿、不舒服或疼痛，有人就以为，哭声只传递这几种讯息。婴儿一哭，母亲就自动判断，必定是这三种信号之一，但未必如此。那讯息仅仅是“来抱我”，并没有说为什么要妈妈来。即使吃饱了，又舒服，无疼痛，婴儿还是可能哭，它只不过希望能和妈妈亲热。(怪不得婴儿非要人抱)妈妈召之即来，给宝宝喂奶，确信它没有任何不适，于是把它放下，它可能又开始哭。在健康宝宝身上，这一切只不过表明，它享受妈妈的温存和亲热还不够，所以它要抱怨，直到妈妈来抱它。在起初的几个月里，婴儿对亲热的要求很高，所幸的是，它有一个强有力的吸引妈妈的信号，那就是微笑，这是对妈妈辛苦的报偿。
在灵长目动物中，人类婴儿的微笑独一无二。猴类和猿类的幼崽不会笑。它们不需要笑，因为它们肢体强壮，能紧紧地抓住母亲，靠自己的动作偎依在母亲怀里。人类的婴儿无力抓住妈妈，只好向妈妈展示更大的魅力。微笑是进化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

哭和笑都得到第二位信号的支持。起初，婴儿的哭闹和猴子的哭叫相似。小猴叫时，发出一连串有节奏的嘶哑声，但没有眼泪。降生后头几周，婴儿的哭闹与小猴大致相同，没有眼泪；稍后，哭声加上了抽泣。成年后，抽泣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信号，但婴儿的抽泣和哭声是合在一起的。为何人类特有的抽泣尚无人评说，原因不是很清楚，不过抽泣对我们具有独特的意义，那倒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它当然是视觉信号，无毛的面颊强化这一信号，泪珠滚滚掉下面颊，晶莹剔透，令人注目。另一条线索来自母亲的回应，那就是给宝宝“擦干眼泪”。妈妈轻轻地擦宝宝脸上的眼泪，那是亲密的安抚行为。也许，这正是泪腺戏剧性地增长产生的第二位的重要功能，年轻人经常泪如泉涌的信号就是渴望安抚的信号。
即使这一信号似乎有些牵强，它也值得我们注意，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有清洗婴儿的强烈欲望。婴儿打湿尿布时，母亲给宝宝擦干尿；年轻人眼泪婆娑仿佛是进化产生的“替代尿”，旨在情感压抑时激发类似的亲近回应。和尿液不同的时，眼泪不把大量废物排出体外。眼泪的分泌量不多，有清洗和保护眼球的功能，但痛哭失声时，眼泪的唯一功能似乎是发出社会信号，纯粹的行为学解释是有道理的。和微笑一样，眼泪的主要功能似乎是鼓励他人的亲密行为。
支持微笑的还有咿呀学语和伸展手臂等第二位的信号。宝宝咧嘴笑、咯咯笑、伸手要抓妈妈，要妈妈抱。妈妈以同样的动作回应，她也笑，也对宝宝咿咿呀呀，也伸出手，或去抚摸宝宝，或抱起宝宝。和抽泣一样，微笑要出生后第二个月才会出现。事实上，新生儿的第一个月不妨称为“猴子似行为阶段”，只有在这个阶段以后，人类独特的信号才会出现。

幼儿学说话时下一个大发展阶段就来临了。三岁时学会基本词汇以后，语言“接触”继视觉接触而起。此时的幼儿和母亲可以用语词交流感情了。到这个发展阶段，早期基本的身体接触必然进一步受限。老是让妈妈搂抱就显得幼稚了。幼儿对探索、独立和个人身份的需要日益增长，犹如一盆冷水浇灭了让妈妈搂抱和抚弄的欲望。在这个阶段，如果父母做出过多的身体接触，孩子并不会感到受呵护，而是感到父母太粗暴。现在他感觉，被父母搂抱就是被父母捆住手脚，父母必须要适应这种新的形势。
尽管如此，身体接触并不会全然消失。在痛苦、惊吓、惧怕的情况下，父母的拥抱仍然受欢迎，仍然是孩子之所求，即使在不那么戏剧性的时刻，父母和孩子的身体接触仍然发生。然而，接触的形式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全身紧贴拥抱缩减为不那么完全的片断。不那么贴身的拥抱、以手搭肩、摩摩头、握握手等亲密行为开始出现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童年时代晚期的探索压力越来越大，儿童还是很需要身体接触和亲密行为，那会给他带来舒适的感觉。这种需要不是减少而是受到压抑了。一方面，身体接触的亲密感意味着幼稚，必须要放逐到过去的记忆中，然而同时，环境却需要这样的亲密接触。解决这种困境冲突的办法是引进新的身体接触形式，使之既可以提供儿童所需的亲密接触，又不会给他留下“婴儿气”的印象。
这种伪装的亲密行为的最初迹象几乎可以回溯到婴儿期，半岁以后出现，始于所谓的“过渡性对象”，实际上就是替代妈妈的无生命的物体。三种替代品最常见：婴儿喜欢的奶嘴、柔软的玩具和柔软的布料，布料一般是围巾或床单。婴儿最初对这些替代品的感觉是它与妈妈亲密接触感觉的一部分。那时的替代品当然地位不会超过妈妈，不可能是优于妈妈的首选，但总是和她的在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妈妈不在场时就代替妈妈；许多儿童在没有替代品陪伴的时候就睡不着。围巾和柔软玩具必须要放在它的小床里，陪它睡，否则就会有麻烦。儿童的要求很具体——要么是那个玩具，要么是那张围巾。类似的或陌生的替代品都不行。(怪不得好多人喜欢布娃娃)
在这个阶段，替代品的使用仅限于母亲不在场的时候，它们在婴儿入睡前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孩子与母亲的接触中断了。但孩子略大时，情况有所变化。由于它逐渐独立，它喜欢的替代品的重要性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有些妈妈误解这一现象，以为孩子感到不安全，而原因又不清楚。如果孩子吵着要它的“小熊熊”、“小巾巾”或“小人人”——孩子总是给这些替代品起一些特殊的别名；此时的母亲可能会把这视为倒退行为。实际上正好相反。孩子的行为只不过是说：“我想和妈妈抱，但那太奶气。我现在独立。所以我抱我喜欢的东西，这使我觉得安全，使我不用妈妈抱了。”一位权威学者说得好，这样的过渡品“使孩子想到妈妈令人高兴的亲热，是妈妈的替代品，同时又是是一种防护机制，使之不会重新紧紧贴在妈妈怀中”。

孩子渐长，岁月流逝，但使他感到舒适的替代品还是迟迟不肯退场，到了童年时代中期仍不乏其例。确有罕见的例子显示，替代品进入成年生活中。我们熟悉抱着她玩具熊睡觉的大姑娘。我所谓的“罕见”需要做一点说明。痴迷于婴儿期“过渡性对象”完全不能割舍的情况虽然有，但的确很难一见。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那样的奶气一眼就可以看穿。相反的情况是，我们看见替代品的替代品——用高明的成人替代品取代母亲身体的带有乳臭味的替代品。婴儿抱着睡的“小巾巾”换成毛皮衣时，我们就比较尊重这样的变化了。
孩子稍大时，另一种伪装的亲密行为可见于孩子与父母的打闹嬉戏中。拥抱父母太奶气，但拥抱的需要还存在，于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打闹时的身体接触，那不太像拥抱了。爱意绵绵的拥抱变成了模拟攻击性的熊抱。于是，拥抱就变成了摔交。与父母打闹时，孩子能重温婴儿期亲密接触的温馨，将其掩盖在攻击性童年时代的面具之下。
这一伪装非常成功，以至到青春期后期，仍然可见孩子与父母的假装打闹。再往后，成人之间伪装的亲密行为一般只局限于在胳膊上的一拳或背上的一击，以示友好。应当承认，童年时代的打闹嬉戏不只是伪装的亲密行为；这里既有身体接触，也有体力的较量，既有重温旧梦的温馨，也有对身体潜能的新探索。但婴儿期的亲密行为的确还存在，而且很重要，比一般人通常的看法重要得多。
青春期到来时出现了一个新问题。与父母的身体接触进一步减少。父亲发现，女儿突然不再那么喜欢和他打闹。儿子突然在母亲面前感到害羞。婴儿期一过，独立行为的需要开始表现出来，到了青春期，独立的需要得到强化，出现了一种强大的新的需要：隐私。如果婴儿发出的讯息是“抱紧我”，儿童的讯息则是“放下我”，而少男少女的讯息则是“别管我”。一位心理分析师这样描绘青春期的行为方式：“年轻人往往独处；从此，他和家人相处时形同路人。”当然，这句话虽有道理，却也过分夸张。青春期的孩子不会去亲吻陌生人，他们孩在继续亲吻父母。诚然，和以前相比，其亲吻更加程式化了，原来出声的亲吻变成了轻轻的一点，不过，短暂的亲热还是发生。然而，成年以后，与父母的亲吻仅限于见面、告别、庆贺和灾难时刻。实际上，就家人的亲密行为而言，少年已经成年——有时甚至已经老成持重了。关爱的父母不知不觉间想各种办法矫正这一问题。典型的例子是“整理衣服”的行为模式。如果不能直接表示爱抚，他们以伪装的姿态触摸孩子的身体：“我给你整一整领带”或“我给你的衣服刷刷灰”。如果孩子的回答是：“妈，不用了”或“我自己来”，那就是说，年轻的孩子无意之间识破了父母的心机。

当孩子应该去闯一闯，应该更独立时，母亲反而太呵护孩子。最严重的扭曲是：母亲对婴儿呵护不够、过分严厉，甚至进行惩罚，孩子稍大后却太溺爱，紧紧抓住孩子不放手。这完全颠倒了情感纽带的发展顺序，遗憾的是，这正是今天司空见惯的现象。如果稍大的或青春期的孩子“反叛”，他们背后隐藏的常常是这种扭曲的育儿模式。可惜，反叛发生时却难以矫正了，幼年期的损害已经铸就了。

我在此描绘的自然顺序——先疼爱——后放手——的育儿模式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适用于其他灵长目。

青春期以后，年轻的孩子离开家去住；从身体接触的观点看，这仿佛是体会第二次降生，家庭的子宫像母亲的子宫一样被放弃了。亲密行为的原生序列是“抱紧我/放下我/别管我”离家居住时，这个序列倒过来回到源头。年轻的恋人像婴儿一样说“抱紧我”。有时，他们甚至以“宝宝”互称。自婴儿期以来，亲密行为再次频繁出现。和婴儿期一样，身体接触的信号挥舞魔杖，强大的依恋纽带开始形成。为了强化这样的依恋，“抱紧我”的讯息放大为“永远不要离开我”。然而，一旦接偶关系完成，恋人形成了新型的两人世界的家庭单位，第二轮的婴儿期就随之结束了。仿照第一轮亲密行为模式的第二轮亲密行为的序列无情地展开，第二轮的婴儿期让位于第二轮的童年期。（这是真正的第二轮童年，不能与老年期混淆，老年期很晚，有时被误称为第二轮童年。）

届时，求爱期日益增加的亲密行为开始减弱。在极端情况下，夫妻一方或双方开始觉得陷入罗网，觉得独立性受到威胁。这种感觉本来是正常的，但给人的感觉是不自然，于是，夫妻断定婚姻全错了，并决定离婚。第二轮童年的“放下我”让位于第二轮青春期的“别管我”。青春期的第一轮离别父母的时间过去，第二轮家庭分离的离婚到来。但如果离婚造就了第二轮青春期，那么这一新青春期的离异者在没有恋人的情况下做什么呢？情况表明，他们各自寻找新的恋人，重温第二轮的童年期，再婚，猛然回到第二轮童年，自己也感到不甚惊讶，童年期亲密行为的过程又再次重演。
上述描写有一点玩世不恭，失之过简，但有助于说明问题。许多人很幸运，我们今天也不乏这样的幸运儿，他们不会经历第二轮青春期。他们接受第二轮婴儿期向第二轮童年期的变化。新的性亲密行为和共同养育子女的亲密行为放大了这个童年期，他们的配偶关系维持下来了。
在以后的人生中，含饴弄孙的亲密行为可以缓冲父母因素失落的感觉。最后，第三论即最后一轮的童年期到来，这是老态龙钟、孤立无助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亲密行为序列倏忽即过，时间短促。第三轮童年期不存在，至少从世俗的观点看是不存在的。我们人生的结局像婴儿，“舒舒服服”地躺在棺材里，棺木里用柔软的材料填充，就像摇篮一样。我们从摇篮的摇荡环境走到泥石的封堵的固着环境。
许多人难以设想第三轮亲密行为序列戛然而止的无情事实。他们绝不接受这样的观点：第三轮婴儿期不会走向天堂里的第三轮童年期。那里的情形既理想又永恒，不必担心母亲的溺爱，因为天父没有妻子。
我追寻从子宫到墓园的亲密行为模式，详细描绘了生命早期的各个阶段，成年以后的各个阶段则一掠而过。解释了亲密行为的根子以后，我们可以在以下章节里更加仔细地审视成年人的亲密行为了。

每个人的身体都在不断向周围的人发出信号。有些信号邀请亲密接触，另一些信号排斥亲密接触。除非我们突然撞到他人的身体，我们都首先仔细“阅读”别人的信号，否则，我们决不会互相触摸身体。然而，我们的大脑非常善于衡量这些邀请的信号；在社会交往中，我们常常能够在刹那间做出适当的估计。倘若我们在大群的陌生人中突然发现一位钟情的人，也许在看见他以后不一会儿就开始拥抱他了。这未必意味着粗心，只不过表明，我们颅腔里的“电脑”很精明，几乎立即完成了复杂的计算，能够在我们清醒的时刻作出判断，对周围一切陌生人的相貌和情绪进行精心的评估。他们身上散发出来数以百计的信号，有关他们身材、高矮、胖瘦、肤色、声音、气味、体姿、动作和表情的信号以闪电般的速度进入我们特化的感觉器官，我们的社会电脑飞快地运行，输出答案：或是身体接触，或是不接触。转瞬之间就做出了决定。在婴儿期，我们的身体小巧、无助，强大的刺激鼓励成人伸出友善的手触摸我们。扁平的面孔、大大的眼睛，笨拙的动作、胖嘟嘟的圆润曲线，都加强了诱人触摸的吸引力。此外，灿烂的笑容和惊恐的哭闹信号也增加了吸引力，显而易见，婴儿对亲密行为发出难以抗拒的邀请。如果成人发出类似的无助或痛苦信号，比如生病或遭遇车祸时发出的信号，我们就会激起几乎与婴儿相同的假性父母回应。此外，我们尝试身体接触行为比如握手时，总是同时脸上露出微笑。(原来我们天生就能捕捉到这么多信息也在不经意间散发这么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