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以不永伤——蒋峰

[维以不永伤 第一章 ]

开始是那个打奶的女人发现的。七年来她始终宣称奶油因为比水轻而浮在上面，为此每天早晨五点钟她都要赶在花园门口以求买到最浓的牛奶。偶尔有时候送奶人未能在天亮之前准时到达，她便沿着送奶人的路上迎去，从不容忍有人在她之前抢先买到奶。同往常一样，送奶人在奶桶顶层舀出一斤奶后，她坚持着再添半斤。然后她走回花园，向杂草丛生的小道过去，她将这称为“牛奶之路”，前后走了七年之久，以致于天色黯淡的时候她也能巧妙地绕过一株株浅色而近乎透明的白杨树且从不被野草丛中的连秧缠住。走到中途她觉得自己踩进了泥里，黑暗中她无法看清自己的脚，只是感到双腿怪沉的。她知道雨终于来了，同时想着这是走到哪了。然而不多久她便走了出来，拨开低垂在右眼前的柳枝，跨过齐腿高的铁围栏，看了看身前的那栋楼，还是只有一扇亮着灯的窗户，那是她自己的房间。

　　她上楼的声音震亮了楼道里的灯，借着光亮顺便看看今天的牛奶浓度如何。进屋的第一件事先打开收音机，随后来到厨房，将牛奶倒在灶上的奶锅里，点上煤气，最后才走回门口脱鞋子。广播上说今天仍没有雨，算上昨夜已经是连续三十七天没降一滴水了。火的外沿将奶锅围成了一圈。她想没有什么能再使这夏天变得凉一些，除非是秋天提前到来。牛奶开始向上涨，她调小一些火焰，然后又熟练地在牛奶落下去时提升火温等着第二次上涨。昨晚又没下雨，早该下一场的，她望着冒泡的牛奶想着。没下过雨？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俯下身看看地面，地上满是从她鞋上掉下来的泥。她匆匆跑到门口，把那双拖鞋翻过来仔细盯着。光线有点暗，她看不清什么，只看到鞋底花纹间的空隙塞满了泥土。她推开门走下楼梯，发现一路上都是她留下的脚印。她摸不准这是什么颜色的鞋印，但却如此清晰，甚至可以沿着印迹一路走回去。

　　起初她以为走错路了，可能是记忆的岔口使她无意中发现另一条打奶的捷径。太阳渐渐升起的时候她辨认出这确实是走了七年的小路，不一样的是很明显昨夜有人来过这里，很多树枝被折断，成片的杂草也连根卷起。风过之时飞起一片受惊的昆虫向她扑面滑过。她终于找到了那块最泥泞的地方，蹲下来用手指蘸了蘸草上的湿泥，举到眼前，在晨光中她辨明这就是鞋底泥土的颜色。她再次小心翼翼地将手臂向草丛中探去，仿佛一条蜿蜒前行的蛇那样缓慢移动。她明白自己摸到了什么，左手将高矮不齐的杂草拨开。她看见有人死在了这里。不是雨，而是死亡。死者的面孔被玫瑰色的长发遮住，一双睁着的眼睛由于剧烈肿胀而凸现于头发之上。即使是无家可归的乞丐也不愿对那女孩身旁被扯碎的衣服怀有指望。不会再有什么能使她如此恐惧。她起身向后退了半步，长吸一口气，惊吓得喊了出来，不是因为见到令人心寒的尸体，不是因为闻到雾气中向四处飘散的血腥味，而是她意外地发现那锅不停冒泡的牛奶竟然还在她手中。牛奶被晨风吹得起伏不定，伴随着树叶的沙沙声滚到她的手指上，烫得她松开双手。奶锅掉到女孩裸露的肚子上，牛奶漫过尸体向身下流去，发出咝咝的热气，将好不容易才凝了的血重新熔开。

　　在警察离开之前没有其他人来过这里，早在雾气还未散尽之时，警察便清理了现场。然而消息依然像波涛汹涌的水一般迅速传遍整个社区，以至于我们成了最后知晓此事的几个人。那天住在一楼的张爷爷照常在正午十二点一刻拎着一袋烟丝爬到楼上来与我姥爷下棋。自从他老伴死于肺癌的第二年起他就每天都在这个时候找我姥爷对弈，而且总是落败三盘而归。这一次他坚持着要再下一盘，“昨晚睡不着的时候我就想，”他抹着额头上的汗说，“我之所以从没赢过你，是因为我们没有下过第四盘。”我姥爷告诉他本该把第二天的棋当作四五六盘的。“把风扇打开吧。”他说，“打从早上一死人，我就明白什么事都会发生的。”我姥爷端起茶杯，吹着浮在水面上的碎茶及白沫，细小的水沫仿佛堆在路边的柳絮从一侧飘到另一侧。我姥姥在沙发上坐起来，手里还织着毛衣问他谁死了。张爷爷将象棋摆好，“下棋吧，”他盯着棋盘说，“什么也不比这个重要了。”我表弟把线团从沙发滚到地上，然后又兴高采烈地缠回去。“到底是谁呀？”我姥姥又问了一次。我表弟抱着线团向里屋跑起来，他想看看这紫红色的线团究竟有多长，一直能把他带到哪里。“毛毛，对楼住的那孩子。”我姥爷喝了一口吹凉些的茶水，咬着滑进嘴里的茶叶。茶叶在口中散出浓烈的苦涩使得他又吐回杯中。而那边的我姥姥则将针抽出来插在没有袖的毛衣上，从花镜上方看着张大爷，同时起身拉开风扇。吐回去的茶叶在杯中缓缓张开，下沉，最后降落至底，消失在深褐色的茶叶之中。“棋收起来吧，”我姥爷点起装满烟丝的烟斗说，“给我讲讲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毛毛的死终于传遍了整个社区。

　　那一年我九岁，或许是十岁，总之不会更大一些。整个夏天也没有下过一场雨，年老的人们搜寻了记忆中的每一个角落也没找到这么奇怪的天气。此后也一样，哪一个夏天都没能热过那年。我姥姥禁止我们在上午九点后下午五点前出门。前后一个多月里她讲了七次她是怎么看见那个人被一点点晒成水汽的，就好像从一街到七街的每条路上都发生过似的。“我们都是糖捏的，”她在冲橘子粉的时候告诫我们，“像这样，一烫就化掉。”每天早饭后她都要配好各种果味的饮料放到冰箱里。为了抗击这炽热的气温，那台八八年就买来的冰箱时刻都在无力驱动着充满噪音的发动机。我们封死了所有的窗户以抵挡高温的侵袭。在那一刻烟雾弥漫，风扇和冰箱交替鸣响，透过玻璃我们能看见白云之下热气的流动，就仿佛火焰上方的空气那样凝在一起。他们刚刚开始说话，我姥姥就让我和表弟回屋里午睡。她从充满柠檬味的冰箱里拿出两瓶葡萄汁放到桌子上，“喝完就给我躺到床上去。”之后她抢回我表弟手中越变越小的线团像个放风筝的收线人那样走遍每个屋子将散落一地的毛线一点点缠回去。“这么小的姑娘，”我退出房门的时候张爷爷说。

　　天气热得无法入睡，阳光透过玻璃穿过窗帘将热量一路送到床上。我们躲在凉席下面全身热乎乎的。我表弟在床上反复转身，倒在我胸口上汗流不止。每隔十秒就有一股热风被左右摇摆的风扇吹过来。我双手摸着头顶的白墙，汗渍在墙上留下十指微黑的印迹。后来我们在嘶鸣不止的知了声中睡着了。

　　到了晚上八点钟以后，人们陆续走了出来。每一个靠在树下的人都在努力回想着最后一次遇到毛毛的情形。然而大多数人早已想不起来了，对于毛毛的印象同他们往昔的回忆掺在一起，渐渐模糊不清。拥有惊人的想象力使得他们一边扇着当晚的暖风一边随心所欲地虚构着死前的毛毛。有人在散发出酱油气味的小卖店里碰到过毛毛，在对面八十九栋的五层楼梯口和毛毛说过话，在挂满葡萄藤的凉亭里和毛毛一起避过雨，仿佛在各种各样的地方，即使是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也会出现毛毛的身影。我姥爷一直没说话，从铁盒里抓了一小撮烟丝添到烟斗里。我表弟在树下捡了几只断掉翅膀的死知了放在手心给我姥姥看，“为什么这些没被晒化呀？”人们围在一起猜测着凶手是谁。我姥爷敲了敲燃尽的烟灰，咳了几声，以像是对着全世界宣布的声音说：“别猜了，准是她后妈干的！”

　　在过去的十年里毛毛总是往返于她父亲和她亲生母亲的两地之间。没人能弄清楚她父亲是什么样的人物，打我记事起他们就住在对面八十九栋的第五层与第六层。每天早晨鸟鸣声还未停止时，就已经有一辆黑色的轿车停靠在楼下等着他父亲和她的朱姨，他们在人们渐渐入睡的夜色中归来。有一段时间好像人们都在猜想毛毛的爸爸到底是个多富有的人，而现在他却成了我们心中最可怜的人。好多人都开始认同我姥爷的猜断，他们不再相信会有其它的什么令毛毛死于非命。聂大娘对此惊叫了一声。她儿子在大连上学，本来打算要在暑假回来的，后来在电话里她告诉儿子等这里下场雨再回来吧，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刚从外地归来的人能忍受这场高温，医院里住满了热病患者。于是整天希望能见到儿子的幻觉使她成为本社区为求雨而供奉关公的最虔诚的女人。我姥爷没回答她，那些喷出来的烟雾在他面前筑起一道灰白色的屏障。有些人站起来给吴三叔让地方。他按时将一只灯泡吊到树下。每天晚上九点一刻总是他们四个人在蚊虫聚集的灯光下以及四周起伏的风声中度过八小时的夜晚时光，到早上五点多才各自返回。这是消磨仲夏的一个不错的方法，而此时其他人还在不安的睡梦中等待天亮。

[维以不永伤 第二章 ]

每天晚上回家之前我都要绕着楼后的花园计时跑圈。我打算在开学时参加区运动会。我妈妈在年初的一个周末为我在省中长跑队报了名。原因在于有一位看上去胡子比头发还要密集的老中医摸着我的手腕和膝盖骨说我是个练跑步的料子。我妈妈对此听信不已，为此每星期三和星期五的下午以及节假日我们就被教练的摩托车追着从长春的一头跑到另一头。按照我妈妈的解释是即使有一天我没有成功，也可以凭借这个上一个重点初中、重点高中，甚至更远一点。那天我每次跑到花园附近时总是看着铁栏里的高草放慢脚步，里面依然是漆黑一片，天天都是这样。自从那些红色的路灯第三次被在此等女孩子的小伙子们用石子一一击碎后，物业局就已经失去了足够的耐心去管理此事。人们开始习惯走在花园里由于看不清对面迎来的朋友而不打招呼。我扶着铁丝寻找着被压下去的高草。所有的草都有我胸口那么高，没有一处凹下去的迹象。除了报警的人和警察以外，谁也不会知道尸体曾经躺在哪里。还有，凶手知道。

　　我姥爷连续几个傍晚对邻居们讲出了自己的看法，连星期五晚上八点半来此调查的雷奇队长也得知了此事。雷奇队长劝我姥爷不要再乱说了，他说没有找到足够证据之前对任何人的怀疑都会显得很愚蠢，而且据他所知那个叫朱珍珍的女人绝对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后母。然后他坐在聂大娘递过来的板凳上打开调查本。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他作为本社区刑警队的队长从未留下过一宗遗案，包括那次因为下水道堵塞管道工在井下捞上来一具裸体女尸的案子，以及长期流窜到各小学的女洗手间骚扰小孩子的变态狂，他都一一破解了。前者凶手处在一个最难以辨认的职位上，而后者因无法确定罪犯的精神是否正常则很难为其定罪。雷奇队长问我姥爷在那夜一点钟左右是否听到过求救声。我姥爷告诉他为了抵抗热流的袭击我们已经一个多月没敢开窗户了，不时会有虫鸣声和汽笛声透过玻璃传到睡梦中，但确实没有听到毛毛的呼喊。雷奇队长稍显失望地又问了那些打麻将的人。“那天不巧，停电了。”他们回答的时候继续玩着手中的牌。当天十二点多灯突然熄灭时曾使他们陷进了一阵混乱。每个人慌忙收好还在桌面上的钱便开始检查灯丝及电路，后来他们确信原因是总闸的问题而不是保险丝烧断了的缘故便一边装麻将一边打算聊点什么。不过他们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唯一的话题就是彼此输赢多少的时候，每个人都各自上了楼。“以前偶尔也停过电，”吴三叔说，“只是孩子是那天死的，正赶上我们不在外边。”他说由于停他电看不了电视，风扇也不能转动，而在白天他早已睡足了觉，他走进厨房将剩下的一点饭菜吃光，然后冲了一杯牛奶，在摇杯子时隐约听到一声喊叫，他以为那又是一个姑娘失恋后绝望地发泄，温度使所有的声音都产生了错觉，为了不破坏自己多年赌博生活的生物钟，他是在五点之前洗完了自己攒了一个多月的衣服才上床入睡的。

　　“别人都不知道，只有我看见了。”这种苍老得令人难过的声音来自李奶奶。她是这栋楼唯一一个还裹着小脚的老太太，裹脚的时间就仿佛她的年龄那样无法猜测。在年初她就对邻居们说她要去敬老院，即使是到了那里自己也将是岁数最大的老人。后来她不时地推迟离开的日期，直至上个月她决定于此再呆最后一个夏天就去享受那种备受其他老人敬重的生活。然而包括她本在内的很多人都已慢慢看出来，假如这个夏天还要继续升温的话，很有可能她将怀着去敬老院安度余生的美好憧憬死在本社区。雷奇队长冲她笑了笑，不再相信她的话，他完全清楚这些疯话不过是将近一百年的经历附在一个人身上所衍变出怪诞的幻觉。上次就因为她自称在天亮时曾看到一个从井里爬出来的人在绕着花园跑了一圈之后又跳回到井里，才使雷奇队长一度以为案情为自杀而非谋杀而走了很多弯路。我姥爷卷了一根烟递给雷奇队长，问他现在有什么头绪了没有。“有的，跟以前的一样，开始都是线索太多了，好些都用不上，迷惑人而已。”雷奇队长大口地嘬烟，“像这样，直接喷出来的是假的，至于吸到肺里面的才是破案的关键。”我姥爷想知道什么时候会有结果。雷奇队长并没回答，默默地看着眼前的白烟，他的头随着烟雾的上升缓缓仰起。他轻轻地捏住落到他头发上的瓢虫数着壳上的星，过了一会儿扬起手臂将它重新放回空中。“二十三颗，”他嘀咕着，“或许我查错了。”烟头被他扔到地上，皮鞋踩在上面狠狠地碾了半个圈，随后站起来低声对我姥爷说：“在这个让人难受的夏天结束之前吧，不会迟于那时候的。”

　　在星期三下午差一刻三点钟的时候雷奇队长过来拜访我姥爷。我姥姥告诉他现在正是我姥爷禁止任何人打扰的午睡时间。我姥爷在他等了半个多小时之后从里屋走了出来。“这是我外孙。”我姥爷指着我说，“里面还睡个小的。”雷奇队长走过去和他坐到沙发的同一侧。我姥爷叫我去拿点冷饮。“太热了，听说工厂都停工了。”我姥爷说。我姥姥在厨房把最后两杯菠萝汁塞到柜子里。她可不喜欢警察会把案子查到自己家里来。“什么都没了。”我告诉我姥爷，“正烧水呢。”“啊，不必了。”雷奇队长点起烟，“您有孙子叫杜宇琪吧？”“是啊，他是我最大的孩子，过了夏天就满十八岁了、”雷奇队长手中的烟上已经挂了两厘米的烟灰，他向四周看看，发现电视顶上有一个白瓷烟灰缸，起身走过去，烟灰在途中突然掉下来。他低着头看着像雪花一样散落的烟灰，在最后一片烟丝飘到地板上之前他冲着我姥爷说：“就我们所知道的，他搅到了案子里面。”我外公听后不紧不慢地卷起纸烟，当他认为烟丝刚刚合适的时候就叫我先出去，“还有，跟你姥姥说，水用不着再烧了。”

　　不过我姥姥还是把沏好的茶水送到客厅，想去听听他们都在说什么，然而不一会她被赶出来了。“难道我们家里真藏着凶手不成？”我姥爷和雷奇队长在里面谈了一个小时，之后又一个小时过去了。我姥姥端着水进进出出好几回，依然弄不清他们在谈什么。那座檀木古钟敲过五下后她让我进去问问晚上留客人吃点什么好。她认为这么说即使是再不识趣的客人也知道是该告辞的时候了。我去问了，要不是我姥爷坚持挽留的话，他确实就要离开了。“留下来，你还没陪我吃过饭呢。”

　　一开始我姥姥一句话也不说，装出喂我表弟吃饭的样子。而我表弟却不停地问那两杯菠萝汁哪去了。我姥爷劝劝雷奇队长喝酒。“晚上还要走些地方，我真喝不了。”于是我姥爷就斟满了自己的杯子。那个巨大的酒瓶里养着那么多奇怪的动物，每次倒酒我都害怕沉睡在枸杞底层的海马以及将人参缠成一圈的花蛇会从瓶口钻出来。“他说晚上要过来和您谈谈的。”雷奇队长说。“谁呀？还要来？”我姥姥停下来看着我姥爷。“回家之前他想先到这来。”雷奇队长冲我姥姥笑笑，“看得出来，他难过得要死。想想也是，走了两星期后就这么狼狈地回来了。”“两个星期？”我姥姥情绪激动地站起来，“找到宇琪了？”

[维以不永伤 第三章 ]

雷奇队长与我姥爷告辞的两个小时后，我表哥杜宇琪仿佛身后拖着无限长的夕阳那样疲惫地站在了大门外。就算我姥姥那么想知道杜宇琪在离家出走的两个星期里都去哪儿了，我姥爷也始终盯着窗外飘落的柳絮而无应答。跑去开门的我姥姥因为我表哥的落魄而尖叫起来：“天啊，别跟我说他们把你抓去挖煤了！”我表哥茫然地摇摇头，将背包从双肩卸掉，同时有一些泥沙抖落下来。他左手拨一下由于汗水而贴在额前的又长又乱的头发，走到我姥爷身前。“去洗个澡，换身衣服。”我姥爷双眼直直地盯着他，看样子仅仅是将目光从柳絮那里缓缓移到杜宇琪的脸上，“要知道，过了这个夏天你就十八了。”我表哥从背包里掏出几张沾满油渍的报纸，接着去书架找出了积攒近半个月的晚报带到浴室。“你本来就该好好休息。”我姥姥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喜欢在洗澡这么惬意的享受中还要费脑筋做其它的事情。“没关系，奶奶。”杜宇琪关门时对她笑着，“我就是想看看半个多月来世界都变成什么样了。”

　　隔着门我们听见水流的声音，里面的热气从门底缝一点点钻出来。我姥姥告诉他如果感到气闷的话可以打开排风扇。不过没人回答，可能是水声高过了我姥姥的话音或是杜宇琪的答话。我表哥杜宇琪将水笼头开到最大，外面的虫鸣声及叫卖声都消融在流水之中。池子里的水位迅速上涨，直至淹到水笼头声音才逐渐变小。之后水便从浴室的门底缝流出来浸湿了地面。要不是有哭声从里面传出来我真的认为我表哥已经死在了五十多度的热水之下。那是杜宇琪的哭声，开始低低的，像从耳边轻轻吹过的风。几分钟后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时候就在里面失声地痛哭起来。很多年以后我都无法将那种声音遗忘，一种可以漫过水面浮在空气，可以将玻璃击碎的声音。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明白到底经历什么样的事情才能使人如此伤心。后来有个女孩告诉我，假如一个人痛苦到极致，眼睛就不再是泪水的唯一出口，身体的任何部位都可以流出眼泪，譬如你会伸出手指迎着阳光哭泣，或是仰望天空在心口流泪。在那一刻我就明白，从底缝渗出来的或许并不是充满柠檬香泡沫的温水，那是我表哥杜宇琪的泪水，他的全身都在哭。他平躺在浴缸里，看着自己的泪水渐渐漫过身体，溢出浴缸，沿着红色瓷砖流到外面的蜡油地板上。风过之后会留下乳白色的颗粒，醮在食指舔一下，稍有咸味的那种。

　　直到我从长大以后都不知道我表哥在那一段时间曾经离家出走十五天而没有给家里留下过任何音讯。我太小的时候不了解此事是因为没人认为给一个十几岁的男孩解释他表哥怎么会突然失踪是件有意义的事情，当我慢慢长大时家里面已不提起我表哥，包括他的父母——-我舅舅和舅妈。我姥爷还活着时他们有时会应答他几句关于杜宇琪在外地念书的情况。然而自从我姥爷去世后，几乎没有任何人再想起我表哥。逢年过节大家聚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对我姥姥聊工作，说说以前的朋友，偶尔会回忆我舅舅姨妈他们小时候有意思的往事。到最后实在无话可谈他们就陪我姥姥打麻将，只是唯独不提“杜宇琪”这三个字。要不是十年以后我在北京偶然地遇上了我表哥杜宇琪，我真地他在在人间消失了。当时看着他我简直不能将他的容貌和记忆中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因为他并不怎么说话，这令我感觉对他来说自己仿佛是个陌生人，以至于我们只是默默地喝扎啤以及吸那种先把珍珠吃掉的奶茶。我想不起来是我忘记了问他那时为什么要失踪了十多天后便不成样子地回来了，还是我问过的而他却根本没有回答我。总之，即使那次的出走只是个小小的预演，那么一年之后他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彻底地离开了长春，以后再也没回来过。尽管他知道这很可能会令我舅舅和舅妈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似乎他从未在意过父母，仿佛是就此远离自己的伤心地一样了无牵挂。在北京杜宇琪摇着粉红色的奶茶告诉我，我是他这十年来见到的唯一一位家里人。

　　虽然我姥爷对雷奇队长说过他要和我表哥谈一谈，可是整个晚上他也没去找杜宇琪说什么。他静静地坐在床旁直到我表哥深沉入梦，然后在黑暗中他对着窗口一边吸烟一边哼唱着那些听不懂的戏词。他将谈话的时间推迟到第二天早餐之前，连同我姥姥也不清楚他们在客厅都说了哪些事情，在饭桌上她还狐疑地看着杜宇琪：“告诉我，你真的知道毛毛是怎么死的？”我外公示意她别问这个。杜宇琪用匙子摇碎豆腐脑，“我真的不去了，爷爷。”“嗯，不过我还是得参加的。”“什么？”我姥姥问。我外公将几个用过的空碗摞到一起放进水池里，回头说着：“毛毛的葬礼。”

　　我表哥杜宇琪在九点一刻背着旅行包回去了。那时太阳已经升至东南之间的斜上方，他顶着三十五度的高温从昆明一路一直走过迎春路回到了家里。此后的一年多他来我姥姥家只有两次。第二年初的春节他来了，满天鸣响的爆竹声令每个人都说不出什么话来。在那一年的八月末他来和家里人告别，七天后他去了北京，此后谁也没再见到他。不出一年他终于因为要中途退学在信里和我舅舅闹翻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到长春，甚至在我姥爷由于突发性心脏病死去的那几天也没有前来与他告别。我姥姥将丧事延期了七天之久，每天夜里都在企盼杜宇琪从天而降，然而直到尸体生出了气味也不见他的身影，连问候的电话也不曾响起。那场过于悲凉的葬礼过后，人人都绝口不提我表哥，仿佛是大家彼此约定的一样。

　　好多年以后我在三里屯的一个小酒吧见到了他。我说家里的亲戚都挺挂念你的，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令他们很痛心。就好象他没听到我的话一般，他长吸一口气鼓足劲儿对着插在柠檬汁的吸管吹气，杯中的果汁下面生成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气泡涌上来溅到他脸上。他向我要了一张面巾纸，摘下眼镜在闪烁不止的灯光下反复擦着镜片，看着反射七色光圈的镜面他告诉我：“别怪我，杜宇琪早就死了。”

[维以不永伤 第四章 ]

我告诉他我姥爷——你的爷爷死于你上大学两年后一个雨夜的凌晨两点一刻。虽然我姥姥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他找来了那么多认识的以及陌生人来给他送别，但在规模上还是无法与毛毛的丧事相比。在毛毛父亲的邀请下，市政府几乎所有的领导都到场表示哀悼。覆盖着白花的汽车挤满了整条东风大街，好多人都在快要到殡仪馆的时候下车围着那辆挂满毛毛黑白遗像的灵车缓慢前行。下午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照在车前“张雨卉”这三个字上面，像是流金从每个人的眼前掠过，那是毛毛的名字。

　　毛毛的父亲对到场的所有人以一种悲壮得令人心酸的语调讲着话。悲伤在他心中凝成一个结，原先那些羡慕他拥有财产及官职的人现在开始以强者的姿态去同情他。他用不成调子嗓音说他这一生绝对没想过要去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这几天总在不断回忆自己可怜的女儿。“我不愿意令你们也沾染到我的痛苦。”他洒着白色的花瓣落在毛毛的身上，“让她安心地走吧。作为父亲我保证，那个残忍的凶手是绝不可能逍遥法外的。”

　　整个葬礼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包括市长在内的所有领导说了些简短而伤悲的悼辞。毛毛的父亲始终在一旁目光呆滞地望着一只反复飞旋的黄蝴蝶，十指紧紧插在一起拄在下巴上，强忍着没有流下一滴眼泪。毛毛那面色苍白的后妈在忍不住地痛哭之后晕倒在大厅外。在场的任何人，尤其是我姥爷这时也已经明白，曾经怀疑这么脆弱的女子是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我姥爷抓住我的手，他怕我在伤心的人群中迷失方向。毛毛的爸爸拒绝接受任何人的馈赠。“你们能来就是我最大的安慰，真的感谢大家。”他和众人一一话别的时候说，“这是我女儿死后的荣光。”随后他撕下一张白纸，慢慢叠成一只纸鹤，咬破手指，用涌出的浓血写下“张文再唯一的女儿”，连同毛毛的一只白色瓷猫放到墓碑旁。成团的柳絮在飘舞的过程中被墓碑挡住而缓缓地落在下面开放的蒲公英上。

　　我大学毕业时对我父亲说我打算留在北京，于是我白天去各个公司找工作，夜里在酒吧做服务生。我对所有的公司的经理说我学的是防黑客的那种专业。他们都是说过一段时间再给我答复。一个多月我都穿梭于不同的公司之间，同时我也做了四五十夜的服务生。我幻想自己在某一天突然收到十余家公司的应聘书供我挑选。我常常担心在哪一天我的调酒技术会比我所学的专业还要熟练。我父亲劝我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最好还是回去生活。他来信告诉我：“在长春你可以过得更好。”

　　我表哥杜宇琪每天夜晚十一点左右都会提着一个皮包独自去我们那里。皮包里装着他写过的稿子和白纸。他通常要一杯扎啤，之后就拿出纸笔借着彩色的昏暗灯光一直写到早上六点半。有时候他会伏在桌上不知不觉地深沉入梦。酒吧里有很多奇怪的人，有人会用画笔在桌子上、墙上或者酒饮单上画下各种事物的速写，还有人会在凌晨四点钟写一个谱子求乐队演奏。我真想不到这里面会有我表哥杜宇琪。由于家里人从来不提起他，使得他在我的记忆中只是忧郁的一个解释。有一次他的酒被那些喝醉的人碰洒了，浅黄色的酒水在桌子的右上方向四周漫延。他叫人拿些纸巾来擦干他那晚写下的文稿。他用纸巾仔细吸稿子上的酒沫。在每隔三秒闪一次的灯光中我看见整张写满小字的纸上四次出现“毛毛”这个名字。看着他我渐渐回想他十年前的样子。“杜宇琪？”我接过那些吸满酒水的废纸巾问他。他仰头望着我，从桌上的烟盒挑出一支还未沾湿的烟点上。“我是你表弟，”我向他伸出右手，“在长春的周贺。”

　　警察局在星期天的早上给本社区的每一个信箱投放了一份打印好的公告，同时将一张放大了的贴在花园正门的宣传版上。我的姥爷在午饭过后等张爷爷下棋的一个多小时里大声读了三遍，然后把它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默默地思考着。上面说凶犯身高一米七三左右，O型血，手臂上有指甲抓过的伤口。“连张照片也没有，”我姥姥洗着衣服说，“分明是他们查不出来了嘛。”张爷爷拎着烟丝进来时我姥姥下楼去晾衣服。他们下过了两盘我姥姥还没有上来。第三盘刚开始她把带下去的湿衣服又连着盆端上来了。“你想起来没有？”我姥姥指着姥爷问，“那天宇琪来时手臂不是有伤吗？”“我知道。”我姥爷迫不得已地跳了步卧心马。“别下了。”她跑过去推掉棋盘，“他是什么血型来着？帮我想想。”我姥爷把散落一地的棋子一一捡起，但记不清它们原来的位置了，“应该是O型。”一直在思考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张爷爷将棋子摆回原位。“天哪，”我姥姥回头看着镜中的自己，镜子早在春天时就被我表弟从中间撞出一条裂纹，“去年过节时他刚好一米七零呢。”

　　第二年春节我表哥杜宇琪住在了我姥姥家。大年三十我舅舅开车到郊区买了足足有五箱的炮仗。他指望这么多的烟花会给我表哥七月份的高考带来好运气，即令杜宇琪曾经表示过上大学并不是他人生的唯一道路。他说他实在不敢想象自己将在一个地方再呆四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新年钟点敲响之前我和杜宇琪沿着灯火通明的大街放了一路的烟花。燃起的小飞碟仿佛张开双翅的鸟儿从我们头顶飞过，礼炮在夜空中散开后抖落出几十个小降落伞飘浮在夜色里。我表哥静静地走在积雪之上。满天的鸣响将所有的声音掩盖掉。前面传来欢呼声，人们一起仰望紫色的火焰在天空排成“恭贺新春”四个字炸开后又形成五色的花朵。“为什么只想看看有多美就把烟花全毁掉？”我表哥低声地自语。远处的广场上传来钟声，铛，铛人们高声数着，虽然他们知道一共只敲十二下。我表哥杜宇琪就这样度过了他在长春的最后一个新年。

　　在三里屯我问他当时的那句话是什么意思。杜宇琪闭上双眼，仿佛是在回忆的丛林中找出路。他摇摇头，想不起来了。然后我们又不知说什么好了。我们沉默地对视几秒钟，随后他笑了笑：“你先忙去吧。”有一位喝醉了的客人嚷嚷着为什么这里只有酒而没有小姐，他把我拽过去要我解释清楚。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根本就不必当真。我告诉他如果您需要的话得去我们的总店，从这出去乘62路，在长安街的正中央会路过一个相当大的广场，广场对面有一个挂红灯笼的城楼，你爬上去敲左数第三个红门就可以了。“好，我就去，一个人喝酒，闷闷的。”他在莫名奇妙地往西服口袋里装大大小小酒瓶的时候倒在桌子上睡着了。

[维以不永伤 第五章 ]

星期三傍晚时分雷奇队长又一次来到了我们家。同上次的来访不一样，这一次我姥姥显露出我从未见过的恐惧神情。在客厅里她不停地解释杜宇琪是一个多好的孩子，以至于根本没有察觉到雷奇队长带来的满身酒气。在我外公散步回来之前他什么话也没说，将我姥姥特意为他泡好的那杯烫得无法入口的茶水端起来又放回原位。然后他靠在沙发上低垂着头。“你们不会把宇琪抓走吧？”我姥姥小心地问。他闭上眼睛缓缓摇着头，然后头却越垂越低。后来他试图坐起来的时候胃里的酒开始向上反。他捂住嘴仰起头，马上又感到一阵恶心。“你们没什么证据，就会冤枉我们这样的老实人。”雷奇队长没理她，静静伏下身，突然吐了起来。剌鼻的味道转眼间充满了整间客厅。我姥姥终于发火了，打开窗户，回身对我喊着：“去，把你姥爷找回来！”

　　月光下的暖风吹过花园高高的草丛，一大群蛐蛐迎风跳动。已经快五十天没下过雨了，仿佛老天觉得一下雨就意味着这个夏天要过早结束似的。每天都有三辆水车循环洒水来保持地面不至于裂开。马路上的柏油在白天晒化后到了晚上才渐渐凝下来，走在路上像踩在十二月的雪一样柔软。围在喷水池旁的人群里面没有我姥爷，我上楼时他已和雷奇队长坐在一起了。我姥姥在里屋织毛衣，她早已熟悉在黑暗中做这件事情，用手指摸着针眼自如地穿插，同时试图偷听隔壁说话的内容。墙壁虽不隔音，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声音混在一起仿佛在屋子里滚成了一个庞大的雪球，我外婆永远也弄不清楚这个雪球是由哪些话语组成的。他们这次的谈话如此短暂，我姥姥刚刚走出去想听仔细一点的时候他们就结束了。“要是哪天你真觉得在那儿干不下去了，就到我这来。”我姥爷说他那里吃饱饭的工作总还是有的。“这世界是个天平。”雷奇队长一只脚踩在门外握着我姥爷的双手说，“好人坏人各居一侧，想活下去就得维持这个平衡。假如真的把太多的坏人除掉，那我们就会在另一侧下坠，止不住地坠下去，坠落到底为止。”

　　直到早上四点钟客人陆续离开或是倒在扶椅上睡觉时我才坐到我表哥杜宇琪的对面。我要了两杯山葡萄酒放在桌上的手稿旁。杜宇琪放下笔在自己喷出的白烟中眯着眼睛望着我。以前家里人谁也不会想到他拥有文学才能。我舅舅始终不能相信一个人仅仅是自己想写小说就可以当得上作家的，为此他坚持让我表哥放弃他那幼稚的想法。在我表哥念到大二的那一年终于在寄回来的一封信里向他的父母摊牌了。在那封满怀忧伤的信里他告诉我舅舅经过一年多的考虑，虽然这期间他已经明白对于自己将来飘忽不定的生活方向根本就无法捉摸，但最后他还是下定了决心选择文学。“我想好了，爸爸，我要结束我的大学生活，哪怕是饿死。”他在第三张纸的背面写道，“什么也挡不住我的去路，除非是死神的过早降临。”

　　全家人都不相信在学了十多年的理工科后，他竟会产生进入完全陌生领域的冲动。虽然人人都觉察到毛毛的那个案子在他心中留下太多难以愈合的伤痛，然而仍然没有人能解释出悲伤为何会以这样荒谬而固执的方式表现出来。那一年的除夕夜我们都相信他会在钟声敲响之前穿过漫天纷飞的大雪回到长春来，为此我姥爷禁止所有人甚至我表弟动一口早已准备好的饭菜。一家十二人将置放了十三份碗筷的圆桌围成一圈默不出声地看着电视。直到钟声响满十二下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杜宇琪的电话。他说他买不到车票，只好呆在学校守候又一年的到来。窗外的爆竹声响彻天际，电话那边的声音也相当纷杂。“我自己在这里，孤孤单单的，连炮仗都没买。”在彻夜不息的鸣响中他低沉的话语从北京一路传到我们的耳畔。我舅妈伏在电话前哭了起来，她告诉杜宇琪因为他的缺席每个人都很难过。我姥爷为了使大家都听到我表哥的声音将电话调成了免提，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问候他。突然我舅舅抢到前面，几乎是贴着话筒喊：“你现在就去买票，爬也得给我爬回来！不然你就永远滚蛋！”电话里传来挂掉的声音。我姥爷看着表，等秒针走完一圈后望着惊呆了的人们。“十二点整，十二个人，刚刚好，咱们吃饭吧。”大家重新回到座位上，已经饿了一个晚上的表弟站在椅子上去够那只他垂涎以久的鸡腿，大人们笑了起来。在他坐下来的时候那只扯掉一块肉的鸡腿从他的掌心滑下来，将他旁边一个没人动过的空碗碰碎在地。

　　以后我表哥确实没有回来过，即使是那一年的暑假我姥爷去世也没露一面，电话都不曾来过。我姥爷死去的三小时里我姥姥拨通了电话本上所有的电话，然后她带着在柜子里找到的我表哥的学校地址以及其他故人的住址跑到邮局用了足足三个小时给每个人发了份简短的电报。我舅舅在中午赶来后又一次给杜宇琪发份电文：“爷爷已死，回来。”。人们到第五天也没等到我表哥的音讯。我舅妈在随后的第三封电报上写道：“人人都想你”。这些就仿佛装在瓶子里的信投到海中那样令人觉得遥遥无期。到了第七天执意等下去的我姥姥终于忍受不了家里人的劝阻，从远方赶来的朋友身心的疲惫，以及开始变腐的尸体，同意在上午举行葬礼。我舅舅在丧事刚刚完毕就坐了一夜的火车赶到北京。三天以后他像个落败的士兵那般委靡地回到了家里。“他向所有能借钱给他的同学都借了钱！”我舅舅连鞋都没脱就向我舅妈吼了起来，随后他明白这并不是她的过错，语气平缓了许多，“一放假他就从学校消失了。”我舅妈一言不发地递给他几张印满铅字的纸，那是我舅舅离开当天邮差送来的三封电报，每一封印着不同日期的邮戳下都写着“查无此人”。

[维以不永伤 第六章 ]

我姥爷去参加老干部联谊会的那天上午毛毛的父亲来到了我们家。我姥姥惊慌失措地把他请到了客厅里。毛毛的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了一个多小时烟也不见我姥爷回来。开始他只是和我姥姥聊这闷热的天气，告诉她不久就会下雨的。然后最让我姥姥担惊受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问我姥姥是不是有个孙子叫杜宇琪。我姥姥默默地点点头。“那么您孙子现在住在哪儿呢？”我姥姥没敢回答他。她挥着手臂对他解释杜宇琪是个多乖多听话的孩子，她喋喋不休地说个不停，到后来简直有些语无伦次，连送他出门的时候还以那种乎哀求的口吻对毛毛的父亲讲我们全家都为毛毛的死感到难过。“人反正都死了就别在追究我们宇琪了，不然我们家里也会变得比你们还痛苦。”她说，“我们还是私下里解决吧。”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不只是我表哥，被我姥姥邀请的毛毛父亲也未能到场。人们在为我姥爷送行的那天他正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顶着秋雨默默地数着在一小时里会有多少树叶被风吹落。什么也不能打乱他辞职后的单调生活。对女儿长时期的依恋在他心中已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一个人不停地漫步在花园鹅卵石路占据了他最后生命的所有时光。偶尔他会坐下来静静地望着对面长椅上热吻的恋人却全然不知回避，直到那对尴尬的男女不得不局促不安的离去他才自嘲般地笑出声来。所幸命运并没有过多地折磨他，不多久他终于死在了湖北荆州。

　　我将我表哥杜宇琪的酒杯添满。底层的气泡将杯里的野葡萄酒溢出来，紫红色的酒水积成一股细流在桌面流淌，好像要写出几个字母那样曲折地前行。我们漠不关心地听一首歌直到结束。我说我想知道这些年他都在做什么。“写小说，”他托起高脚杯看着我，“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旋转的灯光落在酒杯的表面呈现出各种被染过的颜色。我计算出在前四分三十秒里缓慢移动的灯光始终照不到东南角和西北角，而后四分三十秒另外两个相对的角落则保持着同样的黑暗。我表哥接着写了十分钟后停下来，双手放在桌面上，之后他的目光就集中盯在某一处想着下一章的细节。他涂满亮甲油的指甲即使在黑暗中也能觉察出闪着荧光。他把这当成时间对他的约束。每次他要写一篇小说时总会在十指涂满亮甲油，告诫自己在最后一丝油迹从指甲上消失前一定要完成这篇。我告诉他我真不明白是什么使你生出去写作的念头。他举起酒杯尝了一口，回过头冲着吧台向服务生要冰块。在我起身时他才想起他要找的人就是坐在对面的我。“那先别走了，”他笑着说，“因为我想把毛毛的死用心地写下来，而这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能做到近乎完美的程度。这是我能给毛毛的最好的补偿，也是我得以解脱的唯一途径。”

　　公告在黑板上贴了不到一个星期便被一个我们不认识女人扯掉了。星期一傍晚她从聚到公告前互相猜疑的人群中挤进来，不动声色地用小指将风干的公告启下来。似乎她并不想破坏这张完整的白纸，在细心地翘出四角后整张便轻轻落到地面上。她捡起来铺在双膝叠了四折把它放进挎在右肩的红色绒布包里，然后穿过那些目瞪口呆的众人离开。那些对此无法理解的警察在第二天清晨又贴了一张比原先字更大更清晰而且粘得更牢的公告。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他们派了专人在宣传板的一侧二十四小时守护着。但是那几天实在太热了，尽管大多数人希望尽早见到雨而满心虔诚地去七街从坐在路旁占卜的老人那里买来了各种各样的神像，然而雨却迟迟未被请来。在烈日下守护的警察每隔两小时便忍不住跑到楼后的凉亭喝瓶冰镇啤酒，回来的路上他刚刚转到楼前就看见还在挺远的宣传板上已不知被谁用墨汁将其弄得一片模糊。而接下来警方除了再写一张新公告贴上去之外几乎无能为力。

　　由于我姥爷时常在晚饭过后的两小时里伏在茶几上盯着玻璃板下的公告沉思不语，星期二下午我姥姥整理房间的时候将那张压了近十天的公告从玻璃板下抽了出来 .她带上花镜在窗前重新仔细读了一遍，然后摘下眼镜，却忘记眼镜盒被她放到了哪里。她走遍了三个房间和整个客厅也没有找到才躺到床上。我姥姥望着天花板默不作声，我知道她在想整个家庭会从此失去什么。后来她双手捂住眼睛，仿佛在止不住地伤心。就算去年年底我姥姥已请人粉刷过一次墙壁，而现在天花板由于烟雾长时间的熏燎而再次恢复为原来枯黄的样子。“不可能的，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正派人。”她起身划根火柴点燃了那张令人不安的公告。

　　我在那年秋天的区运会上没能跑进决赛。我妈妈对此很失望。尽管教练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我接触这项运动的时间太短了，但我明白自己并不需要这样的安慰。在苦练了一个冬天之后的春运会我总算跑出了第三名。靠这份成绩我直升到区里最好的中学念书。体育队很乱，里面的人很杂，大多数队友都已不再上学，他们在不训练的时候便跑到学校门口帮别人打架。我爸爸在第三次把我从迪厅的队友中间拽出来时就作出让我从此离开这里的决定。他拨通教练的电话在一阵吼叫般地责令后语气平静地对那边说：“周贺不再搞体育了。因为他是我的孩子。”我从没认真想过自己会具有哪一方面的天赋，也绝不会对我爸爸让我放弃体育去学习产生任何抵触的想法。在我爸爸的督促下我度过了自己的中学生涯。我父亲仿佛一位通晓一切的占卜师打我一出生就开始控制我此生要走的路。以前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电影院里凑着我的耳朵低声说她发现原来我是个很本分的人。我不清楚这有什么不好的，就好象我始终弄不懂我表哥杜宇琪又为何那么叛逆一样。我觉得既然我爸爸已经为我设计好了一生的道路，我就不该再有理由去过那种与他的意愿相背离的生活。

　　我和我表哥偶然遇见后的几年里我总是在想我们的差距为什么那么明显，以至于我马上就向着他那里行走一辈子也无法到达他那一侧。他从大学消失后的前三年里我舅舅偶尔会收到他没有回址的来信。这些信居然一改他往日的忧伤以一种令人愉悦的笔调记述了他路上的各种见闻。我那敏感的舅妈仅仅从结尾的一句“渐渐忘掉那个有负于你们的孩子吧”就断定杜宇琪的生活要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我舅舅按照信封右上角隐约可见的邮戳上所标明的城市带着我舅妈登上火车去找我表哥。他们一一到了每个印在邮戳上的城市，仿佛一路上都在追随着我表哥的踪迹。在长沙他们骑着一辆自行车问遍了所有能够过夜的地方，在重庆的盘山道他们险些同那台租来的摩托车一起丧命于深涧之中，在上海他们有些卤莽地闯进每一家酒店进行搜寻，望着杭州碧绿的西湖我舅妈终于绝望了。她不得不承认她的儿子——我的表哥杜宇琪彻底从这世上消失了。

[维以不永伤 第七章 ]

有一天深夜我姥爷和我姥姥在客厅里吵了起来。受惊的表弟抱着我的头把我从梦中摇醒。我听见我姥姥不停地哭着，同时用尽全力摔玻璃杯，大声质问他凭什么要比别人更关心“毛毛惨案”。其实我姥姥也知道她并不比我姥爷少想这些，自从那张公告出现她就开始害怕听到任何人再谈起它。那天我姥爷由于持续不止的胃痛在凌晨一点半从床上下来到客厅找药吃，黑暗中他竟摸不到刚刚放在茶几上的药丸。他打开灯在桌脚找到那颗滚落在地的褐色药丸。在茶几上掰开时突然发现玻璃下面的公告不见了。于是他走进我姥姥的房间叫醒她。“烧掉了。”“但你从没对我说！”“跟你说什么？你一直就瞎猜谁是凶手。”“我猜谁了？”“杜宇琪！”她跳下床，大声喊着，“还把警察叫到家里来调查。我告诉你，宇琪不是！他是我孙子，我的孙子这事他不会干的！”就这样他们相互吵了起来。到最后我姥爷一句话也不说了。我姥姥就伤心地哭着往地上扔东西。不同的东西落到地面会发出不同的响声。我和表弟在里屋能听见各种杂乱的声音，就像间堆满杂货的仓库那样凌乱不堪。我表弟抓着我的手臂害怕得发抖。我姥姥在客厅里慌乱地走动，双脚踩在玻璃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碎玻璃扎透拖鞋，划破她的脚心，鲜血滴满凉席，她却全然不知疼痛地低声哭着。我们躺在床上听着街道上往返的汽车，随着每一辆汽车的经过，车灯照进窗户，我们大大的影子便绕着墙的四壁滑上一圈。汽车驰过之后，窗户两侧的角落里的黑暗就一片片地向四周扩散，仿佛无数条深青色的蛇在屋子里静静地爬行。我听到墙角咝咝的声音和墙皮脱落的声音，那是黑暗的响声。我开始乞求着夏天快点过去，太热了，热得好多事情都变的不成样子了，以至于一场凶杀案便令所有人都落进迷惘的陷阱里。这场命案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因为这个，每个人都变了，以至于都无法认出原来的模样。这世界都变得令人猜疑和不让人相信。有一阵风从花园的树林深处吹过来。一丝凉意袭过我的全身。我表弟抓着我的手睡着了，我能感觉到他的和自己的心跳。或许雨就要来了，雨一来这夏天就会过去的。雷奇队长说过，这夏天一过命案就结束了。快点结束吧，一切都回到从前，大家不会再互相猜忌，也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我在黑暗中打着手影，等待下一辆车的到来，看着大雁在墙壁上自由自在地向南飞，直到飞得看不见为止。

　　在离开长春上大学之前我表哥杜宇琪最后一次回到他爷爷家里。他是来和家里人告别的。这一次了却成了永别，三天后他乘着向南飞驰的火车驶向北京。此后的十多年里他一路往南走，很多城市他都生活过一段时间，却再也没有回到长春来。在长春的最后几天他收到了我的姨妈们和姥爷送给他买衣服的钱。上午他先和我姥爷单独说了会儿话，然后拉上我去了文化广场。下午三点的时候杜宇琪怀里揣着一千块钱走进文化广场像个赶集的妇人那样不知所措。银灰色的鸽子仿佛一群刚刚上岸的企鹅摇摇摆摆地走进花丛中啄着靠在树下睡觉的乞丐的指甲，被惊醒的乞丐赶走后它们便躲开川流不息的人脚走近那条正伴随着杂耍人的笛子声翩翩起舞的青蛇。五分钟之后我表哥将所有的钱都输在了地下游戏厅里。他走上来默不作声地喂了半小时鸽子。那些卖货的小商人声嘶力竭地叫喊着试图吸引匆匆过往的游客。一位带着红袖标的老太太走过来请杜宇琪不要再喂了。我表哥对她笑了笑拉着我上了回去的电车。电车每五分钟停靠一站，在有节奏的铁轨声中我告诉他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会挨说的。“不可能，”他盯着刚上车的那个衣着怪异的女人说，“因为我把晦气也输在那儿了。”

　　那女人穿着那种只有上了岁数的老人在过年时才会穿的唐装，红色丝绒面上绣了一个顺时针念是“唯吾知足”的中国古币。她从腰间拽了一条白布带系在额头上放声哭起来。车上其他对此感到莫名其妙的人同情地问她怎么了。“烈士牺牲了。”她跪在了铺好的国旗上。“一起下去游行。”她起身冲着那些冷漠的人群说，同时挥起国旗，“打倒美国佬！”没人应合。她喊到第三遍时有人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他们想不到还有谁能疯到这种地步，跑到车上来做这么夸张的煽情。她收起国旗打算下车，“不知羞耻的中国人。”她在车外扔进一个纸团。车开的时候纸团从空椅上吹下来，在颠簸的汽车里滚来滚去。一个好奇的女孩把纸团捡起来，看了一会儿问她妈妈倒数第四个字念什么。“葬，就是办丧事埋起来的意思。”她妈妈说完看着窗外，然后转回去又看看纸条，突然发出一声惊叫。旁边的人抢过纸条，大声将后来引起骚乱的那句话念出来：“四点一刻，两声连响，陪伴英雄，葬身于此。”

　　车上顿时乱成一团，那些胆小的女人求司机停下车嚷着要跳下去，几个男人很细心地将电车上每个角落多搜寻了一遍也没找到炸弹，唯有一个不相信的小伙子看着表大笑不止：“还有三分钟，两分四十秒啦。”后面的车连续鸣响汽笛催促前车。车上所有的人连同司机一起跑到车外。他们在等着四点一刻是否真的要爆炸。外面下起小雨，细雨落到树叶上，路面上，以及高高挂起的广告牌上，整个世界都显得亮晶晶的。我表哥一直在想什么而不说话。没有爆炸。人们长舒一口气又回到车上。我表哥拉着我从两个男人中间挤出去向家走，过往汽车溅起的泥水落到我们裤子上的时候，杜宇琪终于想通了那个折磨他一路的问题：“那女人是毛毛的亲妈妈。”

　　宣传板上的公告所引起的不安不单降临在我姥姥身上，很多邻居都已经感觉到那种凶手可能就在附近藏匿的恐惧。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聂大娘渐渐明白了这个暑假她将无法和儿子见上一面，这使她开始对生活中任何细微的事情变得敏感。她再也不敢一个人天黑时走出房门，甚至楼道突然亮起的灯光都令其感到恐慌。尤其是那位岁数大的已无法记清的李奶奶，总是在人最多时说出几句莫名其妙的话给社区的傍晚时分营造紧张气氛。她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在上星期四的夜里看见了一位右臂缠着绷带的男人在楼前晃来晃去。吴三叔笑着劝她还是先想一想到什么时候才能去上敬老院这类实际点的问题。“就快了，”她握着自己的小脚说，“一下雨我就走。”

　　虽然公告不断被人破坏，耐心的警察还是在公告破坏后及时地补一张贴上去。到了宣传板上的纸足足贴成两厘米厚的时候，一直隐藏在花丛中的警察在正午十二点抓住了一个双手沾满墨水的女人。他们警告她这样的行为足以她受到刑事拘留的惩罚。“卑鄙的诱导。”她指着通缉令说，脸上保持着准备承受灾难的悲壮。似乎正是这种悲壮预示了她后来的不幸。两天以后雷奇队长以强奸及杀人罪逮捕了她丈夫。尽管她后来坚持上诉了三次，然而大概过了六十多天，新年前的某一天，她丈夫还是死在了行刑场。

[维以不永伤 第八章 ]

我和我表哥杜宇琪在三里屯的那家酒吧只遇见了三个晚上，每天清晨他都是在我忙着工作时不打招呼就走了，就好比他呆在那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也没暗示过以后不再来的意思。在我认出他的那个晚上我就知道他是这里的常客，他把酒吧当成了写作的栖息地。星期五和星期六的晚上他的座位是空的，那是一周里人数最多最吵闹的两天。星期日和星期一他又来了两次，我们前后有三个夜晚的时间来怀念过去的一切，然而大多数时候却仅仅是我们不说话各自想着自己的事情。星期二以后我便没再看到过他。我知道自从他与我舅舅决裂的那天起，就不希望再见到过去的故人来引起他对长春的伤心回忆。

　　杜宇琪在几个小时里都沉闷不语，有时候我会很难过地觉得能表明我们是亲人的做法就是请他喝杯红酒和不加冰的酸枣汁。不过我表哥总是坚持要一大杯自己天天都不错过的扎啤，而且每次天亮他离开时都要在桌上留下那杯扎啤的酒钱。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想不通为什么他在的那几天我们彼此都找不到什么话可说，然而星期二以后我一个人度过漫漫长夜时却渐渐觉得那三天在我的生命中将产生不可磨灭的印象。或许是情绪，他那种仿佛已跳出这世界的冷漠情绪感染了我。没有人比他更痴迷于构建自己的王国。

　　我表哥不想让人知道他还在北京，之后我也没和任何人提起过，即使是那年国庆节我无意中说漏嘴被我舅妈追问的时候我也硬下心肠将话题岔过去。有一天中午我在帮我姥姥包饺子时终于忍不住地告诉她了。我说在北京我曾见到过杜宇琪，他比我们记忆中的还要麻木和冷漠，看样子好像地球在明天就要毁灭也不会引起他的一丝触动。我姥姥侧过身来边剁肉馅边努力地听着。我真想不到已经一个人过了将近十年孤独生活的我姥姥还保持着她那个年龄的老人早已丧失的丰富感情。她像个听童话的孩子那样认真地等我讲完后放下手中的面团，掌心向外十只插在一起水平伸出地靠在椅子上。“我早就说过了，都怪那该死的案子。”十几年过去了，我姥姥依然对“毛毛惨案”恨之入骨。

　　不出一个星期，有人告诉我姥爷凶手抓到了，是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男人。在星期三下午最热的一个小时里他在警察的看管下绕着整个社区缓缓地走了一圈。我们在厨房看着远处锅炉不时升起的黑烟，听到了锁链趟地的声音。我姥姥比任何时候都显得轻松，晚饭之后她带着我去七街的市场报了两个西瓜回来切成几十块分给树下的邻居们。而我姥爷却像一个沉思者那样一袋接一袋地抽着烟，连树叶落到他头上也不知道。第二天警察将凶犯押到花园的喷水池旁，三名持枪的警察站在他身后。池子还没开始喷水人们就跑下楼将凶手围成一圈。两年前雷奇队长就命令过那个杀死自己女朋友的交警站在凉亭外游街。这是告诉人们从此可以不必担惊受怕地过日子了。因为这宗案子，整个夏天几乎没人在十点种后还敢走到外面去。以后自然就不必如此小心了，那些相爱的恋人们甚至可以像以往一样在花园约会到深夜也用不着在顾虑家里父母的担心。

　　起初一些胆小的人只是低声猜测着他杀人的可怜目的，然而不多久由于几个淘气的男孩向他扔从家拎来的鸡蛋他竟还保持难以捉摸的微笑时，就放心地捡起石子打过去。我看见我姥爷协助雷奇队长一起阻止人们这样做。我姥爷走过去和凶手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却只是点头摇头而未张一次口。他的双手被铁链勤成一道道红印 ，头发刮得光光的。他妻子始终在一侧紧跟着他。两天前她因连续毁掉了十一张宣传板上的公告而在警察局呆了一夜，此时她明知不会有人同情自己但还是冲着人们大声哭诉她丈夫是被冤枉的，后来她喊累了的时候就蹲下去捂着脸哭了。我姥爷想去和他握手去被旁边的警察拦住了。“愚昧的妥协，”我姥爷对凶犯说，“无知的替死鬼！”我明白我姥爷在说什么，雷奇队长对我们家的两次拜访就已经说明一切。虽然谁也没挑明他是替谁的罪，但我姥姥心里清楚正是因为他才使我表哥杜宇琪没有受到同样的惩罚。我姥爷在午饭时告诉我们从此以后谁也不许再提“毛毛惨案”。“求之不得呢。”我姥姥说。果真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谈起这些，连社区的邻居们也不再提起这件事。过了那个夏天及多雨的秋季，在凶犯的妻子连续三次上诉而一一败下来后，他终于在死亡面前低下了头。在十二月的那天清晨，面冲着两颗向他飞来的子弹倒在了茫茫白雪之上。

　　警察没有审判我表哥，但杜宇琪却给自己宣判了死刑。我舅舅经过两年多的全国旅行花光了他近一生的积蓄之后，家里面已不再留有杜宇琪的影子。我舅舅那一年开始不再向杜宇琪的龙卡寄钱，他以为这样做总有一天我表哥会因为饥饿，寒冷，加上潦倒的生活回到家里来。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不但没有回家，反而去了越来越远的地方。我那心软的舅妈为了让杜宇琪过得好些背着我舅舅在福达酒店和十一中找到了两份清扫厕所的工作，在每个发工资的日子把六百块钱偷偷存到我表哥的帐户里。而在杜宇琪的来信里居然对钱的问题只字未提。直到第五年我舅妈终于累倒在病床上，我舅舅才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每天他上班的时候下岗在家的妻子都去了哪里。第二天他跑到银行去查我表哥的帐户。“五年的日子去掉节假日共有多少天？”他一进门就问我舅妈。“一千八百天。”我舅妈躺在床上平静地回答，仿佛她是数着日子一天天熬过来的。我舅舅握着她的手心疼地哭了。“一千八百多天的辛苦全都付水东流。”他告诉她我表哥的那张龙卡早已作废，银行里不再有杜宇琪这个人。三万六千块钱像个吊钟一样在我舅妈和表哥之间荡来荡去，最后流失到银行的金库之中。

　　在北京我对我表哥杜宇琪讲了此事。和我预想的一样，这没有引起他的一丝触动。“我一直呆在北京，这十多年。”他摇着奶茶说。我后悔对他讲这些事，我早该想到他的回答只不过是一些敷衍的谎话。我想不可能离家出走，如果哪一天我真的这么干了也不会给家里写那种令人忧心忡忡的信。我告诉他这样做并不只是花掉他们攒下的工资，更重要的是你在让父母去承受必须要离开重庆，长沙，上海那些城市却要不甘心就此放弃的绝望心情。我们默默地喝着奶茶，古老的爵士乐穿过几千年的忧伤弥漫在我们周围。“我没有走，”他在第二天临走的时候说，“我没有钱，我只能呆在这儿，那些信是我求各地的朋友转寄过去的。”

　　没人再提“毛毛惨案”，但我们都看得出来，我姥爷在其后的两年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思考的内容扩散在弥漫着的烟雾里，消融在碎茶叶上下涌动的茶水中，甚至在洗手间的浴缸边沿也留下了他答案的假设。我姥爷一辈子走了七十多年，在一个夏天的凌晨止步于一辆高速急驰的出租车里。我姥姥不停按压他的胸口却不明白心脏并不会因此而重新跳动。她求司机别去医院了，绕着这城市好好转一圈吧。道路两旁被风吹弯的树枝冲着红色的捷达车微微点着头。“慢点开，再慢点开，行吗？”我姥姥从反光镜上看着自己哀伤的面孔说。于是汽车仿佛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的步子那样缓慢。天空下起纷纷的小雨，好像无数的白色花瓣落到汽车上，淋湿了耸在半空的路灯，消失在无法捕捉的微风里。当时几乎所有的梦游者，饱受折磨的失眠者，连同夜间飘荡的幽灵都目睹了这一场景。他们说，就像一辆满载着无限荣誉的巡礼车。

　　过了那么多年我和我表哥杜宇琪讲述了这些事。我说家里人发了三封电报通知你也没有回讯，后来你爸爸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跑到北京来找你，结果才明白你——杜宇琪是个游离在这世界之外的人。假如我不是在这里碰到你，我真的就要确定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熔化了。我将葡萄酒与半杯啤酒混在一起，想看看这会不会变为别人所说的孤独的颜色。我尝了一口，气泡跑光了，嘴里留有淡淡的苦涩。我表哥把写废了的稿子挑出来，重新读一遍寻找失败的原因，后来他发现这些文字之所以用不上只是由于它们写废了，根本搜寻不到小说的缺陷在哪里。这令他难过地把几十张写满钢笔字的信纸一一叠成了纸鹤、飞机和按一下就可以跳出好远的青蛙。等这些可爱的东西铺满长桌的时候他抬头看着我。“他们不知道我改名字了，”他说，“我叫杜宾，没有人能找得到杜宇琪。”我表哥张开双臂做了一个令我无法理解的夸张手势，“杜宇琪已经死了，就死在那个没有雨的夏天。”

[维以不永伤 第九章 ]

果然不出人们所料，住在一楼的那位谁都说不清其年龄的李奶奶在第一场雨来到的八天前死在了自己的那间小屋子里。她一走夏天就结束了，仿佛她最后生命的意义就是守住这个夏天。尽管两个月来她采用了各种避暑的方法来远离令人恐慌的炎热，然而在星期四的凌晨一天中最凉爽的时刻她还是怀着对一个多世纪的回忆安静地长眠在那张能容下她两个身长的单人床上。她面向枕头趴在深蓝色的床单上，由于剧烈的疼痛她不得不咬碎了自己绣有金菊花的枕巾才不至于吵醒隔壁睡梦中的人们。在气温最高的那一年夏天她却在忍受着年轻时留下的手脚冻疮的煎熬，而这些痛苦导致的彻夜难眠使她在几年前就能在别人都熟睡的时候见到了众人所不相信的奇境。

　　星期四一大早人们都跑到花园去看游街的凶手，无人察觉已经有人在那间最阴暗的房子里停止了呼吸。八天之后因为越来越浓重的腐臭人们撞开了那扇朝北的房门。有人实在无法忍受君子兰花开和死亡气息混在一起的味道，在那双有些畸形的小脚旁呕吐不止。吴三叔撬开那个看上去有几十年没打开过的抽屉，从沾满灰尘的户口本里发现她年龄大得已经找不到一位活着的亲人为其送葬。许多人捐了笔钱置办了一次简单的丧事。在白天几个因夜班留在家里的男人将红木棺材抬上了殡仪车。车行到人民广场的时候开始下起雨来。所有人都下车感受着这场恭迎了那么长时间才姗姗而来的暴雨。雨落到枯黄的叶子上，流过干燥的土地，在井盖上方形成一个小小的漩涡。兴奋的人们拢起双手接着斗大的雨点。漫天飞舞的纸钱被雨水一一拍落在地面上。每一个人心里都愉快地想到，上天终于把这个燥热的夏天赶走了。

　　要不是写作的话，我猜想我表哥不会到三里屯来。每天晚上十一点到次日清晨六点钟他会伴随着扎啤的苦涩芬芳写上七个小时。以前他还念高中时就养成了读书和写东西的习惯。自从我舅舅被老师告知他的儿子竟然在考试的时候也要抽出一本小说阅读之后，他和我舅妈两人就合力搜出了杜宇琪近十万字的手稿撕毁，同时烧掉了几十本装在他抽屉里的书籍。而家里的藏书却远远不止这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谎称学校收费从我舅舅那里骗走了三万块钱陆续地买了五百本书。其中最令人心痛的一次是他自称丢掉了一万八千元的学费而让我舅舅盲目地寻找了三个月。在那封印有武汉邮戳的信里面他向父母承认靠着那笔钱他坚持着活过了开始最艰难的三年。那种轻快的笔调令所有读过此信的人都感觉他似乎只是在讲一个听来的笑话而不是令人心痛不已的亲身经历。我舅妈按照信中所指从床底的最深处找到了五百本藏书，新年的时候她将这些都锁进了刚刚请人打好的书架里。在晚年时她还坚信我表哥会回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就是他舍不得抛下这么多的书置之不理。

　　我看着他在呈六边形彩光映着的白纸上写字。他说他正等着灵感的到来，之所以不停地写是为了在灵感女神敲门进来的那天不至于让她觉得自己毫无准备。我坐在高脚椅上听着他风吟般的倾诉。是啊，毫无准备，他怕灵感女神毫无准备，却不在意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准备。就算他没有考虑自己这二十年是怎么长大的，但至少了出于那么一点点怜悯他也应该回到父母的身边。在那之前我就想过，碰到我表哥后我更加确认这一点，我这一生一定要负起我该承担的责任。一个留着长发的年轻人过来要给我们照张像，我和我表哥肩挨着肩一起走进了照片。这是我和我表哥的唯一一张合影。后来我没有见到这张照片。那个人让我们写一些他们杂志正在调查的问题，上面说如果你拥有魔法将要达成什么心愿。我表哥在署名杜宾的上面写下了一句令人匪夷所思的话：“让这个世界以这本杂志名字的方式认识我。”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杜宇琪也没有过多地解释，直到年底冬天我回长春时才想起那本杂志叫《追求》。

　　那场命案结束的第二个星期雷奇队长最后一次拜访我姥爷。出于一种近乎暧昧的感激我姥姥在他刚进屋时就赶到市场买回来各种蔬菜及肉食，然而在起火的时候她就开始蔑视自己到老了还要这么势利的行为，于是她离开厨房冲着客厅的雷奇队长笑了笑回到了里屋。奇怪的是雷奇队长这次并没和我姥爷谈什么，他放下自己带来的一大包行李便告诉我姥爷他想下棋。他说没人再和他下棋了，虽然象棋伤透了他的心，但他还是觉得象棋是他生活的唯一依托。前四盘棋他们各自赢了两盘。不久他们就发现试图用第五盘来决出胜负是一个多么不切实际的想法，第五盘他们和了。第六盘，七盘依然是和棋，好像他们约定好谁也不赢对方一般。两个人不停地吸烟喝茶。直到深夜看上去雷奇队长马上就要赢了的时候他推掉了棋盘。“我们水平相当，”他说着提起行李，“没必要争什么高下。”在半个世界都已熟睡时他一个人背着行李顶着绵绵的秋雨离开了我姥爷。十年过去了我姥姥还在懊悔当时真应该请雷奇队长吃顿饭。因为杜宇琪的关系他丢掉了自己警察的职务，三个月之后他怀着一张全家四口人的相片躺在了铁轨上等待下一班的火车。那天是圣诞夜，整个长春都飘着雪花，老人们不知圣诞算什么节目，而年青人则把圣诞当成了与恋人互送礼物和出去约会的美妙托辞。雪落在每一个行人的脸上，嵌着绒毛的帽子上积起一层层清纯的白雪。世界仿佛落在了可爱的雪人王国里。

　　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桌上摆放着五个褐色酒瓶，只有一瓶盛满三分之二的深黄色啤酒，另外几个是空的，每瓶都留下些许残余，其中最多的一瓶大约有二点五厘米高的酒沫，或许由于瓶壁的折射并非有这么多。我们面前各有一只高脚酒杯，一只装有一半的啤酒，另一只盛满的酒沫顺着光滑的外沿流到桌面，每秒都有几百个气泡在杯中胀破后消失。杜宇琪随着音乐用黑色皮鞋击打着四二的节拍，左手持着烟，上面积下半个手指长的烟灰，右手平铺桌面，五指留有长长的指甲，中指和无名指的亮甲油在彩灯下闪着荧光。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喉节前后涌动七次，然后他展开菱形的纸巾擦拭嘴角的酒滴。分钟陡然走过一格。杯底沾满酒液形成大大小小的气泡。前后有三个人从桌前走过。这种状态持续到钟响之前。

　　杜宇琪告诉我有段时间他一直在练习充满类似上面那种细节的小说，几乎不去写任何情节和人物，只是不疲惫地构化场景。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处。“表达某种情绪。”他说。我问他为什么不直接讲明，而如此绕弯地描述。“语言的苍白无力。”他说，“人类还创造不出足够的词汇来形容这些情绪，就好比我们现在，各自在自己的荒原之上长途跋涉。”他看着那个弹吉它的长发男人。昏暗的灯光，七色玻璃球每三秒钟旋转一周，照在正下方三点五米处我们的桌子上。

　　雨过之后我姥姥推开了每一间屋子里的窗户，世界仿佛刚刚被清洗过一遍，每片树叶上都闪着七色光泽。树上的知了将所有喜悦都渲泄在九月末的秋初。下午三点钟机器割草的声音将那些还在午睡的人们吵醒了。因为这场已经过去的命案，物业局将花园里成片成片的高草割掉了。从此以后除了冬季他们保持着每月都来割草的习惯。草坪一直维持在脚踝的高度，风起的时候不会再出现连续跳动的蚂蚱和蛐蛐，在那之后慢慢长大的孩子们再也没有享受过在高草间追逐蝴蝶及蜻蜓的乐趣。他们还运来两箱灯泡照亮了花园里每一处黑暗的角落，此后的几年里他们都坚持夜巡盯防那些偷偷掏出弹弓的小伙子。后来过了很多年人们夜里走在灯火通明的花园却遗忘了这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惬意时，还有警察在甬道间反复地走着折线来防范再没发生过的突发事件。

　　上了岁数老人总是劝诫那些离婚的夫妇要顾虑到两个人的孩子，老人们说所有像毛毛那样得不到父母关爱的孩子最终下场只能是自行堕落或惨死街头。这也是人们为数不多的几次回想起毛毛。毛毛已在人们的记忆中渐渐冲散。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路，真的没有必要对他们同情过的人永远都念念不忘。于是在毛毛父亲死去的那一年也没有人再重新回忆此事。有时候我就想，我表哥做得对，对于一件他此生都永志不忘的事情，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它记下来，即使没有一个读者来看也要充满激情地写完它。

[维以不永伤 第十章 ]

有个犹太人在美国写了一本叫《杜宾的生活》的小说，那里的杜宾是个鲜为人知的传记作家；一百多年前在另一个美国人写的一系列短故事里面也有个叫杜宾的侦探。我表哥因此开始迷恋杜宾这个名字，之后的三十年里他写过十多部署名杜宾的小说。成名之前没有人读过这些书，然而当他五十多岁已不再写东西的时候，知道他的人反而多了起来，人们拼命地去买他所有的书，这其中他写的第一本叫《维以不永伤》。我在三里屯碰到他时才刚刚动笔，他告诉我他一直想写这部小说，不再有什么比他要讲这个故事的欲望更为强烈，这也是他离开我们去当作家的目的所在。为了写好它杜宇琪读遍了他见到过的所有小说，找到了大多数书中的不同缺陷以及令人怀念的美妙之处。他十八岁那年还在长春念书时从一本标有四种注解的《诗经》中发现了自己小说的题目。很久以前他就确信人人都能在他读过的书中找到一段一句甚至一个词来概括他的一生，仿佛这些作家就是因他才写作的。后来他更加认定这一点，唯以不永伤，没有比这句话更合适的了，即使是之前吟出的“维以不永怀”也不会如此准确地把握他写这个故事的意义。他明白打从毛毛的事情一发生，强烈的自疚与负罪就会如忘不掉的梦一样困扰着他。“只有把它写下来，”他的话音混杂在碰杯声和架子鼓声中，“我才不至于在伤感的道路上孤独前行。”

　　我姥爷去世的时候不只是我表哥，被我姥姥邀请的毛毛父亲也未能到场。人们在为我姥爷送行的那天他正坐在花园的长椅上顶着秋雨默默地数着在一小时里会有多少树叶被风吹落。什么也不能打乱他辞职后的单调生活。对女儿长时期的依恋在他心中已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痛。不到几年的时间里他迅速变老，一个人不停地漫步在花园鹅卵石路占据了他最后生命的所有时光。偶尔他会坐下来静静地望着对面长椅上热吻的恋人却全然不知回避，直到那对尴尬的男女不得不局促不安的离去他才自嘲般地笑出声来。不多久他终于死在了湖北荆州。

　　他是在秋末死去的，我们过了那个风雪四起的冬天，当春天将要到来的一个上午得知了死讯。整个冬天那些来求我姥姥织毛衣的邻居们聊了那么多的话却从未提及过他的死，仿佛重新回忆“毛毛惨案”是我们越不过的禁忌。我们揭开糊在窗框的报纸以便更清楚地听见春天的脚步。我姥姥将压抑了一个寒冬的热情都释放在清理房屋上面，一个上午她扫出了十一只死蟑螂，捅破了七个挂在角落的蜘蛛网。冬日过后的阳光温和地照在刚刚擦过的地板上。她用刷子润温贴在窗框的报纸，像个完成作业的孩子那般认真地用指甲刮掉。只有她左胸前的一条报纸她用尽力气也弄不干净。她将脸凑上去仔细瞧了瞧，然后她下来找铲子，环视了一遍屋子后她跑到客厅打开所有的抽屉，将里面的东西全部倒出来翻过一遍后把我叫过去。“我的花镜没了，”她指着那处刮不掉的痕迹对我说，“给我念念，那写的是什么？”我走过去仰头看着，那是报纸的一条中缝，报社在上面排满了广告借此赚钱。在一则治疗疑难杂症的医院简介旁边是寻人启事，寻找一位因精神失常走失的女人，身高一百六十公分左右，身穿红色外套。“不是，”我姥姥摇摇头，“往下念。”下面是一则讣告，简短，纸张泛黄很不清晰，全文不超过四十个字，一看我就明白随着我读出这句话，有关我少年的回忆就此终结了。“前财政厅厅长张文再先生于昨日死于湖北荆州市，骨灰将于明日由其妻朱珍珍女士运回长春。”讣告登在晚报的中缝处，寻人启事的下面，一则征婚的上面，几乎无人看到这行孤单的宋体字。

　　杜宾打算把《维以不永伤》分成四部来写，听起来这是个宏大的构想。这本书在我们分开后的第二年写完，又过了很久才在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出版社自费出版，初版仅仅印了三百册，就算发行这么少也没有卖出去，到最后杜宾只能像小偷一样把这些书一一塞到车上乘客的大衣兜里。即使在他被公认为大师之后我也没读这本书，这使得迄今为止我读过的分成四部小说也只是《战争与和平》。

　　杜宾告诉我他在二十岁之前始终像个试图涉问远古时代的考古学家那样不知疲惫地寻找着讲故事的方式，他无法确定由谁来作为第一部的叙述者。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躺在体育场的看台上仰望深蓝色夜空的惬意时刻，就在那一瞬间他发现——他手指在杯口敲着音乐的节拍对我说——没有谁会比杜宇琪的表弟更适合讲述这部分的故事了。我当时起身去招待两位来自南非的客人，我听不明白他们那种奇怪的发音。我还在想着杜宾刚才的话，他要把我也拉到这个故事里来，我不愿意这样。我不想我本分的一生因为进到这个故事之中而彻底转变。我回到位子上安静地听着音乐。杜宾对我说他没想过让我来讲什么，他只是在虚拟一个表弟而已。然而他竟意外碰到了他一度以为是他小说叙述者的我。在构思好的故事里他会和他的表弟在此相见，这么做的好处是描述另一个人物杜宇琪会更容易一些，以及利用他对整个事件的一无所知来制造第一部的迷离气氛。现实中却真的如此，他相信这是作者的安排。“你是小说里的人物，我也一样。”他抬起双腿架到桌子上，“我们被同一个作者所拥有。”

　　我妈妈和姨妈们在我姥爷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更为频繁地去看望我姥姥，她们不想令她的晚年生活过于凄凉。不过我姥姥对此并不高兴，在那时候她每天生活的唯一乐趣就是编织毛衣。那些目睹我姥姥日益衰老的邻居们不好意思再拿着毛线去求她做活了，于是她就将我姥爷剩下的和我们穿不了的毛衣拆成毛线重织一件，可惜没人会把它们穿在身上。她就这样反复地织啊拆啊直到那些白色和粉红色的毛线从中断掉为止。我回长春之前曾问过我妈妈给我姥姥带点什么好。我妈妈在那边长时间不说话。我说现在运输这么发达，北京有的家里都能买到。“是啊，”她考虑了半天告诉我，“带两盒毛线回来吧。”

　　每天晚上杜宾会吸二十支烟不间断地写上七小时。四点钟以后我坐到他的对面，虽然我们实在说不出什么来，但我清楚，他希望见到我，看看我和故事里的表弟有什么不同之处。他告诉我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伤心的日子，然后他又埋头去写，打算在天亮之前完成第一部。“我们尽量不说话，”他说，“不然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写进去，这是我的作者告诫我的，而太多与故事无关的对话会毁掉这本最出色的华语小说。”

　　因为有人亲眼看见送奶人向奶桶里掺马尿以去除浓重的奶腥味，送奶人在被质检局罚了一大笔钱后便再也没有在花园的门口出现过。这成了那一段时间人们坐在树下的主要话题。奇怪地是那个坚持买了十多年奶的女人也是此事最大的受害者却没有说过一句送奶人的坏话。几年前人们去追问她是怎么发现死尸时她也保持着同样的沉默，仿佛担心自己会把不该说的话透露出来一般。

　　那天五点半她是在七街路口IC电话报的案，雷奇队长带着警察在十五分钟后倾巢而来。虽然她满心都是恐惧，但还是坐到了毛毛的身旁，出于怜悯她将散落一地的衣服盖在死者裸露的身体上，之后她收拢死者叉开的双腿，却怎么也不明白死者的腰部为何向上挺起，她将尸体翻过来，看到了那件令她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的东西。她捡起来在警察赶到之前便离开了现场，以后也没让警察知道她带走的是什么。在她看来，对于一个女人来讲，让众人见到这个是比死亡更大的伤害。她揣在怀里把它扔到了毫无涟漪的喷水池中。她目睹这个渐渐沉下去——一根沾满血迹的木棍。

　　好多年前一位指挥交通的警察喜欢上每天上午七点半和下午五点钟都从他身边经过的那个长发女孩。经过长时间的追求几乎是在十字路口他们就相爱了。然而没多久他发现女孩并不爱他，在威胁了三次之后他把女孩推到了井里。从此夜里他都要钻到井下与女孩相爱。半个月后他站在十字路口挥动着手臂眼睁睁地看着管道工把女孩从井底托上来带走了。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他借着月色伤心地撬开井盖的时候被藏在附近的雷奇队长摁倒在地。他绝望地哭了，他说他不能想象自己孤独地死在行刑场的情形。“相爱的人应该死在一处，不是吗？我爱她，让我死在这里吧。”

　　一个变态狂在十天里流窜到七所小学的女洗手间，前后强奸了六个女孩，其中有三个孩子被吓得永远也无法步入生活的正轨。他那老母亲跪在雷奇队长的脚下哭着告诉他自己的儿子患有精神分裂症。雷奇队长经过十七天不疲惫地走访查证出所有出示的鉴定都是伪造的。“谁都不能逃避自己的罪行。”他握着罪犯老母亲干蔫的双手说，“人活着就要承担他该承担的责任。”

　　似乎是为了承担自己该承担的责任，雷奇队长在一个白雪纷飞的圣诞夜里死在了两条平行的铁轨上。

　　杜宾在天蒙蒙亮时要了两杯咖啡，不顾我的阻拦掏出所有的钱放在桌子上。他刚刚写完小说时就突然意识到这并不是他写的。“我只是个记录者，懂吗？像个打字员那样机械地写它。”他用吸管摇着暗褐色的咖啡。一组疯狂而无名气的乐队冲每一位还活着的人嚎叫。我单手托着下巴心里生出不知从何而来的忧伤。由于杯子的折射我无法确定将有多少咖啡流入我的口中。杜宾抓着自己的头发对服务生大喊着咖啡太苦了。他撕开接过来的一袋奶精倒在杯中。我们看见白色与褐色相互交融。

　　他说写到后来就发现自己根本不能控制小说，故事已不再顺着他的意念进行下去了。我告诉他这世界不存在上帝，没有谁可以控制你。“苦！为什么加了那么多糖还是苦？”他将文稿收起来放在包里，开始巡视着酒吧里的所有人。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后一夜，在那之后他就没再来过。我继续在这里干了三个星期，找到工作后也不再过来了。我父亲到晚年时希望我回长春陪他，他说他不想一个人冷清地死在病床上。于是我辞掉工作带着攒了几年的钱回去又找了个工作。从生到死我都是个很本分的人，我没法想象杜宾的那种生活。我表哥在我忙着给客人上醒酒的酸梅汤时独自离开了。他把剩下的咖啡倒在桌上，好象在寻找是否还有未溶的糖粒才使他觉得如此苦涩。下面被染黑的纸上留有一段他写下来的话，至今我还保留这段我无法理解的文字。他说，确实，这世界不存在上帝，不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者在控制他。“你和我同属一位作者，对我们而言他仿佛是全能的上帝。一个人活在这世上的目的就是要摆脱作者对他的控制，现在我做不到，不过总有一天我会逃出作者的掌心。然后回过头去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维以不永伤》是我写的，而不是你功成名就的牺牲品。”

[补序]

序：Never end，never hurt

一位在北京上学的朋友有意将《维以不永伤》翻译成英文，为消磨他剩下的一年无聊的大学生活。借用《诗经》中的一句“维以不永怀”为题他对本书及作者写下了几千字的评论。通篇的溢美之词，使得他唯一的忠实读者成为《维以不永伤》的作者蒋峰本人。有时候阴天下雨我就对着电脑上的这篇文字发呆。他说看第一部的第一句就明白，蒋峰在翻译一部没有原著的作品，假如硬要从中找出我要翻译什么的话，“他所孜孜以求的，是翻译自己的天才，以及忧伤。”本书全本出版之前大概有十几个读者，或许只有他看出“起初是那个打奶
的女人发现的”和“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the sky and the earth”之间的关系。然而使我静默无语的并不是这句话，他说：“蒋峰有足够的理由来享有《维以不永伤》出版前的宁静。”是的，我没有看错，他说的是这个词——宁静。

　　《维以不永伤》起笔于二○○二年十二月，虽然在这之前我已经有两次试着去写第一部，还写了一些与此有关的短篇，但是真正动笔的时候，第一次写长篇的各种痛楚及疲惫依然如夜色中的乌云在我的上方挥之不散。完成的字迹分别留在四个城市，最后于二○○三年五月初在长春定稿。我后来又写了一个长篇和若干短篇，但已没有哪一次的记忆能比这次的更为深刻。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在幻想，在结束的那一天我会以怎样的兴奋来庆祝这刚刚走过的漫长之旅。然而四月底的SARS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我离开自己的学校，偷偷地分别躲进两个朋友所在的大学，写了第四部的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之后接连被那里的保安赶了出来。回到长春的第一夜我完成了最后一章——第十三章。然后我双手摊在桌上，看着前方的壁钟，呆呆的，什么感觉也没有，仿佛我的感情已被此书点点吞蚀掉。看着秒针一圈圈地滑过，我在想，现实的，虚幻的，哪一个世界离我更近一点。天亮之前我给学校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写完了。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不会说祝贺和但愿成功一类的话，他们会在我想沉默的时候品味两个人的无语。一段时间过去他有些落寞地说：“蒋峰，你真好，你可以靠这本书出去。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还要继续忍受三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将话筒在双手之间传来传去。“然后你打算怎么办？”他问我。“不知道，”我想起小时候玩儿的“泥锅泥碗你滚蛋”的游戏，话筒最终落在了左手，“等出版吧。”

　　后来那位在北京就学的朋友从一些网站的转帖中读到这本书，他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他不打算继续考研，他说：“蒋峰有足够的理由来享有《维以不永伤》出版前的宁静。”他把这篇文章贴到我的网站。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帖的时候，激动地哭了。我在后面的回复中说：“在写完后和出版前的一年里，我如RESERVOIR DOGS一般奔走了十多个城市，我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爱上了一个永远也不会爱我的女孩儿，在多次自杀的想法冒出来之后使得我有两次自杀未遂。如果这就是我应享有的宁静，那么我宁愿祈盼那份属于我的喧哗，我的骚动。”

　　这个朋友后来发给我《维以不永汕忆能比这次的更为深刻。写作的过程中我常常在幻想，在结束的那一天我会以怎样的兴奋来庆祝这刚刚走过的漫长之旅。然而四月底的SARS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我离开自己的学校，偷偷地分别躲进两个朋友所在的大学，写了第四部的第九章到第十二章，之后接连被那里的保安赶了出来。回到长春的第一夜我完成了最后一章——第十三章。然后我双手摊在桌上，看着前方的壁钟，呆呆的，什么感觉也没有，仿佛我的感情已被此书点点吞蚀掉。看着秒针一圈圈地滑过，我在想，现实的，虚幻的，哪一个世界离我更近一点。天亮之前我给学校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写完了。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不会说祝贺和但愿成功一类的话，他们会在我想沉默的时候品味两个人的无语。一段时间过去他有些落寞地说：“蒋峰，你真好，你可以靠这本书出去。我们没有别的本事，我们还要继续忍受三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将话筒在双手之间传来传去。“然后你打算怎么办？”他问我。“不知道，”我想起小时候玩儿的“泥锅泥碗你滚蛋”的游戏，话筒最终落在了左手，“等出版吧。”

　　后来那位在北京就学的朋友从一些网站的转帖中读到这本书，他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他不打算继续考研，他说：“蒋峰有足够的理由来享有《维以不永伤》出版前的宁静。”他把这篇文章贴到我的网站。我第一次看到这张帖的时候，激动地哭了。我在后面的回复中说：“在写完后和出版前的一年里，我如RESERVOIR DOGS一般奔走了十多个城市，我经历了两次刻骨铭心的恋爱，爱上了一个永远也不会爱我的女孩儿，在多次自杀的想法冒出来之后使得我有两次自杀未遂。如果这就是我应享有的宁静，那么我宁愿祈盼那份属于我的喧哗，我的骚动。”

　　这个朋友后来发给我《维以不永伤》的第一部的译文，题目直接引用《诗经》英文版的译文——Never end, never hurt。把它直译过来或许会更美一些——永无休止，永无伤痛。

　　希望是这样的，——我们总是抱着美好的愿望，有时甚至是奢望——随着这本书的出版，我们会在伤痛的同时找到这些伤口。然后我们小心翼翼地，试着去愈合。

　　《维以不永伤》第一部去年七月发表在《布老虎青春文学》第一辑中，第二部发表在由媒体所吹捧的“８０后实力派五虎将”——听起来这是个莫名其妙的称呼——的一本合集里，第三部去年年底发表在上海的一本各色人的文集中，第四部的前七章发表于今年三月到五月的《萌芽》。去年夏天我为《萌芽》写了点儿类似于阅读提示的导言，我把它略加修改引出来作为自序的结尾：

　　“题目借取于《诗经·卷耳》，原意是那些行军在外的男人只能依靠饮酒来摆脱思念亲人的痛苦。到了这本书里意思变为：只有把这件事写下来，才不至于永远地伤怀。十几个不同性格的人物依次走进小说之中，前后跨度为三十余年，或许还会再久一些。显然一桩命案的发生使第二十年成为本书时间的核心。整部长篇被肢解为五个不同文体的中篇。这样写可以由您所好来选择翻开此书先读哪一部。如果您对情节性强的故事感兴趣，小说的第四部将向您讲述三种让人心酸的爱情；结构纷杂叙述转换稍显频繁的第三部会给您带来领悟小说技巧和体验阅读快感的乐趣；要是您更偏爱侦探小说，当然可以先去阅读第二部的一至十；第二部的１—１０应该会给您一种伦理道德上的震撼；然而首先阅读第一部则基于一个不可剥夺的理由，因为这是您了解《维以不永伤》全貌的入口。”

　　蒋 峰

　　二○○四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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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峰是这样的人，真正写小说的人，有着传奇经历的人，喜爱外国小说的人，明目张胆的色狼，诗人。他是我最敬慕的一个同龄人，因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