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摘几句有意思的：
熟悉土改、反右、文革的人都知道，走在革命队伍的最前列，革命斗志最高昂，革命意识最坚决，革命手段也最变态的人，往往是原本的无赖流氓。这种人，有专名名之：无产阶级流氓。
原因就在于文明人之文明，首先表现为克制。凡事总思考其是否妥当，搞破坏时内心总感到不安，于是在风云变幻的进步浪潮中，这些人是无论如何也走不到革命队伍的最前列。
而流氓是天生的革命者，这些人在革命浪潮袭来之前就已经是革命者，已经在用各种卑劣的手段挑战原有的社会秩序。当革命浪潮席卷而来时，他们自然是酒逢知己，左右逢源，无所不用其极。
在这样的流氓革命者的感染之下，后知后觉的文明人们也终于觉悟：时事已变，文明的定义也已经转变，是时候迎接新文明的到来了！
文革已去三十年，而这种对“新文明”的理解仍然如落日余晖般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于是对于属于资产阶级的旧文明，我们是陌生而隔阂的，而对无赖流氓所代表的无产阶级新文明，我们是亲近的。
于是当我们看到巴勒斯坦街头雨点般的石头时，我们总是毫不犹豫站到巴勒斯坦人一方，理由很简单，以色列人有坦克。有坦克的国家打没有坦克的国家，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
我们有一种对弱者的天然同情，这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但这种感情已经被历史扭曲，成为一种泛滥和错误的情绪。我们已经习惯将贫穷跟善良、进步相联系，将强大跟邪恶、腐朽相联系，看到善良的巴勒斯坦人被邪恶的以色列人欺负时，富有国际主义精神的中国人自然要义愤一番了。
这是一种扭曲的意识形态带给我们的遗传病。而一旦把这个病治好，用常识而非意识形态看待巴以问题，事件就简简单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任何从以色列坐车来到巴勒斯坦的人，都会感觉如同从天堂堕落到地狱。一边是和谐繁荣的文明景象，一边却是萧条野蛮的乱世景象。没有比这更鲜明的对比，任何意识形态在此都要破产。
虽然巴以争斗多年，但仍然有上百万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工作，以色列也每年运送粮食物资给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总用自己的文明为野蛮埋单，但巴勒斯坦人似乎毫不领情。
但仁至义尽，不得不图穷匕现代时候，国际舆论却时不时地把镜头对准了那些在空袭中身亡的平民。仿佛在告诉我们，屠杀有开始了！以色列人其实有更为简便有效的解决方式，那就是廉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扔一大片，连上电视嚎哭的机会都不给，但以色列人没有用，而宁肯选择用高昂的炸弹一点一点进行清除。这就是文明的克制，愿意为了文明的规则牺牲唾手可得的利益。
而如果这些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掌握在巴勒斯坦人手里，后果就不堪设想。当以色列人愿意妥协退让，愿意将绝对的武力优势暂时搁置一边与哈马斯谈判，对方尚且毫不领情，坚决不放弃清除以色列整个民族的奋斗目标。如果这个时候哈马斯手上有几颗管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老早就扔了出去。这就是不知好歹，就是野蛮的张狂，不仅没有道德，连脑子都没有。
单纯的野蛮并不可怕，因为野蛮是个人的，是受文明包围和约束的，最多只能搞搞黑社会。但当野蛮得到文明的无限同情时，野蛮就非常可怕，因为这意味着规则的破坏，而规则的破坏所波及的，将是整个文明本身。郝海东有一句话，我认为非常实在，他说，什么是好人？好人就是让坏人过不上好日子的人。如果坏人过上好日子了，好人怎么办？好人过不上好日子，还有几个人愿意当好人？凡是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都是奸人当道、小人得志的时期。一个小人站起来，千万个小人都随之站起来，一个君子倒下去，千万个君子都随之倒下去。当好人和坏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倒了一个个，文明就灰飞烟灭了。于是，作为人类最美好感情之一的同情心，就这样成为了文明的杀手。
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善良而富有正义感的中国人民都很清楚应该站在谁的一边。一边是正直善良、谦恭有礼、积极上进的优秀青年，一边是狡诈卑鄙、吊儿郎当、浑浑噩噩的无赖流氓。当两者发生争斗，按照常识，我们甚至不需要知道前因后果，判断就已经出来。就像我小时候打架，老师看见后总会二话不说就把对方大骂一顿。
但当现在这个无良少年同时也是贫穷的，偏偏打架还不是优秀青年对手的时候，我们却同情起他来。贫穷成为正义的第一来源，谁是最贫穷的，谁就永远站在正义的基础上。他可以野蛮，野蛮是正义的怒吼；他可以张狂，张狂是正义势力的高涨；他可以将一切文明规则掷于一边，将一切文明人踏在脚下，因为对方是腐朽的、没落的、邪恶的、卑鄙的、愚弄人的统治阶级及其文明。
我们的国民中这个毒实在太久，已经失去了辨别善恶的能力，当这种事情发生在身边时，依靠几千年积淀的常识，或许还能清醒一下，而一旦到了国际领域，我们的意识形态就马上启动，简单的二元划分就马上发挥作用：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贫苦民族联合起来，一起向文明世界宣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