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矛盾中不断走向灭亡的北宋社会

                                                          
                                                              在矛盾中不断走向灭亡的北宋社会 

        最近在读了一些有关北宋、辽、西夏鼎立时期的书籍后，感触颇多。其中以北宋矛盾之深、广、多为最甚。

        矛盾固为事物发展的动力，然对于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达的正常社会来说，过多的矛盾产生而又无力解决时，必然导致它最终走向灭亡。其自身也在这许多矛盾中痛苦的挣扎……

       北宋是在经历了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后在江南一隅建立的封建政权。由于宋太祖赵匡胤自身就是武将夺权，所以在他称帝之后，马上蓄谋削夺石守信等一批曾为北宋的建立立过汗马功劳的武将的军权，并以“杯酒释兵权”取得了成功。从此，走上了“中武轻文，以文驭武”道路，立为国策，后世子孙纷纷效仿。

      这就使得北宋产生了矛盾之一：武官地位的下降导致了乏将、乏才和宋夏战争中需要大量的作战骁勇，有谋略的武将。

     “中武轻文，以文驭武”政策，特别是到了宋仁宗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它直接导致了文官地位的不断上升和武官地位的急剧下降。朝廷中文官压制和打击武官的现象屡有发生，宋沿边驻防将领也多为文官，并且将帅三年一易，结果是“自景德以来，将不知兵，士不知战，民不知荣，盖三十年矣[①]。宋廷中能知兵法，有智谋的武将寥寥无几了。

      也许均衡是保持稳定和繁荣最好的良方。西方采取“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以均衡政治权利；人民呼吁“保护自然”以达到“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的生存和繁衍；正如古人所言“过而不及”。我想北宋“中武轻文，以文驭武”政策所导致的文、武官的不平衡必然不能保持北宋社会的健康发展，走向繁荣。

      这种政策在宋太祖和宋太宗时期，由于边疆比较安定，没有大规模的战争，边疆少数民族对其还没有构成统治上的威胁，所以它的弊端没有暴露，宋廷还可以一时得到苟安。但到了仁宗时期，他的运气就没有他的祖辈们那样的好了。公元1038年，一向依附与宋廷的党项族李元昊称帝，与宋，辽三分天下。之后不久对宋北边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从庆历元年（1040年）到庆历三年（1042年）短短的三年时间，西夏对宋连续发动了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三次大规模的战争，宋廷连连败北，刘平，石元逊，任福，葛怀敏等大将相继在以上战争中牺牲。这给沉浸在安逸之中的北宋统治者当头一棒，马上派韩琦、范仲淹两位武官出任陕西都部属（最高的军事统帅），他们虽然对西夏的进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都不得不以 一边“养猛士，延谋客”，培养“文兼武备”的武将，一边积极防御西夏的进攻。正如《欧阳文忠全集》所说，范仲淹“荐其可用者二十余人，后皆为名将”。例如众所周知的北宋名将——狄青。

       可见，北宋一方面不断的压制武将，不让他们掌握兵权，另一方面在宋夏战争中又需要大批能征善战的武将，不得不给他们兵权，以阻挡少数民族的入侵。这种统治态度的矛盾性使得北宋在宋夏战争中不能采取坚硬的态度，放手让有才能的武将抵御西夏的进犯，而是缩手缩脚，非迫不得已不放手兵权，抵挡西夏，而是能不战就不战，那怕讲和赐给其大量的岁币，弄的北宋财务赤字也心甘情愿。结果是边疆危机不但没有解决，反而由于财政困难而引起了国内其他的矛盾，例如三冗，农民起义，骄兵等现象，这些都是北宋灭亡的潜在危机。

      北宋矛盾之二：统治者在面对西夏的入侵时不能及时的作出定夺，总是在战和不战之间不停的徘徊，以至贻误了战机。

        宋真宗时期，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打灵州（地望在今灵武市西南），此地宜农宜牧，经济发达，士马强劲，唐代成了西北的军事重镇。面对党项族的入侵，朝中有的从灵州所占地理位置主张出兵守卫灵州，有的认为去灵州道路艰难主张放弃灵州，对灵州的弃守问题上宋廷举棋不定，也就没有办法决定是否出兵援助灵州。这也是导致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最终攻占灵州的一大原因。西夏在占领了灵州之后，以此为进去之资，进而占据了河西走廊，为期建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最终建立了西夏国，给北宋的统治构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而到了宋仁宗时期宋夏战争爆发，仁宗又重演父亲的错误。在西夏进兵围延州时，不是马上派强兵良将应战，而是让朝中大臣上攻守二策，讨论是守是攻，结果讨论来讨论去，延州的金明寨被西夏占领。当宋廷在激烈的讨论中放弃了正确的守策而采取了错误的攻策时，五路兴师伐，亦遇败北。

        古人曰：“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兵，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在加之“兵戈未息，财利已乏，苛政未宽”日，人民反抗不可避免。

         北宋矛盾之三：财政匮乏和需要大量的财务输出。

        宋廷是一个积贫积弱的社会，其中积弱就是指其财乏。财困的原因很多，这里不一一列举，这里有一份三司使王尧臣取陕西、河北、河东三路未用兵和用兵之后，岁出入财用之数：

“宝元元年（1038年）未用兵，三路出入钱帛粮草：陕西入1978万，出2151万；河北入2140万，出1823万；河东入1380万，出859万。用兵后，陕西入3390万，出3360万。京师出入金帛：1038年入1950万，出2185万；1041年入2929万，出2617万。再加上岁赐缯、茶、增至25万”。[②]

        以上可见用兵之后，财用成倍增加，再加宋廷的“三冗”，宋辽和宋夏议和后大量的岁币支出使得宋廷在财力上更加的入不付出。

       北宋社会在这些矛盾的围绕中就象风雨飘摇中的一座危楼，最后在蒙古族强大的一指头下倒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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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韩阴晟编，第二册，中卷，宁夏人民出版社。

[②] 《宋史》卷一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