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在北京当了两个月“地老鼠”－－底层生活散记

转自天涯原著清秋子

    说起来这还是很近的事了.2001年初,我在北京有过一段“走麦城“.2月的情人节一过,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面前.前提是:我必须以一千元的支出水准,在北京城这“居大不易“的繁华地待上两个月.没有任何人能够支援我.我在北京倒是有些哥们儿,平日里都是胸脯拍得山响的:有什么难处找咱哪,你的事哥们儿全包了!但我知道,此时此刻若真去找他们,他躲都躲不及.这些鸟人!要好的姐们也有那么一个,搞的是中国的麦肯锡,个人年入七十万,外加一个私人公司年入一百万.我张嘴乞借,她不会犹豫.但我坍不起这个台.好家伙,人模人样的,怎么混到了乞讨的份上了?姐们只要这么损我一句,我就得臊得去跳地铁沟.
　　怎么办?得想法儿活呀.我在京城东南角的松榆里找到了一家地下室旅馆,一间房月租220元.这要搁在平常,就等于白住.看房子那天,对我是个巨大的考验.北京的高层住宅小区,都有地下人防工程.有不少居委会为了创收,就把地下工程改成了一个个小房间,租给外地人开旅馆.从外面看,不过就是小区院子里的一座小平房,走入地下,则别有洞天,通过长长的走道,然后是住宿区.每个屋子约有六平方米,大多没有窗,白天也要开灯.屋内仅一床一凳一灯而已.有公厕,公共厨房,公共淋浴间(另外收费.但天冷,基本没人用).当然,设施很简陋.房间里看看倒还干净,要命的是没有暖气,寒气逼人.
　　站在这监狱似的小屋子里,我头脑中翻江倒海.想老子也是曾经阔过的,住别墅,坐皇冠,潮州菜吃到不想吃,一进歌舞厅,三陪小姐都齐声欢呼.想不到老了老了栽到了这北京城.但又一想,老子年轻时也是吃过苦的,掏过大粪,起过猪圈,卖过西瓜,扛过麻袋,露天野地里也睡过一个月.眼下这算什么?民工盲流能住,我怎么就不能住?我一咬牙,把200多元租金交给了旅馆主人.
　　住下来后,我开始留意这里的住客.大致是两类:郊区进城做小买卖的农民和外地来京混饭吃的年轻人.居然还有拖家带口在这儿住的,每天在公共厨房用燃气炉子做饭,中午晚上两次油烟弥漫.三教九流里,就我这么个戴眼镜的体面人混迹其中.这些人,都在京城见过世面,对我这另类盲流并不特别注意.
　　我有个脾气,倒驴不倒架子,到哪儿都得像模像样活着.这个小区处在城市边缘,附近就有个市场.除了卖菜之外,还卖假冒伪劣日用品.我买了被褥,暖瓶,电褥子,台灯,基本都是伪劣品,总共也没花多少钱.安顿好住处,还得来点情调.把随身带的迷你音响打开,床头柜上摆上心爱女友(过去的)的玉照,墙上有个水泥搁架,正好放书.于是乎,这黑牢里居然也有了点小资气息.
　　房门不大隔音.一日,我听到隔壁有两个小伙子在说话.慢慢地,听出了点名堂来.这是两个唐山郊区来的后生,在北京做保险推销员,没有底薪.初入道,业绩也没有,生活遇到了困难.一个大的就在教训小的:你愁什么愁?能愁来钱吗?适者生存,得跑啊,拉下脸去,哪有门就往里进.困难怕什么,没吃的,去买三斤土豆,煮了,能不能吃?还当你是老太爷啊?你明儿要是再这么愁眉苦脸的,看我扇你嘴巴子!我听着,为之动容,这真是平生所听到的最生动的一场市场经济教育课.
　　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拿了一张CD放起来,是科岗演奏的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白天里走廊空空,有回声,因此非常好听,回肠荡气.听了大约四十分种,我关了音响,开门出去,却见那年龄大些的唐山小伙正立在门外.我俩同时一楞.小伙忙说:你是新来的?你这音乐真好听,好听!我都听了半小时了,嘿嘿,没打扰你吧.我竟一时语塞,好一会儿才说:你要不要再听.他连忙摆手说:不啦!说完,回身进他的屋了.

住处解决了,接下来就是吃的问题了.我不能想象自己买个劣质煤气罐,跟那些农村妇女挤在狭小的厨房里一块儿抡马勺.于是出去转了转,发现附近的这个大市场真是太方便了,聚集了差不多有十家小饭馆.我按照口味,挑了一家内蒙人开的北方餐馆作为我的伙食点.估计了一下荷包里的存量,我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每餐六元,一点不能多.五元一份炒菜,带一点肉,一元一份饭,够了.菜不算实惠,但用的油多,强于盒饭,再说附近也没有卖盒饭的.亏得这边缘地带有这么便宜的炒菜,不然这个标准连个囫囵的汉堡包都吃不上.当然,要是想再便宜一点的也行,素炒土豆丝,三元一份,还可以省点儿.但看着老板一家的热情笑脸,我还真是拉不下脸来这么扣门儿.老板好像把全家人都从内蒙动员来了,老伴儿,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个个都那么热情爽直.我用餐的规格明显与我的装束气质不符,但老板一家从没有慢待过我.一见我进门,就连忙招呼倒茶.“来的都是客“----这样的平等精神真的很让我感动.五元一份的炒菜就只有几种,后来熟了,老板就主动替我点,一顿一样,换着来,无非是白菜,土豆,胡萝卜.我甚至觉得老吃这样便宜的菜,简直有点对不住这一家子的服务了.某个礼拜天(尽管对我来说这日子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被窗外的悠闲气氛所感染,决定为这家人增加一点生产总值.便要过菜谱,狠狠心,花八块钱,点了一个内蒙面食----“面鱼鱼儿“.虽然我问过了,但还是不能具体想象它是个什么东西.老板娘只爽快地说:你放心,保准好吃!少倾,上来了热腾腾的一个笼屉,里面是满满一笼......怎么形容呢?好比是用极薄的面皮捏的一个个空心小笼包,黄黄的,精巧极了.蘸着酱油吃,果然是美味.
　　午晚两餐就是这样了,早餐就更好办了.每天早八点,我走出地下,来到市场,这里光是卖烧饼的摊子就有七八家,其中一家,牌子上居然写的是“上海烧饼“,好家伙,与时俱进呀!我每次购芝麻烧饼一枚,耗资五毛.刚出炉的,又香又热乎,隔着一层纸还烫手哪,拿回屋里吃正好.一口烧饼一口热水,爽啊!可惜我不会唱〈秦琼卖马〉,否则定要喊他一嗓子!每天如此,卖烧饼的老头都认识我了,一见我,就豁亮地吆喝一声:烧饼一个,芝麻的!他的儿媳妇(想必是吧)就掀开苫被,从笸箩里飞快地夹出一个来递给我.这五毛钱的交易,让人心里很舒服.
　　不知诸位住过地下没有?住在地下室,室温要比室外低五度,阴森森的,不好受.其实寒冷还在其次,最令人恐惧的是没有昼夜之分,仿佛太阳永远不会再升起来了.人们像暗中蹑足行走的动物,不可能有健康心态.我当时最渴望的,是恨不能马上住到地面上去.某个白天,我到小区一栋塔楼第四层的一个家庭理发店去剪头.老剃头匠原先是国营理发店的职工,理发店在发廊的冲击下倒闭了,他也就退了休,利用余热,在家里开了个店,为本小区的人服务.他的房子满大的,家中朴朴素素,也就是八十年代初的水平吧.理完发,我走到窗前,忽然看见了院子里一派鲜活的景象,人来人往,颜色分明.白天的阳光是多么好啊,我活了几十年,从来就没有感觉白天有这么好!那一瞬间我想,人生在世,更有何求?哪怕就是这么一套未经装修的房子,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只要能看见白天,能看见阳光,就行了啊.
　　那位退休的理发店老职工,在那两个月的地下岁月里,是最令我羡慕的一个人.

白天上班,住旅馆的人们都出去谋生了,旅馆较为安静.周末也是这样,盲流们的生活是没有周六周日的.只在中午晚上各热闹一阵.因为厕所,厨房,水房,淋浴间是挨在一起的,所以这地方就显得熙熙攘攘.比较有意思的是,如果有人要求淋浴,就要通知老板.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精细汉子,他先收五元钱洗澡费,然后放人进去.洗澡的地方跟厕所一样,是用木版间隔起来的三个小间,有燃气热水器,各一个喷头.进去脱好了衣服后,拧开水,就要通知在外面等着的老板调水温.如果是女同志洗澡,那情形就比较滑稽,老板隔着板墙和那女浴客一递一声地喊着:怎么样?再来点儿!这回呢?呕,行了行了.来回要喊几遍,才能完事.
　　某日,我正在水房洗衣服,嗵嗵嗵地过来了一个小伙子,穿得油光水滑.我也算是经过时尚熏陶的,搭眼一看,就知道,这小子身上穿的都是地道的真货.正在纳闷:这样一个小帅哥,怎么也落难到此了?不想那家伙先发话了:哎,这不是个老总吗?老总也自己洗衣服了?女秘书到哪里去啦?他*的,一听这就不是好话.虎落平阳啊,奶毛未褪的小崽子,也敢来讽刺大爷了.我便反唇相讥道:你一个帅哥,不也如此吗?女朋友哪?跟别人走啦?从此,我俩只要在走廊上一见面,就要互相讽刺一通.帅哥的挖苦还在其次,他看着我的那种眼光,比城里人看盲流还要轻蔑.我无法证明自己比他高明,只好忍着,气得七窍生烟.
　　地下室的晚上最难打发,冷,无聊,烦躁.到地面上去转,街上又空荡荡的,也是冷和无聊.方圆一公里内,只有一家肯德基晚上还开着,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在这儿,我找到了一个可以偶尔消遣长夜的办法,我是说,可以消遣得起的办法.大大方方走进去,要一杯热咖啡,才五元钱,可以坐两个多小时.带一本书慢慢看,还不错.毕竟这里窗明几净,有点全球化的味道,能使人暂时忘记恐怖地下室.肯德基的小姐笑容可掬,那是没说的,训练有素,只是她们每次都要问我两遍:还要什么吗?要个汉堡吗?我摇头,每次都要在心里骂:要你个头!假模假式的,当我是老年痴呆了?尽管那些女孩也就是我儿女一般大,我还是要忍不住这样心里恨恨.这种职业化的微笑真太可恶了.跟内蒙饭馆那一家子的热情比起来,真伪立见.
　　这地方偏僻,晚上九点以后,人就渐渐少了,只有些中学生模样的小子在泡妹妹,跟咖啡厅的气氛差不多.五元的咖啡,跟我平常喝的咖啡比,只能叫鸟咖啡了.鸟咖啡也得要一杯,孔已己还得要一碟茴香豆呢,我安慰着自己.
　　一日,正埋头读〈浮士德〉,忽然有人打招呼.原来是那帅哥,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年纪的小子.在全球化的环境里,我们虽然仍是“老总“,“帅哥“的彼此叫着,但似乎都没了讽刺的意思.帅哥说:哈哈,你也发现了这里好?我说:是啊,看书正好.你干什么来了?帅哥说:我搞了一个项目策划,请朋友来商量商量.他把一份装订的很像样的策划书递给我看.一面说:老总,指教指教.这原来是个品牌连锁餐厅的策划.项目名称叫“西部牛仔“牛扒城,里面还有电脑制作的效果图.翻过一页,居然还申请了专利!我问:什么人搞的?帅哥说:我啊.我问:有钱投资吗?他说:就是没有钱嘛,有钱跟老总你就没缘分认识啦!我来了兴趣,让他和他的朋友坐下来聊.原来帅哥姓宋,湖北十堰人,他三十来岁,白净面皮,性格外向,老坐不稳的样子.这创意是他发明的,专利也是他自己跑下来的.不过是一种仿冒的美式西餐厅,标识倒还行,是个可爱的老牛仔头像,挺有亲和力.目标市场是大都市的高级白领,情侣什么的.小宋有一整套想法,在北京也还有可行性.只是他必须说动一两个有钱的老板来投资.由小宋管理,三七分成.总投资额并不大,六十万而已.我是商界里混过多年的老油子了,粗粗一看,就给他提了几点修改意见.小宋一听,神色大变,知道遇到真人了.便敛容屏息,要我认真谈一谈.我说:像你这样怀揣着想法在北京找钱的人,恐怕有十万人.你创意再好,没用.关键在怎么能套住一两个有钱的傻冒.你着重往这方面想.不用再完善你的创意了,哪怕你这就是个鞋拔子,老太太乐(一种竹制的挠痒用具)的设计,也是一样能弄钱.只要他钱一投入,就由不得他,你小宋就成功了.明年这时候,你就请我住贵宾楼吧!小宋嘻嘻一笑说:小意思,去巴黎也没问题!老前辈,咱们相见恨晚哪!从此,我跟小宋就成了朋友.互相一串门儿,我才知道,这家伙比我还惨,住的屋子里什么也没添置,房租也欠了一个半月的,完全在硬撑.我问他怎么吃饭,他的策略跟我差不多,只不过是能省一顿就省一顿.他说:多喝水啊,能抗饿.
　　我心里叹一声,不再问了.某日,吃饭时我去叫他:走,不要问为什么.我请你吃顿饭.他慌忙谢绝:老前辈,哪里敢!我说:我平时吃什么,今天就吃什么,多一份菜而已.吃饭时,我说,咱们今天不图别的,吃个饱,你不要客气.小宋有一点点感激的样子,笑笑说:嘿,老总,老总,这怎么好意思!这次他口中所称的“老总“,听起来却是一点讽刺意味都没有了.

本来北方冬天的阳光就少,住在地下室里,晒太阳的机会就更少了.人得不到日照,就缺钙,症状就是腿发软,走路像踩了棉花,站不稳.可我那时不知道是这原因,只知道肯定是住地下室住的.再者说,就算知道,也不会舍得钱去买钙片,一瓶金施尔康,三十块!五顿饭钱哪.我仗着闯过江湖,就那么干挺着.每天一出门,脚非得拐两下,耳边就仿佛高秀梅在叫“拐啦!拐啦!“
　　为了打发时间,也为了不至于陷入信息真空,我算计了又算计,每天可挤出五毛钱来买一份〈北京晚报〉.于是每天下午五点,天色已昏时,我就出门去买报.某日,我来到十字路口,为了躲自行车车,一分神,脚下就站不住了,咧趄了几下,生生的就摔倒在马路边上了.只听得周围人们一齐惊叫,有人马上围了上来.我躺在冰冷的地面上,看所有的人都那么高大.人们七手八脚把我扶起来.一个系红领巾的女孩脸都变白了,着急地问:“老大爷,您怎么啦?“我一楞,看了看她.近二三年来,叫我老师傅的人有一些,叫我老大爷的这还是头一回.小女孩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红领巾特别显眼,双手始终紧紧搀着我的胳膊.我一下子思绪万千,眼泪在眼框里打转,嘴唇哆唆着说不出话来.女孩更着急了,连连说:“老大爷,您别急,我送你上医院!“我挣扎着挺了挺身子,一句连我自己都没想到的话冲口而出:“闺女,老大爷我.....没事儿,老毛病了.你赶快家去吧!“我试着走了两步,还可以.众人见我确实没事,慨叹了一回,就散了.小女孩不大放心,一步三回头.我冲她扬了扬手,她才走远了.唉,这个人丢的,丢到首都北京来了.人们晚饭又该有谈资了:松榆里路口那块儿,一老同志当街摔了个大马趴!你看这人丢的.
　　小女孩扶我那会儿,我是一下子想到了自己小时候,也戴那么个红领巾.白衬衣蓝裤子,要多精神有多精神.新年晚会上给大人演出诗朗诵,在千人礼堂往台中央一站,声震屋宇啊----“灿烂的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我们幸福的少年一代......“喝喝,这才多少年,这才多少年,我成老大爷了我!
　　旅馆里唯一有暖气的地方,是那个进门处的小平房,其实就是一间收发室.办理登记,同时还兼着小卖部.人们打电话,也得到这儿来.我因为怕冷,愿意常来坐坐,暖和暖和身子再下去.收发室里有张床,挂了个花布帘.有个小姑娘在这儿住.她十六七岁的样子,还没学会京腔呢,带点地方口音.人长得水水灵灵的,有点倔.估计是从农村来的.她在这里的工作相当重要,收钱,管帐,登记,电话收费,管钥匙,卖货,打理得挺麻利.尤其每个住客的天数,在她心里有本帐,连半天都不会差.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从山东来,姑且就叫她小鲁花吧.
　　我跟她没事儿闲聊,知道了她果然是家在农村,才念完了初中就出来了.我问:“老板是你亲戚吗?“小鲁花说:“不是.是我爸的朋友.“我问:“给你多少钱?“鲁花答:“四百.“我问:“还满意吗?“她说:“当然可以了.农村哪里一个月去搞四百?“我问:“还想念书吗?“她说:“想念也念不起了.“我看她床上有几本杂志,就说,:“我那里还有杂志,什么时候拿来你看.“不苟言笑的鲁花有了些欣喜之色:“好啊!“老板是经常待在收发室的,他要是不在,就是出门去了,旅馆的事等于完全交给了鲁花.鲁花的作用相当于老板娘了.
　　小宋喜欢逗鲁花,鲁花却根本不给他一个笑脸.有一天小宋在收发室,对鲁花说:“小妹妹不要这么凶嘛!“鲁花就说:“先把房钱交清了吧!“小宋仍然嘻皮笑脸:“房钱算什么,我还要请你吃饭哩!“鲁花就拉下了脸:“你烦不烦?有事没事?没有快走!“小宋当着我,面子有点下不来,仍嘻笑着说:“妹妹这么漂亮,干嘛这么大脾气?“鲁花便突然发怒了:“你滚!你滚啊!“小宋讪讪地走了,我心里暗笑,问鲁花:“你怎么对他这么厉害?人家是个帅哥呀.“鲁花余怒未消,说:“他是个流氓!“我笑了:“可不敢随便乱说!“鲁花说:“想赖房钱,不就是流氓?我倒看他跑不跑得掉?“
　　一日晚,夜已较深,我去收发室买打火机.见里面灯未关,知道鲁花没睡,抬手一碰门,门开了.只见鲁花和衣躺在床上,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又像是身体不舒服.老板坐在床沿上,好像正在安慰她.见我进来,那中年汉子不知怎的就有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态,拿眼扫了扫我.满脸的不自然.我是江湖老手,这情形一看就明白八九分.故意装做什么也没注意,买了打火机就带上门出来了.看看表,是晚上十一点半.
　　回去躺到床上,思绪就开了锅.老牛吃嫩草,如今这社会已经见怪不怪.不过,小鲁花不过才十六岁,黄花闺女啊,就给了这个家伙?朋友的女儿,也能下得去手?看那老板有一点点斯文相,似是农村会计或小干部一类,居然也热衷于泡妞?而且是......人哪,怎么就成了这样!但转念一想,也许是我多心吧.鲁花只不过是感冒或痛经,那禽兽也不过真是在安慰她......但愿如此吧.
　　过了一段时间,我发觉鲁花心情开朗一些了.与老板之间有了些别人不易察觉的暧昧,言语间也有了调笑意味.我心下明白,这个老色鬼是得手了.一月四百元工资,鲁花还是屈服了.
　　打那以后,老板见我就显得特别客气,我当然一如既往,装木头人,跟他打哈哈.一天,我给鲁花送杂志,鲁花说:“老板夸你啦!“我问:“他说我什么?“鲁花说:“他说,全地下室就你一个是正经好人.”

这地下室里的日子沉闷平静,其实里面蕴涵着极大的危险性.我当初来看房子的时候就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令我感到踌躇的,其实倒不是简陋与寒冷,而是这地下室简直就是个地下火药库.光是在小厨房里就满满当当地摆着八个燃气瓶,还有一些人家干脆是放在屋里的.这些燃气灶具全都是从附近大市场里买来的劣质货,钢瓶厚度和阀门的严密度都成问题.厨房附近的走廊里,整天有泄露出来的煤气怪味.还有一些打工妹是用电炉子做饭的,反正一家一个电表,自己用电自己花钱.有人就在屋里乱扯了一些电线,有的干脆打起了电表的主意,拆了铅封做手脚.所有这些,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问题,这地下室瞬间就可葬身火海.
　　住宿区这一块,布局上呈井字形,通向地面的通道不仅要拐两个弯,还有一些复杂的岔道.走廊里又没有应急灯.万一失火,再一停电,跑都不知该往哪儿跑.
　　我是有经验的,住进来后,把地形熟悉了好几遍,直到闭着眼睛都能摸到通道出口为止.遇见老板时,我跟他提醒过几次.煤气味太重,那些劣质钢瓶太可怕.老板笑笑说:“那怎么办?有几个能像您老人家天天吃得起馆子的?你不让他做饭,他就不来住了.“我设身处地替老板想了想,为了旅馆的产值,这也是没法儿的事.
　　我只是暗自小心.一日晚,看书看得困倦了,正要睡去,忽然闻到有焦糊味儿.我心说不好,兔子一般从床上窜下地,把被子拎起来抖了又抖.又弯腰把各个角落闻了一遍,看来不是我屋子里的问题,便开门出去.走廊里的味儿就更大了,好象还有淡淡的烟雾.我在走廊和厨房一带左看看,右嗅嗅,也找不出名堂.拉住走廊过路的人问,大家似乎都很淡漠.“我哪知道啊!“那神情像是个个都修炼成了北京大爷,爱谁谁吧!
　　走廊里的焦味越来越大,烟也越来越明显,过往的人仍是毫无感觉,大不了捂住鼻子骂一声:“谁呀?干嘛呢这是!“然后钻进自己的小屋里,重重地关上门,哪管他外面天翻地覆.爱谁谁吧.
　　着急的只有我自己.我急忙跑到收发室,告诉老板:“下面有什么东西烧糊的味儿,还有烟.你快去查查!“老板一听,脸变了色,一向行动迟缓的他,此刻反映也是机敏得像个兔子,忙叫了鲁花还有一个水电工,直奔下面去了.我跟着到了地下,只见他们三人正分头挨家砸门,边砸边喊:“快看,有失火的没有?“这时,地下的人们才稍稍醒悟,有的拉开门看动静,有的走到走廊上东张西望:“怎么事儿?怎么事儿?“乱了一小会儿,忽然有个尖利的女声喊起来:“唉呀妈呀!快跑吧,失火啦!“
　　走廊里顿时炸开了锅,人们没头苍蝇似地挤成一团,有往东跑的,有往西跑的,有两边往中间跑的.情况眼看要失控.103室里冲出了两个风尘女子,其中一个大概正在屋里抹澡,赤身裸体,拿毛巾捂着胸脯就出来了.慌乱中竟也没有人注意她们.老板有些急了,怒喝了一声:“都给我站住!再跑我就拉电闸.我让你们都死在这儿!“人们稍稍一愣,老板又喊:“你们现在都是安全的,各自回屋去,看看自己什么东西烧了?“这时终于有人发现了烟雾的来源----108室.门是紧关的,门缝里有缕缕白烟渗出.只见老板此时甚是神勇,吼了一声:“去拿水!“一脚就把门踹开了.里面的灯是亮着的,一屋子白烟,没有人.原来是床上的被子烧着了,还好火没燃大.小电工和其他的人提来了水,连着两桶泼上去,火就熄了.老板还不放心,又叫拿水:“泼,多泼!“
　　人群中议论纷纷,有人吹着刺耳的口哨.小宋挤在人群中起哄:“看啦,火烧圆明园啦!还有裸体运动啦!“人们这才注意到那两个坐台小姐.年轻的后生们齐声怪叫.那裸露天胸的小姐倒也不慌,只说了句:“没见过你老妈的?缺德!“说完,从从容容地分开人群,回103室去了.

火灾的原因后来查清楚了,原来是郊区的一个农民,挺大个老爷们儿,在家里受了老婆的气.气不过,跑到这儿避风来了.他老婆靠坐台养活家,是家庭里唯一的经济支柱,平时颐指气使惯了,不大把老公放在眼里,又养了个小白脸,公然给丈夫戴了绿帽子.老公想要维权,却被掴了一巴掌,连带被老婆骂到了祖宗三代.这汉子一气,揣了二十块钱,就住店来了.晚上生着闷气,抽了不少烟,抽完还是气,就跑出门去遛大街.走时一个烟头没掐灭,掉在了床上,就惹出一场乱子.
　　老板把那汉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妈的,什么乌龟王八也来住店?滚,快滚!“当晚就把他撵走了.
　　当时正值石家庄爆炸案刚刚发生,通缉令都贴到了收发室门上.北京众多的地下生活区也受到了特别关注.居委会几个挺有身份的干部也下到地下来检查了.老板事前就通知了大家,把屋里乱接的电线全都拆掉,电炉,热得快与电水壶一律藏好.又坚决停了厨房的伙,不允许再用煤气做饭了.一番整治完毕,待居委会大员下来时,地下室早已是河清海晏,一丝违规的迹象都没有了.居委会领导很满意,指示说要坚持某某精神,发扬某某作风,完善某某机制.老板一脸谄笑地跟在后面,说一句应一声,敷衍过去了.回头跟我发牢骚:“娘的,让我装锅炉烧水,要让我白白为人民服务啊!你们点你们的电炉子,不怕!“
　　火灾中那个做光身运动的坐台小姐,不知怎么的就注意到了我.一日,在收发室,小宋正对她挑逗,我恰好进去.那小姐对小宋冷冷的.见小宋絮叨得烦了,就说:“行了,挣你的钱去吧.挣完了钱咱们再说话!“小姐看到我进去,神色稍显诧异,露出亦惊亦喜的样子,倒跟我搭起话来:“哦?老师住这儿多久了?“小宋一见自己没戏,偷着朝我挤了个眼,走了.
　　我虽不是雏儿,但也不是柳下惠.几个月不接触女人了(鲁花不能算),有女人聊聊也好.那小姐红健硕丰满,前后都挺好,再加上穿着打扮,谁也不会搞错.但我只是抱定宗旨,务虚不务实.食色虽都是性也,但现在不是好色的时候,捂牢了钱包才是硬道理.两人不咸不淡地聊了一阵儿,各自交流了一些真真假假的履历.她忽然从手袋里摸出一张名片来.我一看,哦,又是保险公司的,业务主办,露露.这名字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露露是个自来熟,挺亲切的,说:“我住103房,有空来玩儿吧.“我连声诺诺,心说:意识形态倒很想去,但经济基础不让啊.
　　又过了几日,在水房和走廊里常碰见露露.仍是点头一笑,星眸传情.露露虽经风尘濡染,但还是能看出是从农村来的,取了个洋名儿也掩不住内质.美则美矣,稍俗,一笑门齿尽露,大家闺秀没有这么笑的.我只当是逢场做戏,不要说我去敲她的门,她不敲我的门就谢天谢地了.
　　如此又是几日.某日下午,有人敲我的门,敲得挺文静.平日来敲我门的只有小宋,他是个毛躁脾气,敲门不是这个风格,而且还要在门外猛喊“老总“.我放下手中的书,掀开被子倏地坐起,心里骤然起疑:莫非来人是露露?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的第六感觉没有错.拉开门一看,果然是露露站在门外.她好象是刚刚洗过热水澡,容光焕发,脸庞白里透红.由于没上浓妆,让我看到了本色,其实也是挺不错的一个北方女孩,只不过眼神里带点狡黠.露露嫣然一笑,说:“你不请我进去?“看来,今天这场考验算是躲不过去了.不过我心说,你是老江湖,我也是江湖佬,咱们今儿就斗一斗吧.
　　我一让,露露一闪身就进了屋.我把破椅子上的书和烟缸挪到了搁架上,请她坐.露露倒底是年轻,不怕冷,穿得挺单薄.还是件低胸衫,胸前的两只珠穆朗玛峰滚来滚去的,我不好意思盯着,又忍不住要扫两眼.露露倒根本没在意,她东张西望地观察着屋里的环境,一面就说:“老师,您这屋里收拾得不错啊!“她一眼就发现了我前女友的那张照片,凑了过去细细地看.这还是十二年前,我在深圳为女友亚倩照的一张室外照,亚倩那时才24岁,含苞欲放.我当时是个穷小子,情况不比眼下好多少.这场恋爱无疾而终,最后,亚倩嫁给了一个比我还大两岁的男人,那人的存款才不过15万.这件事,是我心头永远的一个痛.露露看着,就问:“老师,这是你女儿吗?“我不知该怎么回答,就顺势说:“是啊.“露露回过头来,有点惊奇地说:“你女儿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结婚早.“她又瞟了一眼那像片,感叹了一句:“你女儿真挺有福气的!“我说:“有什么福气?在外打工,混饭呗.“这谎看来就得这么一直撒下去了.露露却毫无察觉,反驳说:“咋没福气?您瞧您多喜欢她,走这么远还把像片放在身边.我老爹可赶不上您.“不知怎的,露露的这话,我听了有点难受.她是风月场上混惯了的,不能想象一个男人会把十二年前的女友照片始终摆在身边.是啊,像我这么痴情的男人,能有多少?当然,也不完全是痴情.还有那十五万.十五万,是我心头永远的痛处.
　　两人一时沉默,我为了摆脱尴尬,想了半天,才说:“你,工作还忙吧?“露露一笑,又恢复了她那风尘作派,叹起苦来:“忙!昨晚忙了一晚上,赚了个“打的“的钱.老板们现在也抠门儿了.“露露此时离我很近.狭小的屋子里本来就没多大空间,露露又是个满不在乎的女孩,坐在那儿不安分.衣服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东拽拽,西扯扯的,眼看那珠穆朗玛峰就要真相大白了.我知道这样下去,很难估计后果,如果让露露身上的女人香再熏上一小会儿,难保我那钱包里的资产不会流失.于是,我咳嗽了一下,说:“姑娘,我这个......眼下周转还有些困难......“露露不解地看看我,忽而明白了,嘿嘿笑起来:“老师,您可别想歪了.我怎么能......嘻!老师,您可太有意思了!“我一下闹了个大红脸,连忙掩饰说:“我算什么老师啊,跟大伙儿一样,来北京混呗.“露露向我挤挤眼睛道:“那可不对,您是您,满地下室就您是个人物.“她又朝四周看看,注意到了搁架上放的书,便起身去看:“妈呀,这么多书!“我无论出差到哪里,随身总要带20本书,再加上最近到了北京以后买的,搁架上总共有30本书的样子.露露挨本看着书名,随手抽出一两本翻翻.然后问:“这么多书,一年能看完吗?“我说:“这些呀,最多两个月就看完了.“露露十分吃惊:“真的吗?那您家里有多少书啊?一两百本吧?“我心说,姑娘,我要说我家里有七千本书,你是不能想象的.真实的情况在某种场合说出来,就跟谎言的效果一样.我只能点头道:“差不多吧.“露露吐了吐舌头,放好书,又盯住我女友的小照看了看.回身来坐好,把衣服领口往上拉了拉.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知道危险已经完全过去了,就说:“喝水吧,露露.我烧了开水.“露露叹息了一声,说:“老师,您别客气了.您真是个大学问人.还要住一段时间吗?“我说:“不好说,可能要一俩月吧.“露露便起身说:“老师,不好意思了,打搅您了.您看您的书吧,我以后不会来了.“我连忙说:“哪里话,没事就来坐嘛.“露露转身拉开门,有点依恋地望了望我的房间,说了声:“天暖和点儿了,您勤上去走走吧,晒晒太阳!“我应着,将她送到走廊上.露露的拖鞋声在走廊里回荡,渐渐远了.屋子里还残留着她身上的洗发露香味儿,化解着屋子里的寒冷.我忽然有些心酸,靠在床上,什么书也不再想看了.

如果十年前有人对我说,到了21世纪我还得过一段挨饿的日子,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信的.即使是在1960年,我也没经历过这考验.那时我家是高知,没有多的粮食,但是有钱,经常从自由市场买这买那的,把饥荒对付过去了.如今这一次,我可是没有办法了.尽管内蒙餐厅一家对我挺热情,但人家是在做买卖,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吃一碗饭收一块钱.我吃一碗不够,吃两碗嫌多.眼下实在是浪费不起,一碗就一碗吧.心直口快的老板娘曾经问过我;“这位老师傅,一碗能饱吗?要不再来一碗?“我只有打哈哈说:“够够,我这岁数,吃多了撑得慌.“老板娘也就再没言语了.
　　下午三点的时候,比较难熬.地下室里冷,热量消耗大,一到这时就感觉饿.我耐不住,就遛达出来逛市场,以分散注意力.
　　这个市场是北京城区边缘地带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周围的松榆里小区好象都是拆迁户,消费水平不高,老人又多.市场就是面对这些人的.早上六点就开市,早午和下午三次高潮,人头涌涌,甚为壮观.商品主要以食品为主,有北京的老点心,天津的大麻花,山东核桃仁和摊煎饼,东北松仁.也有卖蔬菜水果和劣质衣服鞋帽的.小商人们动用了各种宣传手段,有小喇叭,录音机,也有扯着嗓子喊的,敲马勺吸引人注意的,不一而足.几个河北来的县级食品厂每天都开来大卡车,高高挂起晃眼的横幅,风头甚健.市场选址选得再好不过了,天天都有手头钱不多的退休老头老太太在这儿转,踅摸一些便宜的老式点心,回去解谗.因此这市场一到高潮时间,是总是沸反盈天,摩肩接踵,永远不用愁有萧条的时候.
　　我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个好东西----冰糖葫芦.说起糖葫芦,还要提起我小时候的一个情结.糖葫芦是北京特产,别的地方也有,但不如北京的地道.北京的山楂又红又大,糖葫芦做出来一串有一尺半长,有的还去了核,切了口,里面夹了山药片.手艺师傅支起大锅,把糖稀熬得稠稠的,将葫芦串浸到里面,拿出来就是金黄的一层透明糖衣.往铁錾子上一放,吱吱直响.小时有一次,跟母亲到北京去串亲戚,看见金光闪闪的糖葫芦,谗得不行,想让母亲买.不知她老人家(其实那年她只有33岁,比我现在可是年轻多了)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节约还是嫌不卫生,就是不给我买.那印象可是太深了,刻骨铭心啊!这一晃儿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那种受挫感至今未消.在市场里逛,我次次路过糖葫芦摊,都要垂涎三尺.有一次忍不住,买了一个来尝.从此计划经济也不顾了,让位给无理性消费,每天下午三点钟来买一个.也别说,糖葫芦的糖分多,也能顶饿,两顿饭中间来一支,还真是解决了一定的问题.做葫芦的师傅是个河北乐亭来的汉子,熟了以后,我每次就借他的凳子坐一会儿,慢慢地把糖葫芦吞咽下去了,舔舔嘴唇,再心满意足地走回地下.我留意过,满市场没有一个老头儿买糖葫芦吃的,都是少妇买给小孩的.我不管那许多了.仓廪足而知荣辱,我这仓廪不足的,还管他什么形象不形象?乐亭汉子有点憨厚,不大像是从那地方出来的,我去得多了,知道他也是农村来的,做个小买卖养家,主要是供儿子念中学.“什么人什么命啊!像您老人家就好喽,享清福啊.“他老是这么念叨着,不胜羡慕之意.
　　一天,我正品尝得过瘾,有人轻轻拍了我一下肩膀.回头一看,是露露!露露见我拿着尺多长的糖葫芦,很惊讶:“老师,您怎么还吃糖葫芦啊?“我尴尬地笑笑:“那个什么......上年纪了,嘴苦.“露露就找了个凳子坐下来,我示意她要不要也尝一个,露露指指她画得很精心的唇线,说:“不成,吃不了.“她看看我,眼神里好象有一种怜惜之意,又说:“老师,您闺女咋不把您接去呀?“我笑笑说:“我闺女还没傍上大款哪.“露露就说:“哎哟,您可别叫您闺女傍大款.老板哪有一个好的呀!可惜了那么好一个女孩,您可千万不能!“我心里深深叹息了一声,一时挡怀龌袄?这时,露露手包里的BP机令令地响了起来,她连忙掏出来看,看过后,脸上有欣然之色.我当然知趣,赶忙对她说:“你有工作,快去忙吧.“露露见我波澜不惊的样子,脸倒红了,说了声:“那我......上班去啦.“我向她摆摆手:“快去吧,小心着点!“露露起身,又叮嘱我一句:“这糖葫芦没去核,您可小心别崩了牙.“说毕,飞快地走了.
　　乐亭汉子忙完了一锅,也凑过来坐下,点了烟来抽.一面就问我:“那女子是您学生?“我一怔,吞吞吐吐地说:“是啊......教过她小学.“汉子就慨叹:“瞧您多好啊,学生都这么大了.上着班呢,还掂心着您,怕您老把牙咯了.知书达理啊!“我心里苦,嘴上却附和着说:“就是,现在这些孩子,不错啊!”

从市场转悠出来,刚走到小街上,就见小宋从外头回来了,脸上喜孜孜的,拿了个纸条正低头在看.小子!大概是有好事了,我走到他前面,故意挡了他一下.小宋下意识地躲了躲,没躲开,抬头刚要发火,一见是我,大喜,一把抓住我胳膊,拉我到院子里下象棋的石桌旁坐下.
　　他把那张纸条递了过来:“跑了一天大钟寺,累坏了.你看,从老和尚那儿求来的.“我展开纸条,只见上面写了一句偈语:“不宜大动,只宜缓动,缓缓而动,百发百中.“我默念了两遍,冷笑一声,问他:“忙一天,就求来这个?“小宋表情充满期待地问:“怎么样,老总?你给解释一下吧,这什么意思?“我问:“是老和尚给你的吗?“小宋说:“没错儿.“我说:“你不是......从厕所门上抄来的吧?“小宋眨眨眼睛,忽然明白了我是在讽刺,便抢过纸条说:“老总,我要抗议啊.你对我是不错,但也不能侮辱我呀!“我笑了,问他:“饭都吃不上了,还搞这个.花了多少钱?“小宋说:“不贵,十块钱.节食两餐,就出来了.人总得有点信仰啊.“我说:“你给我十块钱,我到公厕去给你抄十条回来.“小宋说:“老总又拿我开心了.“我正色道:“日子不好过,搞点正事吧.“小宋连忙辩解道:“正事也搞着哪,正跟一个东北女老板接触,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这时天已渐渐黑下来,我约小宋一块儿去吃饭,他说不吃了,要把今天的求签钱找补回来.
　　几日过去,小宋的事业不但没有进展,跟旅馆老板的关系反倒是越来越紧张了.一天晚上,露露急火火跑来敲我的门,告诉我说,小宋跟老板在收发室吵起来了.
　　我赶到收发室,见两人正在对峙.小宋见我来,就说:“你说说,我跟鲁花开两句玩笑,他还不乐意了.他吃的哪门子干醋?“我心下明白,形势已今非昔比,小宋不知内情,冒犯了人家的禁脔了.却听老板气咻咻地说:“一来我就知道是个牛逼匠,整天吹吹呼呼.房钱交不起,搞什么搞?等你那牛扒城搞起来,北京城的老牛都让你吹死完了.“小宋指着老板鼻子说:“咱们一码是一码啊.我欠钱不欠人格,再说不好听的,我废了你!“老板轻蔑地一笑,说:“又吹牛逼!你个九头鸟,爪子长齐了没有?““你他*的山东棒子,我今儿就把你齐根儿撅了!““我日你妈的!““我操你奶奶!“老板大怒,一把揪住了小宋的意大利夹克衫:“你他*的今天就给我滚!“小宋心疼衣服,抡拳就要打.我见势不好,连忙抓住小宋的手腕,喝住两人:“都是出门在外,干什么呢!“将两人扯开后,我推了小宋一把:“快回去吧,胡闹!“小宋愤愤地说:“我操!人他妈落难,连农民都来欺负.“老板反唇相讥道:“有种的你别住农民的店,马路上睡去!“我吼了一声:“行了!都歇会儿吧!“
　　打架期间,鲁花也在屋里,却纹丝不动,坐在柜台后,埋头用圆珠笔在一本杂志上写写划划,一副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样子.小宋莫名其妙为她打了一架,局外人只有我知道原委.我心想,哪天要点拨一下小宋才行,不然还不知道要惹出什么祸来.小宋走后,老板坐到床沿上,犹自意难平,跟我唠叨着:“你说说,如今这小年轻的,怎么没人性?正事不干,就知道撩骚!我好几次跟他说,让他学学你老,人家露露送上门都不要.干事就得有干事的样子!“我哭笑不得,只好说:“你消消气.年轻人火力旺.你也体谅一下.我不同,我基本上就算是哑火了.“一句话,把老板说乐了,连埋头写画的鲁花也偷偷掩着嘴笑.一场风波就此过去.
　　隔了几日,老板在走廊里遇见我,把我拉到一个角落,悄悄问我:“咱们都是老同志了,我就不耻下问了啊.你知不知道有什么药治这个不举的?“我心里暗自诅咒,嘴上却说:“我也不清楚.我的法子就是少办事.“老板露出一丝遗憾神色,忽而又想到了什么,便凑近我,用几乎耳语的声音问了我一句话:“我可没有歹意啊,你老是不是......练功的啊?“我愣了一愣,哈哈大笑:“你想到哪去了?我倒是想练童子功呢!“老板略显尴尬,赔着笑说:“不是就好,不是就好.这两天派出所可能要来查.”

应该承认,本文从“露露来访“这一节开始,我用了一些文艺笔法.然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事实根据的.小宋,露露,鲁花,老板,甚至那两个商量着要每天煮土豆度日的唐山小伙子,在真实世界中都实有其人,至今我眼前还能清晰地浮现出他们的各种表情.在那个阴暗的地下室里生存,人们苦熬着冬日.鲁花与老板的情况要好一些,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底层的那张网.真正的太阳并没有照到他们心里.尽管事情已经过去两年多了,但我在写下这篇文字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仍有一种悲愤感.地下的生活使我体会到一种巨大的不公平.我无法从头到尾用刚开始的那种平静笔调把生活记叙下来.有一种东西,棉絮一样,拥塞在我心头.似乎我不用文艺的笔法,不在文字中加些调侃,浓重的悲情会使我这叙述戛然而止,难以为继.我只是竭力想使气氛稍轻松一点,为了自己,也为了读者.因此就有了这个奇特的跨文体的文本.
　　生活在北京高尚社区的人们,不会有余暇想到,在距离城市正中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这样一类灰色的人群,默默无闻地蠕动于地下.甚至所有生活于地上的人们都不会想到:这些人,与我们呼吸着相同的空气,操着同样的母语,有着共同的思维习惯,但却不能和我们坦然分享阳光.
　　生活是灰色的,它不会像我以上的叙述那样趣味盎然.地下室固然是个小社会,但也不可能天天都上演令人解颐的轻喜剧.它更多的是死寂,单调,无奈.人们的表情并不丰富.奔波,生存,抵抗艰难的生活环境,就是全部的日常内容.我在那里的两个月,很少听到有笑声,几乎听不到音乐.黝暗的灯永远亮着,也就意味着太阳永远照不到这里.
　　我至今仍记得小宋每天风尘仆仆,来回坐四个小时的公交车,一趟趟地去大钟寺,去北郊的养牛场,去拜访从报纸上看到的成功人士.他期望有人能慧眼识珠,并坚信奇迹马上就会发生.以我的经验,像他这样赤手空拳的人,在三四年内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但我不忍心将此说破.我不能直视他在向我求教时那种狂热信徒般的眼神.
　　我也不能忘记单纯而倔强的小鲁花.这份工作可能是她终身难忘的一份工作.正是这份工作,使她从穷乡僻壤来到了这个在世界上都排名靠前的大都市.我们都市人习以为常的塔楼,电梯,立交桥,可能曾是她梦中的天堂.她是那样虔诚地对待这份工作,我最经常看见的她,就是在埋头算帐的样子.宿费,电话费,小百货,三本帐可以说完全烂熟于心.她没有休息日,没有女伴,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想哭诉时,思念母亲时,想歌舞欢乐时,又怎么办?她究竟有没有一个桃红色的少女之梦?即使她和老板有了那种关系,我仍然认为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少数最为纯洁的人之一.我不可能有力量拯救她出苦海,我甚至不忍心对她进行基本的启蒙.因为我记得那句话:最大的痛苦,是梦醒了无路可走......
　　我还记得露露.诚然,她的那次拜访,只是一次平平常常的拜访,不会有那么多戏剧色彩,但是她让我认识到了一个从事非道德职业的女性,对于事物的理解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在走廊里,在水房里,她的的确确是经常对我抱以善意的笑.我知道,那决不是为了钱,她分得清善良与丑恶.露露除了要承担与其他人一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外,她还要多承担一份道义蔑视的压力.但是我从没看到过她灰心丧气或者尖酸刻薄的神情,她永远朝气蓬勃.我不知道她具体的谋生情况,她不是大学生,进不了天上人间那种地方,在金钱堆积起来的庞大世界里,我不知道哪里才是她的生存空间.我只觉得,她比我要坚强得多.
　　两个唐山的小伙子是我的邻居,我们每天都要打照面的.我后来发现,他们真的是每天从市场提回一袋土豆,在小屋子里过着不为人知的艰苦生活.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属于他们的----豪华,欢乐,成功或漂亮女孩子......他们是鼹鼠,在漆黑的地下翻找着一切可以吃的东西.
　　那时候,我觉得我们这些人,都是生活于地底下的老鼠.我们已经不可能顾及到尊严了.严寒的尾巴是这样漫长,春天迟迟不到.清夜里,我独自走在松榆里寒风凛冽的小街上,望见所有楼房里的灯窗都温暖得诱人.世界很大,可是,哪一个明亮的窗户属于我?读者们可能有过度日如年的感觉,但决不可能有过一小时一小时捱时光的感觉.漫长的寒夜,它太广大了,无处不在,覆盖了我们的半球,我的曙光真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到来吗?

冰雪终于渐渐走远,小区内的草坪与柳梢,都有了些可以遥看的绿意.正午时太阳不错,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以说北京的春天已经来啦.只是,地下室的温度并没有因此而升高.外边是春天,里面还是冬天.
　　我不是个没吃过苦的人,在座的读者,恐怕不会有谁用手抓过农家肥,不会有人一天干过十六小时重体力劳动,不会有人住过冬季深山里的小窝棚,更不会有人在小煤油灯下无望地苦读过.这些,我都经历过.甚至我自己就做过八年社会最底层的人.这次住进地下室,并不是我生平头一次吃苦.但苦难感却好象超出了我的承受底线.因为早在三十年前,我就永远脱离了底层.虽然我有时也想起那时的事和那时的人们,但我决没有想到过,在世纪之初还会有如此艰难的境遇,有这样一群无望的人们.
　　在乡下的时候,冷了,可以烤火,睡觉也有火炕.冰冷的床,是那些身强力壮的北方农民也吃不消的.而在这个地下室里,你会觉得世界上所有的热源都已耗尽了.墙上靠墙的地方,有以前的住客贴上去的报纸,那报纸永远是潮乎乎的.市内的空气像冰块,无处可躲.我有电热毯,点着它,还要盖上两层被子才能御寒.可是,有的人却是干挺着的,他们舍不得买电热毯,也用不起电.小宋在我面前坐着的时候,总是在身上左挠右挠的.他一面就咒着:什么鸟屋子,睡长了真要睡出病来!
　　他一趟一趟往市内跑,每天晚上都要跑来擂我的门:老总老总,我来跟你汇报汇报!孤苦无助的人,也许很需要有人分享这奋斗的艰辛.坐在我那里,他不厌其烦地描述白天怎么去叩见成功人物的过程.接待小姐的态度如何,助理人员的表态如何,大约还有几天就可获得大人物的召见.他手头有五六份装订得很时髦的策划书,反复掂量着,该给谁,不该给谁?人家会不会认真看,看过后能不能看出这创意的巨大含金量来.我问他:你连吃饭都勉勉强强,哪来的钱搞这么漂亮的策划书?他得意地笑了,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哪里舍得这么搞.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我又问:一本要多少钱啊?他又笑:其实最后没花多少钱.我把底稿拿到打字店,一边搞就一边聊,诉苦吧,施苦肉计,一直要击中老板的软肋,把打字小姐眼圈儿也给说红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店老板大手一挥说,兄弟,谁都有为难遭灾的时候,别泄气,这东西我只收你半价.今后尽管再来,费用先欠着,别跟我提钱!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小宋朝我一挤咕眼,末了说:你看,这不就少花钱多办事了么?
　　他的梦,寄托在成功人士的案头,策划书被秘书送进了大人物的办公室.他们何时能抽空翻翻?在他们眼里,小宋不过是无数狂想者中的一个.十几页上的文字图片,能不能使老总们灵光闪现,抓住价值所在,看过之后微笑着吩咐秘书;把那小伙子叫来吧!这种希望,太渺茫了.往往是,三天过去了,小宋笑笑说:贵人多事,还没来得及看呢.六天过去了,小宋有点坐立不安:怎么回事?忘了吗?等吧,没法子!十天过去了,小宋有些沮丧:唉,准是不感兴趣.只要给我五分钟,五分钟啊,准说动他!妈的那个秘书,准没说什么好话.没一点儿现代企业的意识,他怎么就能当上老总的秘书?
　　这样的过程成了轮回,我一次次听着,帮他分析着,鼓励他耐心等,尽管我知道,那成功的机率简直就和一颗陨石砸到脑袋上一样,微乎其微.
　　树渐渐绿了,小宋的棉夹克换成了春秋夹克.匆忙的他仍是一大早就出发,不知疲惫.我知道,他是想始终保持一个“在路上“的状态.人在奔波,就要少一点绝望感.这个城市并不宽厚,最相信小宋智慧潜力的,就只有他自己了.如果没有这种近乎盲目的狂热,他恐怕早就崩溃了.从北京东南的松榆里,到北京西北郊区的养牛场,坐公共汽车要倒换四次车,光单程就要两个多小时.多半是站着,车内人挤着人,外面的路无尽头.我记得小时候常唱一首歌: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我不知道,那些沿途的高楼大厦,豪华酒店,巨型商场能给小宋那颗火热的心以什么样的回报?
　　小宋是个没有工作的人,但他那种狂热的工作态度,是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的.

小宋不断向我传递着鼓舞人心的好消息,他也确实见到了几个人,有承包了北京音乐厅的钱经理,有某畜业公司的王总,有某纺织集团的张总,还接触过一些台湾人.台湾人的反应比较好,多半对小宋的构想赞不绝口.而其他几位北京城里的大腕却迟迟没有回音.小宋的信念终于有些动摇了,央求我也给他想想办法.我心里苦笑:要是有办法,何至于混成这样?在这个城市,我所认识的人,大部分是口惠而实不至,我听到过最痛快的承诺,最豪迈的抱负,最热情的邀请,最诱人的远景,但是,此刻却不能奢求他们对我有一分钱的帮助.汉语里最打动人心的词汇到了他们嘴里,原来就只是个响儿.我曾经将他们的承诺打了百分之五十的折扣,来决定与他们的交易或合作,可到头来发现,那些热辣得让你感动的承诺,最后的底牌只是个零!
　　也许是小宋的执着感染了我,我搜索枯肠,忽然想起来一个人,也许有点儿用.这是我此次来北京才认识的朋友,有过泛泛之交.他是河南洛阳人氏.那时全国性的对河南人的讨伐还没有开始.不过即便是开始了,我也自有我的好恶标准,不会管那些.此人三十六七的年纪,白面皮,书生样子,待人彬彬有礼.我在这里姑且就叫他阎先生吧.阎先生自称父亲是外经贸部的官员,他自己在澳大利亚注册了公司,现在又回到北京来发展,专门做些项目投资中介的活儿,有时也给人家“跑跑部“,也就是疏通部里的紧要关节.我看阎先生交往甚广,喝一会儿咖啡的功夫,要接八九个电话,手边还常拿着两三本厚厚的可研报告,忙碌得很.他衣着阔绰,举止不凡,不大像是空架子.在我落难之后,他就找不到我了,当然我也无颜再跟他联系.
　　我把阎先生的电话告诉给小宋,让他自管打着我的旗号去会阎先生.小宋说:那怎么行?你总要先吹吹风,不然他怎么肯下力气?我想想也是,就到收发室给老阎打了个电话.老阎说:老兄,怎么搞的,失踪了?不会是被绑架了吧?我说:玩笑了,谁绑我干什么?梢有不方便罢了.老阎是场面上人,便也不再问,只是奇怪地说:你这电话号......是什么地方啊,跑到郊区去了?我说:咳,一破饭店.老阎问:什么饭店?我说:叫什么......地府饭店吧?老阎便有些疑惑:有星没星啊,你就住?还有叫这名儿的?你老兄,嘿嘿,怎么神神鬼鬼的.我这才把小宋的事跟他说了,老阎说:可以啊,让他来找我吧.正好这几天有几个人找我谈投资.我没忘了找补一句:小宋现在可是不大景气,您包涵点儿.老阎立即明白了,说:嗐,你的朋友,我还能拔毛吗?我说:他可是连饭也请不起.老阎说:好说,我请他.得,不跟你说了,我还开着车呢!
　　两天后,小宋去见了老阎回来.我问:情况如何?小宋挺高兴,向我一拱手:老总,谢谢你啊.事情虽然没有眉目,但是老阎还是个办事的人.我心里没把握,就问:他办公的地方你去了吗?我可是跟他不大熟哦.小宋说:去啦,不错,很有派!我问:怎么说呢?小宋说:他那个小秘真不错!我有些恼了:我问你正事儿!小宋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还行吧.老阎说,不知道我这项目这么小,还以为是大项目呢.他手头有几个人,台湾,大陆的都有,但都奔着大的来呢.他说,要是六百万的项目,找钱还容易点儿儿,六十万,太小,人家投这点儿资嫌累.他让我等等,容他再找找.我听了,沉吟半晌,然后拍了一下小宋说:小宋啊,老阎说得对呀,你这主攻方向整个就错了!

小宋两眼一放光,拽住我:来来来,老前辈!你好好讲讲.我说:我们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细化分析有钱人的心态.老阎不愧是老手,他说得没错,大钱好弄,小钱难套啊.你我现在住地下室,穷得叮噹乱响,想着六十万可是笔大钱.但是那真有钱的,六十万不过九牛一毛,洒洒碎.咱们光盯着大集团大公司,他们有钱是不错,但他们有没有耐心做这小买卖?人家越有钱,就越想图快,快进快出,一门心思做的是投机生意.做金融,做房地产,做股市庄家.几个月,最多一年,资金翻番,就收手!完了再找机会.谁能放到你这儿六十万?做牛扒城,最快两年才能收回投资,第三年才开始赢利,急死人了不是?再说,项目没有大小,一样的操心,饮食业的变数就更大了.这么个蝇头小利的东西,却要花这么多心思,无怪乎他们没兴趣.小宋闻听,就有点急:那怎么办?完蛋了我?就得等死了?我说:你急什么?老阎不是给你点了路子了么?去找小商人.大陆的不行,都有急功近利的毛病,你找台湾人.一是懂规矩,好合作.二是作为个人投资,想拿出积蓄的一部分,在大陆找个稳定的生财之道,你这投资总额对他们来说,正好.不大也不小,他们也有耐心等你慢慢做大.磨合好了,兴许能完全放手让你做.小宋听了,精神一振:好哇,英明!老前辈,晚生茅塞顿开呀!让我再理理思路.不过,我倒想问你个问题,以前想问,又怕唐突了.你老到底是怎么回事?江湖圣手啊你是,窝在这种地方干嘛?我摆摆手说:先不说这个.人有旦夕祸福,不是主观愿望能说了算的,你就历练去吧.小宋就笑:我以前是有眼不识真人了,还以为你是猥亵了女学生,东窗事发,跑这儿避风来了.我斥道:你小子,没好话!
　　小宋自去重新操练他的事业,又是接连地早出晚归.他的话,触动了我的隐痛,好几天都郁郁寡欢.一日黄昏,我又磕磕绊绊地出去买报纸,路上冷不防有人从后面上来,搀住了我的胳膊:老师,您上哪儿?我一看,是露露!露露没化工作妆,素面朝天,我一瞬间竟产生了错觉,她怎么跟我那前妻年轻时酷似?有一种影子你真是到哪里都甩不掉.露露问我:吃饭了吗?我摇头.露露就说:正好我也没吃.今儿我做东,咱们走!我连忙说:不用不用.露露笑说:您老客气什么呀?我说:这不好,姑娘.都不容易,您甭管我.露露惹人怜爱地撅了撅嘴:老师,一顿饭还能吃穷了么?您瞧不起我.我说:哪能哪能,我是说......叫小宋看见了不好.露露一听,柳眉倒立:什么小宋,毛儿都没长全呢,还当自己还是个人物!我说:露露,姑娘家,别这么说话.露露竟来了倔脾气:您不提这个要饭的小宋则罢,您提了,今儿就非得跟我吃这顿饭不可!我也有点急:露露,这马路上,拉拉扯扯的不好.露露说:拉拉扯扯怎么啦,您就是我老爸还不行?我只好说:好好,我去我去,成了吧?

露露扬手就要拦车。我说：就别往远地儿去了。露露说：成啊，今儿就不去马克西姆了。咱们去个近地方。此时天已渐暗，狂风骤起，沙尘暴眼瞧着几分钟内就将半个天都染黄了。我心说，怎么会这么恐怖啊？塌了天一般的架势。露露眯着眼拦下车，招呼我快上。两人打仗似地上了车，露露指点着司机，三拐两拐。从潘家园桥下来，开了还没到一站路，进了一个幽静的宾馆大院。我好生纳闷儿：天天在这附近瞎逛，却不知咫尺间竟有这么一个好地方。
　　下得车来，走了没三步，黄沙就扬雪般地洒了一脸。坐进大堂西餐酒廊的时候，两人都快成土猴了。坐下来，候了五分钟，服务生才姗姗来迟。小伙子也不作声，甚是踞傲，冷冷地伫立等候。我从他眼里读出了一种隐隐的蔑视。这小子心里准在想，哪里来的老帮菜，还带了个没化妆的土妞？露露扫了他一眼，拿起自己前面的菜单，问：老师，您吃什么？我说：女士优先。露露就说：我要黑椒牛扒。服务生嗯哼一声，用英语问了一句话。露露眼也没抬，一摆手说：我不会英语，等会儿老爷子点菜，你再说，好不好？服务生便改用中文问道：几成儿熟？露露答了，又问我：您老来吧。我说，也一样吧。露露说，您那牙口，不行吧，要茄汁猪排吧。我说：行。又点了沙律、罗宋汤等等，露露就说：就这些吧，我也不摆谱啦，真心实意请您老吃顿饭。服务生退下，露露鼻子里嗤了一声：这地方怎么会有这种雏儿？
　　这样的环境，我并不陌生，说来也不过才疏远了二十来天。今天却令我有骤进天堂的感觉，脖子都硬得不自然，怕人笑话。我对露露说：无功不受禄，你是有事要求我吗？露露说：老师，您太精了，我这事呢不大也不小。我心说，我一个穷酸老头，能帮她什么呢？露露说：别人都叫您老总，我认为您就是个读书人。我打小就没和正经读书人接触过。您是头一个，可能也是最后一个。我只有一件事求您。我早晚是要结婚生子的，您先给我将来的孩子取个名儿吧。我略感惊讶，说：这还早着呢吧？露露说：我觉得您取的名儿，准能给孩子带来好运气。我惊诧莫名，感叹道；露露，我以为你是。。。想不到，想不到。露露笑了：您以为我是个坏女孩，也就不可能做个好母亲？我看看露露，她笑得很好看，在野性里却透出一种圣洁。叶落于沟渠啊，她是不应该受什么谴责的。一股怜惜之意在我心里油然而生。我说：这两天我想想，想好了写给你。不过，不知有什么要求没有？露露斩钉截铁地说：要带点儿书生气！
　　菜肴陆陆续续上来，我惊奇地看见，露露熟练使用刀叉的程度远强于我，有板有眼的。我说：好家伙，你用得这么标准？我可是不行啊。露露说：学的。有个台湾老板包了我三个月，那人心好，有耐性，把着手教我，就学会了。我心里叹息不止，问她：你做小姐，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啊？露露说，青春饭，能吃几年？现在就够背的了，将来更一天不如一天。攒个三五万，回家嫁个老实人，开个小店，过日子吧。只希望将来孩子别受罪，说什么也要让他多念书。
　　我这才发觉，露露也是个平常女性，身上也有母性的光辉。地下室虽然阴暗，但她的心并不阴暗。她那小小的对于未来的渴望，是最正常不过的人的基本愿望。她会嫁人，会在将来的乡村岁月中老去，变成一个慈祥的老祖母。她的儿孙们，决不可能想到，他们的这位温厚慈爱的长辈，竟有过如此样子的青春。
　　露露见我沉思，就问：老师，您一进地下室，我就看出来，您是个好人。我和我那姐妹议论过您，我们不相信您能干坏事，但又想不通，您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我们住地下，是应该的，您是真不该住在这儿。我沉默了一阵儿，对她说：我倒霉，一不是因为钱财，二不是因为女人，我是书读的太多了。露露笑了：得了，书读多了会倒霉？我说，古人说了，尽信书不如无书。我送你两句话，以后教育你的孩子，那就是，小时要读书，长大莫读书。读书别当真，只当磨光阴。露露惊异地问：为什么啊？我说：因为咱中国的事儿，和书上说的不一样！露露说：那您是。。。我说：我是个老总不假，但我是吃饱了撑的理想主义者，一边经商，一边还读书，一不小心读进去了，读傻了。以为文化是个好东西，把什么都不要了，一头扎进北京来，想过一过文化生活。哪曾想，活活做了这地老鼠！露露见我有些激动，连忙说：老师，咱不说这个。您虽落了难，可谁也不敢把您瞧扁了，蛤蟆也会有翻身的时候，何况大活人！我说：你可要记住，将来养的是姑娘，可以让她上大学，若养个小子，高中足矣。要幸福，当官经商都是路，就是莫读书！露露此时有点儿慌了，起来搀着我说：您吃好了么？咱们回吧。
　　落地窗外，沙尘暴仍在肆虐，路灯昏黄一团。我走出门，感觉沙子打在脸上的感觉，很痛快，痛快极了。。。

外面风势小了许多,但仍是黄尘满天.坐在出租车上,能听见风掠过高楼时发出的呜呜哀鸣。露露坐在前面，扭过头来说：您刚来的时候，逗乐着呢，他们说您是摸了女学生的乳房，没处躲了，才跑这儿来的，我可不信。我脸一红，对露露说：都是小宋胡说八道！露露说：那天上您屋里去，我都做好思想准备了，您要是动手，我就乐不得的，赚个饭钱；您要是不动手，我就算认识认识您。哪知道您那么大岁数，还腼腆着呢，眼睛都没处搁。我心说，哪有这样的老流氓啊？我实在止不住乐，对露露说：行了吧，姑娘，甭说了。露露又说：您这种老男人啊，最好，人家说是什么来着？极品。最会疼女人了，做爱也温柔，还要一边放着小提琴曲儿呢。露露的话，说得开车的“的哥”瞠目结舌，连连侧过头看她。露露就说：怎么样，哥们儿？我说的没错儿吧？
　　刚刚通过潘家园桥，司机猛地踩了一脚刹车，喊了声：哎哟，怎么这么多“雷子”啊？抬头一看，只见马路上站着一群穿新式黑色警服的警察，其中两个还挎着微冲，领头的一个正示意停车。我一下挺起身来：怎么回事？露露看了看说：没事儿，抓通缉犯的。停顿了一下又对我说：我要是有什么事儿，麻烦您告诉我那姐妹一声。
　　车缓缓停在路边，一个警察走过来，弯下腰看了看车内，说：请两位下来一下。下车后，我和露露被分开，警察看了我的身份证，盘问了一下，我应对如流。盘查露露的是一个有经验的警官，他问了很久，然后将头一摆，示意露露：你，跟我们走一趟。又对我说：老同志，没你事儿，你走你的吧。露露稍有些犹豫，警官喝了一句：走吧！露露便说：我要付车钱！她两步跑到我身边，从袋里摸出十元钱递给我，压低声音说：告诉我姐妹，是****的，赶紧找人“捞”我。随后，她步态从容地走向了路边一辆警车。
　　松榆里地下旅馆的这个夜晚，注定了要极不寻常。过了半夜12点，当鲁花要锁大门时，小宋也没回来，这是绝无仅有的。老板懊悔莫及，坐在床沿上，一个劲儿用手拍床板：坏了坏了，怨我，心太软、心太软哪！我劝慰他说，情况还不明，先别急，等等再说。一会儿，小电工拿备用钥匙开了小宋的房门，上来报告说，东西都还在，好像不是跑了。我也替小宋打着保票。老板咬咬牙，亲自下去，把两个没有身份证的住客撵了出来。那两人苦苦哀求：您看这么大的风，黑灯瞎火的往哪儿去？老板吼道：爱哪儿去哪儿去，火车站，医院！都是你们这帮盲流惹的祸，走吧走吧！
　　喧闹平息过后，地下室所有的屋子都门户紧闭。走廊里悄无声息，能清晰地听到水房的滴水声。一声声，一声声，空寂而凄凉。

我把经过跟露露的那姐妹说了,那姐妹倒也镇静,只是有些疑惑:没听说最近要扫黄啊?这个露露,准是证件又出了问题。她就是粗粗拉拉，屁眼大得把心都丢了。那姐妹想想，说问题不大,马上就能办,捞得出来捞不出来,得看运气.说完就跑到楼上门口，猛打了一气手机,自去忙着“捞人“去了。
　　这一夜，我在忐忑不安中度过，凌晨四点才昏昏睡去。小宋和露露的影像，交替在梦中出现，构成一段段古怪的情节。早上醒来，却又一点儿都回想不起来。第二天，又在期待与失望中捱过，两人都是音信皆无。老板吩咐电工，把小宋的东西收拾了，暂存在电工房里。他一整天铁青着脸，总觉得是做了件得不偿失的事。若小宋真的跑了，这花脸乎哨的几件行囊又又何用？我并不太担心露露的命运，她掉脚恐怕不会是这一次，估计自能应付。却猜不透小宋到底出了什么事。跑了，是绝无可能，唯一的可能是失去了自由。不过，他又能犯什么事呢？
　　地下室里猛然少掉这两个特色人物，一下就失去了生气。我心理上尤其不能适应，觉得同甘共苦的伙伴好像就此不会再见面了。他们两个虽然势同水火，但苦熬无奈之状又何其相似，实是一棵藤上的两个苦瓜。我与他们仅仅认识二十来天，却似共事了许久的同事，他们突然一走，连起居坐卧都变得索然无味了。往日相处的平常细节，丝丝缕缕，都让人怀念。
　　趁着这个空当儿，好像我应该讲讲我自己了。往事很多，那只是我的一个背景，与地下室实不相干。但有些事，是决定了我今天这种命运的原因，不可不提。我十二年前南下深圳，从一介书生变成公司白领，卖命多年，辗转流徙，终于在海南一家房地产公司站稳了脚跟。老板器重自不必说，而且由于性情投契，两人的关系已不是主仆关系，几经荣辱沉浮，已成兄弟一般，公司产业有我一份，已是笃定之事。
　　古人常讲“满则溢”，“物极必反”，这鱼龙变化的事真是无道理可言。那几年，海南的房地产盛极而衰，我们无事可做，又没有像潘石屹那样果断移师北上，结果就在原地蹉跎着。炎夏日长，我无以消遣，千金买笑、笙歌宴饮的事，也不多了。一是鼎盛期已过，诸事要顾及长远，不能有今天没明天的胡来；二是经济萧条下去，三陪素质也大不如前，有的竟就是三家村的野雏儿，放下锄头就进了欢场，令人无甚胃口。忽然一日，路过书店，进去逛逛看，竟有久不见汉官威仪之感。随手购得几本，回来后竟读了个昏天黑地。想我当年也是嗜书如命的人，读得痴了，竟不知外面世事已经变化，人人都在捞钱，我居然能关门写诗，想着做捞什子北岛顾城第二。直到老婆忍无可忍，移情别恋，与一笃实汉子定了山盟，要去共创小康，跟我摊牌谈离婚了，我才如梦方醒。男人之痛，莫过于此啊。我激愤之余，胡里胡涂就下了海，从此手不碰卷，只拜孔方。一晃儿十年过去，我既视婚姻为畏途，又把那读书看成是天下第一蠢事。虽未自己打下一片天下，却也享尽浮世繁华。中间妙趣，这里已不宜再说了。总之是孑然一身，花天酒地，就这么做了个快乐的王老五。
　　待伤痛渐愈，十年后重新拾起书本来读，竟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尤其那日本的小说，委婉细腻，韵味深长，伴我度过了很多无聊时光。我在公司是元老，半个家由我当着，行事古怪已无人敢于指责。即使老板对我，也格外宽容。于是我身在曹营心在汉，重新做起了文学梦。上班时间，堂而皇之，或写小诗，或写散文，试着到当地媒体一投，竟每发必中。我欣然面有得色，不知这不过雕虫小技耳，却以为是天生我才。偶有斩获，便向职员吹嘘一番。那些年轻职员懂得什么，又惧于我的权势，自然附和说好，我便越发的不知斤两了。
　　直至有一次，我浏览报纸，忽见大作家退之先生要来给文学青年讲课，便头脑一热，想去一睹名人风采。当下打听好了时间地点。某晚，命司机载我去学院，混在青年学子当中，聆听了退之先生的一堂文学讲座。不想，先生的一席慷慨之辞，竟造成我命运天翻地覆的变化。

退之先生侃侃而谈,不因听众大半是年轻人而轻慢半分。话题不知如何,就转到有偿报告文学上去了。先生语气骤然激愤,他说:自古以来,文章乃担道义之事,谁见过有拍马文章能流传下来？诚然古人也有干谒权贵事，但就是诗圣杜甫的《大鹏赋》，也难以流传。至于给富人写拍马文章，更乃骇人听闻。文章书册堕落到此，不如直接去印钞票。古今中外，名著万种，诸位听说哪一部是为富翁唱赞歌的？文人既然从文，当是不屑于龌龊事，如要龌龊，又何必舞文弄墨，直当*子去算了。
　　先生虽不是在说我，不知为何，我在底下听得如坐针毡。忽然觉得文人之伟大，简直顶天立地，只逼出我那西装下面的“小我”来。先生演讲完，学子们蜂拥而上，东问西问。我两手空空，无以为敬，只好挤上去，双手递上名片一张。先生接过，看了，貌谦而实倨，微笑道：对不住，我从来没进过什么公司，也就没有什么名片可送你。我听了，顿时无地自容，以为眼前就是鲁迅再世，红了脸，支吾两句，便落荒而逃了。
　　那晚回来，我失魂落魄，晚上竟一夜未眠。先生之高风亮节，衬出了我的渺小。不要说那些狭伎风流的事，就是我洋洋得意的办公室谋略，也不过都是小人的龌龊。现下的所谓公司，大多其实是小朝廷，老板坐上大班椅，感觉就是在做皇帝。而职员就是一群没有脊梁的臣子，靠溜须拍马谋碗饭吃。我历练多年，已深谙此道，知道老板的痒处在哪里，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先是鞍前马后，夹着尾巴做人，其实不过是办好了差，不忘表功；办砸了，则死不承认，能推责任就推，推不掉就强调客观。老板生性粗疏，懒得过问细事，竟事事都交给我办。我小心从事，决不违拗，总哄得老板高兴。也有那个把耿直的职员，觉得老板的某些决策，实在低智，免不了要发些牢骚，传到了老板耳里，下场就是走人。而我韬晦有术，几年间就做到了一人之下。有那不知深浅的后来者，以为取我而代之易如反掌，视我为晋升途中最大障碍，每每为了邀宠，便向我发起攻击。我则先行忍让，从不逞匹夫之勇。待挑衅者以为我不过尔尔，则不免大意，行事必然乖张，露出些破绽来。我则无意间向一二同事稍稍提起，有那好事者，便会跑去向老板报告。老板来征询我的意见，我这才施展反击，痛陈此人之不可靠，对手的结局可想而知。如此，屡试不爽。久而久之，职员都知道我一手遮天，想邀宠是不能绕过我的，于是纷纷向我示好，我则将他们收为心腹，或给予好处，或帮忙遮掩过失。职员们自是感恩，在老板面前，只说我乃是少有的好人。老板越发认为他没看错人，我这宰相也就当得更自在了。从此大家不再叫我副总，而改称“某大人”。我心里只笑，大人之所以是大人，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中国宫廷史罢了。
　　上述种种，现在想来，都是我年轻时最痛恨的小人行径。现在，我不以为耻，反倒沾沾自喜。人要堕落，为何竟如此之快？想了一晚，早上，我叫来司机，载我至海滨，看了大海碧涛良久，终于问自己：人，怎样才不算枉活一世？

自那以后,我订了《读书》杂志和《中华读书报》，开始了思想回归的历程。九十年代的后期，有几个词是知识分子文章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比如“人文关怀”、“精神家园”、“坚守理想”。这些东西，打中了我的思想软肋。我想，我的精神，确实脱离了家园，游荡得太远了。我们这个公司，在九十年代前期，曾在三年内，折腾光了2700多万资金，最后换来的是一片荒草地。这些钱，没有一分钱是劳动创造出来的，都是公司通过各种乌七八糟的手段借贷来的。当我跳出了商界这个圈子来审视我们这群人的时候，确实惊出了一身冷汗。我们根本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是寄生虫。2700万不可能是银行凭空印出来的，而是有人一元一元地用劳动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变成了银行呆帐，变成了杯盘狼藉，变成了一片荒草。我们当初的注册资金是假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是假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整个都是假的。在挥霍掉2700万的日日夜夜里，只有荒淫无耻，才是真的。
　　退之先生唤醒了我的良知，一种人文主义情怀在我心中滋长。我每天仍在上班，做计划，发指令，职员们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但思想的风暴始终在酝酿。直到有一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公益广告，得知只要肯出手捐助200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失学的乡村孩子上一年学。风暴终于摧枯拉朽地袭来。我拿过了计算器啪啪按了几下，得数让我目瞪口呆：我们挥霍掉的2700万足可以使13万5千个失学的农家子弟读一年书。我是个因为文革而少年失学的人，又是个在穷乡僻壤呆过的人，精神上嗷嗷待哺的苦难滋味，终生难忘。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有那么一段时候，我耳边总是恍惚能听到13万个孩子的饮泣声。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就是挥之不去。我无法想象2700万变成现金能有多大一堆，我只知道：我们已经罪恶如山！
　　终于，我跟老板摊牌了：我要走。既然我已知道了罪恶，我就再不能与它共处哪怕是一天。老板当然无法知道我的思想变化，他掩饰不住惊奇，说：你干嘛要走？这公司不就是你的么？你要到哪儿去？你还能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北京，我要去搞文化。老板说：在公司你有房有车，我待你像亲兄弟。这两年是不大景气，但我们的艰难期马上就要过去，好运就在眼前。我问你，你到底要什么？我说：人各有志，并不是你对不起我。我此去决不是为了钱。我私人帐上还有若干，实际上是你帮我赚的，公司现在需要钱，我还给你，只留下机票钱就够了。老板拍案大怒：你疯了！你到北京靠什么生活？我说：北京我有朋友。老板气得站起来又坐下：你，你，你老糊涂了，朋友还靠得住吗？我说：我相信靠得住，我们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了。老板无言良久，突然爆发了：好，你走吧！走啊！我不要再见到你！

在海南那段生活的最后一年半,我思想上的冲突和对人生意义的考虑,远比上述的要复杂得多。在九十年代，受人文主义感召而放弃商界位置，甘冒清贫生活的风险投入文化事业的，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我知道是极其少见，且不能为人所理解。
　　我走的时候，完全是低调处理。老板未再挽留，也未在公司宣布我的离开，一切都像只是出一趟长差的样子。我遵守了我的诺言，把我的存款转给了财务部，作为我临时借给公司的钱。直到最后一天临下班时，职员们还在频繁地向我请示工作。是啊，多少年来我已是公司里的灵魂人物，是机器上的主轴，所有的人都无法想象，没有我，办公室该怎样运转。最后一晚，我坐在别墅凉台上，听着芭蕉树叶在暗中悉簌作响，许久不能入眠。
　　第二天一早，我只叫了司机来送我，他憨厚寡言，跟了我多年，这次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一路上闷闷不乐。在机场，托运完了行李，我跟他作别，他问：什么时候回来？我说：说不上了。他欲言又止，最后终于问了一句：副总，你没有什么事吧？我忽然有些伤感，握了握他的手：兄弟，回吧！
　　带着近乎悲壮的绝决心情，我飞向了北京。我知道，这一次是净身出户了，前程多有不可预测处。我所有的财富，就只是心里火一般炽热的人文主义信念了。
　　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到了北京还不到一个月，就陷入了绝境。不要说实现人文主义理想，连容留我的寸土之地都很难再找到了。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我在北京的两个朋友，老黑和老白。他们是我在八十年代认识的，当年都是年纪相仿的文学青年。我在南下深圳之前，曾去北京试探过出路，与两人过从甚密。这两人，可说是“老北漂一族”，那时我们共过一段患难，试图用文学换饭吃。我们给当时还健在的大诗人艾无双、冯独秀办过创作生涯研讨会，也去挨门拜谒过各大杂志的主编大人。我南下后，与他们的联系一直未断。我在海南如鱼得水时，他们还在北京苦苦地漂着，执着地要在这个文化之都踢开一扇门。两人中我与老黑走得较近，每次去北京出差，总要去看他，尽其可能为他提供我所知道的用文化能够谋生的线索。到了九十年代末，情况有了变化，两人突然间暴发了。老黑注册了一家公司，玩了几次资产重组，把河北一家奄奄待毙的国资老矿收归名下，成了个有亿万身家的大老板。老白从承包报纸版面开始，进而做书、买电视台广告时段，斩获甚丰，也是一俨然小富。
　　我在决定去北京之前，他们早就数度在电话里邀我前往，以共襄大计。提起当年我们借住在单位单身宿舍里，彻夜连床而谈的往事，都不胜嘘欷。老白说：你来吧，我正好承包了一个文化杂志，你来当主编，咱们搞他个中国的时代周刊。老黑说：你早该来，在南方混什么，我这里钱虽不多，包下哥们儿吃住不成问题。你我谁跟谁？明天我去方庄小区，给你租一带钢琴的房子，没事你就弹钢琴玩吧。老黑和老白承诺的两件事，我反复在电话里与他们核实，直到我认为即使里面有百分之五十的水份，情况也不至于太糟时，我才下了最后的决心。
　　我的这一赌实际下得是太冒险了。我一是完全低估了他们在北京浸淫多年，所沾染的八旗遗风程度。有骆驼不说牛，满嘴跑火车，就是对此最形象的说法。二是完全低估了商业伦理对人心的改造，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再是当年颇有热血气概的文学青年了。实际发生的情况令我椎心刺骨，到今天都不愿过多提及。简要的情况是：老白的时代周刊根本还没谈下来，而且即使谈下来，他也只占小小的一股，左右不了人事权。从我到北京之日起，就没见过这周刊编辑部的大门是什么样子。老黑的态度也很古怪，把我接到一个二星宾馆，说：这老板是咱哥们儿，你先住着，我已经交了半月房钱，完了你让他找我要。方庄的那房子，嘿嘿，我这两天周转有点问题，你先绷一阵儿。然后两人就踪影全无了。老白说，他正抓紧“跑部”，争取把周刊拿下来。老黑说，河北的老矿工人情况不稳，他要去安抚安抚。把我一个人撂在二星宾馆，天天看窗外的永定门车站过火车。

我一开始完全没有意识到潜在的危机，即使我事先设想了一万种可能，也决不会想到是这种状况。头几天，我还优哉游哉地到处访亲拜友，有时候去故地重游，看看八十年代住过的老地方。十几年过去，物是人非的感觉很强烈。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姐们儿，她叫潘婷。当年只不过是个初出茅庐的报社记者，后来到英国牛津去晃了一晃，回国后干起了一个好行当，专门培训CEO。眼下已颇有知名度，即便大集团的老总在她面前，也要虚心聆教。潘婷早年是清清秀秀的一个女学生模样，现在已经变得异常干练，商界的机巧似乎都在她的股掌之中。她现在诸事顺遂，为人妻母，豪宅别墅置下各一套，自己开了辆宝马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走运的人。潘婷有一天请我吃饭，连带着叙旧，席间她有一句话我至今不忘。是我先客套了一句：如今你是大忙人了。潘婷淡淡地说：可不是，下了班也要应酬。都是国际大公司的老总，不去总不好。我问：活动很多吗？她摇头：一般的我不会去。想跟我交往的人多了，我都对他们说，不开奔驰的，不要来找我。我不由一怔，潘婷笑笑说：你当然不同，我们永远有共同语言，我愿意跟你聊文学。我叹道：潘婷啊，咱们是两个阶级的人了。潘婷就说：什么阶级？我不这样认为。不开奔驰，确实就不在一个档次，没法儿谈。谈到我此行的目的，潘婷很羡慕：搞文化，写作，多好啊！我现在还停不下来，不过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将来能安心写作。我说：那好，但写作也要不了多少物质基础啊。潘婷略想了想说：人哪，上去就下不来了，我不能想象靠一千多块钱怎么过日子。告别了潘婷，我在想，在我们这时代，像她那样幸运的人能有多少？
　　我在永定门宾馆窗口数了无数辆火车，给老白打了无数个电话。回答永远是：再候候，快啦。老黑好像始终在河北老矿没回来，手机时开时关，不容易联系。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叫服务员开门。服务员说，你这房早到期了，我们老总说，没他的话，不能开门。我打了宾馆老总的手机，问他：你什么意思？撵我走吗？撵我也得让我拿出东西来呀。宾馆老总说：不是那个意思。老黑只交了十天的房钱，这人就不露面了，怎么回事啊？我这宾馆是有上缴利润指标的，时间长了我也受不了，你还是催催吧。门马上就能开，可明儿又怎么办？我给老黑打电话，手机关机。给老白打电话，老白说：老黑这事儿怎么办的，等他回来我跟他碰碰，你再忍忍。我挂了机，明白自己是掉进陷阱了。两个朋友，谁也不会对我的现状负责了。只是我搞不明白，既然如此，当初为何热情邀请我来？难道说话是不用通过大脑的？或者是他们纯粹想让我来看看他们今日的发迹，就算完了？
　　这一夜我想了很多，海南公司老板的话始终在耳边回响：你疯了，朋友还能靠得住吗？是啊，我的弃商从文，竟是这样一个结局，问题出在哪里？
　　第二天一早，我走到永定门桥上，望着上班的汽车和人流，终于明白：在这个一千万人口的都市里，我已经被遗弃，无人可以再帮助我了。我当初放弃了公司，实际是放弃了我自己争到的一席生存之地。它无关道德，只是个现实问题。现在，我的脚下不再有那一片坚实的土地了。我现在是站在了流沙上，沙子随时要把我吞没，能救我的，只有我自己，只有我的意志与七尺之躯。对文化的膜拜，是因为我长期在商界混而产生的一种错觉。文化是不是有那么美好是一回事，但像我这样把生存的问题忽略了，把前程寄托在所谓友情之上，才是不可原谅的幼稚。

当我在和潘婷闲聊时,多少还带着点儿悠闲心态。几天之后,我才真正看清了自己的处境,知道了自己将赤裸裸地抵挡漫天的风雨。绝境唤起了我内心一种近乎原始的求生欲。在永定门桥头，我知道自己已经是一个被庞大的都市社会甩出来的人，必须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我该怎么办？
　　当一切成为往事之后，当我在这里平静地叙述这一切时，也许可以冷静地分析，我那时的抉择有哪些得失。但是身处旋流之中，每迈一步，或是生，或是死，一个人怎能有充分理性的思考？一切都在原始状态下进行，我几乎是依靠本能在行动。
　　当然，也可以说，当时我还不是处在渺无人踪的荒岛。我可以向老板说明真相，再回到老地方。我也可以想潘婷求助，先获得一个喘息之机。也许今天看来，这两个办法才是明智之举，但在当时我恰恰就没有那么做。为了自尊，也为了尊重他人。我固然在一夜之间成了失败者，但我决不能给老板留下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形象。我知道，我深深地伤了他的心，我所遭受的厄运就是对我的惩罚。对潘婷，则要更复杂一点。多年来，我们互相尊重。我一直感到，她对我来说，更像一个成熟了的邻家小妹，一个久别重逢的中学旧友。一种不带杂质的相互信赖让我们心里熨贴。她傲视她周围圈子里的某些大人物，但与我却保持着精神平等。我极为珍视这种完全超脱了功利的友谊。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向她伸手借钱，或打什么依附于她而发财的主意。之所以如此，除了自尊以外，后来我想，最重要的恐怕是为了在心里保住这样一份纯净吧。
　　就这样，我开始了本文开头的那种经历。从安定门打车把东西运到松榆里地下之后，我数了数口袋里的钱，只有一千多一点儿了。海南带来的手机卡费用也马上就要用光，我停掉了手机。从那天起，熟悉的人谁也再找不到我了。
　　我余下的只有一个念头：要找工作。时间是春节刚过，并不是谋职的好时机。我把此次滞留在北京的时间定为两个月，因为我*这点钱最多只能维持到四月下旬。在两个月内要是一无所获的话，就只能向命运低头，去做自己最不想做的事。
　　我第一次感到，命运给予穷人的机会是何等的少。这世界永远是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百万英磅》里面的奇迹是不可能变为现实的。每一笔小小的支出，都像绞索一点点在勒紧我。我写了简历，要自己掏钱去打印，要买报纸来查找信息，要打公用电话去询问单位的用人要求。这些事情，过去在公司的时候，我的概念里是根本不要钱的。而今天，就是这么一点点支出，就让我像剜心一样痛。我只能维持一个表面上的镇定，内心里每时每刻都在翻江倒海。看着地下室里的灰色人群，我想到，我不过才过了几天这样的生活，而那些人，是常年累月这样熬过来的。是什么信念使他们能把这种非正常生活当做正常日子来过？这种没有希望的人生也能算是人生吗？
　　精疲力尽地跑了几天，我很快明白了形势的严峻：像我这样年纪的人，正在成批地被逐出社会主流。没有过硬学历，没有电脑技能，没有三十岁的好年龄，想在这个高歌猛进的商业社会里找到一个哪怕是最卑微的位置，也是梦想。我去过几个杂志社，写过一些策划书递上去，一些精明或昏庸的办公室主任接待过我。我看到的，只是惊奇和怜悯。环视那些杂志社阴暗的办公室和破烂的桌椅，我不由得想起我在海南的公司，觉得现下的情况很荒诞：我是为了精神的尊严而离开海南的，却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跑到这样破烂的地方来看人脸色？有什么必然理由要来承受这样的屈辱？难道是有人逼着我非这样做不可吗？“正义”、“人文”、“精神家园”，现在还有谁能来帮我摆脱基本的生存困境？我就像鲁迅所说的鲜虾，被投到滚水里，结局只有活活被烫死。
　　退之先生，你害我不浅！你现在可以优游卒岁，因而说一些激愤之辞是不用付代价的。如果谁真诚地听信了你正义的感召，离开了“罪恶”，那就是我今天的下场。你的说教，你的大作，现在能帮我什么忙？现实比一叠纲领更有说服力，我不是不能忍受艰苦的环境，我不能忍受的是这求助无门的冷酷！

　　　　　　　　　　　　　　　　　　　　　　　　　　　　　　　　　TO BE CONTI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