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丑恶：中国精神病院，高于法律之外的正常人的地狱？！

揭露丑恶：中国精神病院，高于法律之外的正常人的地狱？！

　　2006年10中旬，家人以扫墓为由将出差在外的邹宜均召回深圳，2006年10月21日哥哥说服邹宜均乘他的车去给父亲上坟。车到墓园附近，前面一辆面包车早已等在那里。哥哥停下车，七、八名陌生男人一拥而上，将邹宜均拽下小轿车。邹宜均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儿，就被蒙住眼睛，套上头套，反铐住双手，拖上了面包车。两个男人把她紧紧夹在中间，令她动弹不得。邹宜均求救于哥哥，哥哥却劝她老老实实跟那些男人走。邹宜均质问为什么要绑架她，车上的男人说要带她去见老大。于是邹宜均声嘶力竭地大喊救命，车上的人威胁说：再喊就连你的嘴也堵上。接着，几个男人强行扒下了邹宜均的裤子，给她注射了镇静药，并将邹宜均一款高档手表扒走。
　　此时邹宜均完全丧失了任何抵抗能力。车行到一处停下，几个人摘下了邹宜均的头套、解开了手铐，把全身无力的邹宜均拖到另一辆车上。她几次试图撕去蒙住眼睛的布，却被一只大手紧紧按住，不能动弹。
　　她被带到广州市白云心理医院，家人将她化名为“韩丽”登记入院，并书面指示医院除邹母、大姐和二哥外，其他任何人不能来医院会见邹宜均。医院方面派出专人对小邹实施24小时贴身“看护”，并没收了小邹的手机，还一直对小邹强行注射药物，强迫她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

将亲生女儿关进精神病院，为的是控制她的全部财产
母亲得知邹宜均离婚会得到一笔钱财，就千方百计要控制这笔钱，却因邹宜均律师的保护一直没能得逞。邹宜均的父亲生前对她的宠爱招来了哥哥姐姐的妒嫉。于是，一家人合谋定下了这个把邹宜均关进精神病院，侵吞她的财产的计划，并且发现，只要给医院钱，医院就会听从家属指示，将邹宜均诊断成精神病，强行关起来，并对其进行强制治疗，直到她的意志被彻底摧毁为止。
果然，在邹宜均被强行关进广州市白云心理医院的第二天，邹宜均招商银行的账户就被洗劫一空，几十万元钱都被转入了她母亲的账户。

在精神病院经受三个月非人折磨的邹宜均回到家里之后，先是被母亲严密看管，然后被逐出了家门。家人贴出海报，命令保安不允许邹宜均回家。至此，邹宜均被亲人剥夺了所有的财产，而且扫地出门。

邹宜均的无助与律师的无奈
　　刚进白云心理医院时，邹宜均趁机借用一位病友家属的手机，向自己的律师求救。黄律师闻讯赶到白云心理医院，拿出受权委托书要求见邹宜均。白云心理医院开始否认收治邹宜均，随后黄律师向广州白云区永平派出所报警，警察到来之后，医院才承认收治了邹宜均，但警察以医患纠纷为由表示警方不方便介入太多。“先后几次的报警都是这样的结果。”黄律师对警方的不作为表示失望。

　　执著的黄律师在医院的门诊大厅守了一夜，白云心理医院副院长王德民对律师说：“被关进来的人都无行为能力，邹宜均所作出的委托书无效。什么律师，我们根本不必理会，我们医院就听从家属指示。”律师则指出：邹宜均委托律师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恰恰是她神志清晰、具有行为能力最好的证据。 邹宜均的主管医生王欢则说：“要讲法律到外面说去，我们医院就是没有法律。”

　　第二天，邹的三姐从北京赶来医院要求探视，医院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没有大姐二哥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探视。” 这样，邹宜均被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丧失了任何救助途径，束手无策，任家属与医院宰割，人身自由、财产以及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力被剥夺殆尽。
　　第三天，《南方都市报》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引来不少记者关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开始感受到压力，要求家人接邹出院，但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医院没有办法组织专家会诊，
　　第五天，邹的家人将她从白云心理医院接走，以化名秘密转移至中山埠湖医院。
　　从第五天开始，邹宜均就是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律师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找到她，甚至卫生部门也查不到她的下落。为了将邹宜均从精神病院救出来，黄律师会见主诊医生、发律师函、报警、向媒体反映、行政投诉、信访都没有任何结果。甚至对邹宜均提起委托合同确认之诉，尝试通过法院开庭传票，把受害人邹宜均从失踪状态、从监禁中营救出来，并确认小邹有自主生活的完全行为能力。但法院送达组的工作人员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由于邹家亲属拒绝配合，送达组也寻访了精神病医院，均查无此人，诉讼因无法送达而获得进展。
　　这样，邹宜均被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联系，丧失了任何救助途径，束手无策，任家属与医院宰割，人身自由、财产以及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力被剥夺殆尽。

        邹宜均在精神病院被强制收治了三个月，尽管邹宜均被强制收治前曾对其律师作出的书面委托被精神病院擅自宣告无效，但邹家二哥在精神病里却要求邹宜均签署一大堆授权书、感谢信，要求她授权其哥哥作为代理人，感谢哥哥及家人送进精神病院，并承诺不与哥哥及家人对薄公堂，并撤销入院前对黄律师的委托，以此作为释放邹宜均的条件。
　
恐怖的精神病院
　　邹宜均一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就强行给邹宜均注射镇定剂，遭到了邹宜均的反抗。邹宜均的主管医生王欢说：“给你选择，要么你自觉，要么就强制!”这样，入院后短短几个小时，邹宜均被连续两次强行注射镇定剂，致使她连续昏睡了三天三夜。
　　邹宜均醒来时头晕眼花、浑身无力，而护士则要求她立即服药。邹宜均向护士询问自己被抓进来的原因，询问为什么强迫她服药，护士不耐烦地说：“你不吃药，我叫保安来，他们人强马壮，可没有我那么好商量，你自己想清楚了。”此时，隔壁传来阵阵惨叫，护士说：“你都听见了，不听话，就这种下场。”邹宜均问：“什么?什么下场?”护士说：“那个人不肯吃药，被绑起来了!刚刚他喊，就是被电击了，你要不要试一下?”
　　邹宜均是佛教徒，不肯吃肉，她的主管医生王欢说：“想吃素?来到这里，还谈条件?没门!你不肯吃，就继续给你注射!”
　　有个难友告诉邹宜均：千万要学会装傻，不要反抗，更不能报警。他说，当时他找到电话报警，警察来到，对医生说：“医生，看来你要给他多打几针才行。”这是他的亲身遭遇。
　　在邹宜均住的中山市的精神病院中，曾见到一群男护工把一个女孩子按在地上、扒光衣服，强行洗澡，还边洗边骂，语言粗鲁下流，女病人没有内衣裤穿，为向护士要一卫生巾，要呼喊20小时;病房的卫生条件极差，厕所就是冲凉房，满地都是屎尿，房子里没没有窗帘，女病人洗澡都被任意地公开观看。寒冬腊月里女病人洗完澡，只能无奈地光着身子集体在病房区内等待衣服，任何人都对她们的裸体一目了然的，无论男医生、男病人、男护工，但是，送病人服的迟迟还没到，女病人的吆喝声持续着，那不是因为羞耻，而是因为冷，本能发出来的。男病人也同样要在女护士、护工面前拖光衣服洗澡，并忍受她们黄色、屈辱的评头论足。在精神病院，邹宜均常常见到不听话的病人惨遭殴打、捆绑、强行注射大剂量镇定剂，甚至电击昏迷，令她非常害怕。就这样，一个平常一身小姐脾气的邹宜均的意志被彻底摧毁了。
　　在精神病院，不管你是否真的有病，说自己没病就是有病的证据，这叫“缺乏自知力”。因此，越是想证明自己没病，就越会得到更大剂量、更强有力的“治疗”，越会受到特殊待遇。
　　医生、护士通过威胁、大剂量的精神病药物、捆绑、电击等等措施帮助“病人”认识到自己病情的严重性，乖乖地接受“治疗”。
　　邹宜均常常听到医护人员说：我们有办法让你们承认(有病)的。
　　的确，在承认自己是精神病与强制治疗二者之间，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承认自己是精神病。
　　这样，不管你入院时是不是真的有病，出院时一定是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来自于被迫长期服用大剂量的精神药物，或者来自于不堪忍受人格与精神上的屈辱，或者来自于被逼无奈而自己承认。
　　精神病院因此证实了自己永远不错的诊断：进来的，都是精神病!
　　在这个三个月里，邹宜均受在精神病院遭受着非人的折磨，恐惧、孤独、精神药物的副作用时常侵袭着邹宜均。从医院走出后，邹宜均记述了那段日子里内心的痛苦与煎熬，写成了十万多字的《疯人院日记》，她还把自己在精神病院的见闻与思考一一记述下来。

        邹宜均离开家庭独自生活已经过去2年多，到现在一直生活得很好，也不曾伤害到任何第三人。事实证明，她的家人及相关医院，当初以各种目的和理由将其禁锢在精神病院，都是错误的。一年多前她选择出家为尼，希望用宗教的力量来平复这段惨痛的经历，但还是不能。“没法忘记，在医院，他们强迫我吃药，甚至还威胁对我进行电击治疗;现在只有通过法律给我公平”。
　　邹宜均将母亲、二哥和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告上了法庭，2009年3月2日上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邹宜均请求法院判决被告三方赔偿其精神损失费1万元，并赔礼道歉，消除因强行送其进入精神病院给她造成的不良社会影响。作为第二被告的邹母、第三被告小邹的二哥都没有到庭，而是委托了代理律师出庭。

　　邹宜均被强制住院前，曾对黄雪涛律师作出书面委托，此项委托被精神病院擅自宣告无效。邹家二哥在精神病里要求邹宜均签署授权书、感谢信，要求邹授权哥哥作为代理人，感谢哥哥及家人送进精神病院，并撤销入院前对黄雪涛律师的委托。而两年后，在法庭上，邹宜均还是选择黄雪涛律师作为她的代理人。法庭上，家人及医院对黄雪涛的代理权却不再发表任何异议。
    黄雪涛律师说，对三方被告只提出1万元精神损失赔偿，这只是象征性的索赔。打官司关键还是希望法律给予一个明确判决，终结邹宜均对强制收治的恐惧，“如果不打官司或官司输了，她的家人还是可能会随时将她送入精神病院，如果精神病强制收治不用合理的法律程序加以约束，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可能受到这种伤害。”
精神病强制收治：威胁到公民人身自由的达摩克利斯剑
　　邹宜均的遭遇是这个时代荒延的一幕，然而这一幕并不能确保不落在你我的身上。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报道：上海的陈立案、广州的何锦荣案、西安的纪术茂案、昆明的段嘉和案、南京的吴翔案、北京的喻家声案……这其中有亿万富翁，有千万富翁，甚至还有精神病医生，他们被送进精神病院，仅仅是因为与家人或单位领导有矛盾。正因为精神病学界对精神病本身的模糊认识与精神病强制收治的程序缺陷，与我们一样看上去有正常思维能力的受害人被以精神病理由强制住院，而且受害对象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论职业、不论地位，它就像一把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已经威胁到公民人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