隧道效应

1973年，在与哈佛大学的年轻的同事赫伯特·金蒂斯、鲍尔斯等的交流中，赫希曼把人们对来自于他人奖赏的快乐与人们对他们自己的快乐的偏好“按字典顺序进行了排列”，创作了一篇他最有影响力的论文之一：“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收入不平等的容忍度”的论文，提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隐喻效应“隧道效应”。对于这个隧道效应的发现过程，《入世的哲学家》这本传记是这样记述的：

“赫希曼用它来刻画人们的情绪从满足变为愤慨的动态过程，并用它来揭示决定了这种情绪变化的预期变化的奥秘。有一天，赫希曼在波士顿洛根机场隧道入口处陷入了一场交通大堵塞，他耐心地观察了其他司机的情绪变化，也细心地品味了自己的情感变化。当拥堵开始缓解时，赫希曼注意到，那些被堵在纹丝不动的车道上的司机在看到相邻车道上的车子开始移动时，心情显然变得舒畅了一些，因为他们预期到，既然别的车道已经疏通了，那么他们自己所在这个车道应该也很快就会变得畅通。然而，这些司机在等待了一段时间后，就开始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他们开始羡慕别的车道的司机了；很快地，他们的心情从轻松变成了嫉妒，而嫉妒又转变成了愤怒，因为这些司机开始觉得有人在欺骗他们。这样一来，他们的心情也就变得比原来还要糟糕很多——他们曾经觉得受到了帮助，因此大感欣慰，现在又觉得被剥夺了，因此非常愤怒。”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反响。当代人类学大师，也是赫希曼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同事和好友克利福德·格尔茨就高度赞扬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无比奇妙生动的比喻，它的价值远远超过一千个复杂的图表。”

“对隧道效应的修订”：

“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决策者有可能相信，形势一片大好，一切都尽在掌握之中。在这种心态的主导下，对‘伟大成就’的宣传，以及对高增长率能否维持的忧虑，就会淹没那些来自‘忘恩负义的群众’（这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抱怨）的、与‘主旋律’不一致的声音。同时，由于社会辩论（如果存在社会辩论的话）的焦点也完全集中在经济问题上，这可能会误导政府，使政府以为主要问题仍然是经济，尽管人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