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力一个CPU艺术家的梦想

刘大力 北京多思科技工业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MISC(Macroinstruction Set Computer，宏指令集计算器）技术发明人，19项CPU专利发明人，从事软件设计12年，CPU设计16年，完成8块芯片设计，主持6项国家工程开发。

他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营IT企业——多思

他研制CPU，16年来花费了5亿元人民币，没有赚到过1分钱，只得到来自国外的一笔半2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技术购买定金

他是宏指令计算机(MISC)技术发明人,拥有19项CPU专利,完成了8块芯片设计,主持了6项国家工程开发,却没有读过大学

他多次站在被告席上，甚至站到了国际法庭上

他是天才？傻子？疯子？还是骗子？每个认识他的人眼中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他

他是谁？

“多思在明年一定可以实现收入。”52岁的刘大力坐在他那幢躲在学院路石油大院家属区一个角落的办公楼里说。

20年前，刘大力在北京大兴县庞各庄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经营实体——大兴繁荣多思软件开发部。一种说法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营ＩＴ企业。

稍后在四季青乡建立的四通，已经经历过若干辉煌和衰落，段永基也以“村长”的身份坐镇中关村多年，而后来的王文京们早已经成为了名闻遐迩的亿万富翁。

从1985年开始投身于CPU的研发工作后，刘大力的企业就一直没有赚过钱，也没有死掉，支撑他的是一批对中国要做自己的“CPU”充满信念的偏执的投资者，还有专家和领导。“对于高科技来说，成功是偶然，失败是必然。”刘吸了一口烟，把烟嘴放在了桌上。

近几年，那个从必然的失败中走出的偶然成功在隐约与模糊中逐渐变得清晰明朗起来。

2001年12月，多思公司的“可重组逻辑电路物理模型”通过国家测试；2002年９月，多思MISC9800CPU样片通过测试；2003年4月非典期间，科技部徐冠华部长批准了多思CPU的“非主流典型项目”的测试启动；2003年6月，自主研发的开弦系列安全芯片（01、02、03）投入小批量生产，该系列安全芯片主要用于高速路由器、网关和其他高速数据加解密设备。

“你知道中国的芯片需求量有多大吗？”刘大力瞪圆眼睛问记者，“1000万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益呀，可中国还没有安全芯片。”两年前，专家测试他的“可重组逻辑芯片”时，安全性能达到“白裸片”程度。他说华为、中兴通讯正在审查和研究他的东西，准备和多思合作。华为甚至有人和他说：刘大力，你真有可能会发了。

如果刘大力将来真的有可能“发”了，那“发家史”就得从1983年的北京庞各庄开始说起。不过，刘大力当初注册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搞高科技研发，因为这位老红军的儿子始终考虑的是“要时刻准备着，握紧手中的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多思至少目前不能算是企业，是一个围绕CPU研发的超级民间工作室；刘大力不是企业家，是一个执着于CPU研究的狂热的“艺术家”。

向庞各庄村民筹钱

1983年以前，在机电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的刘大力应该算是一位名人。这位只念过中学的小伙子搞科研不要命，在计算机上写程序经常是一周不睡觉。

1979年，26岁的刘大力组织一帮人搞“791工程”火炮弹道自动化控制系统，获遍了从所里、部里到军队的科技奖项，“不过，都是二等奖。”刘大力说，“而且项目组长的聘书也是在项目结束后才发到我手中。”80年代初期是非常看重文凭的年代。

“791工程”给自动化所里赢得了2700元这一当时看来是天文数字的奖金，刘大力分得80元，在北京最豪华的莫斯科餐厅很风光地宴请了朋友们好几回，当时，一个奶汤的价格是一毛五分钱。

但刘大力很快就郁闷起来了，因为没有新的研究项目批给他。刘想自己干，搞科研。在当时下海搞科研的人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曲线救国，先做贸易，赚了钱后再搞科研；二是集资搞科研项目，项目出来后再赚钱。“可是，赚了钱再搞科研怎么可能？”刘选择了后者。

刘大力把自己的公司注册在北京大兴县庞各庄。“因为在农村比市里起步要简单容易些。”刘大力说。

怎样才能筹集到起步的资金呢？刘大力在向朋友们求助的同时，决定向庞各庄的村民们筹款。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政策是允许农民集资兴办经营实体的。可是，在没有几个人见过计算机的年代，怎么向村民解释什么是软件、什么是软件开发呢？

时值农忙季节，老乡们在地里忙得欢。刘大力准备了两把镰刀：腰前一把，腰后一把，帮乡亲们收割庄稼，从早干到晚，手都长满了水疱。乡里的干部和村民一看：行呀，这城里来的老红军后代还真能吃苦，没忘本，以后肯定错不了。就同意筹集款项办经营实体，居然筹到了15万元人民币。

当时做计算机软件设计的人不是很多，一年多后，刘还清了庞各庄的集资款，并且，通过各种关系给庞各庄引进了一套在当时算得上是非常先进的人造金刚石制造设备，办了一个庞各庄金刚石厂，利润一直不错。

难道一生将这样度过？刘大力陷入了新的思考之中。

迈出CPU长征第一步

早在机械自动化研究所做软件开发时，刘大力发现所有的软件都有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芯片，所有计算机的核心也是芯片，计算机的运算速度是依据芯片发展而加快的。

1986年7月13日，是那年北京最闷热的一天，多思公司办公室里的争论也非常激烈，刘大力终于说服了伙伴们，确定多思公司将研发中国的CPU。

这时，世界上的第一个微处理器CPU4004在INTEL公司诞生已经整整15年了，刘大力做CPU的想法确实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起码要解决四个问题：一是技术设计问题；二是工业生产问题；三是市场应用问题；四是资金支撑问题。

而且，领导和专家对CPU的研发有三种态度：一种认为中国必须有自己的CPU，谁来做都行；第二种认为中国的CPU应该由国家来搞，不支持刘大力的研制；第三种认为中国没必要搞CPU也搞不出CPU。

“最重要的是技术设计问题，这个问题非短期可以攻克。”刘大力说，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一直没有生产出自己的CPU缘由同样在此。在知识产权方面，CPU结构体系及其相关技术的专利已近5万余种，仅INTEL公司的专利就有4500余种，采用现有体系结构几乎已经没有办法实现完全自主开发的可能性。

刘大力说，西方是二进制，中国的算盘上面是两个珠子，下面是五个珠子，一上一下，可以二进制、五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可以说是混合进制。“我就按照这个结构来做CPU。”刘大力告诉记者：“算盘的理论机制就是孙子定理，这个古老的孙子定理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被美国人发现，称做剩余定理。”

长达十多年的边干边说服的艰难工作开始了。“在介绍我的体系结构，讲算盘的时候，专家们就把我给轰了下去了，这人在胡说八道。”刘大力说，还好中国有懂孙子定理的人，华罗庚的关门弟子、中科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翟启滨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1988年，刘大力拜访了著名计算机专家、中科院软件研究所的张效祥院士，讲述自己设计CPU的创新思想，引起了张效祥的共鸣。3天后，兴奋的张院士给国家有关部门写信，对多思给了高度评价。后来，张效祥给刘大力的创新CPU命名为MISC，即宏指令系统计算机。

1990，刘大力认识了香港伟确集团的董事长梁仕荣，当时梁在经营家电时挣了一笔非常可观的钱，他知道所有的家电都有一颗芯，这个芯就是CPU，做出来就很挣钱，于是投了多思MISCCPU项目。虽然梁在以后的时间内，只有投入，不见产出，但十多年中，每当刘大力遭到重大打击时，梁就为刘重新建立实验室。目前，多思在美国、香港、深圳和北京的四个实验室都是梁仕荣掏钱建立的。

1992年7月，“多思835工程”的MISC DST 8016 CPU芯片加工制成样片。

常进法庭的法人代表

对于刘大力和他的MISC CPU，学术界的批评声和赞扬声同时并存，都是一浪高过一浪。刘似乎从来没有怕过反对的声音。

他甚至告诉记者，几年前，有30多位专家认为刘大力的技术不值钱，还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华丽辞藻下掩盖的骗人谎言》，称“这样的硬件天才，20年、100年也不会产生。”刘大力说，知识分子不是臭老九，“但有些知识分子的确有点味道。”

不过，因为欠债，刘大力免不了要和法院打交道，以至于他的那句“法人代表就是常进法庭的代表”的揶揄话在多思内部广为流传。刘告诉记者，这几年仅被法院查封抄家就有三四次，但提起1999年多思所遭受的重创，刘大力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1999年，刘大力几欲放弃自己在中国的CPU事业，想去美国算了。当时人家给了年薪200万美元的高价；对其研究了十多年的技术，美国某著名财团委托香港科技园收购，并开出了1.698亿美元价钱，刘大力收下了1200万元人民币的定金。

可是，“专利是国有，买卖必须得到政府的批准。”刘大力就把出卖专利的申请交到了信息产业部，当时的主管领导是陈小筑。陈是一位非常认真的人，她去征求专家的意见，找的恰恰是张效祥院士。张说：“这是国宝，不能卖，不能批。”

“这一不批，可就惨了，被人告上法庭，国际庭。”刘大力说，当时的1.698亿美元合港币13亿,一般这种违约要罚15%。“5000多万，我上哪儿找去？那定金我也花了。打了不罚，罚了不打，蹲监狱吧。”

1999年5月，整个公司的工业园全部拍卖给了银行，我3年都没有缓过劲来。”刘大力说。

多思乃谋事之本

刘大力最崇拜的人是毛泽东，他把老三篇研究得烂熟。他认为，CPU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战略，必须打全民的持久战，必须经几代人的努力。

“我预计真正意义上的自主知识产权的CPU要在2010年后才能出来。”刘大力说，“CPU并非谁想做就能做的、谁说做就会做的、谁要做就可做的。只花一、两年，仅凭几十人，花个几千万，就宣称能做出属于自己的具有国际水平的CPU简直就是天方夜潭。”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刘大力喜欢把Intel公司比做蓝军，而把国内做芯片的比作红军，并且对两军对峙的情况进行分析。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蓝军：100多位副总裁推进公司运作；3万人支持市场体系，产品占有率为80%以上；5000人提供OEM服务；8000名资深工程师；1500名知识产权律师；4000人研究队伍；4500多项CPU专利；每年30亿美元的投资；30多年的技术积累。红军：20家做芯片（包括嵌入、通用、专用、仿制）；技术力量不足600人；资金总投入6亿元人民币；专利及专利申请不足40项；平均3年的技术积累；市场占有率为零。”

刘大力认为，采用仿制、跟踪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同人家拼工艺、拼投资，以自己的劣势对别人的优势，是不合适的。所以，在1992年第一代MISC体系CPU8016研制成功后，多思确定了一个“高起点”的技术路线：直接瞄准10年后的先进体系结构技术，发展超长指令体系，创造自己的体系结构和表现独特的的指令系统。

1995年，刘大力和多思公司的超前技术在国际上引起了重视。韩国的LG公司想发展多思的海外产品权。合同金额为3900万美元，第一期投资1300万美元，预付了220万美元。但很不凑巧的是，1996年全面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LG把集成电路生产线卖给了现代，卖掉后无力执行合同，那220万美元也就成了刘大力从事CPU研发后的第一笔进账。

1998年4月，多思公司主持并组织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华北计算机研究所、中国华大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等科研单位和大学院校协助研究MISC 9800CPU，这是一块升级改进型的64位高性能通用CPU芯片产品，2000年7月13日完成设计，2001年11月经日本富士通加工制成样片。

2002年3月，刘大力和他的多思公司联合了10家科研机构和大学成立了中国MISC 9816高性能通用CPU研制联合体，并于2002年3月26日发表了《中国CPU宣言》。

刘大力希望，2003年起，多思将逐渐完成某些技术向产品的转移，在信息安全领域取得一个重大的突破。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折射了刘大力近20年激情燃烧的岁月。

采访手记

“愤青”刘大力

一位同行听说我要去采访刘大力时，说他对刘大力的印象不是太好: 这个人太狂了，而且业内有些专家对他搞的那个CPU体系结构质疑声不断。

7月4 日，记者在石油大院家属楼里的一幢不起眼的办公楼里见到了刘大力，出乎意料，这位年过半百的高级工程师看上去非常年轻，穿着一件蓝白相间的T恤，斯文、英俊，显得精神抖擞。刘大力的助手说，做设计加班的时候，他每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候连续几天都不出实验室。

一说起CPU和中国的科技体制，刘大力的声音就会不自觉地加大，语速跟着加快，手势非常多，简直有点像大学校园里的“愤青“（愤怒的青年），还时不时地从口中冒出一些新鲜的观念和词儿。

“在美国，凡纳入高科技的东西，像遗传工程、电脑高科技、安全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国会，专家只有建议权利；而我们的科技机制，是专家决策、政策把关，这未必正确，因为科学家不一定具备政治头脑和经济头脑。”

“‘有所为有所不为’说白了是大家都不敢承担责任，863项目，批你一个项目，你就要成，根本就不允许失败。花5个亿，批100个项目，恨不能90%都成功。但高科技的东西失败是必然的，成功是偶然的，这样，谁还敢进行原始创新。”

刘的口无遮拦很像雕塑艺术家、画家韩美林，他们具有那种沉醉在自我当中，不管不顾的激情，刘大力活得很在状态，不会招所有的人喜欢。

对刘大力所说的孙子定理，MICS体系结构之类，坦率地说，记者听不懂，既无法质疑，也无法肯定。但创新和超前的东西往往在最初时因不被了解而被否定，甚至为提出者招致悲惨的命运，例如伽利略、布鲁诺们。

采访在3个小时后结束，记者在办公楼前看见了投资者们给刘大力配备的奔驰车，阳光下，在一堆夏利和捷达群里显得分外招眼。或许，对刘大力来说，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