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摘)教育忧思

  一、人力资本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代表当代经济学界最新潮流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贝克尔教授(Gary Becker)和卢卡斯教授(Robert Lucas)关于教育与科技人才问题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民族未来前途取决于两大因素：“人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高水平均衡”。而最终的民族未来和国家前途则取决于这个国家“人才资本”的积累。只有对人才资源的长期、大量投资才能使技术进步“内生化”，将经济运行被动模仿的低效率的“外部效应”，转化为主动高效的“内部效应”。同时，他们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界认为经济发展基本动力的两大理论：一种认为源于“投资型”，一种源于“消费型”，“消费--投资”的最优决策构成“均衡增长模式 (Intertemporal generalequilibrium) ”，而认为经济成长的根本性动力是“科技进步 (science andtechnology)”。

　　关于这一点，胡锦涛同志在九四年底也说过：“二十一世纪国家间的竞争，实质上是国民素质的竞争。”然而，我国的国民教育现状却呈积重难返的发展趋势。


　　二、触目惊心的教育现状

　　一九七八年，历经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的教育界已百漏千疮，没有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五分之四。而实行农田“包产到户”后，农村学龄儿童升学率更进一步降低30%(教育部统计资料) ，大量的孩子缀学帮耕。

　　八五年城市改革开始后，农民收入直线下降，城市居民收入是农民的三至十倍。农村教育经费捉襟见肘，而“义务教育”的学费，相对于农民收入十分昂贵。

　　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92年度我国的教育经费只占政府预算的2.5%，这一比例到93年、94年更下降到2%以下，在世界151个国家中，名列第149位。全国仍有四分之一的县没有普及小学教育，贫困地区、山区、少数民族地区的小学升学率只有30%，中学升学率只有10%。全国平均中学升学率只有44%，也就是说，全国有56%的孩子没有读到中学。

　　由于长期实行的“大学免费，毕业分配”的大学制度，使全国大学升学率不到2%，九二年的统计为1.4%。即使完成国家“教育发展纲要”的计划：每年增加一万名大学生，仍大大低于世界大学生占人口的平均数：16%，更无法与高收入国家大学生占总人口的42%，相提并论。

　　日本比较教育学者南亮进认为：我国的初级教育相当于日本1905-1910年的水平，落后85年；中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15~1920年的水平，落后75年；高等教育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70年；教育经费相当于日本1925年的水平，落后65年！


　　三、惨不忍睹的人才浪费、流失

　　一方面人才奇缺，一方面却又存在着大量的人才浪费。近年来，虽然人事关系、户口等一系列复杂手续有所简化，“人才交流会”也促进了人才的流动，但仍未完全形成正规制度化、自由市场化。大学尤其是名校毕业生的忙于出国----据国家教委特别成立的“海外留学人员研究课题组”调查的资料显示：近年来各种出国留学生共计22万多人，其中仅美国就累积共达十多万人，至今回国的只有七万二千人，其中还包括许多拿外国“绿卡”者。这些留学生中公费的占50%，单位出资的占40%，自费和其他的占10%。出国前已是高级技术人才的占44.1%，已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占51.2%。目前，被这些发达国家掠夺的人才，留在海外学者已婚的达74.1%，加上从国内带配偶到海外定居的已达83.1%，另外， 还有6.9%的正在办理观光、探亲等前期移民---也就是说，这些人才再也不打算回来了。

　　这些一去不复返地流失的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希望！

　　
　　四、民族灾难：国民素质劣质化

　　90年，我国失学儿童有七百多万，之后逐年累加。现在我国儿童中，五至十四岁“不在校学生”竟达3000万之巨！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大陆成人文盲率达15.9%，累计十四亿中，竟有文盲、半文盲2.5亿人。另外，总人口中一年不看一次报纸的“识字文盲”高达五亿以上，绝大多数是信息闭塞的农民。
　　农村的现实是：蒙昧制造了贫困，贫困又继续着蒙昧，形成一种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这样的直接后果将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国民素质问题，文化劣质化问题和民族危机问题。
　　教育灾难的直接后果不仅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更使整体社会文化劣质演变。在绝对贫困人口进一步激增的同时，那些投机爆发、有钱的高官、大款，又出现了花几百万排场的豪门宴席、大办婚丧嫁取的“野蛮消费”，这是畸形攀比的社区文化演绎的直接后果。


　　五、恶性循环的教育体制

　　在农村，培养下一代的人民教师，许多不是经过专业培训，而是从农民中挑选的“民办教师”，他们的薪金是由各地干部制定，从农民集资来的，得不到基本保障。92年全国共拖欠教师工资已愈十四亿。另外，民办教师与农民一样，没有社会福利和保障。这些因素，致使教师素质低下。

　　据国家教委92年统计，仅陕西省“民办教师”就有八万四千人，包括城市在内， 占中小学教师总数的31.7%。在湖南桑植县二千四百名小学教师中，合格者仅一千三百人。然而获得过正规师范学校培训的教师，则纷纷“下海”“跳槽”。

　　因乱收费问题，在农村能读到高中的孩子为数极少。而最近推行的教育产业化，在大学生交费就读的同时，却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奖学金、助学金和学生贷款制度，使贫困的农民子弟上大学更是雪上加霜。


　　六、科技人才断层的严重后果

　　在我国工业职工中，据1987年统计有大中专以上学历者仅占2.03%，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6年，整体水平相当于初中毕业。平均工龄很短，仅十三年。高级技工占2%，中级技工占24%，初级技工占74%，而同期日本的高级技工则占32%，中级技工占43%，初级技工只占25%。在高、中、低级技术职称比例方面，大陆是1:7.4:20.3，而世界平均为1:3:6，发达国家为2:4:5。

　　在日本、美国，企业职工“在职教育”早已是经常化的制度，而在我国，却被高达30%的“在职失业”取代。这种差不多高达3000万人的变相失业大军，即是机构臃肿的国家行政机关、企、事业团体“超编人员”，大量的公务员一方面无事可做，也没有再就业培训，一方面坐领工资。这种人浮于事的状况，虽反复下达“精减机构”的文件，却难见收效。

　　科技人才缺乏导致的直接后果，使经济发展被动、乏力，产品质量、等级差，更新换代难、慢，科技产生断层，无法产生高科技、高附加值智慧型产品，适应参与现代经济发展趋势。产业升级大面积被动地依赖外国----这就涉及到智慧财产权问题。更严重的是这种被动模仿在整体社会中制造的普遍的假、冒、伪、劣现象，和这种惯性环境下形成的对技术、科研的轻视。

　　七、必须进行实质性教育革命

　　对于教育一再恶化的境况，我国政府有着清醒的认识。92至94年接连三次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然而问题在会议之却未能得到解决----由于体制存在的弊病和僵化，最重要的“国家没钱”，使得政令不通，教育的问题越积越深。累积至今，单靠将教育经费提高至世界平均水平的4%是不够的。

　　首先，问题的根源在整个体制，因而要治根治本，必须对现行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使教育发展按照法律规定，独立运作，接受家长和社会舆论的直接监督。

　　第二、制定严密的教育立法。设立严格、效率的执法机构，规定每位儿童都须接受至少九年教育的法律责任和法律义务。对违法缀学者责任者，分别追究学童、父母、学校等的方面法律责任，直接由监察部门予以公诉，依法对其管教、监禁、罚款。

　　第三、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公立学校的一切费用由政府教育机构提供，绝对禁止任何人和单位向受教育者收取任何费用，包括以往的书本费、学杂费、校服费等。否则受教育者有权依法控告任何收费者。

　　第四、 全面提升教育经费。立法规定教育经费在GNP中长远发展所占比重，至少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并保证专款专用。采用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新教育经验，增加教育内容，购置教育设备，促进教育的持续发展。

　　第五、加强教师培训，提高教育质量。规定从业教师必须持有相应师范专业教育资格证书，对现业的未经培训的教师，逐步全面强化培训，仍不合格者予以辞退。

　　第六、提高教师地位。实行全民教师一律平等，公平合理地给予各种待遇、福利、职称和调升。使教师的工资和社会地位保持在中高等以上的水平。

　　第七、推行社会化大教育。开放社会办学、鼓励私人办学，并由国家予以必要的补贴。推行各种学习形式的成人教育：电视学校；函授、业余学校；夜间学校等。推行职前培训、在职教育、短期进修、强化训练、代培委培等多样化教育形式。

　　总之，面对今日已积众难返的国民教育，必须采取彻底果断、雷厉风行非常措施，实施全面的“教育倾斜投资”，进行一场实质性的催枯拉朽般的教育革命。否则，别说教育继续恶化，就我们的国家、民族，面临的也必将是一场后患无穷的灾难。

　　让每一位有良知的国人一起大声疾呼：救救我们的民族！救救孩子！


     质疑高校培养方式,硕士博士岂能批量生产

　　原复旦大学校长、现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昨天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对目前国内高校硕士生和博士生“批量生产”的培养方式提出了质疑，他向社会呼吁，不要一味追求高学历，否则，社会难以演奏出“动人的交响乐”。

　　有数据显示：2001 年，中国的研究生在校人数是46万人，2002 年，中国研究生在校生数量猛增到62万人，上升幅度位居世界第一。一些高校出现了一个博导带10余名博士生的现象，这样培养出来的博士质量让人怀疑。

　　“不同的学科对学位有不同的要求，像工厂生产产品一样批量生产研究生，这样的研究生教育质量肯定难以保证。”杨福家认为，一流的大学不一定是最大的大学，也不是都必须培养硕士生、博士生。现在中国每所高校都扩招，都宣称要办成国际一流，这不切实际。

　　谈到一流大学，杨教授作了一个巧妙的比喻：“不同的学校要构成一个系统，好像是一支交响乐队，你要奏出动听的音乐来，光有钢琴、光有小提琴那是不可能的。”杨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的技术专业人才严重缺乏。“学校要明确定位，既要有以培养硕士博士为主的一流大学，也要有培养高级技术工人的高职学校，各有分工，学校才能办出自己的特色，也才能在整体上尽早达到世界一流的目标。”


     清华北大排名进不了世界高校前100名?

　　教育部刚刚对社会公布了出国留学选择学校的名单，这是很负责任的举动，尽可能让学生避免上外国野鸡大学的当。我一直认为中国著名大学的本科教育虽然比不上欧美日的顶尖大学，但眼下也绝不比外国的中等大学差。依据是杨振宁先生的话。前些年，一位香港的士司机在酒店门口载客人，忽然从汽车的反光镜里认出客人是杨振宁先生。司机大喜过望，于是请教杨先生，说自己的儿子考上内地一所著名大学的物理系，同时也被英国的一所大学录取，全家拿不定主意，想听听杨先生的意见。杨先生不假思索地回答：应该在国内读。因为国内著名大学的本科教育不比英国差。杨先生还建议，如果孩子将来要读研究生，有机会可以去读美国、英国的大学，因为那里的研究生教育比国内好一些。诺贝尔奖得主杨先生如此看法，我以为可作根据了吧？

　　我一直认为留洋不一定比在国内读大学好，要分专业。

　　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的赛艇队年年跟清华北大比赛，至少人家认为基本门当户对。赛艇咱们可以赢人家，但是要像人家那样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差距不小。可是这差距根本不像有人所说，如天壤之别，否则就有自惭形秽的嫌疑了。

　　在13亿人口的中国，清华北大热得红烙铁似的。今年清华招收了校史上第三个破格新生，第一个是吴晗，第二个是钱钟书。这位河南新生的娘一听说儿子被破格录取了，当下跪在院子里，冲着北边磕了三个响头。对一个被北大清华录取的年轻人来说，这意味着人生起飞的开始。但是我也听到另一种声音，说北大清华在世界上的排名进入不了前100名。我对此表示怀疑。

　　关键是这个排名是谁排的？这个标准是谁定的？这个标准依据的是哪种文化的价值观？

　　比如世界大学排名，对中国大学的人文研究成果基本忽略不计，这是西方的人文偏见。这就相当于高考的时候少考一门。另外，有些评价标准中国大学根本没有，比如“校友捐赠率”，中国哪有大款校友，每年拿出几百万上千万美元捐赠母校的？中国80年代的大款基本没上过什么学，压根没母校。这相当于高考的时候又少考一门。如此少考好多门课，那成绩可能公平吗？如同诺贝尔文学奖，除人文偏见之外，还在于有没有翻译作品。鲁迅、茅盾、钱钟书、沈从文、王蒙，哪位的文学成就也比好多入选者强多了。如果不是有马悦然先生帮着翻译，帮着公关，诺贝尔奖打死也轮不着高行健呀？

　　因此，我对被人低估了的中国大学世界排名，也采取忽略不计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