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的最后日子里，洋人不是人

史海钩沉：大清帝国的最后日子里，洋人不是人

 

　义和团的农民们认为，洋人的眼睛之所以是蓝色的，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伦理道德的结果。

　　因而，洋人不是人。


　　中国人对洋人的鄙视，显然最初来自于对西方人相貌的不解。在没有见到过真正的洋人之前 ，中国人曾经强烈地认为，除了中华本土之外，外面的世界即使有"人"，也是一群类似人 的动物，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蛮夷"--地处文明边缘的、愚昧野蛮的"人"。这些"类 似人"的人要不就是大脑袋，小身子，三个耳朵，一只眼睛；要不就是根本没有五官，脸部 一片模糊；要不就是看上去仿佛是人，但是不会说"人话"，只会牛一样地吼或鸟一样地鸣 。后来，西方的洋人们真的来了，虽然他们组成"人"的各种器官与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 是两只眼睛、两只耳朵、两条腿和一个鼻子，但这些看上去像"人"的家伙们实在是丑陋不 堪：苍白和带有红斑的皮肤，红色或者黄色甚至是白色的头发，蓝色、褐色或者杂色的眼球 ，深深陷入眉骨的眼窝，高高耸立的如同某种鼠类尖吻的鼻子。洋人们的所有特征无不证实 着中国人的猜想：洋人和野兽很接近。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人始见大批真正的洋人 ，有一位叫做汪仲洋的中国文人用文学的笔法描绘了他初次看见的英国士兵："鹰鼻，猫眼 ，红胡，双腿不能弯曲，因此不能很快地奔跑，眼睛怕光，因此到了中午就不能睁开。"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页。引自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 182页。在鸦片战争中，虽然中国人倒下的多，洋人倒下的少，但是作为帝国的高级 官员，两江总督裕谦对英国人不能弯曲双腿的事情还是给予了证实，他在给帝国政府的奏折 中说："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

　　189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由美国人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 s》一书(日本人译为《人气质》，中文译为《中华民族特征》)，书中记述了这个美国 人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真实体会："许多年来，中国人一直受到周围民族的奉承，一直生活在 一种他人低贱、我自尊大的气氛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 都不是一种尊重，即使中国人不轻视我们，也要处处表现出他们的屈尊，如在恩赐我们，这 就是我们眼下的处境。"《中国人的气质》，(美)亚瑟·亨·史密斯著，张梦阳 、王丽娟译，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第一版，第70～71页。

　　史密斯，美国传教士，生于1845年，死于1932年，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的年代 里，他在中国生活了50年之久，和其他洋人一样，他在中国饱受了中国人的轻视。

　　中国人对洋人的服饰十分看不惯，认为他们的服装紧紧地包裹在身上，显然是没有更多的布 的缘故，于是永远是一副寒酸的样子。他们西服的巨大的领口露出内衣，而燕尾服在屁股后 面开一个大缝，还钉着根本没有用处的两颗扣子，简直不成体统，莫名其妙！至于洋女人穿 的那些有伤风化的衣服，就更别提了。

　　洋人居然听不懂中国话！任何一个洋人，如果听不懂中国话，连中国的苦力都会看不起他。 洋人们常常看见中国女佣人在吃吃地窃笑，原?因是："瞧，他根本听不懂！"洋人听不懂 中国话，即是听不懂"人"话，显然是智力低下的原因。

　　洋人们没有礼貌。他们不会作揖，不会磕头，不会像"文明人"一样走路不紧不慢地踱四方 步，他们永远匆匆忙忙的像没头的苍蝇。一个据说有很高地位的洋人要会见中国的官员，中 国人跑出来想看看这位洋人的豪华仪仗，结果中国人只看见了两辆马车和一个仆人，据说那 个仆人还兼做厨师。中国人在极其失望之后就有了极度的轻视。

　　洋人不懂得生活的规矩：兔子一样吃生冷的蔬菜，狼一样吃生冷的肉。洋人的身体看上去苍 白得令人害怕，他们无论年龄大小都拄着拐棍，青天白日还打着雨伞。洋人们卷曲的头发永 远别想编成一条像样的辫子。洋人不会吆喝牲口。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时，由于 不会用中国人的"吁"、"驾"等吆喝牲口的话，结果弄得给他们驮炮的中国骡马满街乱跑 ，引得中国人在一旁看着，直觉着洋人怎么这么笨。

　　洋人没有"男女授受不亲"的概念。他们经常男女搂抱在一起扭来扭去。他们在公开场合放 肆地亲他们不认识的一个女人的脸蛋。洋人们没有孝敬父母的观念，这也许就意味着他们每 个人的来历不明确，因此他们眼睛的颜色很不正经。

　　洋人们带来的一些机巧的东西也着实让中国人不知说什么好。

　　马蹄表、火柴、玻璃、洋布--问题不在于这些东西的实用性，而在于这些东西都传达出一 种说不出来的稀奇古怪的氛围。中国人至今对这样的洋玩意儿依然备感新奇，但往往又用斜 着的眼神将其视之为：洋里洋气。

　　保龄球和桌球--1882年3月《申报》有《观打弹记》一文，写道："打弹之戏向惟西 人为之，华人有窥之者辄遭斥焉。今则华人亦皆能?之。"《申报》1882年3月3日 。保龄球为"大弹"：" 大弹则心力俱准，一举而击倒十椿。"桌球为"小弹"："小弹则曲折如意，一手而连数十 。"《申报》1886年4月6日《论中国之仿西法但得其似而不得其真》；6月6 日《论华人习西法之弊》。 但是，不管"大弹"、"小弹"，到了中国人手里，立即成了赌博的玩意儿 。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更加认定了这样一条信念：洋人的玩意儿定会伤风败俗。

　　电灯--中国人最初看见电灯的反应是充满恐惧："创议之初，华人闻者以为奇事，一时谣 诼纷传，谓为将遭雷击，人心汹汹，不可抑制。"徐珂《清稗类钞》第12册《电话 器电灯》，第6038页。但是，没过多久中国人又喜欢 上了电灯。洋人在街上竖起了几盏灯，中国人上街欣赏。1882年11月7日《申报》载 《论电气灯之用》一文这样报道："每夕士女如云，恍游月明中，无秉烛之劳，游观灯之乐 。行者，止者，坐于榻，倚于栏者，目笑而耳语者，口讲而指画者，洵可谓举国若狂矣。" 《申报》1882年11月7日《论电气灯之用》。

　　眼镜--在中国人眼里，眼镜第一位的功能不是纠正视力，而是一种新奇的时髦装饰。《清 稗类钞》记载："自光绪中叶以后，妇女之好修饰者，亦皆戴之以为美观矣。"徐 珂《清稗类钞》第13册，第6219～6220页。

　　让中国人惊讶的还有西洋的照相术。1885年王韬日记记述："同往法人李关郎舍，关郎 善照影，每人需五金，顷刻可成。益斋照得一影，眉目毕肖。"《王韬日记》1858 年10月25日，第23页。1883年《申 报》刊登《论引见验看代以照相说》一文，主张把目前政府选拔官吏时被选拔者必须亲自到 京接受"验明正身"的制度，改为政府查看被选拔者的照片即可，说这样可以杜绝官场上的 行贿受贿现象。结果，一个参加选拔的候补官员认为既然让交照片，交上一张就是了，于是 在街上买了一张洋人印刷的美女照片送了上去，奇怪的是，他被帝国政府选中了。《汪穰卿 笔记》曰："某部试录事，试日，印结之外需照相片。一日，所司偶检之，乃有一女照片， 大惊，然其人已取矣。复试日，俟其人至诘之，直认为彼所交者，且曰：吾平生未照相，而 此间乃须此，期又迫，姑购诸肆，乌知其为男欤女欤！"汪康年：《汪穰卿笔记》 ，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1月第一版，第39～40页。

　　洋车的输入，令中国人的情绪更加复杂。1874年中国报纸就有广告："有外国小车出赁 "，"格外奇巧，客商欲坐者，请至本行雇用"。所谓"外国小车"，就是从日本传入中国 的人力车，中国人俗称"洋车"。此车胶皮两轮，需人拉，车夫快跑如飞，风雨无误，百年 之内一直是中国城市里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来到中国的洋人无不坐此洋 车。中国从此多了一个平民行业，此行业百年来养活了不少中国贫民，还养活了不少靠卖文 度日的中国文人--那些乘坐洋车的洋人指路时用文明棍敲中国车夫的毡帽，催促车速时则 用脚踹中国车夫的后脊梁，此种种帝国主义行径成了近代中国文学描不完写不尽的伤感素材。

　　洋人无论如何是低贱的，他们就是把中国车夫的洋车砸了，中国人在骨子里也是这样认为的 。有中国著名的一部话剧中的著名的一句台词可以为证：以装神弄鬼为业的穷极潦倒者唐铁 嘴在向国人演示他是如何把英国人制造的海洛因放在日本人生产的松软的烟卷中时说："东 洋的烟卷，大英国的白面，洋人们一块儿侍候我一个，这不是福气？"--这部著名

的话剧 就是在中国久演不衰的《茶馆》。

　　从帝国的官员到帝国的农民，他们对洋人鄙视的观点惊人的相似："非我族类，其人必异。 "因此，对于洋人的一切，中国人向来是倾向于剔除的。大学士倭仁为了避免在可能和洋人 接触的总理衙门"上班"，故意从马上摔下来而请长假，当朝廷免除了他的职务后，他的摔 伤"豁然痊愈"。同样不愿意"侍候洋人"的帝国官员是另一个需在总理衙门"上班"的邓 承修，他上奏朝廷坚决要求免去自己的职务，说他"宁愿战死疆场"也不愿意和洋人打交道 。大学士徐桐--以后帝国悲惨历史中的一个重要角色--也是一个极端厌恶洋人的高官， 他的家在洋人居住的东交民巷的旁边，于是他每天上朝宁可从后门出去绕远路，也不愿意从 洋人的使馆门前经过。后来，他干脆把自己府邸的大门用砖头堵上了，并在门上贴上了这样 一副对联："望洋兴叹，以鬼为邻"。1860年，洋人的军队攻打北京，亲王僧格林沁把 联军的代表二十多人骗到他的衙门府里捆了起来，三天不给饮食，审问的时候发出手谕，让 百姓自由前来观看。帝国的官员们官服整齐，脖子上挂着朝珠，左右卫兵均挎刀执戈，再把 洋犯人带上堂来。联军的代表刚提出抗议，僧格林沁亲王就用热烟袋锅子敲洋人的脑袋，让 洋人按照"天朝制度"跪下。这20个洋人的枪支、勋章和马鞍等物件，被亲王一一"缴获 "运往颐和园展览，展览的地点是一个叫做"光明正大"殿的殿堂。

　　中国民间对于"侍候"洋人的中国人也给予了极大的鄙视。中国人认为，"通晓洋务者"多 是些"市井无赖"，凡是充当驻外大使的中国人都是"令人齿冷"的没有骨气之人。《清代 野史》记载，某君奉命出使外国，有人质问："好好一个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 。"他出发离乡的时候，观望的乡亲们议论道："什么钦差，汉奸而已！"一个官员跟随帝 国驻俄大使出使，临行时亲友们为他饯行，宴会上这个官员竟然"向之垂泪"，说此宴会" 无异于易水送荆轲"。郭嵩焘是帝国外交史上著名的驻外大使，当年他奉命出使英国时需要 招募十几个随从，举国竟然没有一人报名。他从英国卸任回来，乘船返回湖南家乡探亲，" 湘人见闻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于是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 《外交小史》之《清流党之外交观》，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 社1998年版，第280页。在普通中国人的眼里，一个回到国内的驻外大使不但应该受 到严厉的声讨，而且连他乘坐过的船也要被烧毁，他简直就不是中国人了，而是一个思想沉 沦、道德尽丧，并且携带有致命病菌的"非法入境"者。

　　对于帝国的农民来讲，他们看到的洋人仅仅限于外国的传教士。

　　19世纪末，在中华帝国传教的外国传教士约有三千二百多人，建立教区四十多个，教会六十 多个，入教的中国教民达八十多万人。这八十多万教民入教的原因几乎都涉及吃饭的问题 。但是，中国教民中也确实有那么一些地痞流氓入教的动机有点问题，因为他们看到无论是 平民还是官府都害怕洋人的势力，所以认为只要入了外国的教会，当上"上帝"的仆人，就 可以为所欲为了。山东郯县神山堡有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叫做杨清贤，他解雇了他的一个行为 不轨的小伙计王方凯，王方凯随即入了洋教，从此到处欺压百姓抢吃骗喝。为了报被解雇之 仇，他把杨清贤的一头驴推到井里淹死了。杨清贤告到县衙门，因为证据明确，县衙门把王 方凯拘捕了。谁知道，县令还没来得及审问，传教士戈卫德就找上了衙门，说衙门抓的是" 他们的人"，要求立即把"虔诚的基督徒放了"。县令立即把王方凯"无条件释放"了。杨 清贤到县衙门责问，县令说："没有办法，硬不过洋人。"杨清贤问："我的驴怎么办？" 县令说："你看着办吧。"杨清贤回到村里时，王方凯正带着一伙教民拿着棍棒堵在村口漫 骂，于是杨清贤就"看着办"了：他找到义和团，一把火烧了教堂，赶走了外国传教士。

　　类似事件在山东、河北两省屡见不鲜。史料统称为"民教不合"。所谓"民教不合"，实际 上就是教会和不信西方宗教的帝国农民的冲突。因为所有的洋人，包括那些传教士，都享有 "治外法权"，即使触犯了中国的刑律，帝国的各级政府也无权过问，一律得交给教堂处理 。而被称做"二毛子"的中国教民虽然是中国人，但是在教会的袒护下，犹如洋人一样享有 同等的特权。于是，在义和团已经形成势力的时候，帝国的农民们要"灭"的实际上就是他们--"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灭尽洋人教民。"

　　无论今天的学者们如何评价农民们打着义和团的旗号到处造反的行为，在那段历史中有一个 原因是不能回避和忽视的：那就是外国列强对帝国领土的公开侵犯和对帝国尊严的公开侮辱 激起了帝国民众的广泛的愤怒和复仇的渴望。

　　1900年，激起帝国农民愤怒的是德国人。

　　19世纪的结束，同时也是英帝国黄金时代的结束。随着世界各国军事能力的发展，"日不 落帝国"再也不是主宰世界的惟一强大的力量了。非洲正在进行着"布尔战争"，英国官兵 被当地的土著农民打得到处躲藏；而在那些已经飘扬着英国国旗的"托管"地，殖民地管理 的混乱和当地人民的反抗加重了已经奄奄一息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病情。印度出现的水灾和教 派之间的冲突、经济濒临崩溃的西印度群岛、热病流行的尼日尔地区以及乌干达、埃及、苏 丹、锡兰、新加坡、香港，还有散落在大洋中的波利尼西亚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美拉 尼西亚群岛等等--英国人把象征欧洲文明的铁路和桥梁带去了，但是，几乎所有"托管" 地内的农民依旧在延续着他们原始的耕种、打鱼和采椰子的生活方式。"日不落帝国"走向 下坡的趋势已经显露，这让所有的西方人都感到幸灾乐祸。

　　德国人感觉良好。就当时的国家实力来讲，德国的工业产值为世界第三，全球贸易额为世界 第二。德国国会刚刚拒绝了英国首相"建立英德军事联盟"的建议，原因除了德国公众对英 国的普遍敌意之外，还有德国国会议员们"暴风雨般的抗议"。德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快发 展海军舰队的法案，"以使德国拥有一支强大的战斗舰队"。这个法案向全世界宣布了德国 人决心主宰世界的决心："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德国在争夺中国方面不能落到别的国 家后面！"--德国皇帝明确地指示他的海军将军。于是，当德国皇帝得到德国的两个传教 士在中国的山东被农民打死的消息时，兴奋异常，他立即派遣舰队向中国进发--19世纪 入侵中国的西方列强无时无刻不在为他们的入侵寻找借口。

　　山东，中国北方一个尖尖地伸向太平洋的半岛，性格倔强暴烈的农民世代耕种的良田沃土， 从19世纪最后的时刻起，那里成了德国人在中华帝国的"桥头堡"。德国军队把德式铁路 、德式洋房、德式教堂以及大批的德国传教士带到了帝国的山东，这一切连同在村庄密布的 广大乡村里身穿黑色衣服的德国传教士以及跟在传教士身后信奉德语解释的"上帝"的中国 教民一起，形成德国历史上第一块东方"属地"的奇异风景。

　　山东农民对德国人占领自己的土地有着压抑不住的愤慨。德国军队的到来使在这里传教的德 国传教士们顿时有了一种"翻身"的感觉，原来偷偷摸摸干的事情，现在可以公开干了。" 巨野教案"的起因是这个县里的21名传教士都参与了搜刮民财的行动，并且有的传教士还 "奸污妇女"，但是，德国军队来了，不但没有追究传教士的责任，反而逼迫帝国政府处理 了几个地方官员，把几个中国农民的脑袋砍了挂起来示众。没有什么比异族在自己的土地上 横行更让中国人感到屈辱的了，一个汉字都不认识的帝国农民却懂得"亡国"这两个字的意 思。他们在走村串户的说书人和戏班子那里知道了不少种族、国家、政权、君臣和百姓在对 抗异族入侵时发生的悲伤而壮烈的故事，无论是"岳母刺字"还是"十二寡妇征西"，在这 些帝国农民惟一能够获得的关于"失地"、"正义"和"邪恶"的历史教育中，最蒙昧的农 民都会想像到亡国后的景象，只要他能听得懂瞎子艺人吱扭扭的胡琴声和土台子上脸谱后面 发出的呜呀呀的吟唱。

　　义和团杀洋人，在相当意义上是受这种想像的刺激。

　　对此，帝国官员御史刘家模说道："方今天下强邻虎视，中土已成积弱之势，人心激愤久矣 。每言及中东(中华帝国和东洋日本)一役，莫不怆然泪下，是以拳民倡议，先得人

和，争 为投钱输粟。倡始山东，盛于直隶，现传及各省。"《文史知识》2000年第9期，总 字231期，中华书局，第12页。

　　一旦帝国的农民真的要"举事"了，外国传教士和教民们立即就没有了任何招架之力，只有 等待被宰割的命运。而那些跟随军舰进入帝国领土的外国官兵们，也只能缩在据点里，因为 他们的数量和呐喊着的帝国农民相比，犹如狂风里的一粒沙土。

　　义和团团员们把他们要"灭"的人分为三等：洋人传教士，被称为"大毛子"；教民，被称 为"二毛子"；同情或者有同情嫌疑的人，被称为"三毛子"。这三者只要被义和团遇到便 "杀无赦"。

　　义和团杀人，和初期的随便抢掠不大一样--"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的调遣， 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 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和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 而论，似是仗义。"仲芳氏：《庚子纪事》，载《庚子纪事》。但是，普通 的帝国农民，杀起人来如此厉害，没有观念上 的支持是绝对做不出的--"其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 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载《义和团》。 --杀洋人，灭洋教。帝国的农民们认为自 己是"神"，洋人和教民是"鬼"，这是一场"神鬼之战"--杀人的和被杀的双方都已经 被帝国的农民"非人化"了。

　　"灭"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最激烈处，不是发生在正战斗着的京津地区，而是发生在山 西省，其原因很简单：在山东因为偏袒义和团而被免职的毓贤因为"突出的爱国情绪"而被 任命为山西巡抚了。这位帝国大员对其下属言："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其一我也。 "罗**《拳变余闻》，载《清代野史》卷一，巴蜀书社1998年9月 版，第210页。再见许指严《十叶野闻》。"鉴帅"即李秉衡，张汝梅任山东巡抚时的前任 巡抚，张汝梅调职后，毓贤接任。毓贤到山西上任后，义和团很快就跟到了山西 。毓贤就任山西巡抚的时间是 1900年4月19日。他上任之后仅仅一个星期，原本没有义和团的山西省内的城镇乡村 里就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遭受严重旱灾的山西省有大量的义和团"资源"，成千上万因为 饥饿而奄奄一息的农民随着义和团的到来而突然振奋起来。第一起袭击教民的事件发生在洪 洞县的范村，义和团袭击了一个姓苏的教民家，抢走了苏家的全部财产，然后把抢来的财产 分给了围观的群众。接着，平阳府的教堂被烧毁。毓贤命令太原的铸造工匠精造大批钢刀， 刀上刻上"毓"字，连同烧饼一起分发给饥民。他和义和团的首领有个"分成约定"：得到 教堂、传教士和教民的财产之后，十分之三赏赐给有功之人，十分之三平均分配给义和团弟 兄，剩下的是毓贤掌握。

　　太原城的一座天主教堂以及教堂旁边的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孤儿院遭到义和团攻击的时候正 是黄昏时分，那里先是受到石头块的打击，很快，火焰烧了起来，杀声连成一片。在教堂里 和教会学校里做事的中国佣工很快就逃跑了，但是，11名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两名主教、 七位修女、几位牧师和三十多个在教堂里等待看病的病人全部被义和团围困。半夜的时候， 男人们决定突围。传教士和他们的夫人背着孩子和女学生逃到了大街上，他们在石块的打击 下四处逃散，结果，一个叫做库姆斯的女教师和两个中国女学生被义和团抓住。义和团团员 们的石块雨点一样地砸向她们。最后，义和团把两个中国女学生拉走，把库姆斯扔在火堆里 。第二天，两个中国教民冒着生命危险把库姆斯烧焦的尸体从火堆的灰烬中找出来，埋葬在 教堂后的花园里。

　　接着，毓贤下令，为了所有外国传教士的"生命安全"，他们必须集体"转移"。但是，他 们最后被关在了一所院子里。毓贤亲自审问，实际上只是问了一下国籍而已，然后只有一句 话：杀。那天，根据毓贤的命令，一共杀了44名外国人。史书对此记载道："血肉模糊， 无法辨认"。(英)爱德华兹《义和团运动时期的山西传教士》，第37～38页。

　　毓贤，这个帝国的省级大员，在帝国以后的历史中还会出现他的名字，但那已是在叙述他面 临死亡时的情形--至少目前他还没有想到他将如何死亡，他正忙着目睹别人的死亡。

　　在19世纪最后的日子里，在东方一个庞大的帝国里，洋人不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