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热的莫斯科

一

我在一个炎热的傍晚来到莫斯科。“一百三十年来最热的夏天”，当地的一份报纸宣称。俄罗斯的气温预测是在一八八零年建立的，那还是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时期，一年后，他遇刺身亡，这也是一段更激进、更暴力历史的开端，它的高潮一幕在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中到来。在其后的记录中，莫斯科的最高气温是三十六点八摄氏度，它发生在一九二零年的八月七日，成立不久的革命政权正陷入一场胜负未定的内战中，列宁是倍受爱戴的领袖，他誓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不知天气是否加剧了他性格中原本的狂躁。而现在，已经整整一周，气温徘徊在四十度上下。

除去热气，空气里还一片迷濛，像是一层纱笼罩在城市上空。淡淡的烟味钻进鼻腔，城市的某些地方烧着了。的确有些东西烧着了，每年夏天，俄罗斯一些泥炭沼地就会自燃起来，点燃草地和树林。今年持续的高温增加了它的严重程度，这似乎也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向世人提醒俄罗斯的规模，仅仅莫斯科近郊的自燃地面积就与葡萄牙的国土面积差不多。我想起在前来莫斯科的飞机上读到一份中文报纸的标题，南方的水灾已造成三百二十三人的死亡。中国与俄国，分别依靠人口数量与空间规模，来定义自己的国家，它们得益于此，也为此付出悲惨代价。

“真可惜，你来的不是时候”，年轻的导游不无遗憾的说。我们已在莫斯科在市中心步行了一个下午，衬衫的后背已经湿透，钻进一家咖啡馆，发现汽水不够冰，空调制造噪音，而不是冷气。草地枯黄一片，白桦树已像秋天一样掉下了黄叶。多年以来，莫斯科以寒冷著名，人们不知道如何与高温共处从未装过空调。为了躲避炎热，很多人跳入河中。过去两个月，超过两千人因此淹死。不是因为不会游泳，而是因为他们喝了太多的酒。再没有比这更符合人们对于俄国人的期待了。冬天，他们为了抵御寒冷酗酒，冻死街头。现在，因为炎热，他们仍酗酒，溺死在河水中。

我们身在红场，炎热、烟雾足以驱散任何游兴。到处是无精打采的游客，松松垮垮的T恤衫、短裤、吊带裙，凉鞋、矿泉水的塑料瓶，它们让红场凌乱不堪。或许游客也和我一样，被红场的真实规模所震惊——它比想象的小得多，尤其是当你看过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之后。

红场南北长不到七百米，东西宽一百三十米，不平整的石砖地适宜散步，而不是坦克履带。真想象不出这里检阅的军队可以击败纳粹德国，与美国分庭抗礼四十年。

红场四周的建筑，没有增添它欠缺的威严，反而令它更为滑稽。克里姆林宫是个小小的城堡，红色围墙，黄色的房子，绿色了望塔尖上有一颗巨大的五角星。它足以应付十五世纪的莫斯科大公国的统治需求，对于二十世纪的苏联帝国，却显得过分局促。瓦西里大教堂是俄罗斯的象征，那些簇拥在一起的穹顶，既像是洋葱头，又像是堆积在一起的卷筒冰淇淋，绿色、蓝色、黄色代表着不同的口味。北面的国家历史博物馆、老杜马大厦，通体刷成了红色，它不足够高大、却又相当的尖利。它们像是即兴搭建的积木房，色彩、线条、规模上显著不和谐，带着一个建造自己小王国的儿童稚气。方盒子一样的列宁墓和沙皇时代的圆型宣谕台，像是两个多余的积木块，随意地散落在广场上。

 

倘若你记得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这种稚气感会更加强烈。一九八七年，一位十九岁的联邦德国青年，驾驶一架小型飞机从芬兰出发，最终着陆在红场的一块斜坡上，它因为紧邻瓦西里大教堂而被称作瓦西里斜坡。这是冷战的最后时期，尽管戈尔巴乔夫的被迫改革暗示了苏联的衰落，但谁也没想到帝国竟会衰落得这么快，不仅填不满商店的货架，甚至让来自资本主义的飞机轻松地停到了克里姆林宫门口。一连串高级官员为此丢掉了职位，令人生畏的帝国没穿衣服。

“孩子气的帝国主义”，我记得伟大的奥西普•曼德施塔姆曾写过这样一篇散文，他描述的是十九世纪末的圣彼得堡。在沙皇帝国的威严外表下，是说不出的脆弱与幼稚，它禁不起任何严肃的挑战。只用五天，二月革命就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只用一夜，布尔什维克就夺取了政权，只是三天，苏联就意外的轰然解体。

当然，这稚气背后总蕴涵着人类最残酷的一面，那小小红色城堡中充斥着阴谋、杀戮、谎言与恐惧。它们以希望与理想的名义，散发到世界的很多角落，让几代人痴迷不已。

二

“那么，你对这里的印象是什么？”在普希金广场附近的一间露天咖啡厅里，几位驻莫斯科的外国记者问我。两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芬兰，还有一位是美国记者，他们多少期待一个外来者能给他们提供一些新鲜的角度，时间消磨了他们的感受力。倘若这种角度来自一名中国记者，就更有趣不过了。

我不知怎么回答。在过去一周里，我茫然无措地在莫斯科的街头闲逛。我路过了普希金的广场，看到了妥斯托耶夫斯基的铜像，经过了那么多列宁曾经演讲过的场所，看到了列宾所绘的伊凡雷帝杀死儿子的画面，方头方脑的克格勃大楼，找到了中山大学黄色的二层小楼——王明、李立三、邓小平、蒋经国都曾在这里学习过，叶利钦站在坦克上的发表演说的白宫空地……我也说不清自己在寻找什么，只感觉内心充满焦虑。

莫斯科、俄罗斯、苏联，在我脑中是一片信息的杂烩。与我之前的几代中国人不同，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或是这种文明，不再是我生活的支配力量。十月革命鼓舞起五四一代人的斗争热忱，他们以为找到了拯救中国的捷径。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试图推广五年计划、农业集体化、个人崇拜，把中国建设成另一个苏维埃。我的父辈一代读着《钢铁是怎样的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聚集在一起哼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八十年代的青年排队购买《安娜•卡列林娜》，争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相信周恩来的判断——“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但对我这一代来说，在我们刚刚睁开眼睛打量这个世界时，“明天”轰然倒塌了。我仍记得高中一年级的政治课上，我们对一个冗长的题目展开辩论“为什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失败了，而中国成功了”。那是一九九二年的春天，苏联在几个月前解体了，变成了俄罗斯和其它十五个国家——它们大多数面积太小，特色不清，我们甚至连名字都记不住。不过，我仍记得一位刘姓同学的发言，他的批评集中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他自己是一位共产党员，却通过改革把自己的党搞垮了，实在愚蠢。

 

这桩历史事件给我们带来的影响，远不如台湾的小虎队和香港的四大天王。在接下来，我们对于这广阔地区的唯一印象就是飞涨的物价、冗长的排队、空荡荡的货架、贬值的卢布，冻死街头的流浪者……这是个失败的、被历史遗弃的国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先是以伟大作家和作曲家的作品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然后以布尔什维克革命产生的经济计划和社会理想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如今，却似乎变得无关痛痒了。对于我们来说，美国才是这个新时代最重要的国家，它代表了我们期待的未来。我们没有耐心理解安娜•卡列林娜式的爱情，而更愿意接受 “美国派”中的性放纵，当代英雄不是莱蒙托夫笔下的哥萨克，而是硅谷年轻的亿万富翁，至于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制度，它们或多或少都如马克思创造的名言 ——该被仍进“历史的垃圾桶“。我们不是已生活在一个历史终结的年代吗？世界变得更轻、更薄、更透明，而苏联、或是俄罗斯的一切都太重、太厚、太灰暗。在好莱坞电影里，俄国不再是令人畏惧的对手，而仅仅是鱼子酱、长腿美女、休克疗法、被倒卖的武器，醉酒的不再是浪漫诗人与思想家，而是滑稽、无能为力的总统。没人还把它当成巨人，如果是，至多是跛脚的巨人。我还记得在一些在前往欧洲的长途飞行中，我看着显示屏上广阔的区域，伊尔库斯科、梁赞、贝尔加湖、里海这些名字，觉得自己可能永远也不会和它们发生关系，它们似乎仅仅是地理与历史课本上的注释。

一年前在中欧的旅行，激发起我对俄国的兴趣。我清晰地记得华沙的人民文化宫给我带来的震撼。在这座似乎仍未从二战阴影中摆脱出来的城市，这幢无比巨大、狰狞的建筑，像是一块铁钉把波兰钉在历史之上——它似乎永远也摆脱不了俄国的影响。我想起北京展览馆那座规模小得多、形状一模一样的建筑。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再到华沙，距离柏林倒塌已经二十年了，我发现新时代的到来比人们期待得缓慢得多。而所遇的当地人经常会缅怀起社会主义的美好岁月，二十年的市场竞争的残酷性、民主选举的混乱，都让他们觉得希望破灭。二十年的光景，也让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计划体制”与“市场经济”的二分法的幼稚。人们多容易掉入某种抽象概念、集体拯救的诱惑中。人们总是期待，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制度，能解决所有困惑。人们并不真正热爱自由，反而经常逃离它，它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忍受太多的挣扎。如果个人自由是人类历史的永恒主题，再没有比二十世纪的俄国更能表现它的困境与希望了.......

 

 

作者许知远，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曾任《经济观察报》主笔，现任职于《生活》、《东方企业家》杂志。已出版作品《那些忧伤的年轻人》、《中国纪事》和《醒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