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回世界第一大战略举隅2

四． 敢打国际货币战争 建立世界金融强国 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战略大目标究竟是什么？就是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金融强国，就是要把人民币建设成为和美元、欧元、日元相鼎立的世界大货币，就是要争夺世界印钞机的印钞权。中国总产值正在超日赶美，因为人均产值还很低、中国经济今后长期增长没有问题，中国现在有一万七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有四十多万亿人民币的储蓄余额，有五万多亿人民币的政府财政收入，外贸有顺差， 周边国家和地区加速使用人民币。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的确到了起步的时候了。 最近几年，建立世界金融强国、把人民币建立成为世界大货币的大战略，没有向前大步推进。原因是遇到了一些枝节问题的干扰。这些枝节问题，都很棘手。比如热钱问题，比如人民币升值问题，比如沿海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工业问题，比如外汇储备迅速升高的问题，比如拿着外汇储备买不到外国企业的问题，比如贸易顺差迅速扩大的问题，比如国内银行贷款质量、服务质量的问题，等等。就事论事，都很棘手，但无论多么困难，都不应迟滞建立金融强国大战略的实施。我不懂金融，这里只是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说几句外行话，供内行参考。 不管有没有热钱，不管热钱是多还是少，都不应该影响人民币变成世界大货币的进程。搞自主创新要花钱，搞城乡基本建设要花钱，搞国防建设要花钱，普及高中要花许多钱，就是建乡镇卫生院也要花很多钱。现在这一点热钱，上面这些事情，干哪一件都不够用。海外热钱如果不听话、不自觉，非要往中国冲，就花掉它。花掉以后怎么还？有很多办法还，比如，国内的油、气、煤、水、电、土地的价格向国际价格靠拢一点，或者经济过热的时候观望一下，或者多印一点人民币，只要国内有一点通货膨胀，这点债务就变小了。逼急了人民币还可以贬值，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干的。更简单的办法，是引导热钱进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涨了大家都高兴，股市和房市一跌，也就没有热钱问题了，美国现在就是这么干的。中国现在阻挡海外热钱进入股市和房市的做法，匪夷所思。问题不在于有多少热钱，而在于能不能把这些外币热钱变成人民币，能不能把这些人民币投入中国的股市和房市，投入城乡基本建设，变成中国的机场、港口、公路、铁路、水库、高中、乡镇卫生院。只要能变成人民币搞城乡基本建设，海外热钱多就不是坏事，而是求之不得的好事，越多越好。 中国现在有四十多万亿人民币储蓄余额，二十五多万亿人民币的总产值，五万多亿人民币的财政收入，一万七千万亿美元外汇底存，这么大的块头，还不敢升贬人民币？还不敢自由兑换人民币？人民币升贬问题，更不应该成为把人民币建成世界大货币的障碍。人民币要升值还是要贬值；如果要升值，应该升多少，应该升多快；是一步到位，还是缓步慢走；是一路慢升，还是有升有降，降一点，升两点。所有这些，固然有市场的基本作用，但主要是政府的主导作用。这里面，没有那种方法是绝对正确的，为了实现建立金融强国大战略，那种方法都可以用，没有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如果决定自由兑换三年到位，就可以实现三年到位，如果决定五年到位，就可以实现五年到位。当降则降，当升则升，声东击西，欲擒故纵，欲升还降，欲降还升，大升小降，大降小升，可快可慢，操之在我，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国际货币战争，是大战役，同样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迂回包抄，要敢升敢降，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在乎升到了几块几毛几，降到了几块几毛几，要敢于在运动中歼敌，要有勇气吃掉敢来炒卖、阻击人民币的海外投机资本，要有勇气歼灭一切来犯之敌，来多少、吃多少。人民币的可自由兑换，是建立世界金融强国、把人民币建成世界大货币的起点，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劳师误国。人民币的可兑换，是不是一定要同人民币升到哪一点挂钩呢？是不是可以把两者脱钩呢？为什么老是怕别人来炒我们呢？拿着一亿七千万美元的外汇底存，拿着几千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只要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别人就不怕我们去炒他们吗？今天世界上，究竟谁怕谁？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建立金融大国、向全球推广人民币的过程中，不可能所有个人、单位、企业、地区、行业在所有时候都得利。应该努力把损失降到最小，但不可能没有损失、没有牺牲。中国的油、气、电、水、煤、土地的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价格，再加上便宜的劳动力，使中国成了世界加工厂。利益是明显的，中国总产值大了。害处也是明显的。中国出口一块钱美金，有时只赚到几分钱加工费。研发、销售两头在外，使中国老是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在科技上和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了，还丢了很大一块国内市场。多雇了一些农民工，却造成中国博士、硕士、学士失业。更不用说，在资源、环境、劳工利益方面的损失。沿海有些中小型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利润微薄，人民币一升值，就很难维持。对这类企业，当然应该尽力帮助。但如果实在无法维持，也只能顺其自然。这类企业的难以维持和消失，一方面，强迫中国资方为了生存自主创新、自创品牌，从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向高科技资本密集型过渡，另一方面，同时，为中国自主创新节省和提供了更多的油、气、电、水、煤、土地、资金、劳动力。目前中国城市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坚挺，农村实际生活水平稳中有升，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底存过多，在这种形势下，沿海一些中小型低科技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退出市场，不仅是中国社会经济完全可以承受的，而且是有利有弊、就长远来讲利大于弊的。实在看不出，这件事情，对人民币自由兑换有什么阻碍作用。 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大到一万七千亿美金，不是好事，但绝不是坏事。如果把钱用坏了，用丢了，那就是坏事了。现在成立一个部级单位，专门来花这笔钱。想用这笔钱买个自主创新，完全不现实。几年前美国人自己就反复就讨论过了，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说中国要想变成发达国家很容易，只要买下英特尔和沃尔马就可以了。但无论中国出多少钱，美国都不会卖给中国英特尔和沃尔马，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不仅英特尔和沃尔马，一切有关高科技的、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企业，谁都不会卖给中国，不管中国出多少钱。买美国国库券，现在也吃到苦头了，美元一贬值，中国几十亿、几百亿的美元就打水漂了，为了美国的利益，美国什么时候想贬美元，就什么时候贬，是不会和中国商量的。投资美国房市、股市，现在也吃到苦头了，套进去，套牢了，还是轻的，美企一旦破产了，中国几百亿、几千亿美元就会血本无归。用来在国际上搞石油、木材、天然气、铁矿、战略物资，是大好事，但用不了这么多钱。最好的办法，还是把大部分外汇储备花掉，用来搞自主创新，用来搞城乡基本建设、包括大规模现代大城市化，用来搞国防建设，用来普及高中，用来建乡镇卫生院，等等。自己家里有这么多事急等钱用，有钱不用，非要借给别人，借给别人拿不到利息还赔钱，怎么讲道理都不通。外汇底存这么多，正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好时机。外汇底存多的时候不搞，难道要等外汇底存少的时候自由兑换人民币吗？ 外贸顺差大，本来是好事情。只是，顺差拿到手上不花，外汇越积越多，拿在手上不断贬值，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只要敢把顺差花掉，花到对国计民生有用的事情上，外贸顺差就不是坏事，就是好事，越多越好。外贸顺差这么多，正是自由兑换人民币的好时机。外贸顺差大的时候不搞，难道要等外贸顺差少的时候自由兑换人民币吗？ 国内银行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的改革，似乎更为重要。该贷的款是不是贷不到？不该贷的款是不是贷多了？银行贷款质量出问题，就是致命问题，不知道现在这个问题究竟有多严重。一年来，我在国内三个银行各开了一个账户，也使用了银行卡，虽然服务态度、服务质量都不错，但和美国银行的服务比起来，差距还是很明显的。信用卡、个人支票的使用很有限度。主要问题在于方便程度，在国内给对方付款、在银行之间转款、在地区之间转款，不是很方便；从海外转款，特别不方便。如果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后，如果人民币成为和美元、欧元、日元并驾的国际大货币之后，贷款质量问题依然如故，那后果就很难预料了。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不解决，一旦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就有外国银行占领中国金融市场的可能。要说有什么事情阻碍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阻碍人民币成为世界大货币，我看就是国内银行的贷款质量和服务质量。这完全是操之在我的问题，本来，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最好解决的问题。 2008年底开始的美日欧金融危机再一次给我们震撼教育， 现在做这些事情，不是搞早了，而是已经搞迟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一共攒了两万多万亿美元，一大半都在美国手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匪夷所思，殊堪痛惜，应该猛醒了，人民币应该走自己的路了。 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是世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直接降低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人民币现在汇率币值不得不比实际价值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不是世界货币，这直接降低了中国在世界上的相对生产总值，直接降低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国的世界霸权，是经济霸权、军事霸权、美元霸权的三位一体。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国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是世界的一极。现在，建立在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之上，人民币在世界上地位坚挺、前景上扬，中国建立世界金融强国的条件业已成熟。要在全世界自由兑换人民币，要把人民币建成和美元、欧元、日元并驾齐驱的世界大货币，要不禁止周边国家和地区使用人民币，要在全世界推介人民币，要鼓励中外双边贸易和国际贸易用人民币结算，要鼓励外国像用美元、欧元、日元一样用人民币做外汇底存，要鼓励美、日、欧国家和股民持有中国国库券和人民币债券、股票。只要这样做，中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就直接变成了中国的金融力量，中国社会经济就不会再任由美元升贬摆布，中国就部分拿到的国际印钞机的印钞权，中国就可以向全世界发行国库券和人民币股票、债券，中国社会经济自然就更紧密更直接地影响世界经济、世界金融， 中国就可以用人民币的升贬影响世界。上面提到的那些枝节问题，多数都会自然消亡。作为金融强国，中国的金融力量和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相结合，中国的综合国力就会上一个大的台阶。自由兑换人民币，进而建立世界金融强国，不宜再拖。 五． 建立世界政治强国 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 小平同志一九八七年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点总结，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第一，普选是件好事情，中国迟早要搞。第二，现在不能搞，因为社会经济条件不成熟，会把中国搞乱。第三，大约五十年之后（从1987年算起），等社会经济发展了，条件成熟了，就可以搞。一年多来，我面对面接触了国内一些知识分子和学生，相当一部分人希望早日普选，看好美国的三权分立模式，这里有不少误解。 普选绝不是灵丹妙药。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普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促进过经济发展。纵观世界政治发展史，普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解决过腐败问题，使政府和社会更廉洁。普选从来不保证能选出有才干的人，更不用说选出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只要有普选，权利和金钱的交易和结合，就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公开的。目前中国搞村级直选，权钱互动就已十分普遍。将来在中国搞普选，不会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不会使中国政府不腐败，不能保证选出有才能的领导人。全世界搞普选的国家和地区，现在有百十个，搞得好的不多，搞得坏的不少。一般说来，在发达国家搞普选，好一些。在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搞普选，十个国家搞，九个国家搞坏。普选的优点，是保证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避免内战，避免统治集团内讧，不论选出的领导人有多笨。正是因为这个优点，为了长治久安，中国迟早要搞普选。 即使将来在中国搞普选，也有巨大的危险性。一个是出戈尔巴乔夫的危险性，一个是印度化的危险性，一个是拉美化的危险性。戈尔巴乔夫乱党、乱军、乱国，自毁长城，自我矮化，自我否定，自我瓦解，自我投降，使苏联分崩离析，社会经济崩溃，裂土分疆。生产总值从世界第二掉到了世界第十八，经济损失超过苏联二战期间经济损失好几倍，比中国大跃进和文革经济损失加起来还要大好多倍。十年期间，俄国男子平均寿命下降了十几岁。曾经攻克柏林的俄国军队，1994年在车臣首府遭叛军设伏围攻，伤亡上万人。2000年，我在莫斯科亲眼看到了俄国社会政治经济崩溃后的浩劫，我能理解，为什么现在俄国人民这样热爱普丁。当时俄国整个国家、民族、社会在精神上崩溃了，什么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什么是对国家民族有害的，一片恍惚，一片茫然，全社会处于脑残状态。天不灭俄国，出了一个普丁，挽狂澜于已倒，扶大厦于已倾，覆巢之下，保得完卵。八年时间，从世界第十八，回升到世界第十一，收复车臣。现在普丁向俄国人民保证，再有八年时间，俄国能回到世界第六。普丁不仅在物质上挽救了俄国，更在精神上挽救了俄国。不久前，普丁代表俄国政府正式宣布，苏联七十年历史上，贡献最大的领导人就是斯大林；这也是目前俄国各种民调的一致结果。 没有内战，没有外战，没有内忧，没有外患，连个突发事件都没有，世界两霸之一，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几近覆灭，这种事情，五百年里，世界历史上没有见过。有学者认为，原因是苏联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好，责任不在戈尔巴乔夫，我反对。北朝鲜、越南、古巴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能说比苏联更好。北朝鲜、越南、古巴2008年一个都没有解体，为什么苏联一定要在1991年解体？更不用说，尼泊尔共产党打着毛泽东的旗帜2008年打出一个红色政权来。苏联在最后一刻民族问题处理坏了，因而解体。但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倒行逆施，民族问题再怎么严重，也发展不到把苏联搞解体的程度。为了在苏联搞一个什么普世的、尊重人权的、美好的、道德的、真善美的、真正的民主普选，一个从来就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居然把世界两霸之一给葬送了。如果不亲眼看见，谁敢相信？2000年我在莫斯科就反复想，中国如果出个戈尔巴乔夫，后果不堪设想。苏联是两霸之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社会政治崩溃了，经济跌到谷底时，人均还有两、三千美金。中国是个第三世界穷国，人均不到1000美金（2000年），如果出个戈尔巴乔夫，社会政治经济崩溃，裂土分疆，不仅1840年之后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成为泡影，很可能搞到尸积成山、血流成河的境地。决不能出戈尔巴乔夫，决不能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民主化，决不能搞戈尔巴乔夫式的普选。 将来在中国搞普选，印度化的危险性也很大。在国际社会学、发展社会学领域，中印比较研究是一个显学，成果卓著。六十年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印度几乎全面领先中国，今天，中国几乎全面领先印度。为什么？美国学者、印度学者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基本一致的答案是，虽然印度在发展条件和发展环境的各个方面都优于中国，中国的政治体制比印度好得多。较之印度政治体制，中国政治体制更加能够统一国家、团结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设。和中国政治体制相比，印度的民主政治难以统一国家，难以团结人民，尤其不利于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2006年，一本专门研究印度政治体制如何阻碍印度经济发展的书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大奖。 北京奥运开幕式结束后，英文世界有很多评论文章，有几篇广为传播，其中一篇是一个印度名人发在一个印度大报上的文章 。这篇文章在盛赞中国是包括印度在内的第三世界的榜样之后，痛批印度的民主制度： 可行的民主制度不只是基于选举，它要求一个均衡运转的公民社会，和一个基于妥协和尊重法律的自信的政府机构。一些事情涌上我的心头：为什么我们印度人总是选出干不了事儿的政府？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对公民自由的限制，却能忍耐腐败、仇恨、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印度民主在民族团结方面完全失败？尽管印度的民族构成比中国略为复杂，为什么我们比中国在处理少数民族问题上出了大得多的问题？为什么攻击印度国会的恐怖分子被赦免了？我们怎么能容忍国会议员拿了现钞就抛弃自己的政党？为什么年复一年，在那些无辜的女人、男人、儿童被炸弹炸死后，我们才有个所谓的“高度安全戒备”？为什么我们的肚子里能装下这么多的腐败法官和这么腐败的司法制度？ 简而言之，除非我们有守法的、负责的、有纪律的公民在和谐中团结起来，除非我们有胜任的、不腐败的司法和行政官员，我们就没有民主。我们恐怕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发达的、不成熟的、幼稚的、不守规矩的民主。 有关拉美化的问题，近年来国内研究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总之，中国将来搞普选，如果搞出个戈尔巴乔夫，或者搞成印度化，或者搞成拉美化，那就是国家民族的大灾难，那还不如不搞。对上述看法，一些朋友很难接受，说中国不会搞苏联式、印度式、拉美式的民主，中国可以搞美式民主。限于篇幅，这个问题无法展开。同样是普选，基于非常特殊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历史条件，美式民主非常特殊。且不说今天的美国政治，和七十年代比很不同，和三十年代比大不同。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的普选模式，和美国都有很大的不同， 谁都不敢照搬美国模式。连加拿大和墨西哥也不敢照搬美国的模式。亚洲、特别是东亚更为特殊。东亚（儒家）文化圈很难搞美式民主，限于篇幅，这个问题也无法展开。美日政治制度在现实中差别巨大，日本宪法是几个美国下级军官花几天时间仿照美国宪法制定的，但实行起来，却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了近六十年，且日本一党执政的局面目前没有看到改变的可能。新加坡至今没有一个成型的反对党。南朝鲜政治还没有成形，还在混乱中过渡。照搬美国的是菲律宾，完全搞坏了，把菲律宾的社会经济搞得倒退了好多年。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即使将来搞普选，也肯定不能照搬美国模式，必须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一定要搞继承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为中国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服务的普选制度。罗斯托（W. W Rostow）1959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提出经济增长有五个阶段：1）传统社会，2）起飞前，3）起飞，4）走向成熟，5）大众消费阶段。按照这个五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起飞阶段”的中期。奥甘斯基（Organski, A.F.K）1965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的阶段》（The Stage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提出政治发展有四个阶段：1）初步统一，2）工业化，3）社会福利，4）富裕社会。按照这个四阶段论，中国社会正处在 “初步统一阶段”的末期和 “工业化阶段”的中期。我认为，政治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直接相关。确定中国实现普选的合适时机，必须同时兼顾经济发展阶段和政治发展阶段。最佳时机，或许是在经济 “起飞阶段”已经完成，和政治发展的“统一阶段”和 “工业化阶段”也已完成的时候。对在中国实现普选的最佳时机必须深思熟虑，决不可操之过急，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讲到经济发展，中国人脸上就发光，讲到政治发展，中国人就顾左右而言它，大可不必。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然不是尽善尽美，当然有很多问题，讲当今中国政治体制的缺点和错误，可以写好多本书。但中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讲，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从横向、纵向两个方面来讲，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一，横向和全世界所有2008年人均产值3315美元以下的国家和地区比较，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第二，纵向和美日欧发达国家在中国现在这个人均产值阶段时的政治体制相比，当今中国政治体制是世界上最好的。这个体制既能促进经济发展，又能保持社会稳定。这么好的体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百代尚行秦政法，这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求索的成果。要把中国最好这个问题在国内外讲清楚，要大声讲，不然，对外严重损害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对内严重伤害中国的民心士气。如果有人要骂中国政治体制，不要怕对骂，不要让人觉得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很心虚，当今世界上哪个政治体制，都有很多不足之处，都有很多缺点错误，找事儿骂人谁不会？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之后，要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后代中国人的事，现在不用操心，操心也没用。要相信后代中国人比我们更有智慧，相信将来在普选条件下，相信中国变成发达国家后，继承中国五千年政治智慧，中国政治体制会成为那时世界上最好的政治体制之一。 六． 尽快改革现行户口制度 建立和谐社会 关于户口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农村逐步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拙著《中国社会分层的结构与演变》多有讨论，特别是第七章“高考 户口 单位”和第八章“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析”。这里就不赘述了。 七． 高举中国大旗 建立世界文化强国 中国要真正重回世界第一，就一定要高举中国大旗，建立世界文化强国。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在世界上持续上升，中国军事在世界上先停后升，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停多升少。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个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三十年来，有升有停，停多升少，整体而言，没有大的提高。只有体育是例外，凯歌高奏，直冲世界第一。有学者认为，在文化领域不好衡量谁中国第一、谁世界第一，我反对。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一样，谁市场占有率第一，谁就是第一。文化领域和体育界一样，谁排名第一，谁就是第一。在某个领域，在某个学科，世界先进水平在那里，大师大作在那里，谁排前几名，外行可能不清楚，业内人士都是很清楚的。 三十年前，中国是美苏中大三角之一，世界上的任何事情，任何方面，任何领域，除了华盛顿的声音，莫斯科的声音，自然还要听一听北京的声音。即使中国自己不刻意去说，别人也会列出中国的一家之言，重视中国的一家之言。实际上，当年，在许多方面，中国的声音很大，很强，压倒华盛顿的声音，压倒莫斯科的声音。那时候，基本上，没有人敢骂中国，相反，在很多方面，是中国在全世界追着骂别人。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三十年前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今日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那时候，中国人印的书有人看，中国人说话有人听，中国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在世界上呼风唤雨，在世界上总是抢先说话，经常在联合国代表多数国家讲话，从来不在联合国投弃权票。不仅在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的思想界，中国都很有地位。三十年前，中国文化、中国思想、中国声音，在世界上是很清晰的，别人很容易猜到在某个问题上中国要说什么。 当然，中国当时说的话，现在看来，并不都完全正确。但是，这几年我认真比较了一下，较之美国当时说的话，较之苏联当时说的话，中国正确的话最多，错误的话最少。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一看《九评》和中美《上海公报》。除了美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句话之外，《上海公报》的其他部分，全是中美吵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证明，中国说的话几乎全对，美国说的话几乎全错。浩浩青史，无法磨灭， 难怪基辛格至今对毛泽东、周恩来充满敬意。苏联就更不在话下了，早在《九评》的时候，苏联就完全输了。可以说，三十年前，虽然中国经济上、军事上明显在美苏之下，在世界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公开赛中，中国金牌总数第一。 今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绝大多数领域，中国不是战绩如何的问题，是根本不参赛。除了电影和经济学之外，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电视、报刊、艺术、文学、史学、哲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各个方面，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拒不参赛。电影参赛，不是主动的，是被迫的，是有人自己拿出去的。经济学我只看到一本有地位的书，就是林毅夫那本中国经济。 不参赛的恶果有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在国际上，别人以为中国弃权了、认输了、投降了。中国没有声音了，被人遗忘了。当今世界上，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没有人认为，存在着中国思想、中国意识、中国声音、中国学派、中国大师。 更严重的恶果，还在国内。在上述几乎所有领域，国内市场基本上被外国产品垄断了，实属怵目惊心。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盛行猖獗。不参赛，国内同行就和国际同行不接轨、不竞争。由于不接轨、不竞争，一部分国内同行的能力、水平、产品，每况愈下，越来越没有竞争力。由于改革开放，中国文化市场和世界文化市场联通了，国内产品没有竞争力，海外产品就在国内畅行无阻，国内市场遂告不守。电影要看海外的，电视要看海外的，报纸杂志要看海外的，文史哲的书要看海外的，经法社政的书要看海外的。中国人也研究，写好多文章，写好多书，但理论是海外的，使用海外理论来套中国现实，用中国实际来证实和检验海外理论，于是中国就越来越没有思想、越来越没有理论了。中国在理论上、方法论上、观点上，完全放弃与海外理论、方法、观点的竞争了，完全没有自主创新了。长此以往，中国就要变成发达国家的思想文化殖民地。这与中国现在总产值超日赶美的形势极不相称。前面讨论的建设经济强国的办法，很多也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前面讨论的建设军事强国的办法，部分也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后面要讨论的对美日比学赶帮超的办法，完全适用于建设文化强国。办法是现成的，就是要像组织实施奥运战略那样，在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所有领域，打出中国大旗，高举中国大旗，组织中国军团，组织中国国家队，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向国家队倾斜，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敢于亮剑，用有中国气魄、中国精神的中国理论、中国方法、中国成果去竞争，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兼收并蓄，自主创新，攀登世界高峰，争夺中国文化市场，打入国际文化市场。谁也不能保证拿到所有金牌，但要冲击所有金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只要能争夺中国市场，只要能打入国际市场，无害就是有益。体育界能办到的事，在理论上，其他领域、其他学科没有理由做不到。只要党和政府像实施奥运战略一样办电影、电视、报刊、艺术、文史哲、经法社政，这些事业都会像中国体育一样，夺回中国市场，争夺国际市场，走向世界前列。要取消高考外语。要取消大、中、小学的外语必修课，改为选修课。要取消职称外语考试。全国人民学外语，首先是对民族精神的极大戕害，其次浪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毫无用处。学外语，是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在大学本科所有中国不是世界第一的专业，开设专业外语必修课，哪一国是这个专业的世界第一，就学那一国的专业外语。硕士、博士入学考试，取消公共外语考试，改考专业外语，哪一国是这个专业的世界第一，就考哪一国的专业外语。非专业外语，留给外语学院的学生去学。凡是中国世界第一的专业，一律取消专业外语必修课，如中国文学专业、中国历史专业、中国哲学专业、中医专业、中餐烹调专业、武术专业、乒乓球专业、体操专业、跳水专业等等中国第一的专业，本科生免必修外语，考研免考外语。不是要鼓励中国人都去学外语，而是要鼓励所有中国人努力奋斗，争取永远不学外语。美国就不要求美国人学外语。真想学美国，不用开英语课，大中小学都可以开橄榄球课。要把全民学外语的人力、物力、财力，转移到在全世界推广中文上来。在国内要加大推广普通话的力度。上海人现在都不怎么说上海话了，要在全国大力推行上海经验。要在全世界推广中文教学，要以与当地名牌大学中文系联合办学为主、在全世界建立500个孔子学院。要免费送一些教材。用人民币在中国印教材卖给他们，也和免费差不多。中国人力便宜，要向全世界大量输出合格的中文教师，不是成百成千的输出，要成万成十万的输出。要在全世界推广中文水平考试。中国大学要取消单另的外国留学生宿舍、留学生食堂，中外学生统一管理、统一待遇。对通过全国高考、硕士统考、博士统考的外国留学生，比照同等成绩的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对毕业以后愿意在中国工作的博士、硕士，择优提供中国绿卡。在所有官方场合，特别是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一律只使用中文，不能说几句中文、翻几句外文，不能现场接受外语提问后现场翻译成中文，确需翻译，可以使用戴耳机的同声传译，不懂中文的，不欢迎来中国当记者。要高度重视中国电影占领中国市场的问题。电影对产生民族凝聚力、社会凝聚力有重大作用。电影是当今社会最主要的艺术形式，甲骨文、金文、诗经、楚辞、先秦散文、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美术、音乐、电影，现在电影的影响力，比其他所有艺术形式的影响力加起来还要大得多。要恢复和扩大中国电影市场。美国2007年人均产值45845美元，在美国小地方，看电影不到五美元，在大城市，不过十美元。2007年，中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13786人民币，可是一张电影票动辄几十元人民币，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演电影的场所大为减少，电影观众总量大为萎缩。要大力兴建廉价电影院，露天的也行，有顶棚无围墙的也行，要让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工人、农民能看上五元人民币的电影。大城市也要多建十元人民币一张票的廉价电影院，哪怕建到远郊也好。要坚决取消上演商业译制片，上演外国电影一律打字幕，不认识中国字，就不要看外国电影。电影译制，要只限于非商业的科技、军事、历史、文化、体育、教育，要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服务，要坚决取消为商业目的译制外国故事片，包括儿童动画片。要建立庞大的中国电影市场，一定要用中国电影占领中国市场。有个问题，国内很多朋友都没有意识到，建设世界文化强国，中国需要改变战略，要借用奥运战略。在人力、物力、财力的配置方式上，奥运战略，与三十个省市区各自为政的全运会战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儿，要用不同的体制，要用不同的人，钱的用法也大不相同。中国体育上得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施奥运战略，使奥运金牌高于全运会金牌，用奥运金牌可以兑换全运会金牌。中国体育界如果不搞奥运战略，就是窝里斗，就只能搞窝里斗，中国体育就不可能在世界上搞上去。由于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拒不参赛，现在中国文化绝大多数领域都用全运会代替奥运会，不是高举中国大旗搞国际竞争，而是都在搞窝里斗，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再多，也与国际文化竞争无关，与在世界上把中国建成文化大国无关。结果外国文化产品趁虚而入，横扫中国市场。因此，目前中国文化的首要任务，是要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各个学科，停止窝里斗，确立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不是要取消各自领域的全运会，而是要各自领域的全运会服从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为各自领域的奥运战略服务。文化上面，不好说话，容易说错话，容易得罪人。这里拿社会学举个例子。1979年三月中国社会学恢复，三十年了，现在有了相当规模的人力、物力、财力，成就巨大，但在国际社会学界地位不高，在理论、方法论、主要分支社会学都严重依附西方社会学、特别是美国社会学。人类社会、亚洲社会、中国社会的过去、现在、将来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规律，美欧日都有自己的看法，不管对不对。中国没看法，或者脑子里面有，不说出来，人家以为没有，所以人家以为中国社会学没有理论。既然没有理论，那自然也就没有研究理论的方法论。既然没有理论和方法论，那就得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理论和方法论来研究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世界，那无论怎么研究，中国社会学都成了美国社会学的中国分支。实际上，从周公、孔子、司马迁到毛泽东，中国人都有理论、有方法、有观点，现在也不难有新理论、新方法、新观点。社会学有十几个主要分支：社会学理论、社会研究方法论、分层社会学、组织社会学、国际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等等。在每个分支社会学，世界上都有几个活着的名人，每个人都有名著，三十年了，对这几个人是谁，有那几本书，国内社会学业内人士都是很清楚得，其中有不少也翻译出版了中文版。这些书都是好书，但我没有发现有一本是中国人可望而不可及的，相反，我看都是中国人努力奋斗可以做出来的。只要中国社会学能够集中、协调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高举中国社会学大旗，组建中国社会学军团，在十几个主要分支社会学组建十几个中国社会学国家队，剑锋直指世界社会学高峰，发奋图强，自主创新，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实际，创立中国社会学自己的理论、方法论、观点，只要有十年左右时间，在所有领域都能赶上社会学世界先进水平，夺回中国社会学市场，在世界社会学界成为一极。在哪些领域能拿到世界第一，不知道，但至少发展社会学应该是世界第一，当今世界，有谁比中国人更知道应该怎样发展？与经济发展、军事发展相比，思想文化发展虽然也要钱，但更需要人的主观能动性，更需要能够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战略、制度、路线、方针、政策，正因为如此，中国建立世界文化大国的步伐完全可以更高、更快、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