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笔写小城的时候

，我与它已荒疏了十几年。十几年来，小城在我心中的位置始终是一个驿站，是我漫长人生中一个歇脚打尖的地方，我从没把我的感情投入给小城，也从未用心地打量过它的成长。我是小城一个普通的过客，小城是我一个灰色的背景。多年以后，当我以一个游子的身份远远地回望那个日渐丰腴的小城时，竟然有满心的惊痛与怀恋。它像母亲一样宽容我对它的不屑与疏忽，仍然以温暖的胸怀接纳我的回归。

　　八十年代，我落脚小城。它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城，在连成片的平房背景下，几栋四层高的楼显得突兀庄严而充满神秘感。那是政府首脑机关和一些特权行业的办公地点，普通百姓只能住平房，单位也是平房。我当时上班的二中，直到前几年才在一位国务院名人的关心下盖起楼房。小城的景色很单调，开春，风一刮起来便是漫天的黄沙，人在街里走一遭，从头到脚，甚至指甲和眼角里都是沙粒。走在这样的春天里，即便是诗人，诗情也大打折扣，大概都让大风刮跑了。大风连刮上十天半个月的，树便开始发芽了。小城里没有别的树，除了杨树便是柳树，这都是很耐寒的树，不需要怎么经管，春来绿，秋来黄，像东北的人一样皮实。整个夏天是小城里最平稳的季节，风息了，也少有大到暴雨，因为是平原地区，所以小城里的居民很享受夏季的生活。因为天长，不用忙着赶时间，上班的人也悠闲许多。下了班，太阳还老高，所以他们从容地逛市场。青菜买得极少，小城的居民住平房，房前屋后都有几垄地，可种上茄子豆角黄瓜这些时令蔬菜。肉也买得不多，虽然那时腰条九毛钱，排骨才一块二，但工资也少，三十几元四十几元不等，能挣到五十多元钱的，就是高薪阶层了。但小城的居民也不抱怨，他们知足着呢。一锅豆角切上半斤肉就让他们吃得心满意足，饭后，爷爷牵着孙子的手，摇着浦扇到胡同口转转，遇见同样饭后消化食的人聊几句，之后归家各自安歇，梦都踏实安稳。冬天，小城里从早到晚弥漫着煤烟味，穿着棉衣棉裤的人们骑着自行车在小城里仅有的一条街道里穿行，面无表情，行色匆匆。他们在赶时间，迟到了要扣工资或奖金，那是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如果有一场雪到来，会有几天清新的空气冲淡煤味，但雪后的路又很难走，每年冬季，医院里都会收到许多在冰雪上摔坏的患者。

　　小城的四季就是这样。人们早起为了上班，上班为了挣一份固定的工资，然后养大儿女。没有人对这样的生活不满意，更没有人生出非分之想。安于现状是小城人普遍的心理。小城人没有多少文化生活，书店虽然在繁华地段的十字路口，但可读的书少之又少，电视还没有普及，只有少数人家有12寸的黑白电视，整个县城没有一台彩电。唯一能称得上文化生活的便是在周末去看一场电影。

　　十字街的南端有一家评剧团，经常上映电影。我就是在这里看的《少林寺》午夜场，从能伸进一只手的小窗口里买票，两毛钱一张，然后捏在手里，再到门前花两毛钱买一缸熟瓜粘。装瓜籽的缸不是大缸的缸，是那种粗瓷蓝边的喝水缸。能看一场热映的电影在当时是奢侈的事，再吃一碗瓜籽，那就是给奢侈镶了花边。电影院门前通常是聚人最多的地方，不但有卖瓜籽冰棍的小贩，也有闲来无事的游走少年，一脚跨在单车上，在这里东张西望。遇到耍单的小姑娘，便厚着脸皮上前搭讪，小姑娘不理他，他便自嘲地打一声呼哨，双脚踏上单车飞快地骑上一圈，很快又回来继续卖呆。评剧团里很少唱评剧，记忆中在这里上映过评剧《花为媒》《刘巧儿》电影。剧团不大，只有几百个座位，遇到县里有重大活动，这里还是主会场，平常的日子就放映电影。来看午夜场的人不多，平常都是一些小青年或谈恋爱的人。因为《少林寺》在当时已风靡全国，有些人不止看一遍，所以虽然是午夜场，可仍然座无虚席。开演前，四壁的白炽灯亮着，进进出出的人们背着白晃晃的光找座位，偶尔有拿着长手电筒的保安人员大声吆喝，不许嗑瓜籽。买了瓜籽的人只好把头缩了。待灯光一黑，整个大厅立刻静下来，接着音乐响起，电影开演了。

　　那时看电影不但是一件奢侈的事，更是一项高雅的文化活动，小城无大事，各单位定期包场看一场电影，属于单位福利待遇的一种。印象中记忆最深的一次包场电影是在《少林寺》之前看《吉鸿昌》。当时我在距县城18公里的郊外上学，包场电影的那天是深冬，正好下大雪。我们都没有自行车，更不像现在可以打车，唯一的一趟公共汽车早六点就发出了。我们去县里基本上都是步行。好在那时年轻，又没有高跟鞋穿，18里的油漆路不算什么，说说笑笑就到了。吉鸿昌是一位抗日英雄，我曾在父亲的藏书中看过一个很薄的书，书名就叫《吉鸿昌》，加之那时青春年少，一腔爱国热情，对这样一位具有神秘色彩又铁骨铮铮的英雄自是非常崇拜，所以尽管大雪，有些同学声称不去，我仍然热情未减，联系几个同学冒着飘飞的大雪上路了。

　　那天，当我们冒着雪赶到小城时，个个都成了雪人。当时是下午三点多钟，由于下雪，天都有些擦黑了，街上有不少赶路回家的人，他们都诧异地看着我们。我们也不管，心里热着呢。我们走进十字路口的副食店。副食店里没多少人，中间的地上扣着一个铁皮炉子，是用切开的半个油桶改制的，里面的煤火正旺，从炉圈的缝隙处冒着丝丝缕缕的黑烟。炉筒子一节一节地接起来连到烟囱上，中间用细铁丝捆好吊住。尽管简陋，但还算温暖，我们将冻硬了的手套烤化，又将头发上的雪水烤干，便直奔电影院了。当时，真是青春热血呀，那种情怀纯洁到令现在的人不信也不齿。为什么对这部电影记忆犹新，并不完全是因为雪天徒步18里路，而是因为我看这场电影时哭得一塌糊涂。直到现在我都清楚地记得吉鸿昌告别恋人赴刑场时的那一幕，像印在脑海里一样清晰。面对刽子手，他说，我为抗日而死，我要看着敌人的子弹如何射向我。所以他面对刽子手站立，而不是背向。他又说，我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我死得堂堂正正，我死后不能躺下更不能跪下。无奈，敌人搬了把椅子让他坐下。在敌人的子弹射出之前，吉鸿昌在大地上书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在小城，我的生活始终是颠簸的，近乎于流浪，因为没有住房，搬过多少次家我已记不清。结婚不到两个月就从婆婆家搬出来，租了郊区农人家的仓子，后来下雨仓子倒塌，连夜顶雨搬到爱人单位的值班室。值班室禁烟禁火不能做饭，我一日三餐只能用一个电饭锅来对付。即使这样也没将就多久，单位将我们撵了出来，又搬到西郊外一个废弃的微生物研究所的空房子里。整个大院只有我们两口半人，当时儿子刚刚两岁。微生物院子里没有电，我们晚上点蜡烛，睡到半夜，床板忽然掉下来，吓得儿子大哭不止。父母心疼我，让我到他们院子里盖房住。当时父亲家在县城的东边，而我的单位在西边，如果在他们那里盖房，则意味着我每天上下班要穿过整个县城，对于用自行车带孩子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遥远的距离。可是尽管远，总比没房住要好得多，于是，1986年秋天，我哭着喊着用了两个月时间在父母家的院子里盖了两间半砖房。记得搬家那天是霜降，住进去没几天，还没干透的砖墙上全是白霜，人在屋里都能看见自己的哈气。第二年开春，水泥墙面全部脱落。

　　这时节，小城的变化显而易见了，许多人家都买了18寸的黑白电视，晚饭后，大街上少有闲人，人们都围在电视前看《射雕英雄传》、《上海滩》。那是一段很痴迷的日子，港台剧的突然涌入一改大陆剧的正统与教条，让人耳目一新。人们上班谈论的都是《京华烟云》、《昨夜星辰》等情感剧，许多电影电视插曲流行起来，骑自行车穿过街道的人嘴里哼着的不再是革命歌曲，而是“浪奔浪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开放，让小城的人们看到，生活是一个多棱镜，而他们以前只知道一面，现在，人们看到了不同的世界，不同的色彩。街里的店铺明显多了，胆大的自己开始做买卖，在门前放上简易的录音机，从早到晚放港台歌曲。中午下班，我用新买的红色坤车驮着儿子，他瘦瘦的，很乖地坐在后面。我们俩穿过人流车流，顶着录音机里歌曲的热浪来到小城中间，在一家冷饮机前停下，我掏出五毛钱买一个冰淇淋，递到儿子手里。儿子瘦瘦的白白的小手接过来，没有血色的小脸很快露出童稚的笑。这是他每天的盼头，一个五毛钱的冰淇淋会让他听话一整天。小妹在东北师大上学，她接触了更大的世界，放假回来，她将外面的世界带了回来，我从她那里开始听谭咏麟，龙飘飘，凤飞飞。她还给我买书，新上市的布老虎丛书，宗璞的《铁萧人语》，陆文夫的《壶中日月》，张抗抗的《牡丹的拒绝》……这些歌曲和这些书，是那些年我仓惶岁月里唯一的亮色。我后来回忆起小城的十几年，在文字上我几乎断层，小妹给我的信息和她买给我的书是一种牵引，好比一个甜点，我在尝到味道后经年没忘，后来又寻味找了上去。

　　和母亲住一个院的八年时光我又有了家的感觉。每天下班回到家先到母亲家里转一圈，看看奶奶。她不生气的时候很慈祥，我在冬天总给她买烤地瓜，夏天给她买康乐果。妈妈很忙，她做着一份临时工贴补家用，还要做着一大家子人的饭，有时忙得连中午饭都吃不上，可是她很知足，因为不管是临时的还是正式的，她总算有一份工作。为了这份工作，她总是牺牲休息时间也要把家务做好。那时我家真是一大家子人，除了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上学外，还有大姑二姑老姑家的孩子陆续在我家吃住上学。这些，母亲都毫无怨言，她喜欢读书人，也愿意做成全读书人的事。

　　我搬离小城是1995年的夏天。搬离的原因是丈夫所在的石油公司不景气，他就投奔了已调到松原的哥哥。当时松原是个新兴城市，他哥哥在组织部门工作，为他安排了一个开车的职务。我当时丝毫没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满脑子嫁鸡随鸡的传统思想，丈夫一走，我干了十几年的教学工作说扔就扔了。成全丈夫，做一个贤妻良母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理想。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我舍不得父母兄弟，舍不得奶奶，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满心的不愿意都抵不过一个妻子的身份给我的压力，我像断脐带一样割舍着我与亲人的情感。搬家那天是公历七月七日，高考第一天。早上起来，看到地上大包小包的行李，突然就有了背井离乡的酸楚，我跑到母亲的家东屋插上门，躺在炕上结结实实地大哭了一场。父母还有奶奶，还有在家的弟弟，他们在门外转来转去，可是没有人敲门劝我。我哭够了，开门自己走出来，拎起行李走到路边的车里。父母送我到路边，我在他们的注视里走向未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