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可集团执行总裁：中国食品安全核心是体制问题

      就像中国富裕群体中的多数人一样，熙可集团执行总裁朱演铭应对食品安全的办法其实很简单：自力更生，自给自足。

      平时，他在家吃的水果和鲜榨果汁都是由自己果园供应的。因为自己的生意涉及食品行业，他对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一清二楚。

     只要在国内，他从不吃市场上售卖的新鲜水果，不吃鸡鸭牛羊肉，也不吃淡水鱼，因为在中国，“肉的问题最大”。家里用的水，从饮用水到洗澡水，都是经过净化处理的。尽管如此，他还时常会觉得“防不胜防”，因为食品安全是一个复杂的链条，上游的空气、土壤和水都被污染了，何谈下游的安全？


       从源头解决农药残留问题
       朱演铭的公司起初是做物流起家，后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酸性水果出口加工商。他最早感受到食品安全的威胁，是在十年之前。
当时，他的公司开始做黄桃的加工出口生意，在安徽砀山采购了一批桃子，结果没有一公斤是合格的，农药残留问题非常严重，直接导致当年对美出口业务泡汤。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朱演铭和同事们做了很多工作，希望从源头上解决农药残留问题。
       第一步，他将公司员工派遣到农村田间地头，对果农的施药进行指导，帮助他们选择符合国际标准的农药。在对市场上的农药进行调查比对的过程中，他们惊讶地发现，“果农使用的90％的农药都是假的”。因为与国标农药相比，假农药威力巨大，甚至连人都可以杀死。他们当时还发现，绝大多数柑橘果农都在普遍使用一种名为多菌灵的农药，柑橘在这种农药里浸过，看上去就像刚摘下的一样，但人食用后大脑会变迟钝。

        第二步，为了杜绝果农使用非法农药，他们想了很多应对办法。首先，由公司采购符合标准的农药，发给农民使用，农民用完后要拿着空瓶换新药。其次，对果农进行教育和培训，恩威并重。一方面，定期到农村去放电影，传播科普知识，向讲诚信的农民赠送诸如毛巾、肥皂等一类的日用品。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政府合作，将不讲信用、仍然偷用假农药的果农在当地报纸上“亮相”，让他们的水果永远卖不出去。
　　随着业务量的扩大，熙可的水果采购品种由黄桃扩展到了柑橘，合作的农户数量也已达几十万人。“这么多人怎么管？我们于是逐渐建立了一整套强大的IT追溯系统。”朱演铭说，通过GPS定位，可以一直追踪到具体农户，追踪到具体的果树。通过这一追溯系统，消费者可以了解某一颗水果产自哪里、种植户是谁、喷施了哪些肥料和农药等等。

        这样的高科技系统自然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朱演铭也坦言，几万、几十万的农户可以如此管理，但中国有8.3亿农民、2.2亿户的小农提供农产品与食品加工原料，这将需要多大的监管机构才可以将食品安全有效地监管起来？需要多大的监管成本？

       他说，以农药残留的检测为例，“现在全扫一次农残，要进行43项检测（以前是33项，说明中国农民正引进新的农药），花一天时间，成本是100多美元（逾125新元），如果全中国2.2亿农户的水果都要检测，前中后扫三次，就需要660亿美元。谁能承担这样巨大的成本？农民是不可能承担的，因为他们一亩地的销售收入也只有300美元。”
       今年5月末，朱演铭在中欧2012首届中国农商高峰论坛上指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核心是农业体制问题。
      他认为，大的企业不是不重视食品安全问题，而是在现有的体制上没办法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以蒙牛为例，它有几百万个供应商在中国，如果有一个供应商在产品中添加了不安全的东西，蒙牛能监管得到吗？”


做现代化大农业
        “唯一的办法，就是逐渐减少农户数量，做现代化的大农业。”朱演铭说：“要通过城乡统筹的办法，让农村的资源流动起来，把科技引入农村，跳开农业做农业，跳出三农做三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他说，农村土地是一块很大的资源，以前是分产到户，农民拿到土地是免费的，但直到现在，他们手中的土地都很难发挥出应有的经济效益。中国的农民大多数未受过良好教育，不可能利用科技的力量进行耕种，这导致长期以来农村的生产效率非常低下，每亩地的产出与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相比，只有一半左右。“中国一头奶牛，牛奶的年产量是4吨，而以色列是12吨，美国是12至16吨。以色列的奶牛厂，1000至2000头奶牛的奶牛厂只需要11个人，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

        因此，要做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中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有必要“减少农民，解放农民，让农民从土地当中解放出来，让一部分愿意辛勤劳动的农民留在耕地上，成为现代农业的从业者，只有大规模的减少农民，并实现土地集中管理，才可以对食品安全进行全面彻底监管，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