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法院：“很难做一个真正的法官”

 

一个月前，担任了十年法官的康冬辉（化名）辞掉了稳定的法院工作，踏上国际航班，开始了一段前程未知的留学之旅。

五年前的五月份，钟锦化放弃了近十五年的法院生涯，从审判台上威严的法官，摇身一变成为公司谈判桌前侃侃而谈的律师。

十五年前的一天，邱旭瑜也改变了人生轨迹，离开工作了十二年的审判岗位，走南闯北，最终循着“自由的气息”扎根深圳。

三位不同时期出走法院的前法官，只是中国法院人才流失大潮的缩影。据不完全统计，2000至2005年，除退休和调动外，中国各级法院共有14000余人离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1年发布的数据，仅2008至2010年期间，全国基层法院共流失法官及其他工作人员8781人，其中不乏像前述三位一样，常年工作，经验丰富的优秀法官。

除了下决心离开法院的众多法官以外，在职法官中“军心不稳”的也大有人在。基层法官朱雁在供职法院调查的结果是，超过百分之九十的法官有跳槽转行的念头。在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官享有崇高的社会美誉，工资待遇优厚，因此法官一般是这些国家流动性最小的职业之一。经典政治学理论中，法院是政治结构中的稳定器，是“危险性最小的部门”。当法官不热爱自己的职业，随时准备出走法院之时，法院还能否发挥应有的稳定功能呢？

本刊记者走访了多位“前法官”，他们分别于不同年代当上法官，供职于不同法院，但是他们“出走”前后的心路历程竟然惊人地相似，或许可以通过他们的故事，管窥转型中国的法官出走之路。

“一切都变了”

1985年进入法院后的最初几年，邱旭瑜感觉最充实，工作也最舒心。当时他在乡下法庭工作，天天和农民打交道。“那时候和老百姓、村干部之间的关系，真的可以说是达到了朋友的关系，因为我们也很坦诚，也很乐意吃苦。”尽管工作辛苦，但相比而言，邱旭瑜对当时的工资收入还算满意，常规工资再加上下乡补贴，生活不至于过得窘迫。

在乡下法庭的几年间，邱旭瑜干劲十足，他白天忙于工作，晚上则埋头学习，“当时看一本法学书，要配四本辞典。”多年后，他办过的很多案子都历历在目。“记得有一个案子，夫妻双方闹矛盾，为了调解，我三更半夜骑一个自行车，两个村子之间来回跑，先去男方家里，然后又去女方家里，慢慢做工作。等晚上回到家里都已经11点了，当时的农村，黑不隆冬的，什么都不见。”

工作虽然辛苦，但邱旭瑜很享受那时老百姓对法官的信任，“他们都很愿意服从法院的调解和判决。”当时到村里办事，一般就是在村干部家炒几个菜，喝点小酒，法官们的确就是一心为群众、乡镇企业解决问题，“就算是送个白菜我们也不收，更不用说其他东西了。”

“很快一切都变了！”邱旭瑜从干部、企业接待法官的规格上感受到了风气的转变。“烟抽得越来越好，酒也喝得越来越好，从几块钱的酒，然后喝泸州老窖，2000年以后基本上就是五粮液、茅台”。法官办案变得不那么纯粹，不论是法院还是法官个人，都开始考虑自身利益问题了。

1994年，邱旭瑜调到经济法庭，“法官要出去拉案子，凭每年收取的诉讼费发奖金。”他非常不适应这种做法。当时法院住房比较紧张，他所在法院默认了职工集资建房的做法，大家开始设法搞钱，为自己解决房子问题，“那时候大家胃口越来越大，风气开始越变越坏，有些人胆子变得很大。”

在这种风气之下，邱旭瑜自认为比较“正”，但是他经办的几个案子还是受到了领导干预，最终闹出了很荒唐的结果，“能那么判的法官都简直不像是人了。”1995年前后，外地一家企业其实当地乡镇企业违约，发出的货不合格，要求重新发货。邱旭瑜作为主审法官，参与调解，已经说服了双方企业，由外地企业先押一笔钱到法院账户，本地企业发出合格的货物后，再从法院提取抵押的现金。但是那边货物还没有验收，一个法院领导未通过邱旭瑜就批条子把这笔钱转给本地企业了，这让他觉得非常恼火，因此萌生了离开法院的念头。

办了几个类似的案子之后，邱旭瑜感到很郁闷，领导也因此常给他“穿小鞋”，这时他想“法官再这个样子做下去没意思了。”1997年，他走出了法院大门，先是在银行从事法务工作，然后到深圳成了律所合伙人，“那时觉得深圳是一个很开放、自由的地方，所以心早就飞过来了。”

“我有自己的底线”

邱旭瑜离开法院的第二年，康冬辉才考入法学院。几年后毕业，他考入了沿海某经济发达城市的基层法院。带着法学院毕业生的理想主义和年轻人兴奋的心情跨入法院，康冬辉却很快发现法官并不是他所理解的那样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工作的环境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我觉得法官应该是素质很高的，但我发现有些是从工厂过来的，有些学审计，很多没有过什么考试，直接招工就进来了，或者就是内部组织一个考试。”

尽管如此，康冬辉依然怀抱理想，他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精英型的法官。“那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在法院做一辈子。”他保持着在法学院学习时的锐气，经常到处调研，了解所在行政区的情况，也喜欢钻研，经常拉着同事讨论学术问题，同样一份判决书，别人写三页，他却可能写到七八页。

然而仅仅两年后，“一辈子做法官”的念头就烟消云散了。那时有一个表现很优秀的同事没有评上法官，另外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明显不如他的人反而评上了。受过多年法学教育的康冬辉自认为公平观念比较强，“我们对不公平的容忍程度比较低。”在职称评选这么重要的问题上，法院内部尚且不能保证公平，这样的事情让康冬辉一直秉持的信念崩塌了，此时他已萌生了去意。尽管如此，他对法官职位依然心存幻想，认为“法官应该能够独立办案，体现自己的想法”，虽然单位内部不公正，但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公正断案的法官。

此后发生的一个案件，让他连最后一点幻想也破灭了，他甚至感觉受到了“羞辱”。当时康冬辉刚成为审判员不久，他受指派主审一件“明显是有罪”的小案件，“最多也就判个两三年。”但是被告不想坐牢，到处找关系，受害人也在找关系。最后领导要求判无罪，连上级法院都已经协调好了。“我是新法官，没有任何背景。出了事把我推出去，没事的话他们收钱。”刚开始他还和领导据理力争，希望能够严格依法判决，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

“这个案子就算我判有罪，上诉时肯定也会被改判。既然结果都一样，我就只好按领导意思判了。”康冬辉向现实低头了，但随后发生了更过分的一幕。案子当庭判决无罪后，领导竟然把他和被告一起拉到小房间里，让他和被告握手。“被告还穿着看守所的衣服，我是一个法官，穿着法袍，让我和他握手，我觉得这是一个耻辱，心里一直在暗骂，但没有任何办法。”

从那以后，他就下定决心要离开法院了，他选择的道路不是下海当律师，而是想继续读书，“我还是挺理想的一个人”。康冬辉最初还能奉行司法公正的信念，面对现实，他只能一再降低预期，不过他还在坚守底线，“我有自己的底线，如果实在没办法，有罪的人判无罪可以，但是无罪的人绝对不能判有罪。那样的话，我宁可立刻辞职。”

“换个活法”

像康冬辉一样，从萌生辞职想法到最终出走，钟锦化也经历了几年缓冲。1994年他进入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从书记员一路做到了审判长。在经济发达地区，法官是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业。然而，就在康冬辉刚进入法院的2003年，钟锦华就已“蠢蠢欲动”想换个“活法”。若不是亲友、同事一直劝阻，他不会等到2008才辞职。

至今仍令他觉得自豪的是，他在法官任上办过的400多件刑事案件、500多件民商事案件中，保持着当事人“零投诉”的记录。但这种自豪感却被职业环境带来的负面情绪抵消掉了。“法院，并没有让我感受到公平竞争、依法办事的应有氛围。按理说，法院是最应该讲究公平公正的，我心里也是一直这么认为的。但现实生活却让我实实在在感觉到并非如此，比如说职级评定、岗位竞争，很难看到既无‘背景’又无经济实力的人能够入围上岗。领导们总是有办法把你刷下来，而让‘需要的人’上去。”

尽管身处不同年代、供职于不同法院，邱旭瑜和康冬辉同样也有这样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是促使他们出走法院的一个主要原因。在康冬辉看来，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体制赋予领导一种“合法伤害权”，下属无法做出任何反抗。而即使反抗了，结果也往往比较惨烈。邱旭瑜在萌生去意之后，决定破釜沉舟，联合同事，写下悲愤之事，向纪检投诉法院领导。经过调查，法院正副院长全部被调离岗位，但邱本人也收到了警告处分。这种结果令他心灰意冷。

钟锦化也经历了康冬辉一样理想破灭的心路历程。“我之所以选择做法官，一个重要原因可能也是与看多了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官故事和港台法官剧有关系，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真能做一个像他（她）们那样独立自主判案的法官。做了十多年法官后，才认识到自己真的真的太幼稚，中国还远远没有到那个时候。”

最让钟锦化想不通的是，他身边的一些法官为何走上贪腐道路。法院十多年期间，他目睹了四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落马法官中很多家底丰厚，本已衣食无忧，能当上法官，也并非愚笨，他常自问，“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带着诸多想不通的问题，他决然辞职，“离职后感觉整个人生施展空间更大，自由度更大，生活内容更丰富。”

“心还在法院”

邱旭瑜也像康冬辉一样谈到了底线，“底线是人活的资本，人应该站着活，让你跪着活，你肯定受不了，有些人不愿意打破底线，这是与生俱来的。”

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坚守底线成了最高美德，但在他们心目中，都存在一个关于“真正的法官”的意象。在康冬辉看来，“现在的法官其实很不像法官，没有职业的尊荣感。当事人随便可以对你发火。”一方面，司法的公信力在下降，暴露出来的司法腐败，打击了公众对法官的信任度；另一方面，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之下，法官有时候不得不抛开法律上的对错，想尽办法讨好当事人，摆平事情。

“如果有人去上访，经办法官还要负责去把人领回来。有一次一个同事的当事人不服判决结果，到处上访，这个同事跑到他家里做工作，在其他城市，跑了二十多趟，就为了这个只有几万块钱的案子，钱都花了上百万。”

邱旭瑜理解中的法官应该是神圣的、超脱的。“这种体制下，你很难做一个真正的法官，你去实现什么公平、正义，谁能做到？”在邱旭瑜的法官职业生涯中，大部分案件都能按自己意愿去办，“也就几个案子让你觉得一点价值都没有”。即使是那些能够独立办理的案件，邱旭瑜觉得目前的体制还不能选拔出有经验的人来做法官。

“以前很多法官是从部队过来的，他们还好，虽然专业性不够，但纪律性比较强。还有很多是招干进来的，有些办案就很随便，把不良风气带进法院。现在的新法官主要是大学生直接招进来的，他们没什么社会经验，用自己残缺的心灵去看待纠纷。用破镜子找出来的世界还是破的。”

尽管已经离开法院，他们还是倾向于站在法官的立场思考和发言。刚离职那几年，邱旭瑜说“自己的心还在法院那”，“这么多年了，还是想着为这个职业做点什么事情”。钟锦化感谢法官生涯让他“看问题看社会更加客观、更加淡定。”离开法院成为律师后，他并没有站到法官的对立面去，既不认同“律师腐蚀了法官”，也不支持“法官逼坏了律师”。在他看来，法官和律师是一根藤上两个瓜，应该加强和保持正常的沟通与交往，共同追求和维护社会正义。

现在已经是律师的钟锦化还沉浸在法官角色中。在十多年法官生涯中，他判决了1000多人，其中不少是判处死刑。钟锦化正在计划准备回访当事人或者他们的家属。“我有责任对我‘制造’或者参与‘制造’的‘产品’质量负责到底。”

不久前，经常活跃在网络和媒体上的法学教授何兵发了这么一条微博：“司法在加速崩溃，最近收到几份判决，两份高院一份最高院的，全是黑了心的判决，当事人问怎么办？我说，等吧！要么党改革，要么大动荡。正义已不在当下，但我们看得到。”

已经脱下法袍，坐在异国他乡大学课堂里的康冬辉看到后愤愤不平，回复说：“客观讲，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法院公正审判的比例还是挺高的，不少年轻法官还是怀揣着法治理想在凭良心办案。……何教授讲好你的课就行了，司法改革领域不是谁都能插一脚的。”

康冬辉对他这一代法官充满乐观期待：“像我们受过法学院教育的，最基本的，还算是有一种读书人的风骨，还是有这种底线，感觉比较明显，和以前那帮人还是有区别的。年轻人很自由，说走就走。这样一班人不好管，法官受《法官法》保护，要清出去很难，又不犯法，如果不听你的话，领导还真没办法。他们可能会带来改变。”

“这辈子都回不去了”

尽管邱旭瑜相信现在法院内也有很多人保持并努力实现理想，但当问到有机会是否愿意再做法官时，他几乎毫不犹豫地说，“不会，这辈子都回不去了”。不过对于那些在体制内准备离职的法官朋友们，他却不建议他们走出来。打拼了十几年后，邱旭瑜变得更现实了，“在体制内实现不了的目标和理想，想通过当律师去实现，太不现实了。”

康冬辉离职时，并没有考虑太多现实问题。为了出国留学，他要放弃的东西很多，最直接的就是“还算不错”的工资待遇。“一年近二十万工资，还有公费医疗等各种福利，退休后一年也可以拿十几万，一辞职，这些都没了。”他甚至没有考虑清楚长远的规划，“我主要想出去看一看，看得更远一些，我对自由的追求比较高。”对于将来是否可能重返法官岗位，康冬辉说，如果是最高院还有可能考虑，可以做些推动司法改革的事情，“但也不可能做一辈子”。

邱旭瑜离职时，很少有法官主动辞职，“那时候不像现在机会那么多，没有现在自由。”康冬辉这一代人的选择面更广了，就在这几年，他所在法院已经有好几个法官辞职了，要么出国读书，要么下海当律师，“好几个都是办案标兵。”根据重庆市三中院2007年在其下属法院的调查，“法院人才流失的总体趋势，是人才素质越高，流失量越大。”就像邱旭瑜所说，虽然很多人胸怀理想，但现在的法院不是实现这些理想的地方。三位法官出走法院的过程，从本质上讲，也是他们理想幻灭的过程。

一面是急剧的人才流失，一面是法院“案多人少”的窘迫局面，最高人民法院已经意识到这一困境，频频下文要求解决好法官离职的问题。最高院连续几年发布的《人民法院工作要点》中，均提到要妥善解决法院人才流失问题。2011年6月，最高院发布《全国法院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中提到要“建立有利于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的良好机制”。

“就目前状况，说实话我不会再回到法官岗位，即使让我做‘再大’一些的法官也没有兴趣。当然，如果法官职业的环境得到改变，尤其是法院、法官能真正做到‘独立’，包括审判工作独立、人格自由独立，同时又有制度保障，我完全可能再去做法官。”钟锦化依然期待有一天能够重新穿上法官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