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一力：另类经济学视角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两会上有官员说中国的奶粉合格率是99%，白岩松反问，那1%在哪里？由此，食品安全的问题成了两会最大的焦点。

为什么改革开放都30多年了，早已经脱离了食物匮乏的年代，反而连“毒奶粉”、速成鸡、假红酒这样的食物问题越来越多？大家当然会说，这自然是因为政府监管不力，这个我当然不否认，朝这角度说的人太多了。但今天我们想从另类的角度来看待食品安全的问题。

我们把出安全问题的食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类似于地沟油这样的；一种是类似于奶粉和红酒这样的。这两种食品的不同在于它们的替代品，地沟油是替代了普通的生活必需品—食用油。奶粉和红酒则是一种消费升级后的食品，在20年前的中国都不常见。

先来看第一种伪劣食品是怎么出现的？在很多人的描述中，地沟油是低收入人群养起来的。这太有道理了，这几年人均GDP是提高不少，但试问中国又有多少人一顿工作餐愿意花到10元以上的？这些人种主要集中在农民工或吃路边摊的学生。有一个相关调查，广大农民工平均1天的吃饭费用也就10元，可见一顿饭连5元都不到。而建立在价格飞涨的黄豆等原材料基础上的正常食用油如何来填补这样的低价呢？所以又便宜又便利的地沟油应运而生。

那么重要的是“毒奶粉”和“假红酒”又是怎么产生的？

实际上，以咱们中国现在这样的收入，全民买奶粉、买红酒本身就不是正常的。这些食品在20年前都是属于奢侈品行列，这几年是因为消费升级而来的。而中国有大量的家庭月度可支配收入不超过3000元，让他们每月掏出上千元购买高质量的奶粉实不可取，只是谁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宁愿给孩子买低价钱的奶粉也不要自家熬出来的营养米汤，这就是低成本惨假奶粉的需求由来。再如红酒，基于真葡萄的红酒注定不会是低价，又要红酒又要低价，这不是逼着生产商造假么？正是中国贫富分化太严重，使得这些本应高品质的升级食物被拉入了低级层次。

确实，中国现在贫富差距过大，本应属于高收入人群的升级食品强制性进入低收入人群的消费行列，强行产生一种低品质的升级食品，中国正迈入特殊的全民消费升级时期。而厂家总能够找到一种方法来降低成本来迎合这样的低收入人群，这种低品质的升级产品经过精美的包装之后，混入高品质的升级产品而无法区分，倒逼了大型食品集团不断降低自己的产品价格和产品成本，并将低成本向下方的小作坊转嫁。

于是当你购买这些包装精美的红酒的时候，另外一边，河北秦皇岛市昌黎县正有一群葡萄酒一条龙的造假作坊。这些造假作坊，用酒精掺添加剂、香精、色素等调制后做成假冒葡萄酒，有的甚至不含一点葡萄原汁。“比白酒健康”的红酒原来是一种致癌物，合格率只有50%多。又或者你在购买国内大厂家出产的精包装奶粉的时候，没想到从饲料提供到牛羊的喂养到最后的奶粉的生产，每个环节都充斥着三聚氰胺。

中国的这些小作坊小厂家，太小太散太乱，他们处在中国食品生产的最前沿。这些作坊式的厂家数量太多，监管难度本身就大。而不管是三聚氰胺又或者假红酒，最终的源头就在这些基层小作坊。即便是大型食品集团，也是根植于这些小作坊，他们甚至本身就需要这样的一些小作坊。监管压力和机会成本过大使得这些大规模集团本身不敢冒造假的风险，但他们却可以把这种风险分散下放给完全没有议价能力的那些小作坊，不断压低采购价格。等遇到问题的时候，这些小作坊则成了牺牲者。利益链条中的最大受益者自然不是这些小作坊，它们就像一群蚂蚱，永远是金字塔的最底端，被压榨之后的低利润率让它们除了造假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

你可能又想不到了，这条利益链太长，往往这些大集团也不是最大的受益者。有人做过测算，在大家购买食物所花的钱中，最大的一部分流向了销售环节中与地价关联的超市租金，其次是物流环节。真正留给生产端的大集团或小作坊的利润率是少之又少。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如今你在北京、上海开个公司就会深有感受，你辛辛苦苦的办个出版社或者开个饭店，几百号人到头来发现大半利润都被房租给占去了，真不如大家合力买个房子等着升值来的简单。这个现象背后就是中国的唯房地产经济。

一切依托于房地产--这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深刻的伤害了底层的小作坊，也迫使大食品集团不断压低生产成本。科学发展带来的低成本化学制剂更让造假无所不能。

然后现在越来越明显的一个趋势是：就连这条利益链本身都在逐渐被挤压，这只会让利益链最下游的小作坊更加有作假的冲动。

造成这个现象的依然还是因为唯房地产经济。在民众需求方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正是这种特殊的经济状况，导致中国人把大量的钱都花在了与房子有关的物品上。无论是房贷又或者是房租，都占据了民众收入的绝大部分。其次，高度行政垄断下形成的孩子极高上学费用等等，又让可支配收入少了一大块。这些都导致用在食品上的消费比例越来越少，就连地方政府都在促使这种现象的形成。为了政绩，地方政府不仅需要GDP的增长，也需要物价的平稳。怎么去稳定物价呢？房地产是财政主要来源，地价房价不能往下打压；水价、电价、油价是国家调控的，不能随便打压，于是打压其它物价尤其是食品价格，成了各地政府取得政绩的要求。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完全依靠政府监管不是万能的灵药，指望生产商提高道德自律那更是千古奇谈。最重要的还是在需求方做文章，让这些不安全的食品退出需求的舞台。

为此，我们急需要改变唯房地产经济的现状，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引导民众增加食物消费。随着中产阶级比例的增加，中国的收入结构会更加完善，那么“宁愿给孩子买低价钱的奶粉也不要自家熬出来的营养米汤“的人则会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