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时代两大英雄——织田信长和丰成秀吉

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开辟全国统一道路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是织田信秀的次子，生于尾张国（现爱知县）那古野城，幼名吉法师，十三岁时行冠礼，取名三郎信长。 织田信长所处的十六世纪中叶前后半个世纪，是以下犯上、臣犯君的下克上为主要特点的战国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使日本由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重新走向统一，实现封建制度的重新改组。织田信长正是适应这种历史需要而成为日本重新走向统一事业的开创者。 织田氏的远祖是越前（现福井县）丹生郡织田庄的庄官，应永（1394—1427）初年被尾张守护（军政长官）斯波义重擢拔为尾张守护代。应仁之乱以后，斯波氏势力迅速走想衰落，尾张完全为织田氏所控制。织田氏不久又分为对立的两个系统，岩仓城的织田伊势守统治上四郡，清州城的织田大和守统治下四郡。信长的父亲信秀是清州织田大和守的三奉行（武家职称，奉主家命分掌一部分政务者）之一，地位较低，但从天文（1532—1553）初年起，其实力凌驾于主家之上，威制整个尾张，并同三河（现爱知县东）松平氏、骏河（现静冈县东）今川氏、美浓（现歧阜县）斋藤氏为争夺领地多次进行战争。信长就是在这种势力正不断扩张的武士家庭环境中培育成长起来的。

织田信秀在尾张虽然拥有绝大的优势，但并未真正完成尾张的统一。当1551年信秀逝世，十八岁的信长继承家业以后，岩仓与清州的织田氏起来反对信长，信秀的家臣叛离信长的人也不少。骏河的今川氏也趁机侵占了尾张知多郡大部和爱知郡南部地方。信长在尾张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但是，从少年时期起就勤练武技、学习兵法、性格坚强的信长，以决死的精神，率领至多不过千人的步卒与骑马武士的小队伍，东征西战，到1559年为止，先后消灭清州、岩仓两织田氏，杀掉企图分裂篡位的胞弟信行，降伏私通斋藤氏的异母兄信广，统一了尾张。他于1560年在桶狭间用三千人的少数兵力，大败入侵的由号称东海第一强豪的今川义元率领的骏河、远江（现静冈县西）、三河三国共二万五千人的大部队，收复了失地。尾张是由横跨木曾川、长良川、揖斐川等河流的冲积层形成的谷仓地带，与京都方面的商业交通相当繁荣，农村土豪力量较为强大。信长通过统一尾张的活动，建立了一个巩固的基地，直接掌握了农村土豪，积蓄了力量。

桶狭间战役的胜利迫使三河的德川家康于1562年同信长结成同盟，解除了东顾之忧。因此，尾张的统一与桶狭间战役的胜利，实为信长走向统一日本道路的第一步。 信长走向统一日本道路的第二步是进军京畿地区。桶狭间战役以后，信长就立即着手进军京都的准备工作。要进军京都首先必须占领美浓。为了攻占美浓，1563年，把据点从清州迁移到靠近美浓边境的小牧山，1566年又命木下藤吉郎秀吉在美浓境内墨股地方筑城堡。同时利用婚姻关系同美浓的邻国北近江（现滋贺县北）的浅井长政和信浓的武田信玄结成友好关系。在做了这一切准备以后，信长于1567年8月，进军美浓，占领斋藤龙兴的据点稻叶山井口城，并把据点由小牧山迁到井口城，改名歧阜，作为进军京都的根据地，同时开始使用刻有“天下布武”字样的朱印，公开亮出武力统一日本的旗号。 衰落的天皇朝廷与室町幕府的求援，又为信长进军京都披上了合法外衣。因为皇室领地多被地方豪族侵占，正亲町天皇于1564年授命信长帮助收回尾张皇室领地，1567年11月在给信长的敕谕中，又要求帮助恢复美浓、尾张两国的皇室领地，赞誉信长为“古今无双的将军”。1565年幕府将军足利义辉为三好义继等人所杀。义辉之弟义昭于1566年授命信长帮助恢复幕府。可是当时信长正忙于美浓战争，无暇顾及义昭的要求。

当1568年春义昭再次提出这一要求时，信长便立即派人把义昭从越前一乘谷迎到美浓的立政寺。先后平定北伊势（现三重县）与南近江，打通通往京都的道路，于九月奉义昭进入京都，破三好氏势力，再兴幕府，扶义昭就任将军，自己掌握实权。紧接着又征服畿内、但马（现兵库县北）与南伊势各领主，把农村土豪划为直属，扩大了常备军。1569年信长以烧毁杀光相威胁，迫使自由城市界市屈服于自己的统治。同年信长为了显示作为由田舍武士出身的新的统治者的权威，从他所统治的地区征调大批工匠、民夫，搜集各种奇石名木，花费大量经费，在二条城为义昭修建了华丽的将军官邸，对荒废不堪的皇居进行大规模的修复。 表面看来信长对义昭很尊敬，义昭对信长也很感激，要信长出任副将军或管领，甚至称信长为“御父织田”。可是不久围绕实权问题发生对立，信长首先拒绝担任副将军或管领，表示自己是主权者，不属于将军的家臣。接着又于1570年正月，完全剥夺了将军的实权。义昭不甘于做傀儡，自己本身没有什么力量，就暗中策划信长的敌对力量起来反对信长。当时反对信长的有三股势力：一是拥有广大庄园领地、养有大批僧兵的寺社旧势力；一是和织田信长一样的战国大名（通过不断进行兼并战争，扩张领地而成为辖据一国或数国的大封建领主），特别是近江的浅井氏、越前的朝仓氏、甲斐（现山梨县）的武田氏、越后（现新汤县）的上杉氏、中国（本州西部地区）的毛利氏；一是本愿寺控制的北陆、东海、近畿各地的一向宗门徒起义。这些反对势力在义昭的暗中策划下，结成了反信长的联合阵线。

1570年4月，越前的朝仓义景，近江的浅井长政、六角义贤，同时举兵反对信长。七月，三好氏余党在摄津（现大阪府）起事，企图复辟。九月，石山本愿寺显如举兵支援三好氏余党，并号召各地一向宗门徒举事。此后近江、伊势、越前、加贺等地纷纷发生一向宗门徒起义。信长对京畿地区的统治陷于危机中。为了摆脱这种四面受敌的局面，信长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分别消灭这些反对者。1571年烧毁了比睿山延历寺，夺取了该寺领地，一举摧毁了这一旧势力的最大据点。1573年打败了在宇治地方举兵的义昭，把他放逐到河内的若江，宣告了室町幕府的灭亡。紧接着又消灭了朝仓氏和浅井氏、六角氏以及三好氏的余党。1574和1575年又先后平定了伊势长岛、越前等地的一向宗门徒起义，与德川家康联军在三河长筱大败企图西上京都的武田胜赖军队。除了北越的上杉谦信、中国的毛利辉元和石山本愿寺以外，其他敌对者都被打倒。 为了巩固已经占领的阵地，把统一的事业推进到全国，织田信长从1576年1月起，把歧阜交给他的嫡子信忠，开始在地当东海、东山、北陆三道要冲、接近京都、濒临琵琶湖畔的近江安土，修建新的安土城作为自己的根据地与政厅。这是一座以具有七层结构的天守阁为中心的、宏伟壮丽、坚固无比的城廓，花了三年多时间和无数人力物力才告竣工。

信长以此为大本营，从1577年开始进行全国规模的统一战争。信长于1577年亲自率军攻占本愿寺兵站基地杂贺，1578年打败支援本愿寺的毛利氏水军，1580年迫使本愿寺开城投降。1577年派羽柴秀吉（丰臣秀吉）进军中国，1579年趁北越上杉氏内讧的有利时机，遣柴田胜家进入越中（现富山县）。1582年3月，信长又亲自督阵与家康一起消灭武田胜赖于甲斐，取得甲斐、骏河、信浓、上野（现群马县）。织田信长的统一大业正在顺利地进行，却风云突变，1582年6月信长为了救援正在备中（现冈山县）作战的羽柴秀吉，亲率大军离开安土，住到京都本能寺内，于6月2日拂晓被部将明智光秀率乱军突然袭击而被迫自杀身死，史称“本能寺之变”。 织田信长虽因中途夭死而没有能完成日本的重新统一事业，但他扫除室町幕府与大寺社等旧势力，打破战国大名割据，统治了差不多占日本六十八国中的一半的，以京畿地区为中心的三十余国，为统一全日本，奠定了基础。 在紧张的战争环境中，信长自1568年进入京都以后，虽然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具有确定形态的中央政府组织形式，但在事实上他是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的封建中央独裁者，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一扫中世分裂之弊，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统治。 为了建立中央政权的财政基础，信长把一部分农村土地与主要城市划为直辖领地，最多的是在近江领有三十万石。象京都这样的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由信长派所司代直接统治，固不待言。

他还把重要的交通贸易港口城市界市、大津、草津等，作为直辖领地派奉行或代官进行统治。国际贸易港口城市界市不仅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国内外商品，是信长政权的巨大财源，1569年1月，一次就向信长提供二万贯军用资金；而且还是由葡萄牙人传入日本的枪支生产中心地，在铸造业与刀剑的生产方面也具有“界锻冶”的盛名。信长之所以能在长筱战役中以三千人的步枪队几乎全歼武田胜赖的强大骑兵队，首创以持枪的步兵为主要战斗力，给日本的战术与兵制改革带来巨大影响，是与信长把界市置与自己的直接支配下有着很大的关系。信长对于金银货币材料非常重视，直接经营金银矿山。1569年出兵征服但马，把生野银山收为直辖领地，命代官进行经营管理，使之成为信长的重要财源。他在安土城中贮藏着大量的判金，就是用生野银山采掘的金铸造的。 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改组与强化封建秩序，有必要解决十四世纪以来复杂的土地关系问题。信长为了推进统一战争，在土地改革问题上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措施。首先是没收反抗他的寺社与战国大名的广大领地，如比睿山的延历寺，和泉（现大阪府内）的稹尾寺以及越前的朝仓氏，近江的浅井氏、六角氏、甲斐的武田氏、伊势的神户氏、长野氏、北田氏等等的领地均被没收。其次是从1568到1582年间，先后在近江、伊势、山城（现京都府内）、大和（现奈良县内）、和泉、越前、播磨（现兵库县）、丹波（现京都府内）、丹后（现京都府内）、信浓等过进行了“检地”即土地清丈调查，全部登记了东大寺、兴福寺、法隆寺、多武峰氏等大寺社以及其他庄园领主、封建土豪的土地，初步整顿了多元的土地领有关系，登记土地的计算单位也由过去用贯数表示的年贡量改为用石数表示的收获量。检地以后，由信长颁给领主以朱印状，承认其领有权，在原则上否定了庄园领主的土地所有权。

信长把他所征服的地区留一小部分作为直辖领地，其余大部分作为领地分给自己的家臣与降伏的原来领主。领有一郡一国领地的高级家臣又把其所领的一部分赐给其所辖的下级家臣，领有领地的家臣在其领地内实行一元化的统治，但要按领地数量的多寡负担军役，这就建立了一种新的以信长为顶点的统一的封建领地制度。 织田信长从中央集权与统一战争的财政、经济、军事需要出发，也很懂得利用商业、取得商人支持的必要。因此，他从进入京都掌握中央政权以后，就同豪商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推行了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信长一进入京都，界市豪商之一药材兼武器商人今井宗久就送给他名贵的茶具，并在使界市屈服于信长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信长也不仅热情地接待今井宗久的来访，而且还任命今井为界市五庄的代官，授与其向通过五庄的咸鱼类征收关税权，以后又让其参与生野银山的经营活动。在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方面，他废除了阻碍商品流通的各国关卡，普遍修建道路，架设桥梁，规定主要交通干线的宽度为三间二尺（每间六日尺合1.818米)，道路两侧要栽植松树和柳树。更为广大商人所欢迎的是信长允许自由营业的乐市乐座政策，取消封建行会“座”的特权。他指定歧阜附近的加纳与安土城下町等城市为乐市，不承认特权的座，一切商人可以自由贸易，免除市民的苛捐杂税徭役。信长为安土城下町制定的十三条规定，成了日本近世初期城下町条例的规范。

织田的上述政策与措施，对于他的统一战争的胜利与中央政权的巩固，无疑地起了很大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由于他进行统一战争和建立中央专制政权的目的，是为了克服封建统治危机，重建封建秩序，以维持和巩固整个封建主阶级的统治，因此他所采取的政策都是封建主义性质的。例如：他在检地以后，决定年贡额按收获量的三分之一征收，加强了对农民的剥削。他废除了各领国内的关卡，却让京都皇室领地内的率分关仍然保留。乐市乐座政策也不是到处实行，在一些地方取消座的特权，而在另一些地方又让座继续存在，甚至新建了一些拥有特权的座。特别是他在镇压一向宗门徒起义的过程中，实行滥杀政策，仅长岛与越前两地被杀者就达五万多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充分暴露了他作为封建主阶级的代表对待农民的残暴态度。织田信长尽管具有这些局限性，但他仍不失为一个杰出历史人物，对日本社会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是有较大的贡献的。

丰臣秀吉（1537—1598），日本战国时代末期完成统一日本事业的著名军事家、政治家，也是江户时代（1603—1868）封建统治体制的奠基者，日本史书上的“桃山时代”（1582—1598）即指秀吉的统治时期。

丰臣秀吉（原称木下藤吉郎秀吉，后称羽柴秀吉，1585年始用丰臣秀吉名），出生于尾张爱知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早丧，八岁便开始了流浪生活，足迹遍及三河、远江、骏河一带，十八岁回尾张，不久，投奔织田信长幕下，充当地位低微的什役（称草履取）。以后，一直追随信长以民勇士卒（足轻）、民勇头目（足轻组头、足轻大将）名义，走上战场，并取得正式武士身份（士份）。1573年，由于历年军功，得近江北三郡食邑22万石，建统治据点于长滨（今滋贺县），成为拥有“从五位”贵族身份的地方小诸侯。

1577年，信长分兵三路，展开全国规模的统一战争。信长派柴田胜家征讨北部的武田氏，派泷川一益征讨东部的北条氏，而包括中国、四国、九州一带的西部，则由秀吉充任“西国营领”，负责这一主要战场的指挥任务。秀吉以姬路城为据点，先后平定播磨（兵库县）、备前（冈山县东南）、美作（冈山县北）、但马因幡（鸟取县）五国，这使秀吉在信长诸将中拥有很高的地位。

1582年6月，信长死于本能寺之变，秀吉立即返师尼崎（兵库县），组织声讨明智光秀的“山崎决战”。秀吉先于信长诸部将高举讨伐光秀、效忠信长的旗帜，这就为秀吉赢得了作为信长事业继承人的政治声威。为了巩固和发展这中声威，秀吉又于6月27日，会诸主要将领于清州城，拥立一个不懂事的小孩织田秀信（织田信长的孙子），这实际为秀吉自己取得统一政权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条件。同年10月，秀吉又在京都大德寺主持隆重的安葬信长的仪式，由于与秀吉有矛盾和出于秀吉的安排，不仅信长的老将柴田胜家、泷川一益等均未参加，就连信长的次字（织田信雄）、三子（织田信孝）也未露面。这种安排，表明秀吉决心要排除一切妨碍他确立领导地位的障碍。1583年4月，秀吉终于发动了歼灭柴田胜家与织田信孝联军的“贱岳之战”。1584年4月，又发动了讨伐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雄联军的“牧山之战”。通过这两次战争，秀吉作为信长事业实际继承人的地位得以确立。

在取得统一政权的领导地位后，秀吉便连续进行了三次大的战役来完成信长未竣的统一事业。1585年，秀吉挥师10万，在扫荡纪州（和歌山大部及三重县一部）根来寺及杂贺僧徒之后，又攻略越后（新汤县），进驻飞弹（歧阜县内），平定本州中部的面北地区。1587年，又兴37国兵力30万，席卷九州，直捣鹿儿岛，迫使岛津义久削发臣服。1589年，又集45国26万的兵力，分兵攻武藏（东京都，玉琦县及神奈川一带）、相模（神奈川）、上野（群马县），包围小田原（后北条首府），迫使北条氏投降。随后，又陈兵会津（福岛县内），奥羽（东北地区），至此，共平定38国（当时日本共分68国）。1590年，完成了统一全日本的大业。1593年丰臣秀吉还把北海道正式划归日本的版图。在统一过程中，秀吉建立了强有力的专制集权的中央政权。完全凭借自己武力来实现统一的秀吉却十分注意借重天皇的名义，不断自我擢升为近卫少将、上参议、内大臣乃至从一位关白、太政大臣，位列贵族顶端，使个人专制权利，蒙上天皇传统权威的神秘光圈。

秀吉作为天皇朝廷的关白，统辖军、政大权，但不承袭朝廷原有的政府机构，而是在关白之下，选择家臣中的亲信，组成分管宗教、司法、行政、财政、土木等事务的“五奉行”，处理中央政府的日常事务。后又自有影响的地方大名中组成“五大老”，通过这个机构，确保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

秀吉还重视扩大中央政权的财政基础，直辖全国封建领主地租总额的十分之一（有藏入地220万石），直辖全国金银矿山年产的大部，直辖全国主要城市（包括京都、大坂、界市、博多等近十座当时日本的大城市）垄断商工业的赋税收入，使中央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手段。这样，秀吉便成了“言是法律、行是命令”的实际统治全日本的最高君主。

为了巩固统一和强化封建统治秩序，秀吉通过集权的中央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措施。

秀吉统治政策的最根本方面，是土地关系的改革。这种改革是从信长开始的，信长为了在占领区内筹办军需，征收地租（称指出），从1569年起，便开始“检地”（土地清丈调查）。这种检地，也有否定庄园领主收租权的含义，但地区有限，且缺乏建设性措施。秀吉则在近江检地以后，特别在统一全国后的文禄年间（1592—1595），不仅在全国进行检地，而且还逐步形成新的制度，史书上称为“太阁检地”（即秀吉检地，因秀吉让关白职于丰臣秀次后自称太阁）。秀吉正是以“太阁检地”为中心，确立了一整套对待地方大名和对待农民的方针政策，为建立日本集权封建制奠定了基础。

实行“朱印地制度”，建立近似国有的大名领国制、强化中央政权对地方封建势力的控制，是秀吉检地的一个重要方面。根据这种制度，所有大封建领主（包括皇室朝廷及寺社在内），都需拥有加盖秀吉印信的土地执照（即朱印状），才能使自己领地的领有权生效。这种制度，不仅清楚了庄园领主残存的一切权力，而且构成中央政权控制地方大名的权力基础。大名为了获得秀吉对自己领地领有权的承认，便不能不承担秀吉规定的一系列经济、政务、军事的义务。秀吉实行“城割制”，大名要按秀吉意旨拆毁许多具有军事意义的城镇据点；秀吉实行“军役制”，大名要按地租收入的多寡向中央提供军役。大名在领内开采非直辖的金银矿山，要向秀吉纳税（运上金）；秀吉经营重大建筑工程，大名要提供夫役木石。还要防止大名间互相勾结的“禁私婚制”（未经秀吉许可的大名间的婚姻关系称私婚）及强制大名效忠中央的“人质制”（以大名家属与得力家臣为质）、“参觐制”（大名本人要移居秀吉政权所在地）等，都保证了中央政权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巨大约束力。所以，朱印地制度的推行，既意味庄园领主的土地领有权向大名领国制过渡，也意味大名领国制向近似土地国有制的江户幕（中央政权）藩（地方大名）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秀吉当权后的大名对自己领地领有权的不完全，决定了大名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独立权的不完全，统一后的大名完全丧失战国大名的独立自主的性格，统一后的日本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内乱频繁的动荡局面，当与秀吉对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有关。

土地关系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对小农永久耕作权的承认。秀吉检地，规定全国田亩计算方法统一以300步为1段（前此一般以360步为1段）；规定每段水旱田分为上、中、下、下下四等的不同租率和绝对纳租量（石盛）；规定没段地租承担者即直接劳动生产者的农民（称一地一作人制）；并规定地租主要应以实物激纳（石高制）等等。这些办法，当然体现了加强封建剥削和维持自然经济的封建领主的意图，但重要的是，取缔了前此存在于农民与领主之间的层层剥削，限制了领主在征收地租时的任意盘剥，特别在法律上为了保证收租权而保障了小农的永久耕作权，使土地与劳动力结合起来，使农民从事生产的最低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有了保证，这无疑会提高小农劳动的积极性，促进了被长期战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秀吉从强化封建统治秩序的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小农的土地要求，这是从十四世纪起各地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持续近200年的农民运动高潮开始长期低落的重要原因之一。秀吉虽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但不失为日本历史上最了解农民，熟悉农民并善于统治农民的封建君主。

秀吉对待商工业者的政策，则具有更多的进步因素。秀吉的统一运动本身，在客观上就具有促进工业发展的因素。为了巩固不断扩大的占领区，秀吉在全日本彻底废除所有战国大名的边境税关（关所），甚至包括皇室、朝廷领内的关所（信长时没有被废除）；修筑了联接全日本的道路桥梁；制订了航行全日本的船舶制度（1582年秀吉在岩屋便确定占领区的驳船都可随战争的发展驶出原来的“国”界）；统一了全日本使用的度量衡（如36町为1里之制）；铸造了全日本流通的货币（1588年始铸“天正大判”，1596年后铸造具有交换职能的“小判”和“天正通宝”）。这样，使商品流通、金融事业和水陆交通事业都有可能突破地方大名的领域经济的框框，促进了商品货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市场的形成。

为了夺取庄园领主所垄断的商工业赋税收入，为了分化中小商人和农民运动的联系，秀吉还继信长之后，在全日本实行称为“乐座”的废除商业、手工业封建行会的政策（当时日本商工业行会称为座），既切断了一切商工业者与庄园贵族的臣属关系，也给行会组织外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以自由从业的机会。同时，秀吉在统一战争过程中为了争取统治区外的商品供应，还实行了称为“乐市”的市场开放政策，免除各种市场税，保证经营安全和商品的自由买卖。这种乐市、乐座的政策，对于室町时代以来的在战乱中萌发的商工业自由发展趋势给予了直接的推动。同时，秀吉还十分注意争取各地豪商对统一战争的支持，给豪商以大名的礼遇，依靠他们筹措军需物资、收集军事情报和开展劝降活动。而且，还直接任用了不少出身商家的文武要员（如五奉行之一的长束正家、侵朝日军先锋之一的小西行长等），这对当时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是有影响的。另外，在外贸方面，秀吉也曾允许西方商人来日贸易，并实行“朱印船制”，特许八家豪商以九艘海船从事海外贸易，使日本的外贸有了一个正常的渠道。所有这一切，都有利于商业资本的发展。

当然，秀吉削弱地方大名的势力并不是削弱封建统治，而是强化封建主阶级在全日本的封建集权统治；秀吉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但同时又彻底解除了农民武装（刀狩会），剥夺农民离开耕地的自由（还住政策：使脱离土地的农民归还所住地方和耕地的政策），要求农民只能世代务农（身份制），重新给农民套上了一度松弛了的封建枷锁；在对待商工业者方面，秀吉虽不断制造废除行会、开放市场的自由气氛，但同时又不断通过御用的“商人司”、“职人头”（即手工业者的把头）把商工业者重新纳入统一王权的封建控制之下。事实上，标志日本室町战国时期商工业自由发展的自治城市，正是在信长、秀吉的统一运动中最后消失的。这一切都说明了秀吉统一政权的封建本质。

秀吉政权的封建性质在统一后的对外政策中也有明显的反映。在完成统一的次年（1591年），秀吉为了转移封建大名在国内争夺封建领地的视线，亦妄图通过对外掠夺以弥补财政收入的不足，下令准备侵略朝鲜。1592年，他起兵16万悍然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占领平壤后，更妄图迁都北京，建立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及印度的封建大帝国。由于朝鲜人民的坚决抵抗及明朝政府出兵援朝，才使秀吉的侵略计划没有得逞，1596年议和，但未果，丰臣于1597年又派兵14万侵朝，亦受到中朝两国军队的打击。1598年8月，丰臣秀吉病逝，这场战争以失败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