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gadishu Blues

Mogadishu Blues 克林顿眼中的1993年10月索马里军事行动。摘自回忆录《我的生活》 1992年12月，布什总统在我的支持下，派遣美国军队到索马里去帮助联合国。那时已有超过35万名索马里人在一场血腥内战中丧生，内战结束后饥荒和疾病又接踵而来。当时，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伦特.斯考克夫罗将军曾告诉桑迪.伯杰，说部队在我举行就职典礼前久可以回国。但这话并没有兑现，因为索马里没有有效的政府，如果我们的军队不在那里，武装暴徒就会盗窃联合国一直在提供的物资，饥荒就会再次降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联合国派遣了约2万人的军队，我们八美国军队的人数从2.5万减少到只有4000多人。七个月后，庄稼在生长，饥荒结束了，难民们在陆续返回，学校和医院重新开门了，一支警察队伍也建立起来，许多索马里人投身于迈向民主的和解进程中去。 然后，在6月，索马里军阀穆罕默德.艾迪德德部落杀死了24个巴基斯坦维和士兵。艾迪德手下的武装暴徒控制了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大片地区。艾迪德不喜欢和解进程，想要控制摩加迪沙。在那些巴基斯坦人被杀后，秘书长特罗斯.加利和它在索马里的代表，退休的美国海军上将乔纳森.豪，决心抓住艾迪德，认为除非他被绳之以法，否则联合国的任务就无法完成。因为艾迪德由武器装备精良的军队严密保护着，联合国无法逮捕他，就请美国帮忙。海军上将豪曾是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布什白宫的副手，他认为只有逮捕艾迪德并使其接受审判，才能结束使索马里陷入暴力，匮乏和混乱之中的部族冲突。巴基斯坦维护士兵被害后，他更是这样认为。 柯林.鲍威尔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位置上退休前几天来找我，建议我同意美国采取相应的行动逮捕艾迪德，尽管他认为我们只有50％的几率抓住他，活捉的几率只有25％。但他仍然认为，艾迪德杀害了同我们一起工作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我们不能表现的好像对此毫不在乎。联合国多次抓捕艾迪德失败，这只会提高他的地位并使联合国行动的人道主义性质变味。我表示赞成。 美国特种部队司令是陆军少将威廉.加里森。总部在纽约州德拉姆堡的陆军第十山地师在索马里也有驻军，受驻索马里美军总司令托马斯.蒙哥马利将军的指挥。他们都听令于佛罗里达州坦帕麦克迪尔空军基地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海军陆战队将军约瑟夫.霍尔。我了解霍尔，对他的判断力和能力很有信心。 10月3日，有线报说艾迪德的两个高级助手在他控制的摩加迪沙的“黑海”地区出现。加里森少将采取了行动，命令陆军特种部队向据信师这两个人藏身的大楼发动袭击。他们在大白天乘坐黑鹰直升机飞到摩加迪沙。同黑夜相比，白天采取这种行动的危险要大的多，因为在夜里直升机和部队不容易被人发现，而且他们的夜视装置使他们有能力像在白天一样采取行动。加里森决定冒险，因为他的部队曾成功地执行过三次白天行动。 特种部队强行攻入大楼，捕获了艾迪德的助手和一些小人物。然后突袭就出了大问题。艾迪德的部队进行反击，击落了两家黑鹰。第一架直升机的飞行员被卡在了飞机残骸里。特种部队士兵们不愿抛弃他：他们从未八他们的战友丢在战场上过，不论死活。当他们重又返回时，真正的战斗开始了。没多久，90名美国士兵围绕着那架直升飞机，同数百名索马里人进行了激烈的交战。终于，蒙哥马利将军的快速部署部队参加到战斗中来，但索马里人的反击非常有力，致使一整夜营救行动都没有成功。战斗结束后，19名美国士兵阵亡，数十人受伤，黑鹰驾驶员迈克.杜兰特被俘。500多索马里人被打死，1000多人受伤。愤怒的索马里人拖着被杀害的黑鹰机长走过摩加迪沙的大街小巷。 美国人被激怒了，他们感到震惊。我们的人道主义行动怎么会变成对艾迪德的抓捕？为什么美国军队要听命于特罗斯.加利和海军上将豪？参议员罗伯特.伯德德呼吁结束“这些警察捉强盗的行动”。参议员约翰.迈凯恩说，“克林顿得把他们弄回国。”海军上将豪和加里森将军想要追踪艾迪德；根据他们在摩加迪沙的消息来源，艾迪德的许多部族盟友都已经逃离这座城市，抓住他并非难事。 6日我们的国家安全小组聚集在白宫。托尼.莱克把罗伯特.奥克利也找来了，奥克利曾是美国从12月到3月在索马里的最高文职人员。奥克利认为联合国，包括他的老朋友海军上将豪，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应该把艾迪德从政治进程中孤立出来并一心想抓住他。因此，他不赞成我们想要为联合国逮捕艾迪德的决定。 我很是同情加里森将军和那些想要返回去完成任务的人，我为我们军队遭受的损失感到非常的懊丧，而且我想让艾迪德付出代价。如果抓住他值得18名美军士兵战死，84名美军士兵负伤的话，那么把这件事完成是否也值得呢？这种思考方式的问题是，如果我们返回去捉住艾迪德，不论死活，那么我们，而非联合国，将控制索马里，而我们不能保证能够比联合国更好地把索马里在政治上统一起来。接下来发生的事证明了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当艾迪德在1996年自然死亡后，索马里仍处于分裂状态。此外，我在一次同几位国会议员会谈时了解到，国会利没有人支持在索马里采取更大的军事行动；大多数议员要求立刻撤回我们的军队。我表示强烈反对。最终我们达成妥协，统一有一个六个月的过渡期。我并不在乎同国会唱反调，但我不得不考虑在索马里的进一步行动将导致国会更不愿意支持派美国军队到波斯尼亚和海地。而在这两个地方我们又重要的多的利益受到了威胁。 最后，我同意派奥克利去执行说服艾迪德释放被俘的飞行员迈克.杜兰特的任务。他得到的指示很清楚：如果杜兰特被立即无条件释放，美国不会进行报复。我们不会拿刚被俘的人做交易。奥克利把信息传达了过去，杜兰特得到开了释放。我加强了我们军队的力量，并确定他们撤回的日期，再留给联合国六个月的时间去控制局势和建立有效的索马里政治组织。杜兰特被释放后，奥克利展开了同艾迪德的谈判，最终达成了停火。 摩加迪沙战役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我想我知道肯尼迪总统在猪湾事件后的感受。我得为一次我在总体上而非细节上批准的行动负责。与猪湾事件不同，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这不是失败――山地师部队大白天降落在摩加迪沙的市中心，逮捕了艾迪德的助手，勇敢而娴熟地完成既复杂又困难的任务，并承受意想不到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震惊了美国，而造成这种损失的战斗同我们和联合国更大规模的人道主义行动相矛盾。 最令我感到痛苦的是，当我同意动用美国军队去逮捕艾迪德时，我并没有预见到会在大白天袭击一个拥挤而充满敌意的地区。我以为我们会在艾迪德转移途中，远离大群平民以及他们为他的武装支持者们提供掩护时去抓捕他。我想我批准的是一次由能力，装备和训练都不 联合国军队强的多的美军进行的警察行动。很明显，当柯林.鲍威尔请求我批准这次行动时，他也是这么想的。我离开白宫，他成为国务卿后，我同他讨论这件事。鲍威尔说他本不会赞成这样的行动，除非是在夜间进行。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进行讨论，显然也没有别的任何人对加里森将军的选择作出任何限制。柯林.鲍威尔在袭击开始前三天就退休了，而约翰.沙里卡什维利还没有被确定为他的接替者。这次行动没有得到中央司令部霍尔将军或是国防部的批准。因此，我授权进行的不是一次攻击性的警察行动，而是一次在充满敌意的土地上进行的军事袭击。 加里森将军在战斗结束后的次日给我写了封亲笔信，在信中他为他进行突袭的决定承担了全部责任，并列出了做出这个决定的理由：情报非常准确：部队经验丰富：敌人的力量我们很清楚；战术得当；事先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出动坦克部队进行反击会有所帮助。但不会减低美军的伤亡人数，因为特种部队不会抛弃他们倒下的战友，其中还有一个战友被卡在他的直升机残骸利。加里森在信的结尾这样写道，“行动很成功。被定为行动目标的人被抓获并被带离目标区……应当承担责任的人中剔除克林顿总统和阿斯平部长”。 我很尊重加里森并赞同他的信，但是最后一点除外。我根本不能也不会把自己从“需要承担责任的人”中剔除。我认为这次袭击是个错误，因为在白天进行这样的袭击，低估了艾迪德军队的力量和决心，以及随之而来的损失一架或多架直升机的可能性。在战争期间，这样的损失是可以接受的。在维和行动中却不行，因为战利品的价值抵不上伤亡惨重的风险，并且后果必然是在索马里人和美国人眼中改变我们行动的性质。逮捕艾迪德＆他的高级助手――因为联合国逮捕不了他――对我们在那里行动来说是偶然事件，并非主要目的。在合适的形式下，值得这么做。但当我批准鲍威尔将军的建议时，我本应该为这么的规模的行动先征求五角大楼和白宫的同意。我当然不会指责加里森将军，他是一个优秀的军人，但他的军人生涯已经遭受到了不公平的损害。他所做的决定，考虑到他得到的指示，是情有可原的。这个决定更严重的后果本应由更高层的人来确定。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到沃尔德.里陆军医院探视几名负伤的士兵，并同那些死去士兵的家人们有过两次感人的会面。在其中一次会面中，有两个悲痛欲绝的父亲，拉里.乔伊斯和吉姆.史密斯，向我提出了尖锐的问题。吉姆.史密斯过去曾是特种部队士兵，在越南战争中失去了一条腿。他们想知道他们的儿子是为什么而死的，我们为什么要改变行动方针。当我向三角洲部队的狙击手加里.戈登和伦迪.舒格特追授荣誉勋章以表彰他们试图营救迈克.杜兰特及其机组成员的英勇行为时，他们的家人们仍然沉浸在痛苦之中。舒格特的父亲对我大发雷霆，愤怒的告诉我，我不适合做总司令。他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因此就我而言，他能说任何他想说的话。我不知道他这样想是否因为我没有到越南服役，因为我批准了导致这次袭击的政策，或是因为我拒绝在10月3日后再回去追捕艾迪德。不论怎样，我不认为抓住或是杀死艾迪德再感情，政治或战略上带来的好处能够成为让双方再死人的正当理由，或成为把为索马里的未来负责的担子从联合国转交给美国的正当理由。 在“黑鹰坠落”后，无论何时我批准军队调度，我都已对所冒风险有了更深的了解，并更清楚地指示什么行动应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军事策划者们在部署我们在波斯尼亚，科索沃，阿富汗和其他后冷战世界里不安定地区的行动时，索马里的教训并没有被忘记。美国常被请求插手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事务，以阻止骇人听闻的暴力行为，而且人们常常期望美国不伤害一个我们自己的人，敌人或无辜的旁观者就能完成使命。处理像索马里，海地和波斯尼亚这类复杂问题所带来的挑战，促使托尼.莱克说出了一句最精辟的话：“有时我真的很怀念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