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技产业的游说力量及其机制透析
来源:互联网 发布:网络大电影立项新规定 编辑:程序博客网 时间:2024/05/17 08:08
今年3月底,由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联合多位科技行业大佬组成的游说集团FWD.us(意为“前进吧,美国!”)再次高调地出现在众多媒体的视野中。
这个致力于推进美国移民政策改革的游说集团首先发表了最新的民调报告,称共和党人不会因其核心选民支持移民改革而受到任何政治伤害,强调再拖延移民政策改革的话,将非常不利于技术精英人才的集聚。与此同时,该组织在旧金山和纽约市分别举行一个名/bbs.yoka.com/thread-5913252-1-1.html为ThinkFWD的活动系列,提升公众对于科技行业在夯实中产阶级地位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认知度。
资金充裕的FWD.us组织获得包括雅虎CEO玛丽萨?梅耶尔、谷歌董事长埃瑞克?施密特、YouTube创始人查德?赫尔利、Instagram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以及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和CEO鲍尔默等在内的高影响力人物的支持。
无独有偶,另两家来自硅谷科技行业的结盟机构(分别为“全球定位系统联盟”和“互联网协会”)也特地在华盛顿地区遴选专业的第三方游说公司,向国会和奥巴马总统就行业政策走向进行纳谏。“全球定位系统联盟”的游说焦点围绕联邦通讯委员会日趋明朗化的网络中立问题;而“互联网协会”的聚焦则在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专利改革领域。
还有一家针对《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改革的压力集团叫FixtheDMCA.org,其背后支持机构则包括了Reddit社交网站、Mozilla基金会、O'Reilly出版公司、YCombinator创业孵化公司、EFF电子前锋基金会和其他50多个科技行业公司。
诚然,以历史观来分析的话,“‘硅谷’对‘华盛顿’历来敬而远之”的现象亦不失为实。科技行业领袖们往往奉行“西海岸自由主义”,对卷入政治不感兴趣。然而,现实往往催人警醒——1998年起微软接连遭遇反垄断诉讼,可谓成为美国科技行业从“对政治漠不关心”到“开始重视游说”的分水岭。
之后,软件公司努力尝试让政府放宽对技术出口的管制;互联网公司成功地促成了一项网络征税案的叫停;国会山通过了一项法案保护包括电脑软件在内的数字著作版权(尽管涉及电影和音乐数字版权的条款并没有令所有互联网ISP们满意)。
到了本世纪00年代,围绕网络征税的争议继续发酵,同期还有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是基于立法还是公司自律、以及所谓“双重用途”(本意是为民用的科技产品、但结果可能被诉诸军事用途)的22大类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的议题,一直是美国科技产业与政策制定方之间的博弈。在2007-08年间,科技产业围绕专利法规改革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目的是使那些“专利流氓”难以成为公司栋梁;之后则有了增加H-1B签证配额的放宽、科技经费支出与研发部门减税等新的游说议题。
这几十年一路走来,让科技行业发现,“高科技”三个字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中其实是一张极好的通行证——因为,创新是所有政客都喜欢标榜的,支持高科技产业通常能帮他们烙上诚意支持创新的个性标签(这不,公开数据表明,奥巴马总统竞选行动中前五大捐赠者阵营的两个/bbs.yoka.com/thread-5913241-1-1.html由微软和谷歌员工构成)。因此,近几十年来科技行业的一部“政治史”基本上都在书写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支持海外营销”、“帮助互联网创新”、“提供政策优惠”等内容。
说起科技行业的政治游说,不能不提及“K街一族”——那些活跃在华盛顿西北区K大街上无数的职业说客。
如果说外界对于这些职业说客的普遍印象还停留在“神秘的权力延伸线”、“高薪”、“找关系、卡位置、谋利益”类似层面的话,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加州大学联席政治学教授Lee Drutman则在他于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使游说机制更完善》研究报告中表示,在[包括科技产业在内]众多经济游说活动中,说客们是“有价值的信息和专业知识的提供者”,尤其在国会人员本身的高流动率中把自己变得更为重要。Drutman教授援引一项美国“政策委员会”(Policy Council)调研显示,三分之二的国会人员在受访时认为,游说人员是“政策制定进程中必须的”,既是合作者,也是“教育者”。
的确,尤其是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而国会内部人士本身就在高流动、智慧博弈、始终需要跟上资讯步伐的近乎狂躁的氛围环境中,谁说职业说客带来的产业知识与洞见没有价值呢?
按照美国的《游说公开法》,所有的游说人员需要进行登记注册、游说活动申报(包括代表的什么客户、游说议题是什么、游说费用是多少、与哪些政府部门已经或将进行接触,等等)。尽管如此,信息公开之余,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三位学者(Archon Fung, Mary Graham, 和David Weil)在其著作《全面披露:围绕透明度的风险和承诺》一书中指出,信息完全披露并不意味着(信息)自动变得有价值,现行的美国游说公开制度中,尚欠缺能够方便引导公民对于有关信息进行有意义的回应的机制。“政策制度者、国会工作人员、记者、甚至普罗大众......都是利益攸关方,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机会来作基于准确信息的决策。如果知识(资讯)就是力量,那么一个更好的信息体系将赋能公民社会中的每一位。”
这个致力于推进美国移民政策改革的游说集团首先发表了最新的民调报告,称共和党人不会因其核心选民支持移民改革而受到任何政治伤害,强调再拖延移民政策改革的话,将非常不利于技术精英人才的集聚。与此同时,该组织在旧金山和纽约市分别举行一个名/bbs.yoka.com/thread-5913252-1-1.html为ThinkFWD的活动系列,提升公众对于科技行业在夯实中产阶级地位中所发挥的作用的认知度。
资金充裕的FWD.us组织获得包括雅虎CEO玛丽萨?梅耶尔、谷歌董事长埃瑞克?施密特、YouTube创始人查德?赫尔利、Instagram创始人凯文·斯特罗姆,以及微软主席比尔?盖茨和CEO鲍尔默等在内的高影响力人物的支持。
无独有偶,另两家来自硅谷科技行业的结盟机构(分别为“全球定位系统联盟”和“互联网协会”)也特地在华盛顿地区遴选专业的第三方游说公司,向国会和奥巴马总统就行业政策走向进行纳谏。“全球定位系统联盟”的游说焦点围绕联邦通讯委员会日趋明朗化的网络中立问题;而“互联网协会”的聚焦则在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知识产权和专利改革领域。
还有一家针对《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改革的压力集团叫FixtheDMCA.org,其背后支持机构则包括了Reddit社交网站、Mozilla基金会、O'Reilly出版公司、YCombinator创业孵化公司、EFF电子前锋基金会和其他50多个科技行业公司。
诚然,以历史观来分析的话,“‘硅谷’对‘华盛顿’历来敬而远之”的现象亦不失为实。科技行业领袖们往往奉行“西海岸自由主义”,对卷入政治不感兴趣。然而,现实往往催人警醒——1998年起微软接连遭遇反垄断诉讼,可谓成为美国科技行业从“对政治漠不关心”到“开始重视游说”的分水岭。
之后,软件公司努力尝试让政府放宽对技术出口的管制;互联网公司成功地促成了一项网络征税案的叫停;国会山通过了一项法案保护包括电脑软件在内的数字著作版权(尽管涉及电影和音乐数字版权的条款并没有令所有互联网ISP们满意)。
到了本世纪00年代,围绕网络征税的争议继续发酵,同期还有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是基于立法还是公司自律、以及所谓“双重用途”(本意是为民用的科技产品、但结果可能被诉诸军事用途)的22大类科技产品的出口限制的议题,一直是美国科技产业与政策制定方之间的博弈。在2007-08年间,科技产业围绕专利法规改革进行了巨大的努力,目的是使那些“专利流氓”难以成为公司栋梁;之后则有了增加H-1B签证配额的放宽、科技经费支出与研发部门减税等新的游说议题。
这几十年一路走来,让科技行业发现,“高科技”三个字在华盛顿的游说活动中其实是一张极好的通行证——因为,创新是所有政客都喜欢标榜的,支持高科技产业通常能帮他们烙上诚意支持创新的个性标签(这不,公开数据表明,奥巴马总统竞选行动中前五大捐赠者阵营的两个/bbs.yoka.com/thread-5913241-1-1.html由微软和谷歌员工构成)。因此,近几十年来科技行业的一部“政治史”基本上都在书写诸如“知识产权保护”、“支持海外营销”、“帮助互联网创新”、“提供政策优惠”等内容。
说起科技行业的政治游说,不能不提及“K街一族”——那些活跃在华盛顿西北区K大街上无数的职业说客。
如果说外界对于这些职业说客的普遍印象还停留在“神秘的权力延伸线”、“高薪”、“找关系、卡位置、谋利益”类似层面的话,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和加州大学联席政治学教授Lee Drutman则在他于著名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发表的《使游说机制更完善》研究报告中表示,在[包括科技产业在内]众多经济游说活动中,说客们是“有价值的信息和专业知识的提供者”,尤其在国会人员本身的高流动率中把自己变得更为重要。Drutman教授援引一项美国“政策委员会”(Policy Council)调研显示,三分之二的国会人员在受访时认为,游说人员是“政策制定进程中必须的”,既是合作者,也是“教育者”。
的确,尤其是科技产业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知识层出不穷,而国会内部人士本身就在高流动、智慧博弈、始终需要跟上资讯步伐的近乎狂躁的氛围环境中,谁说职业说客带来的产业知识与洞见没有价值呢?
按照美国的《游说公开法》,所有的游说人员需要进行登记注册、游说活动申报(包括代表的什么客户、游说议题是什么、游说费用是多少、与哪些政府部门已经或将进行接触,等等)。尽管如此,信息公开之余,还有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三位学者(Archon Fung, Mary Graham, 和David Weil)在其著作《全面披露:围绕透明度的风险和承诺》一书中指出,信息完全披露并不意味着(信息)自动变得有价值,现行的美国游说公开制度中,尚欠缺能够方便引导公民对于有关信息进行有意义的回应的机制。“政策制度者、国会工作人员、记者、甚至普罗大众......都是利益攸关方,他们应该有更好的机会来作基于准确信息的决策。如果知识(资讯)就是力量,那么一个更好的信息体系将赋能公民社会中的每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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