烤氏历史第3集：争议网通-资金雄厚的挑战者，负债累累的争议者

争议网通

90年代，在邮电系统外，挑战邮电权威、争夺电信利益的集结号持续吹响。93年的联通是第一次集结；99年的网通则是第二次集结。网通和联通有些相似，但网通所集结的力量非联通可比。

1996年，大洋彼岸，美国电信法出台，对管制的放松促使了电信投资的爆发。在美国电信市场上，两个动向引起很多中国人的注意，一是光纤宽带批发商Qwest、环球电讯等开始建设先进的光纤IP网络，Qwest、环球电讯等都成为华尔街的宠儿，股价一飞冲天；二是美国有高度发达的有线电视业，90末至00年代初，美国互联网接入线路中，有线宽带相对各种DSL一直占据着压倒性的份额。

96年开始，时任中科健董事长的侯自强开始注意到了电信IP化的技术动向，并成为IP技术坚定的宣传者，直到今天，“IP”都是侯自强各种演讲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另外一个词汇是“包月”）。电信部门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对中科院鼓吹的IP并不重视，而美国案例则显示了广电在宽带接入中的巨大前景，自然中科院和广电成为了同盟。98年，中科院和广电在北京已经进行了一些小规模的光纤IP实验，依据实验结果，98年10月中科院向国务院递交报告，建议利用广电网络建设光纤IP网。国务院把报告送交信产部，电信科学软院对中科院报告也进行了研究，信产部给出的意见是“这仅仅是个试验”，认为电话网IP化并不是近期的事情。

由于美国电信发展案例的说服力，在这个“试验”周围，实质性的力量开始集结，中科院冶金所所长江绵恒执掌的上海联合投资公司开始介入，在瀛海威创始人、曾在中科院工作的张树新的牵线下铁道部也介入了，这样上海联合投资、中科院、广电、铁道部成为这个“试验”的推动者。以惊人的效率，99年1月，四家的报告直接交到了朱镕基的手里，2月11日，总理会讨论该报告，项目的四家发起方以及吴基传、计委领导、科技部领导出席了会议。会上，侯自强向朱镕基做了项目介绍，听了介绍后，朱镕基当即就同意了项目，而且计划上马的不是在科技部立项的“试验”而是计委立项的商业化“公司”，要求中科院尽快拿出可行性报告。从“试验”到“公司”的升级，让报告的主要撰写者侯自强都感到有些意外，可见网通项目所聚集资源的力量之强。

有历史意味的是，3天后的2月14日，另外一次总理会敲定了“中国电信”的第一次拆分方案，中国电信按照业务被拆分。当年还没有人把这个“项目”和3天后的中国电信重组联系起来，可是3年后，正是这个“项目”再次重组了中国电信的北方半壁江山。

很快，网通项目通过，计委立项，信产部虽不快，但吴基传对网通比对联通的态度温和得多。99年4月9日，上海联合投资、中科院、广电、铁道部决定成立“中国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四家各出资5000万，计委出资1.4亿，计委只出资而代表权转给中科院，这样名义上中科院成为网通的大股东和牵头人。网通董事会共设董事5名，中科院两名，分别是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上海冶金所所长、上海联合投资法人代表/总裁/董事长江绵恒；其他三家单位各一名，分别是上海联合投资总经理杨雄、广电张海涛、铁道部盛祖光。

股东们对网通设计了一种独特的结构，中国式国资国企加上西方式经营管理，因此在网通CEO的人选上，严义埙和江绵恒看中了时年只有36岁的亚信创始人田溯宁。2000年3月3日是纳斯达克的“China Day”，那一天亚信和UT斯达康同时IPO，而作为亚信创始人和CEO的田溯宁是1999年5月离开亚信的，IPO前更换CEO是资本市场极忌讳的事情，投资人为何允许田在那时离开亚信投奔网通。对此曾有种种分析和猜测，但不管怎么说，不要忘记亚信的英文名字是Asiainfo，它的业务在中国。

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同意在电信方面先开放增值业务，再开放数据和移动业务，最后开放基础电信业务和基础通信设施，基础电信服务在入市后6年在全国范围开放，外资最高49%。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入世，但在2000年，网通就向外资进行了数轮极为低调的私募。网通向默多克的新闻集团、高盛、香港新鸿基郭炳湘兄弟、香港恒基李兆基、美国戴尔、香港嘉里郭鹤年分期私募了总计3.25亿美元，网通出让15%股权，而高盛和新闻集团成为最大的两个外资股东，高盛亚洲区主席马克·斯瓦茨和新闻集团默多克的儿子James Murdoch取得了两个网通的董事会席位。网通对这次私募闭口不谈，消息最后是从美国和香港媒体透露出来。与此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联通正在进行着“中中外”清理，对此只能理解为经过了中美协议，外资介入电信已经不是原则性问题，而网通的“运气”好于联通，成为了中国按照入世规则开放电信业的先行“试点”。

这3.25亿美元连同国开行、中行、建行等国内贷款一共约70亿，让只有约3亿资本的网通从一开始就能重金出击，这点与当年的联通截然不同。2000年2月，网通“CNCnet ”工程开工，在另一个股东铁道部的操办下，一期的骨干光纤网工程沿着铁路线铺设。2000年10月28日，仅用8个月时间，覆盖东南沿海17个城市，约8000公里，网络总传输带宽高达40Gbps的一期骨干网开通。网通在CNCnet建设上的效率确实极高，田溯宁对此的评论是“土地是国家的，而网通是国有企业，才能这么快把网络建成”。事实上已建设了第二个电信骨干网的网通对外还称它的网只是“示范网”，低调的网通突然以资金雄厚的挑战者身份站在电信系力量面前，确实让之前还没怎么把网通当回事的电信系认识到了网通的力量。

田溯宁请了很多外企经理人组成了网通经营层，组成了号称当年“最年轻、最国际化、最懂技术、最懂市场”的管理层，但应当承认，网通管理层对网通的战略设想是非常理想化的，认为通过网通的“中国式国资国企加上西方式经营管理”可以左右逢源，一边通过国企性质，网通的宽带建设成本全世界最便宜，今后即使外企通过WTO进来也无法和网通竞争；而另一边通过强大的政府关系、对先进技术和管理的了解，也能在笨重的中国电信面前游刃有余。但网通显然不仅高估了自己，也低估了国内对手。

网通的收入流首先来自IP电话，因为网通IP卡比中国电信的长话便宜，网通成立后曾经唯一的收入就是每月几百万的IP卡销售。中国电信的观望让联通、吉通、网通依靠IP电话过了一段暂时的好日子。2000年开始，中国电信挥师IP电话，其“IP长话”使用假IP真长话当时众人皆知，这使得电信的通话质量明显好于IP电话，中国电信很快就扭转了局面，份额迅速回归，同时随着IP电话价格战和2001年国家出台规定大幅下调长途资费，长话市场被中国电信清场。

网通只能把市场转向带宽批发和IDC市场，但网通似乎忘记了，电信、联通等也是重量级的国企，也能非常低成本的建设骨干网，很快电信、联通等都建设、扩容了自己的宽带骨干网，中国的骨干网宽带很快从短缺转为过剩。网通又把市场转向名为“CNC Connected”宽带接入业务，但缺乏“最后一公里”资源又成瓶颈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看到大规模盈利。这些业务尝试和战略调整都伴随着庞大的资本支出，使得网通从成立后一直处于依靠贷款输血的状态，有说法是网通到第二次电信重组时共负债的贷款有150亿，负债已高于了网通资产。

2001年年中开始，距离上一轮分割中国电信没多久，进一步拆分中国电信的讨论又开始高涨。对二度重组中国电信的改革方案，由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和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所组成的小组决策，信产部对决策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可以说这次电信改革是国务院绕过了信产部直接进行的。

很快，按照南北拆分和按照本地、长途、数据拆分这两种方案在外界流传，而两种方式都和网通有关，如果南北拆，北方和网通合并；如果本地、长途、数据拆的话，数据和网通合并。2001年12月11日，新华社发布消息国务院批准了电信体制改革方案，确定中国电信南北划分，电信的北方部分和网通、吉通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这次“改革”连同后面发生的网通整合都成为了电信改革中争议最大的事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