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白鹿原》：儒家德治社会

[摘要]由此可以看出，“德治”实际上成为加强地方权威和管制的一种手段。“实行道德教化与礼制规范，则能使老百姓心有廉耻而行中规矩”。

最近有学者称，“《白鹿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正面书写传统儒家文化的作品。面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各种家族叛逆者的挑战，朱先生和白嘉轩以‘乡约’规训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乡土中国的日常秩序，建构了‘仁义白鹿村’的理想社会形态。……‘仁义白鹿村’成为百姓心中曾经的‘乌托邦’”[注1] 此前还有题为“白鹿精灵，理想社会的前世今生”的论文，把《白鹿原》和今天的“中国梦”联系起来了。[注2]

《白鹿原》很难说是“正面书写传统儒家文化”。如果白嘉轩是实践儒学的代表，那这个人物恰恰暴露了儒家文化虚伪残忍的一面，而且还体现出人性的缺失和暴力的倾向。[注3]而小说对儒家精神代表朱先生的历史观的描述是否“正面”，也令人质疑。

至于小说描写的以《乡约》规训的村民生活是否“理想”，那要看“理想”的标准是什么了。不少评论者赞叹白鹿村贯彻《乡约》后没有小偷小摸、聚赌、打架斗殴、吵架骂街等现象，一个个都变得文质彬彬，“这是怎样的理想社会啊！”[注4]如果说，表面上道德纯洁的社会就是“理想”社会，那“红宝书”比《乡约》要成功多了。实际上，小说对朱先生和白嘉轩的理想社会的细节描写，很容易让经历过“红宝书”时代的人产生“何其相似”的联想。

据学者研究，小说《白鹿原》中的《乡约》脱胎于《吕氏乡约》。“产生于北宋中期陕西蓝田的《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乡规民约。它包括《乡约》与《乡仪》两部分，《乡约》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款条文总领全篇。《白鹿原》中的《乡约》在主体结构与主体内容上与《吕氏乡约》中的《乡约》大致相同。《吕氏乡约》的主要精神是维护宗法思想和儒家传统，其目的是为了用儒家礼教‘化民成俗’。”[注5]

在小说中，清朝时期的白鹿村并无《乡约》，但在族长白嘉轩和鹿氏家族首要人物鹿子霖的带领下，该村已获得了“仁义”的美名，由县令亲自给挂上了“仁义白鹿村”金匾。皇帝倒台后，白嘉轩和朱先生都发愁“今后的日子怎样过”。于是，朱先生草拟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也就是《乡约》。这是一种“地方士绅以德治为原则，通过乡约形式和宗族制度而建立的民间自治”。[注6]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没提到白鹿村采用的《乡约》与宋朝的蓝田《吕氏乡约》或明朝朱熹改编的《吕氏乡约》有任何关系，而只说是由朱先生“草拟”。朱先生不仅是当地白鹿书院的大儒，更是白鹿原上人人崇拜的“圣者”和“神人”。 “红宝书”的作者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地位也类似。

《乡约》是做人做事的准则。小说并未列出其全部内容，只列了“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两项。前者包括“见善必行闻过必改”，后者包括：酗酒斗讼、行不恭逊、言不忠信、造谣诬毁、营私太甚，衣冠太饰及全不完整等。

白鹿村学堂徐先生看罢《乡约》后击掌赞叹：“这是治本之道。”他决心要帮白嘉轩“在白鹿村实践《乡约》，教民以礼义，以正世风。”鹿子霖读罢《乡约》全文，也感慨不止：“要是咱们白鹿村村民照《乡约》做人行事，真成礼义之邦了。”

“红宝书”也是作为“治本之道”而用来规训人们行为的。其道德标准更高，比如“老三篇”要求人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果人们都照“红宝书”做人行事，很快就能建成物质丰富、财产共享、和谐美满的大同社会了。

虽然朱先生极有威望和号召力，可并非大多数人都会因此而自觉地去学习和背诵《乡约》，还要靠村里掌实权的领导，也就是族长召集大家，“齐集学堂，由徐先生一条一款，一句一字讲解《乡约》。规定每晚必到，有病有事者须向白嘉轩请假。要求每个男人把在学堂背记的《乡约》条文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记。”这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且要搞成集体活动。“红宝书”时代全国各地基层组织搞的“天天读”集体活动与此也很相似。

白嘉轩还以权威的口气指示道：“学为用。学了就要用。谈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他没说“学了就要遵守”而是说“学了就要用”，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红宝书”时代一首特别流行的歌：“老三篇，不但干部要学，战士也要学。 …… 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哪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这歌词原是当时军队权威领导的指示。

即使村民都熟悉理解了《乡约》条文，也并非人人都能自觉遵守。因此白嘉轩宣布： “凡是违犯《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载下来；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小说随后叙述说，“处罚的条例包括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

“红宝书”时代的人也免不了常干违反书中原则的事。城市里的单位领导一般不会进行体罚，而是开“批评和自我批评”或“斗私批修”会，对严重者进行群众大会批斗。可在农村，如果社员有偷摸行为，村领导也会对其进行“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笔者在农村插队时就曾亲眼见到。

从以上《乡约》的贯彻执行过程可以看出，以德治为原则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威权专制和相对封闭的社会。小说特别提到白鹿村“族长”的由来：“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姓的子孙承袭下传。原是仿效宫廷里皇帝传位的铁的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老族长白秉德死后，白嘉轩顺理成章继任族长是法定的事。”族长俨然就是村里的小皇帝，而“祠堂”就是族长行使权力的场所。

对“祠堂”的作用，有学者总结道：“在《白鹿原》中，祠堂的威力与权威是通过《乡约》的内容来体现的。而《乡约》的真实存在则是通过祠堂来突显出来的。从《乡约》的正式议事、宣读、讲解到规过等活动过程无不以祠堂为中心。‘祠堂’一词在《白鹿原》一共出现了180余次。小说中，祠堂集祭祖、管理、崇拜和权力于一身，显得十分神圣而庄严。同时，它不仅有教学、家族祭祖联宗、议决宗族事务、表彰功德等功用，而且还是惩戒过失的重要活动场所。通过控制过失行为来巩固宗法制度、凝聚宗族群体和加强宗法统治。……祠堂在白鹿村对村民的日常行为的社会控制作用是相当显著的。”[注9]

由此可以看出，“德治”实际上成为加强地方权威和管制的一种手段。“实行道德教化与礼制规范，则能使老百姓心有廉耻而行中规矩”。[注10]对此笔者在农村插队时曾有深刻体会。村领导对不听话的社员进行打压的主要手段，就是找出其违反“红宝书”教导的行为进行惩罚并交群众批判。而社员则没有任何办法让腐败的村领导得到惩罚。

白鹿村在实行严厉惩罚之后，“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这就是很多人，包括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学者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以此为标准，“红宝书”时代也比现在社会“理想”多了。那时妓女、赌博、吸毒基本绝迹，打架斗殴骂人的事很少发生，而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

然而，表面的纯洁下面隐藏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和人性危机。《乡约》社会从未惩罚过“心术不正”的无耻之徒鹿子霖，也未能制止阴险毒辣的白孝文诬陷谋害黑娃。白孝文是白嘉轩的长子。白嘉轩不仅没觉察出白孝文的严重道德缺陷，还“听到人们议论说‘龙种终究是龙种’，就感到过去被孝文掏空的心又被他自己给予补偿充实了，人们对族长白家的德仪门风再无非议的因由了”。白孝文在白鹿村所在的县上一路高升，最后做到县长高位。他是个为了权势什么事都做得出的人。而这样的道德败类在“红宝书”时代也是到处都存在。

以德治为原则的社会实际没有什么明确的道德标准。白嘉轩看见满仓妻在街门外给孩子喂奶，就当众点名批评，结果使那位母亲遭到丈夫抽耳光的惩罚。而白嘉轩因第三子不能生育，强行安排儿媳与长工儿子同居怀孕生子的行为倒不算有道德问题。

上例也说明德治社会的虚伪。白嘉轩就是这种社会所产生的大量伪君子中的一个。他惩罚有婚外性行为的田小娥心狠手辣，可对有众多情妇的鹿子霖网开一面，不仅没惩罚他，甚至后来还极力保他出狱，以证实自己“以德报怨”的美德。这使人联想到“红宝书”时代，农垦兵团的领导禁止青年人谈恋爱，婚前性行为更是奇耻大辱，男女双方都要受到批斗。可中央文件却显示，兵团的很多领导强奸女知识青年。

德治社会没有完善的规则，更无严格的法律程序。田小娥险些被白狗子强奸，本是受害者，却和白狗子一起被当成一对淫乱男女受严厉刑罚。在这个社会，人权自然是谈不上了，就连生命也都得不到尊重。仁义白鹿村村民都把“淫乱”之罪看得比杀人还严重。鹿三残酷杀死田小娥竟然无人同情后者，都说她死的活该，更无人谴责杀人暴行。这又让人联想到 “红宝书”时代，红卫兵破四旧时对流氓大打出手，其中被打死者不在少数。白嘉轩和鹿三等村民视田小娥为“烂菜帮子”，红卫兵对“破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从白嘉轩和鹿三这些德治社会的模范人物身上就能看出，这个社会对人性的严重扭曲。白嘉轩是道德典范，时时关注自己家的“德仪门风”，可他不仅对田小娥残酷到毫无人味，对自己六房妻子的死也都无动于衷，丝毫不难过。鹿三更是沦为杀人凶手，还自称不后悔。

做为德治社会的掌门人，白嘉轩对民主政治自然也毫不理解，觉得是无稽之谈。小说有一段他和民国初期何县长的对话。何县长决心“推进民主政治”，白嘉轩先是不明白，弄明白之后“也就不当一回事了”，认为何县长“越说越远，越没个边儿了”。

朱先生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死前曾预料未来社会还会折腾，可毫没想到未来社会和他的理想社会竟很相似。白鹿村的“乡约”社会存在没几年，农协就把刻有《乡约》的石碑砸了。可“乡约”社会又在新时代借尸还魂。“红宝书”的威力比“乡约”有过之而无不及。讽刺的是，朱先生还在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遭到掘坟和批判。可见儒家文化长期积淀已形成了集体无意识。

“乡约”社会和“红宝书”社会的一脉相承之处让人意识到，小说关于那个“理想”社会的描述，揭示了中国要建立民主法治社会所遇到的一个巨大阻力，那就是维护了两千多年皇权统治、直到今天还颇具影响力的儒家政治文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儒家思想及其德治传统今天仍然以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文化承传与历史演进，借助文化积淀与民族心理自觉不自觉地，隐性或显性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乃至于社会实践”。[注11]（文/米琴）

[注1] 李清霞，<陈忠实完成了“垫棺做枕”的人生长篇>，《辽宁日报》，2016年5月11日

[注2] 阿探，<白鹿精灵，理想社会的前世今生——重温当代经典《白鹿原》之白鹿精灵探源>

[注3]详见笔者的<《白鹿原》： 残酷的“仁义”者>。

[注4] 详见笔者的<再谈《白鹿原》： 悲哀的民族史>。

[注6] 李杨，<《白鹿原》故事——从小说到电影>

[注7] [注9] 刘永清，<《白鲸》中的《旧约》与《白鹿原》中的《乡约》比较研究>

[注8] 刘宁，<《白鹿原》与《吕氏乡约》>

[注10] [注11] 陈寿灿 、傅文， <儒家德治的思想内涵，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华夏网 2014-1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