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雨欲来

一、山雨欲来

　　印象中真正的文革开始，大概可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的第一个星期为起点。这一年我十五岁，是吉林毓文中学初中一年四班的学生。

　　刚入六月，天气还不算热，学校后靠突兀拔地而起的北山，前有蜿蜒流过的松花江，夜风吹过，飘进校园缕缕歌声，辨得出那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当年河北邢台发生大地震，周总理亲赴灾区，慰问受灾群众，为了感谢党中央的救助，那是广大灾区人们唱出的发自肺腑的心声。为什么能记住，是因为同寝的高三二班张弘是邢台人。除了歌声，人们也能够听到一些不和谐的旋律，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阵阵口号声，从北京、从广播中传入每个人的耳膜：一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运动开始了。

　　从后来的资料中知道，毛主席当时并没有在北京亲自指挥，而是坐镇浙江西子湖畔，“运筹帷幄” 于千里之外，随时向北京的康生、陈伯达面授机宜，掀起了文革的狂涛巨澜。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六月二日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一夜之间使学校沸腾了。批判三家村变为了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生们首先对准的是以前的老师、校长。

　　我们学校——吉林毓文中学是一所省市重点中学，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学生中干部子女占很大比例，他们对社会上的问题也较关注。从６５年１１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登报开始，我们就嗅到了一股火药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过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会搞多长时间，学校领导、老师们大多一头雾水，有些茫然，都是老“运动员”了，以为运动不过只搞一阵子。所以文化课还在按部就班地上着。

　　镜头一：课堂上：

　　窗外，寒江雪柳。教室内，敲门声过后，俄语课徐乃文老师和同学们都注视着迟到的人：崔少健头上沁出汗珠，棉袄敞开，露出里面的花布衬里，手里提着书包，脚上绑着冰滑子，被老师批评，委屈地哭着。我的座位在第四排，在崔少健和马增增的后面。趁着教室里忙乱，偷偷从书桌里抽出报纸：《文汇报》（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上面登着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镜头二：校门前。

　　中午，江岸边绿柳成荫。午饭后我们几个中学生溜出校园，在江边练壁虎功，从江堤下往上爬。我吃力地伸出一支手，抓住江堤上的铁栏杆，眼前展现出学校教学主楼的全景。午间大门紧锁，门柱上悬挂着校牌，上有著名书法家赵玉振浑厚的楷书：“吉林毓文中学”。我们跑过马路，侧身从大门铁栏杆中间钻进，向收发室望去，午休时间收发室老头不在，桌上放着一叠报纸。最上面的是《解放军报》：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标题赫然：《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作者高炬，后来知道那是江青的化名……

　　镜头三：大礼堂。

　　下午，夕阳如血，余辉斜照在舞台上，大钢琴落满灰尘，高二级学生汤大新正在声泪俱下地愤怒批判邓拓的《燕山夜话》。台下坐满了表情各异的师生。我和几个同学在台下面传看着揉得不成样子，已经沾满墨迹的报纸：《文汇报》：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日，《评“三家村”》，作者姚文元……　　　

　　镜头特写：各种各样的报纸；一条条触目惊心的大字标题；转眼又化成铺天盖地的大字报……

　　人们这时还不知道已经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还不知道《二月提纲》及其受到的批判。校园里、走廊上贴满了批判《燕山夜话》、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字报。我们学校师生大约共有一千人，我在初中一·四班。铃响上课了，又是政治课。教政治课的，是一年一班班主任何世昌老师，有些淘气学生称他为“何大拿”，那是取材于小说《烈火金刚》，平时也不大被我们欢迎，这时，身材魁梧的何先生戴着宽边近视镜，夹着几篇社论走进教室，一上课就组织大家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行到了第几阶段，估计什么时候结束？”这不明摆着是害怕群众运动吗？讨论不到一半，就被我们乱喊乱嚷地把课堂搅成一锅粥，讨论不了了之。六月二日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让学校一下子炸了营。各班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锋芒所指由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开始转向对学校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学校老师。中学生们如同初生牛犊，处于青春躁动期，本就是无事生非之辈，这时更有了依仗。在这场刚刚发起的批判高潮中，首先身受其害的尤属学校基层领导、任课老师和班主任。

　　我们班的班主任郭万田老师，工作热情、年富力强，他教的地理课也很有情趣，但在平时的管理上有些嘴碎。有些学生抓住班费问题做文章，取谐音称之为“刮钱”。连原来的名字也无中生有地被说成是梦想成为霸占成顷良田的地主阶级。这种上挂下连，上纲上线，好像使老师们都在一夜之间变成了邓拓一党。记忆中没有大字报的，只有初一·三班班主任、教生物的卢老师。一是女老师性格善良、人缘好，二是上课多为实验操作，既有趣又不考试。大字报最多的是那些口碑较差的班主任，尤其是那些年轻好胜、与学生过往甚密的老师。有的大字报还带有人身攻击、人身污辱，甚至连带到一些学生，一些班干部。我们班里有两个同学外号被称为“特务”。一个是男生，名字和《红岩》中的“郑克昌”差一个字，其人郑克坚，专业爱好无线电收发，我在他那里学到不少无线电知识；另一个是女生，叫“李曼莉”，那是当时电影上常出现的女特务的名字，而且又因为大家看到她常常放学后跟班主任一道走，有“特务”之嫌，开批判会时，她就成了我们捎带攻击的对象，就连她委屈流泪的样子，也令我们开心不已。六月初的这整整一个星期，好像我们都上紧了弦，没日没夜的大批判，很少回寝室，教室成了战场，笔墨成了刀枪，实在没什么可写的就在校园里乱窜。半夜里打着手电筒到处抓“流氓”、抓“坏人”。

  　我能考上毓文，大半托庇于我的小学六年级的班主任，龙潭七小的张朝臣老师。本来父亲是让我考吉化公司子弟中学，但张朝臣老师不同意，几次找家长谈。我也正在踌躇满志之时，认为学习好，上重点是手拿把掐的事。经过了升学考试的拼搏，最后如愿以偿，考进了吉林毓文中学。一个工人的孩子，背着旧书包，里面装着用廉价的新闻纸订的练习本，吃上每月十元的集体伙食，就已经感到了无比幸福，不过欣喜之后，再向周围的同学们看去，已经跻身于一群高才生和干部子弟中间，无形中也感受到了孤单，感受到了压力。这中间有内心的自卑，也有一些同学之间的攀比和鄙视，而且有时也会受到个别老师的讥讽。不过出身贫寒，这一点在未来的运动中，却成为了资本：同班、同校的很多同学的父母成了 “无产阶级专政” 的阶下囚，造反派们任意批斗的对象，而我却皮毛无损。这倒有些像鲁迅笔下的阿Ｑ，出身社会底层，又不甘于现状。运动一来，焉有不造反之理。而且我也可以算是比较活跃的“份子”。确实象鲁迅所说：“中国倘不革命，阿Ｑ便不做（革命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不过对有恩于我的张朝臣老师，我依然是礼拜有加。张老师出身华侨，参加对志愿军。在小学时，我们每逢演出文娱节目，就借用他的大盖帽、武装带，扮演解放军。张老师为人一向耿直，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有些小学同学因为张老师在毕业鉴定中用词过激，颇有怨言，曾联络我回龙潭七小贴大字报，被我拒绝。但在中学里，我倒算得上一个积极分子。 

　　小将们造反了，停课了，学校当权派靠边站了，老师们一头雾水，学生们群龙无首，这下我们体会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乐趣，整天在学校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可是好景不长，这种混乱没有几天，就被约束了。市委向各校派出了工作队，领导“文化大革命”。我们学校算是重点，工作队由公安局陈副局长带队，取代学校党支部领导运动。派到我们班的是九站某厂的一个女同志，风尘仆仆，刚搞完社教又来到学校。我们班里开批判会，乱烘烘地连老师带学生一起批，她有些应付不了局面，不得不请出陈大队长亲临讲话。身为公安局长的陈“大队长”，对我们软硬兼施，连哄带吓，讲了好多。大意是你们都是学生，在旧社会，都可以说是“秀才”。你们的任务是学习知识，要做到又红又专云云。工作队一番动作，总算使学生们平息下来。接着就是放假。刚刚还是轰轰烈烈的校园，一下变得冷冷清清。

二、带上袖标

　　放假了，我回到江北，找了小学同学杜德生，拿着学生证，到龙华副食联系参加社会锻炼，成了义务售货员。我站干鲜食品柜台，杜德生站猪肉柜台，我俩正好遥相呼应。我站的柜台，里面摆满了鱼翅、熊掌、干鲜水果，可我好些东西却不知道是啥滋味。当时的购买力很低，一天站下来，也卖不了几个钱。倒是较便宜的食盐、面碱，生活必需品，卖的多些。有时我也被派到马路对面楼后的蔬菜棚去买菜。一天，菜棚里来了韭菜花，我买了些回家，父亲把它又揉又搓，做成了韭花酱。当时我家里生活很差：奶奶瘫痪在床，靠母亲侍候，我在市内上学，弟弟也上了五年级。只有父亲一人上班，我们在家里一年到头都是苞米面饼子，窝头，这韭花酱就是我们最好的菜肴了。在副食商店参加社会劳动，商店里的服务员们对我们学生态度都很好，都把我们当作新职工一样看待。

　　这种平静的日子过了有一个月。学校迟迟没有开学的消息，社会上倒是越来越动荡。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红卫兵”首次见诸传媒，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耀眼的明星。翻开《人民日报》合订本那发黄的版面，当天题为《毛泽东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的报导，使人感到恍若昨日：

　　【新华社讯】我们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今天同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百万革命群众一起，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在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在雄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

　　今天清晨五时，太阳刚从东方地平线上射出万丈光芒，毛主席便来到了人群如海、红旗如林的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早已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的革命群众。毛主席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主席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

　　几万个系着红袖章的“红卫兵”们，英姿勃勃，像生龙活虎一样，在今天的大会上很引人注目。“红卫兵”是首都大中学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创建的革命群众组织，他们表示要一辈子当保卫毛主席、保卫中国共产党、保卫祖国的红色尖兵。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站满了“红卫兵”的代表。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天安门广场上，在广场两侧的东西长安街上，今天都由雄纠纠的“红卫兵”维持会场秩序。

　　在大会进行中，师大女附中一个“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和她亲切握手。城楼上下的“红卫兵”，无限欢欣，有的一跳尺把高，非常激动地说：“毛主席是统帅，我们是他的小兵。”有的说：“毛主席参加了我们的‘红卫兵’，对我们是最大的支持和鼓舞。毛主席给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如果说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音符；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正式打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发令枪；那么，一九六六年的“八·一八”，对于成千上万参加对这一场运动的青少年、对于数以亿万计的中国老百姓来说，“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了， “红卫兵”一涌而出，首次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亮相，在他们的心目中更为光芒夺目，更为五味俱全；在他们的命运中也更深刻地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报纸上，伟大领袖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带红卫兵的袖章，挥手云天。一时间，成千上万的学生冲出校门，开始冲击撼动中国社会各个角落，使世界为之震颤。有一天，大概是八月二十日吧，附近学校十二中、十六中的学生们成群结队，带着“红卫兵”袖标，拿着各种能打砸的工具，冲上街头，批判和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对“资产阶级”统治的一切阵地，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采取“革命行动”。最后发展到剪长辫子（资产阶级生活习惯）、扒塑料鞋（有一种鞋子的底纹酷似“毛”字，穿之既大不敬，设计者亦属包藏祸心）、起“永久”自行车标牌（把牌子倒过来看，像鬼脸吃红五星）……。副食店的职工们不敢对抗运动，没等红卫兵来到，就先进行了自检。凡是有“四旧”嫌疑的标牌、装饰，统统摘了下来。看来运动又一次“柳暗花明”，我的心又一次涌动起来，再也站不住柜台了。回家找出一块红布，用黑墨水写上“红卫兵”三个字，自己做了一块袖标。当时没有电视，也很少彩色图片，从报纸上看毛主席“８·１８”站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带的袖章，颜色很深，不像是后来统一的黄色毛体字。所以我就选了黑色。不过后来文革中确实出现过“黑字兵”，也曾成过一阵气候。我把自己制作的袖标套在胳膊上就“杀”回学校。记得当时的情景是，站在四路电车上，我拿着一份传单，题目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高声朗读：“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利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能、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乘客们默默地听着，抬头就可以望到两旁街道上红红绿绿的大字标语。一切都开始了，不只是在报纸上、在学校里，现在轮到社会上，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不过这才仅仅是开始。

　　学校里已经有很多学生回来了。有一些带上红袖标的，样子很神气。同班同学把我拉到一边，小声告诉我不能随便带袖标，要填表审批，才能参加组织。一打听，学校里已经成立了几个红卫兵组织。最大的一个叫“红卫连”，是由原“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改装成立的，成员多是学校和班级的学生干部、教师。“筹委会”名声很臭，我们都把他们的成员称为“老保（保皇派）”，称为“臭委会”，我可不想参加。另一个叫“红旗战斗组”（后改名“红旗战团”），成员多半是部队干部子弟，一身的绿军装，都很神气。还有一个是“造反团”，以高三·一为主，印象中多属让老师们伤脑筋的淘气学生、一伙“打砸抢”的暴徒。再就是一些所谓出身成份复杂些的学生组成的“十六条捍卫队”，在讲究成份论的年代里，我也觉得这个组织名声不好听。再有一个就是高三·二班张延华、王友三领头组建的“革命造反队”。我和他们都很熟悉。我在学校住宿，我们班学生家远的多，我就被分到了外寝，插到高三·二宿舍。平时也常到他们班里玩，有时晚自习也到他们班里去写作业，现在参加红卫兵也要找熟人啊。果然一报名就获得批准，我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卫兵，而且又拉来了同班的一些同学也参加进来。

　　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这时的批判矛头开始对准了市委下派的工作组。派工作组到基层指导运动，是几十年来常用的工作方法。文革之初，毛主席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３１日授意陈伯达率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的大权，第二天便搞出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号召群众起来造反。当刘少奇、邓小平援引前例，在大专院校一片混乱的状态下派出了工作组，力图使混乱局面得到控制。这就不可避免地同某些群众的过激做法产生矛盾。更加上江青、康生等人的从中挑拨和煽动，冲突更加激烈。在八月初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指责工作组犯了方向性的路线错误，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中，提出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的方法，指出群众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强调“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时派到各学校的工作队变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大部分被造反的学生赶出校门。一天，陈大局长推着自行车走进学校。高二学生汤大新、陆桂芬首当其冲，把他拦住。怒斥工作队在学校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很多学生尾随其后，口号声此起彼伏。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迅猛发展，各校的党委、团委相继瘫痪，运动失去控制，工作队的介入也是顺理成章的，何况这一套人马也是现成的，两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四清工作队在各单位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好派上用场。不过让领导者始料不及的是，现在学生们已经开始“用毛泽东思想观察一切、分析一切”，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对学校当局的不信任情绪被煽动起来，认定工作队是“灭火队”，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毛主席”的“阴谋”。再加上“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工作队无奈地被从各学校赶出。学生们冲破束缚的羁绊，穷追猛打。高中的学生们在工作队办公室搜查到几份名单和一些整理材料，这些东西被学生们认定为“黑名单”和“黑材料”，一经公布，更激起学生们的愤慨。我也曾找过班主任索要“黑材料”，从他手中抢出了班级的入学档案，查出了我的入学成绩；抢来几本近两月的日记，内容多是学校运动见闻，记得很详细。可惜当时被我们当成了准备“秋后算账”、“反把倒算”的“变天账”，记不得是扔了还是烧了。（后来，感到很对不起郭老师，二十多年后，曾向他表示过诚挚的歉意。）

　　我们这个组织有三十多人。分属几个不同的年段、班级，各建分队。我们班的几个人也要有个名堂，我和曹传江、柴文杰、张波、李成等人讨论了半天，最后决定起名“毛泽东主义宣传队”，后来在小报上看到一些文章谈及中央不提倡这种廉洁，又改名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叫什么都在其次，其实就是想声势上比“十六条捍卫队”名声还要大些，能唬人就行。到底是高三的学生有水平，王继魁等人搞出个小报“星火燎原”，算是我们的喉舌了。参加红卫兵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走出校门去大串联。到车站就可以领到免费的火车票，有如此风光的既学习又可以游览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八月的最后几天，我们商量到长春串联。那天早晨，天还很黑，江边格外清爽，路上行人稀少，街灯下我们一行十余人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佩带着红袖标，从临江门步行走到车站。到长春后，我们首先到了吉林师范大学，当时改名为“毛泽东主义教育学院”。一个女大学生接待了我们，或许她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师大造大司令姚美玲。看到什么，听到什么都记不得了，只是这种“串联”形式令我们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