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论坛』 [经济杂谈]水煮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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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想必大家听说过不少经济学吧。诸如以阶级成分划分：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军事经济学、教育经济学、商业经济学；以具体行业划分：运输经济学、营销经济学、卖豆腐经济学、桑拿经济学、洗脚经济学等等。这些不同的划分都穿了衣服，加了前缀，所谓好马配好鞍，美女穿靓装（尽管不穿最好）；以示本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区别，展示其个性，吸引不明真相者之眼球。
　　
　　大话经济学可不是说大话的经济学，而是妄图通过“戏说”的方式将经济学的演化历程介绍给诸位，文中的故事不必认真，能够明白其中的原理即可。希望看完之后大家的脑海里只剩下一个毫无修饰的、一丝不挂的、赤裸裸的、连口红都没涂的经济学。
　　
　　一、混沌时代
　　
　　第一章 吃饱了撑的
　　
　　话说古代希腊有一位战士，名叫色诺芬，在部队服役的时候没有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也未学习许三多，加入老A，更没考取军校，顺利提干。退伍之后颇为生计发愁，于是师从古希腊国学大师苏格拉底。政审的时候苏教授看其根正苗红，历史清白，而且直系亲属中无人在国家男子足球队踢球，欣然录取。接到录取通知书后，色诺芬同学打好背包，扛起行李，怀揣报国大志，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
　　
　　色诺芬同学入学以后学业认真，很是努力；既不泡妞，也拒绝被妞泡，只泡澡。每天坚持寝室、教室、图书馆、食堂四点一线，连宿舍下面那个风情万种的漂亮老板娘开的小杂货店都很少去。成天研习功课，一颗红心扎扎实实地做好了两手准备。
　　
　　一天下课后，照例来到学校食堂打饭吃，只见打饭的人潮如山似海，千姿百态、争奇斗艳：有加塞的、有扒拉人的、有手里拿十个饭盆儿，嘴上叼饭票的，活脱脱一组鸟为食亡的英雄群雕。他想，身为一个退伍战士，一定要时刻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不和他们挤了。干脆到面食窗口要了俩肉包子，找个就近的位置坐下吃饭。心想，今天要不是苏教授上课的时候兴致大发，导致提前下课的梦想未遂，偶一定要吃红烧肉下大米饭。手里拿着那第一口咬不着馅儿，第二口就咬过了的肉包子，看着饭盆里那似荤是素的玻璃汤，心生很多感慨。
　　
　　正郁闷，忽见邻座的一位同学一口气要了八个包子。心想这娃真能吃，偶只要了俩就够了，你偏偏要了八个。再看看另外一桌的一位同学一口气打了十八个菜，更是郁闷得无法。不过倒也宽慰，比起八个包子和十八个菜的同学来说，俩包子比他们合算。
　　
　　吃完饭，回到寝室躺下养膘。色诺芬同学突然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吃多吃少原来并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我们通过摄取食物获得了满足。面前摆的菜越多，越容易产生吃饱的感觉。虽然偶只吃了俩包子，但获得满足并不比那吃八个包子和十八个菜的人少。由此他懵懵懂懂地感觉到，所谓的价值是来源于物品产生的快乐而不是物品本身。仅占有一个物品，而不用这个物品去挣大钱，这个物品就不是财富。于是他长长的伸个懒腰，爬起来构思了一篇论文，并参加了全校学生论文大比武，荣获比武状元的光荣称号，并因此跻身学生会，成为学生中的高层领导。
　　
　　色诺芬同学毕业后，学有所成。除了到处捣鼓《百家讲坛》外，还著书立说，其中《经济论》是世界上首次以“经济”这个术语来规范和研究社会活动。他的关于物品带给人快乐才有价值的思想后来被人们推而广之，认为带不来快乐甚至是倒贴快乐的，就叫做负效用，成为经济学效用理论。
　　

　　第二章 别弄得我心痒痒
　　
　　色诺芬同学之后，希腊出了一个更大的名人，名叫柏拉图，也是苏教授的高徒之一。他在校期间，和师哥色诺芬一样，也是乖娃娃，连女生寝室都没去过。长大后，成熟了，老脾气还是不改。泡女人或者被女人泡，仅仅停留于眉目传情和骚首弄姿阶段，最多就是通过QQ或者MSN传几首曲高和寡的情诗（视频聊天都很少玩），从来就没有直奔主题过。害得美女们心痒痒的，只能享受单相思带来的快感。
　　
　　“柏拉图式的爱情”那样一种至真、至爱的境界确实让人向往而不想做。人类必定是要繁衍后代的，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没有热情奔放的欲望爆发亦或没有偷鸡摸狗的小心试探，人类早就绝种了，当然也不会有艾滋病的困扰。所以我敢肯定，接受“非柏拉图式的爱情”的人的比例绝对在24K以上。我没有考证过“柏拉图式的爱情”是不是柏拉图发明的；但柏拉图本人肯定是个道德高尚的人，这点可以从他的经济思想反映出来。
　　
　　他发现一些地方的非农产业逐渐繁荣起来：卖洗脚盆的多了，做金首饰的多了，铁匠多了，卖盗版书籍的多了，卖成人用品的多了，洗头妹多了，洗脚城多了，农贸市场多了。。。逐渐形成了城市，就把城市的起源归因于分工和专业化。这个理论和我们今天流行的产业聚集理论差不多，颇有先见之明，算是对经济学的一个重大贡献。
　　
　　他看到人们到处找买主和卖主，寻思着做买卖，这样的人多了，也就形成了今天叫做市场的玩意儿。柏老头发现，人们都通过市场交换自己想要的东西，没管理者或者柏老头什么事情了。而且这世界上的男人女人，不仅交换产品，还交换欲望和身体，把这个社会弄得乌烟瘴气的。由此，柏老先生建议，要加大管理，尤其是对人的管理。强化管理的前提是管理者的个人素，而素质的表现就是遵守公平的道德规则。
　　
　　问题是，这男女人的欲望，他们的交换也是我们人类繁衍的必须活动，如果都按照柏老头设计的理想国度，那就没咱们今天什么事了。且毕竟IBM电脑是美国人弄出来的东东，希腊人没那玩艺；聊QQ还是少不了，美国人不可能跟他柏老头实现柏拉图式的恋爱，光说不练，白送电脑。进而，柏老头说到货币和贸易，他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光靠管理者一人的力量，是扛不动那么多谷子的。所以，他认为贸易和货币是必要的邪恶，在社会最底层允许存在。
　　
　　柏拉图生理上是否有问题无从考证，但学术上的毛病显而易见，至少，按照他的“理想国”的设计，且不说那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有可能落入袁世凯之流的手里；就算是由他那样品德高尚的人来治理，后院起火和红杏出墙就够他老兄喝一壶了，自家的稀饭都吹不冷，哪还有心思帮别人吹饼子？
　　
　　帕拉图看到了社会分工，怎么会没想到人类的自然分工？最起码，生儿育女必须依靠男女配合，如果总是让美女们心痒痒的，岂不是有些不厚道？同样，仅以道德限制那些掌握着权力的“高素质”的人追求“必要的邪恶”，搞得权贵们心痒痒的，那么真正的邪恶就来了。因此，对人类本能的承认是实事求是地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三章 喝醉了，我谁也不服，就扶电线杆杆
　　
　　有时候我们会在街上看到这样一幕：某公抱着电线杆杆摇摇晃晃，知道这孩子八成是喝醉了。问题是他娃不会认为自己喝醉了，而是心里一个劲的想：这电线杆杆咋会摇腻？这天和地咋会转腻？醒酒之后一定会得出一个结论：不是我的错，是该死的参照系发生了问题，之所以会发现天旋地转，那是以我为参照系，我没发现自己动。
　　
　　参照系是每个人考察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好比我们坐车上，以自己为参照系，可以看见树木往后飞速移动，而我们不动。爱因斯坦就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相对论：参照系发生改变，观察到的物理现象也会不同。
　　
　　柏拉图教出了一个高材生，此公就是大名鼎鼎的亚里士多德同学。亚里士多德同学和他的老师一样，也不喜欢泡和被泡，常常晚上睡不着，独自出来夜观天象，时间久了，也若有所悟：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围着地球转。这个结论在当时是很好地解释了老祖宗们看到的现象。
　　
　　不错，以俺们地球这嘎达作为参照系，显然是大家围着咱转——我们没动就是别人动了。这个结论影响深远，别的不说，起码哥白尼和伽利略同学深受其害：学术成果一直得不到承认，甭说院士资格得不到解决，连《百家讲坛》也没上过。
　　
　　亚里士多德同学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雅典公民享有政府配给的一切好处，组织上不仅管吃、管住、管医、管死，还会在合适时间安排他去泡或者被泡。显然，他不用为生计发愁。因此钱这玩意儿对他来说直接就是没用，没有钱他也可以很享受地生活。
　　
　　所以，尽管他认为货币不仅具有价值标准和交换媒介的作用，还是储藏价值的手段；但他讨厌利息，并认为钱就是用来买东西的，有钱就花才是一个自然的行为，“月光族”就是他老人家的发明创造。显然他老人家是以自己为参照系，今天吃饱喝足了不仅不担心明天的吃喝，还可以换酒换菜换小蜜，高兴了还可以邀约狐朋狗友来顿“女体盛”，有钱无钱一个样。但是还有许多奴隶和没有享受“共产主义”的同学肯定不同意他看法。
　　
　　亚里士多德在其《格言》里有这样一段叙述：“如果增加一较小单位使整体的好处大大增加，就是一个较为合意的东西。”这就是边际分析法最初的雏形――用增量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出发点。正如色诺芬同学的同学那样，一个包子吃不饱，就再加一个包子，直到第八个包子才算吃饱了，可那第三个包子对于色诺芬同学就已经是浪费了。
　　
　　在考察价值和使用价值方面也有一些初步的感觉：“稀少的东西比丰裕的东西具有更大的好处。黄金是比铁更好的东西，虽然他的用途较少，但它难以得到，因此它更有价值。”后来经济学将这个现象归结为：用值和换值成反比，用值高，换值就低，用值低，换值就高。
　　
　　在经济体制方面，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反其道而行之，认为他老师的、他的、他爸的、他妈的、同学的、好友的、七大姑八大姨的、恩人的、仇人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人的个人财产都是正当的，鼓吹混合经济体制——有希腊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
　　
　　在分析贸易的过程中，他捣鼓出了著名的“两方交换”模型，这个模型至今仍然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说它象后来经济学家常用的那把“剪刀”吧，它没有坐标，说它不象吧，它又有个交叉，实在让人费解。
　　
　　但至少他提出了交易的如下前提，仍然能够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活动：一是只有余钱剩米的时候的时候才会有交换和贸易；不够吃，不够用，拿什么东西去交易。二是交易者必须掂量掂量剩余的价值；亏本生意不会有人去做。三是交易者不打算做亏本生意，并能够暂时团结在共同利益的旗帜下，哪怕就是同床异梦也要强忍恶心，搞好关系。四是适当的司法和行政干预是交换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有人黑了我，至少我可以找个地方上访。
　　
　　古代希腊人对西方思想做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学方面的表现就是，将家庭、个人、生产者等微观经济要素与公民的集体满足和幸福的整体价值联系起来。虽然他们也发现了分工、交换等等基本现象，但一直没有认识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所以，经济学在当时还不能作为一门科学，只能是行政管理体系内的一些模糊的、片段化的认识。
　　
　　第四章 香香屁是这样PS出来的
　　
　　古希腊之后，欧洲经历了罗马帝国的辉煌。罗马帝国颁布的法典成为后世法律制度的重要基础。N多年之后，人们才发现，法律和经济原来是一个硬币的两面，罗马法典也成为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一个重点，这是后话。
　　
　　但罗马帝国在思想、文化、艺术等精神层面上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古希腊的水平。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欧洲文化从“阳春白雪”一路跌落到“下里巴人”，中世纪漫长而黑暗的时代到来了。
　　
　　中世纪最大的帮会是天主教会，他们不仅把持了朝政，还垄断了知识，控制了人们的头脑。
　　
　　由牧师中的精英学者组成的团体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经院学派。他们大都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把古希腊的文献和哲学精神奉为经典，凡是古希腊的文献说是正确的东西不允许有人提出疑问。上至教皇，下至部级、科级乃至股级的主教、神父、牧师们说什么就是什么，不容吾等小儿多话，否则轻则掌嘴，重则下大牢直至活体火化。
　　
　　经院学派的研究方法在今天看来完全背离了科学的精神。他们对提出的各种观点，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等古希腊经典以及各级主教、神父的讲话为据，进行一连串周而复始、复而周始的阐述和解释。最后总是以权威和经典的胜出为结果，以光辉的思想再次获得胜利为荣耀。任何敢于挑战权威的思想和行动都将迎来“人人喊打”的火爆局面，最后蜕化成鼠辈，落荒而逃。
　　
　　据说一位主教晚饭吃了过多的豆子，第二天在神学院讲课的时候不断排出气体，异味熏人。这不能怪他，“一颗豆子十个屁”还没被哪位权威做成经典。有学生就以此为据，著书立说。大意如下：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臭的，比如臭豆腐（此处省去5000字）；主教大人的屁是臭的东西，但不一定是臭的（此处省去30000字）；所以，主教大人的屁不是臭的（此处省去7000字）。这位学生后来不仅获得当学期三好学生奖，还荣获该校本年度十大杰出青年和最感动领导奖。因此，长时间之内，人们对经院学派的研究成果总是不屑一顾，认为谬论太多。
　　
　　所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经典不是谎言，但重复一万遍之后，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其局限。偶尔有人看到了其中的瑕疵，也责怪自己是喝多了酒，看花了眼，实在是该打自己几个嘴巴。有些人即使看到了，也不敢说、不想说。是的，不指出经典的谬误，太阳依旧每天东升西落；工资照样该发多少发多少。公鸡要打鸣，母鸡要下蛋，该干嘛干嘛去吧。
　　
　　但是，禁锢和保守并不能阻止思想的前进。阿尔伯图斯·马格努斯提出用劳动和成本来衡量产品的价值，这一重大贡献深深地影响了后人；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公平价格的假说；让·布里单的有效需求理论与后世的需求理论更为接近。
　　
　　中世纪时期，学者们用传统道德观去审视社会经济活动。符合道德标准的献爱心活动往往能够引发人们的热议和追捧，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学术研究的重点。而价钱问题是那些无商不奸的生意人们用来蒙骗老百姓的花花肠子，平时闲扯都懒得提，怕脏了自己的嘴巴和纯洁的心灵；更甭说神学院、大学等等这些高雅而神圣的地方了。
　　
　　也不怪我们不喜欢谈价格问题，因为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确实太落后了。
　　
　　一方面是因为地域等条件的限制，孤立的交换和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以及农奴等制度还普遍存在，市场力量还远没有象今天这样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市场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为人所知。偶这辈子做得最多的生意就是用五斤包谷去村头的小杂货店换二两盐巴，你非要我说清楚价格是怎么决定的，是不是有些过分？
　　
　　二是生产水平的低下导致物品的普遍短缺，人们更看重“分配”问题。我家和我家的隔壁家以及隔壁家的隔壁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就指望着政府那点救济粮，看看我能分到多少，你还跟我谈买卖，门儿都没有。
　　
　　三是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掩盖了市场交易的实质，人们看不到市场交易的力量。我们还指望着多分点救济粮呢，哪敢对村长多往自己家里顺一点东西提出意见？那些神父和主教，人前是教授，人后是成禽兽，我们更是无从得知；据说他们放屁都带麝香味儿，想闻还闻不着呢。
　　
　　经济学的出现注定还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程。
　　
　　
　　二、曙光初现
　　
　　第五章 肉包子能撑饱肚皮，真金白银能撑大脑袋
　　
　　人的精神常常会和经济实力成正比。有了钱，人的精神头儿会大不一样，挺胸抬头，眼光向上，目不斜视是多数人发达之后的一个明显症状。毕竟有了钱，很多过去未遂之事现在可以遂了：过去不敢吃的鱼翅现在敢吃了，过去不敢骑的宝马现在敢骑了，过去不敢见的领导现在敢见了，过去不敢泡的女人现在敢泡了。。。 。。。于是乎，左脑的开水必定会和右脑的灰面混合，认为自己是玉皇大帝下凡、天蓬元帅转世，无所不能。加之趋炎附势之人贼心不死地把你当成马儿，不断爱抚你的屁股，“人定胜天”必然让你涌起无数豪情，明知自己不是愚公也敢移山，不是芙蓉也敢发骚。
　　
　　随着世界地理大发现的进程，国际贸易日趋活跃。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通过与亚洲、非洲、美洲的贸易获得了大量真金白银。以国际贸易为主要手段，以贵金属为主要财富标志的资本主义开始骚首弄姿，勾引良家汉子了。
　　
　　这时，商人们开始想事情了。想想自己整天吃香的、喝辣的、穿金的、戴银的，性趣上来了还可以让那些高傲的夫人小姐们自动送上自己的身体。但社会舆论就是不依不饶，总是瞧不起咱。领导还时不时组织我们学习什么帕拉图、亚里士多德文选，实在有些让人郁闷。我们有什么错？一不偷，二不抢，还不浪费国家宝贵的土地资源，皇室离开了我们能成就那么大的家业么？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
　　
　　以关注物质和客观世界的、务实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不错，吾等小民连饭都吃不饱，还让我成天去整柏拉图干啥。最要紧的首先是挣钱养家。亚里士多德他们已经见鬼，我可不想现在就去见鬼。
　　
　　奥地利法官冯·霍尼克对当时出现的这样一种主张和学说进行了总结：1、尽量避免进口外国的货物。2、对进口贸易的结算最好是以货易货，不用黄金和白银进行结算。3、禁止输出黄金和白银。4、把一切原料都用于国内制造业，成品出口的价值比原料的价值高。5、国内要大力发展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6、要大力促进出口。这就是后来称为重商主义的基本特征。总结起来就一句话：我赚的就是我赚的，你赔的还是我赚的。
　　
　　重商主义脱离了中世纪唯理主义的桎梏，一心奔着“钱”这个最实际的客观存在而去。他们认为财富的最大来源就是通过贸易盈余获得的国内的货币积累，国内积累的黄金和白银越多，财富就越多，闲钱越多越富有。显然，有了钱之后就想有更多的钱，而且一厢情愿的认为一定会有更多的钱。连俺们村出去的比尔·盖茨都说：从一百块钱到一百零一块钱是血汗，从一亿到一亿零一百万是必然。商人们脑袋里的面糊糊开始发酵了。
　　
　　让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甜蜜的一厢情愿是怎么变成痛苦的单相思的。假设一个国家完全按照重商主义的主张实现了巨大的贸易盈余，并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和白银。这时，国外的黄金和白银必定在数量上要减少，相应地，以黄金和白银为价格的国外的货物必定涨价。同时，国内因为黄金和白银的数量增加，以黄金和白银为价格的国内货物必定降价。价格就会引导资源在国内外市场上进行流动，黄金和白银也会跟着流动，这就是后来由大卫·休谟发现的国际贸易平衡机制。
　　
　　重商主义最后还是带来了一些后果，至少西班牙的衰落在经济上的表现就是由于国内积累的货币太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摧毁了西班牙帝国的经济基础。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英国躲过了西班牙式的劫难？这恐怕要从“人定胜天”说起。在人们通常的思维中，市场是会出现问题的。这就要求政府动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市场。政府干预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各种各样的管制。比如要取得工商营业执照、要取得城管的许可等等。英国和西班牙王室为了管制经济，也出台了这样那样的手段和措施。其中，经营许可就是一大特色。这样那样的管制有的是各种各样的合理合法的理由去实施，反正没有一个管制不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
　　
　　问题在于，王室不可能把一切事情都管得死死的，得通过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来运行。就连俺们村长决定砍后山的树子建新房，还得依靠副村长、村会计，村民小组长去落实呢，况英国伊丽莎白那老女人乎？
　　
　　更要命的是，英国的地方行政长官不拿工资，白给王室干活。好像他们天生就欠王室还不清的人情债似的。他哥几个可不是柏拉图，天天都要吃人间烟火的。连俺们村的小寡妇要出门打工，找村长开个证明都知道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和村长做交易呢，况那些出过国、留个洋，见过大世面的蓝眼珠、白皮肤，敢于教坏好干部的衣冠禽兽们乎？
　　
　　于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在这个过程中导致王室的“好”政策出现了问题。那些支持重商主义政策的商人们为了获得自己的利益，往往利用各种形式的“贿赂”获得某种商品的经营权，这个贿赂不仅向地方，也向王室。工匠和平民为了规避管制，也是花样百出。
　　
　　管制导致了英国王室和地方行政、王室和立法机构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尖锐化。英国议会在斗争中最终取得了胜利，获得了完全的立法权。但是议会发现，要实施制定的法律，他们面临着与王室一样的难题：行政成本太高，谷子太多还是不好扛。至少俺们村长不受议会的领导，他才不会去管议会到底出台什么法律了。即使议会管着俺们村长，财政上那点钱只够干部糊口，落他手里也不剩几个了，如何让他老人家安心干事？最后，各种各样的管制取消，自由贸易得以实现；重商主义最终破产。
　　
　　英国的体制最终走上了一条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道路，而西班牙没有，西班牙的帝制直至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才取消。
　　
　　或许这就是政治和经济的一个关系吧：没有哪一种政治意愿不付出经济上的代价，上层建筑在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支撑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为所欲为。好比我当年做小买卖，政府的干部说我上街卖二斤小菜是投机倒把，不准卖；我说行，俺家的十个儿子你来养活？他又说，财政太紧张，只够干部糊口。那好，我卖我的小菜，你做你的官，咱谁也不碍着谁最好。
　　
　　重商主义破产之后，经济学终于迎来了她诞生前的一丝曙光。因为从那以后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学说开始出现。人们更重视自然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并着力去发现和捕捉那些符合人类社会运作特点的自然之光。毛主席总结过一个规律：“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对于我来说，最大的自然规律就是承认自己的这点小欲望，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想办法满足自己的七情六欲先。
　　
　　第六章 口号的作用
　　
　　中国最著名的口号莫过于“毛主席万岁”，体现了全国人民对伟大领袖的敬仰和崇敬之情。口号的作用之一是让各位观众知道闪亮登场的那位的身份、地位、主张，代替了宣读简历等繁琐程序，相当于口头名片。文革期间有个著名的口号：“完蛋就完蛋，老子完蛋就完蛋”，够刺激、够直接、够亡命，一群无知无畏的暴徒形象袒露无遗。口号的另外一个作用是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政府的英明神勇，比如：“谁影响了招商引资，我们就影响他的饭碗”、“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三胎又扎又罚～！”。就连QQ上也有口号：“这个群里静悄悄，莫非全去了怡红院”——人气有问题；“我来了，群里的美女出来欢迎”——伪帅哥驾到。。。 。。。总之：工作做得好，不如口号喊得好，要想人气旺，就把口号上～！
　　
　　威廉·配第这位医生出身的哲学家，对经济学有一个重大贡献；那就是他的那句著名口号：“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高人就是高人，一下子就给财富找到了爹妈，上了户口。上述口号，广为流传；甚至在中国最偏远的乡村，也不时会看到。所以，“One World One Dream”绝对是真理，因为连口号都不分种族、不分国籍。
　　
　　问题是，如果农产品的爹妈是土地和劳动还算说得过去的话，那么土地和劳动顶多就是姚明姚大个创造的财富的干爹和干妈。还有更多的、看不见的劳务和产品，它们的爹妈又是谁？
　　
　　威廉·配第始终认为能够找到一个衡量价值的绝对标准，并通过分析土地和劳动的数量关系试图得出这个标准。问题是，现实中，商品实在太多，凡是可以用来交换的商品都要计算它们之间的比价。这个比价实在太复杂，就拿泡澡来说吧，我们可以计算泡一次澡相当于多少斤包谷酒，可是泡澡还有很多附带服务，要清楚地计算包谷酒、脑白金之类的商品与泡澡的比价恐怕就够费功夫了，更甭提市场上那么多商品相互之间不同的比价。即使用最新的“曙光5000”不停地计算，排除死机和漏算的可能性，估计也要算到猴年马月。
　　
　　虽然威廉·配第打着灯笼到处找绝对价值，可最后除了浪费不少出差费之外，什么也没找着。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给计量经济学开辟了一条道路。后来人们用一个物品和另外一个物品作比较来衡量物品的价格，造就了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概念：相对价格。
　　
　　作为重商主义晚期的一个代表人物，他认为货币的多少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他认为在货币的三种职能（价值标准、交换媒介、价值储藏）中，交换媒介才是最重要的，这点和亚里士多德他老人家差不多，反正钱就是用来花的。因此，经济政策的目标应该是促进就业和经济繁荣，而不是追求货币。这倒是体现了他老人家的英明，钱多钱少不是问题，关键是要和谐。问题是，货币数量还是关键的，他没看到这个问题，后人看到了，至少我们也看到了。这不，加油机上显示，昨天还是六块一毛五一公升的汽油，今天变成六块三了。
　　
　　威廉·配第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用实证的方法分析问题，把道德标准和科学标准分开。方法论方面较为客观和实际。这个方法应该说与当时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密切相关，伽利略都知道用两个铁球来验证亚里士多德的理论，社会科学同样也可以效仿，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最好的尺子。
　　
　　他认为，任何一个经济问题都不仅仅只是一个孤立的局部，而是要从整个经济系统来分析问题；很有大局眼光。马克思因此将他尊崇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