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竞争（转）

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竞争
　　
　　文/邹啸鸣
　　
　　有个江西赣州的司机，曾经不无自豪地向我炫耀：改革开放的春风，从广东吹向全国的时候，必须先经过我们赣州。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到目前为止，这好象仍旧是一种思维定式。新任广东省委书记在利用各种场合频频吹风，期待干部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也得到了深圳、广州等地市委书记的呼应。南方的几个重要媒体也用了重要版面呼吁“再一次解放思想”。这吸引了我来谈谈自己的“解放思想”观。
　　
　　是小平同志帮我“解放思想”。邓公的理论，我概括为“猫论”、“摸论”和“富论”：“猫论”是讲给“阻力”听的。其实这只是常识，邓公在政治的高度讲这个常识，是讲给那些狂热地追求意识形态胜过追求温饱的人听的。有还原其人性和四两拨千斤之功效。“摸论”是讲给干部们听的。他只是告诉大家，该怎么干的问题，他也不知道。这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语境中，其功效相当于发给干部们一个进行制度创新的许可证。“富论”是讲给全国人民听的。这句话说到了每个人的心坎里，因为每个人都符合经济学上的“理性人”假设，无论口头承认与否，付出最小期望获得最多是每个人的本性。“富论”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简称。这句话最重要的一个字，我认为是“让”。因为这个字，他把自己与前任的区别挑明了：他让，前任不让。
　　
　　“让”与“不让”的区别不在于目标，而在于对对路径的选择和对人权尊重的差异。其实解放初期我们就制定了“赶英超美”的计划，但是我们选择了集体经济和计划经济的路径。这条道路为什么导致我们离目标渐行渐远？因为它违背了人的利己本性。人的利己本性的确无法证实，但是可以反方向证伪。其实，改革前的失败和改革后成功的历史，都在给经济学的这个假设进行证伪工作。都在证实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的正确性——人们利己的行为导致了两个“并非本意”的结果，一个是主观利己导致客观利他，二是整个社会产生了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在我看来，从邓小平的“拨乱反正”的“正”，到胡锦涛的“以人为本”的“本”，反应的是国家领导人对“以人的权利为本”的思维轨迹。反映了政府对人权的尊重越来越靠上宪法的谱。尊重人权产生了正确的激励：改革以来ＧＤＰ的增长，基本上都可以理解为尊重人权结下的硕果。
　　
　　从语义上分析，“解放思想”只是一句口号而不成一句囫囵话。完整地讲，是“邓小平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现在，邓小平同志不在了，谁来进一步解放中国人的思想呢？我认为关键要走两步棋：1是每个人都拆除自己思想的藩篱，因为这符合宪法对公民的赋权；2是强制约束每个人替别人的思想树立藩篱的权力，因为这超越了宪法对他的赋权。当每个公民都将自己培养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是人云亦云的人，我们就无须等待别人来给自己解放思想。
　　
　　从方法论上看，解放思想就是鼓励人们学习科学的思维方式。这包括培养逆向思维和发散思维来补充人们习惯性的单向思维，用证实和证伪的方式替代主观臆想。用专业精准的思维替代模糊混沌的思维。
　　
　　从激励机制上看，就是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正面的激励。如果讲了一句大实话，总会得到负面的激励，那么无论我有什么进步思想，都宁愿让他烂在嘴里不敢说出来。能说出来的，就剩下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这些话都属于“貌似政治正确”但于事无补，于事业无益。要让讲真话的人得到正面的激励，那就要算大帐。99句正确+1句错误，这个人应该得98分，而不是揪住那一句错话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否定他的一切正确判断。
　　
　　解放思想就是让思想竞争。因为在地球村，客观上存在着各个国家之间的实力竞争。而国家实力的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绩效的竞争。因此，只有解放思想，让思想竞争起来，那些制度绩效最优的制度才有可能被选中，才有可能保障国家实力的增强，才有可能保障民生的进一步改善。为此，需要解除对思想传播的人为干扰，让各种思想能够公平地竞争，那些最符合科学规律的思想，那些最会逮老鼠的好猫，就一定能够胜出。我们的目标就能更好更快地实现。
　　
　　http://jb.sznews.com/html/2008-02/23/content_70139.htm
　　
　　【经编辑后发表于深圳‘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