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文化管见（上）

作者：林木村

读四史，作笔记，按政治、思想、经济和军事四个方面整理出一文。今将此贴上网，供网友阅读批评。政治、思想二题，在拙帖《三国论》里有述，阅过者可越上阅下。不过再赏光一遍，会见小有不同。

1、政治

传说唐尧是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连盟首领。唐尧以虞舜为继承人，唐尧死，虞舜即位。虞舜又以夏禹为继承人，虞舜死，夏禹即位。夏禹死，子夏启即位。夏启创建夏王朝，确立了宗法制度。历史一般记为尧禅舜，舜禅禹，称之为“禅让”。当然也有另外一些说法，说其权力交接是在倾轧中完成的。

夏到桀而衰，商汤灭之，建立商王朝。商到纣而败，周武王亡之，建立周王朝。武王死，成王即位，开始大封诸侯。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将宗室成员、异姓功臣及先代贵族数百人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建立诸侯国，以为藩属。诸侯主要履行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定期朝贡及提供军赋力役等责任，除此之外，享有世袭、拥兵、任免官吏、征收税赋等自治权。周王认为封建制度有如一棵常青树，自己根深干拔，诸侯枝繁叶茂。

西周基本保持了干强枝弱的状况，天子得政，王权在握，有威望和实力号令天下。东周则渐渐本末倒置，天子失政，王权旁落，诸侯纷扰而起。春秋诸侯相争霸权，战国诸侯则并逐王业。

春秋时，郑庄公挑战王室，初显霸权锋芒。庄公经常冒犯周王。前707年，周桓王率兵讨之，结果战败。庄公部下欲追捉桓王，庄公不许。他认为打败王师、解除郑国之危即可，虽说王室可图，但诸侯不好对付。

真正登上霸主之位的是齐桓公。桓公得管仲辅佐，齐国日益强盛。桓公未有去挑衅王权，而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他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由自己为盟主，戮力周室，以讨不臣。周王自感权轻，只好正视现状，与其无力统摄，不如依托霸主，于是便赐桓公侯伯与王命。侯伯，即诸侯之长，王命，即有持王命以号令诸侯的权力。

晋文公继齐桓公后成为霸主。前636年，周襄王异母弟子带率狄师攻占王城，自立为王。襄王败逃，向晋、秦两国求助。咎犯劝文公勤王，文公遂出兵戡乱，使襄王复位。继之，文公在城濮以弱势击败强大的楚军，威镇中原。襄王闻之，即赐文公侯伯与王命。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已有僭号称王的了。春秋初期，楚国国君率先僭号称王，及楚庄王而享霸名。前606年，楚庄王伐戎，至洛邑，向周定王示兵威，并问九鼎大小轻重，有图周室之意。定王使节说道：九鼎乃夏禹集九州贡金铸之，象征九州，三代相传，传于有德。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遂离去。其顾虑大概亦是觉得破周室易，平诸侯难。春秋后期，吴、越等国国君相继称王。周王则称天王，以别僭越。

进入战国，诸侯演变成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列强割据称雄的局面，僭王替代了争霸。前344年，魏惠王自称为王。不久，齐军大败魏军。前334年，魏惠王被迫与齐威王相见，互尊为王。秦国经商鞅变法国力大增，东扩战争节节胜利。前324年，秦惠王称王。为抗击秦国，前323年，韩、赵、燕等国联合称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周王独尊共主的政治地位失去卫护，陷入孤境。前288年，秦昭王为联齐攻赵，遣使同齐闵王相约，齐称东帝，秦称西帝，以示帝位在王之上。因苏秦离间，两国不久取消帝号。但此时的 秦国离真正成为帝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前256年，秦攻灭周室，八百年之久的百足王朝遂僵亡。

前221年，秦王嬴政扫灭六国，鲸吞天下，建立大秦帝国，自称始皇帝。秦始皇以周朝分封而灭亡，遂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认为集权优于封建，可保江山千秋万代。但很遗憾，新制度缺少实践，虽貌似强大，但很脆弱。秦始皇身死不久，他那方如日东升而崛起的帝国，便顷刻若夕阳坠下而灰飞烟灭。英雄竞起，追逐秦失之鹿。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楚王，吴广称假王，项梁、项羽叔侄及刘邦等纷起响应。不久，陈胜、吴广被杀。范增认为陈胜复楚不立楚后而自立难以势久，故说项梁宜复六国王族子嗣王位以拉大旗。项梁大致复辟之，以故楚怀王孙熊心为楚怀王，为反秦盟主。未几，项梁战死，项羽、刘邦等继续拥立怀王。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假尊怀王为义帝，徙之长沙，自为西楚霸王，大封功臣为诸侯王，原王族诸侯王所剩无几。项羽忌刘邦功高，又不忍除之，将偏僻的巴蜀、汉中地与之，封为汉王。刘邦隐忍就国，旋即东伐。项羽使英布杀死义帝。刘邦遂为义帝服丧，以讨项羽。前202年，刘邦消灭项羽，乃自为汉家皇帝。

汉承郡县制，但又复设王、侯二等爵，揉周、秦二制于一体，欲矫枉，可又不免过正。西汉初，吴、楚、齐等宗室诸侯王自治坐大，发动叛乱。景帝平之，实行中央集权，朝廷任免治理诸侯封邑的官吏，诸侯只食税租。武帝继续削弱分封。武帝为加强皇权，委以在宫中办事的尚书及经常出入宫中的侍中、中常侍等近臣实权，借以制约由丞相领导的正规的中央行政机构。尚书为皇帝机要秘书，侍中、中常侍等为卿、大夫加官，侍从皇帝左右，顾问应对。此后，称皇帝的近臣为中朝官(或称内朝官)，中央行政机构官员为外朝官。阉宦常为中常侍，遂得以与政。武帝拾集权之阶再登专制之顶。东汉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专制。尚书开始直接处理政务，领录尚书事者可谓揽有行政大权，由是丞相、公卿之权渐轻，成为一种荣誉称号。宦官充斥中常侍，操弄威柄。贵戚多任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等，并领录尚书事，独秉军政大权。诸汉帝只晓得一味拔升皇权，殊不知高处不胜寒。

综上所述，上古似乎出现了这么几种政治制度和政治形态：尧舜禅让，周王封建，春秋称霸及秦汉集权。尧舜禅让可能是子虚乌有，春秋称霸是一种形态，未能成为贵族削弱王权的制度，封建和集权是两个主要的制度（我认为按古人的思想，实行封建制的时期应是封建社会，实行集权制的时期应是集权社会。再细分，也常有半封建半集权及半集权半封建的时期）。封建与集权，两种制度虽然泾渭分明，但是目的一致，适可融汇。如果说封建的宗旨是君主与诸侯共同治守天下，那么集权的目的则应是帝王与贤能一道统理国家。两种制度结合适当，扬长避短，亦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不幸的是霸主蹂躏了君王，独裁践踏了精英。封建和集权相继沦为若隐若现的陪衬，而专制主义则跃居如日中天的主角。
   
2、思想

上古的两大思想——德与智——我认为是值得经常玩味的。《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谓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之龙，不能知也。

商鞅信奉绳法。《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入秦，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比三代。孝公怒鞅妄人耳，谓鞅所言之事久远，不能待，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鞅复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悦，与鞅语数日不厌。鞅以帝王之说试孝公，实欲变法。太史公曰商君刻薄而少恩。

苏秦、张仪善纵横。《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至秦，说秦惠王可以强兵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苏秦遂往六国，说以霸王之事，以合纵抗秦。《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入秦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连横，终破合纵。太史公曰苏秦、张仪长于权变，真倾危之士也。

孔子、孟子希望诸侯能克己复礼，与周王相安无事。但诸侯多谓周王已形同虚设，故野心勃勃，贵智力而贱仁义。秦始皇终以智力混一六合，但因不知建德，继之以暴，结果旋即灭亡。

汉立，太中大夫陆贾说刘邦行仁政。《史记·陆贾传》曰：陆生屡说高帝宜崇《诗》、《书》，高帝骂之曰：“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使陆生辑古今成败事，著《新语》以为戒鉴。文帝、景帝取道家上品，以无为为治，与民休息，但奸伪亦纵生。武帝初立，欲有作为。《汉书·武帝纪》曰：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董仲舒传》曰：博士董仲舒奏曰：“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卫绾、董仲舒认为主张仁义的儒学是治世之说，而其它言谈智力的门派是乱世之术。武帝遂尊儒而抑诸子。准确地说，武帝是以儒为主而以其它诸子为辅。宣帝继之。元帝则独好儒说，且又流下，西汉始衰。东汉初中叶之君多能以文武为治，逮末叶之主，则荒疏政术。《后汉书·黄琼传》曰：老臣黄琼谏桓帝曰：王者处平世首当施德义，不施则颠；处乱世首当任智力，不任则危。黄琼详释德与智的关系，可桓帝分不出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