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百年儒家士人与地方社会

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可以说自汉代以来，儒家思想一直主导着封建统治意识，儒家所主张的安民治国策略为君主采纳上升为国家政策，儒家所提出的修身道德准则被统治者倡导成为国家选人纳贤的标准，对国家的政策体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儒家提出的三纲六纪、以仁义守天下的伦理左右着人民大众的思想观念，对人们的言行举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儒家似乎一直毫无动摇地主宰着中国的意识思想。虽然相比法家、道家，儒家经常居于高位，为封建统治者亲睐，但是所有这些也是来自不易，儒家的发展也是艰辛倍常。春秋战国时期，世道不济，“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自嘲“惶惶若丧家之犬”。凭法家得天下的大秦帝国更是对儒家不客气，“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秦灭汉立，黄老之术大兴其道，儒家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直到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遂将儒学推上独尊的地位。

对于汉代儒学的发展，很多学者主要抓住封建上层统治集团对儒学的态度进行研究。叔孙通为汉朝制定礼制，此时的统治者还是不为儒家所动；太中大夫陆贾常常在汉高祖面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 ’贾曰:‘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这次著名的对话，可以说儒家开始在汉朝统治者中种下了种子；   汉景帝时，儒生辕固与道家黄生当廷激烈争论汤、武是否“受命”的问题。黄生认为汤、武非革命，乃是弑君,黄生问:“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问：“桀纣虐乱，天下之心皆归汤武，汤武与天下之心而诛桀纣，桀纣之民不为之使而归汤武，汤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耶？” 。这次争论，儒学的迅速壮大，算得上是儒学在上层统治中的开花；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居于独尊的地位，儒家终于在汉代统治集团中结果。但是，看到儒家学士通过君主政治使儒学复兴的同时，还应看到朝廷之外的地方，看到广大普通民众的巨大作用，这是马克思实事求是的历史观。因此，“眼光向下”，探讨社会转型期儒家士人与地方社会的关系，研究儒家学士对地方社会的作用，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和重大意义。

笔者认为儒家士人对地方社会的作用贡献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社会从事儒家教学的学士，传道、授业、解惑，传承和弘扬儒家学说理论，而且通过教育感化的作用影响地方社会；一是“学而优则仕”在地方为官的士人，利用为官之责，贯彻实践儒家“先富后教”、“礼治”、“德治”的政治理念，加强建设，发展经济，推行教化，使儒家学说深入人心，为儒家思想打下坚实的群众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