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普林斯顿的宽容说起

作者：杨福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

    安德鲁·怀尔斯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是当代最年轻、最杰出的数学家之一。他解决了３６０余年没有人解决的难题——费马大定理，从而获得了历史上惟一的菲尔兹特别成就奖。

    彼得·曼斯菲尔德是诺丁汉大学物理系教授。他经过二十多年的辛勤劳动，在如何用核磁共振技术拍摄不同结构的图像上获得了关键性的发现，导致了在临床诊断和医学研究上获得突破性的核磁共振成像仪的出现，他本人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他们当然是人才，但他们更是领军人物。近些年，我国科技人才大幅度增加，但同时大家也都注意到，这样的领军人物我们还很缺乏甚至没有，我们缺少人才中的佼佼者。

    当然，我们迫切需要这样的领军人物。因为一切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人才，而人才能否形成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制度。领军人物的产生尤其需要他们对所从事事业的着迷，因此，我们的制度也要有利于他们沉醉于自己的事业。

    回过头来看安德鲁·怀尔斯的例子。他于１９８５年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正教授，此后的９年他不问世事，除了他的妻子，没有人知道他在做什么。９年后他回到故乡，宣布解决了费马大定理。我觉得，如果说普林斯顿大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之一，那么就伟大在它能够允许安德鲁·怀尔斯９年不出一篇文章，它从来不去问他在干什么，也从来不去问他今天完成了什么东西。普林斯顿大学的这种伟大，其实也就是北京大学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宽容的学术环境。

    那么，我们国家的现行制度是否有利于领军人物的产生呢？比如说工资制度。据我所知，我国高校的工资制度主要是由工资和津贴两大块构成的，其中津贴数又大大超过基本工资数。这样的工资制度不能说不好，但它有它的适用性。当一些小企业在成长初期的时候，这种工资制度的确能够促进企业的成长。但这种工资制度是不是能够无限推广呢？特别是它能否适用于大学这样一种氛围呢？如果占据工资很大份额的是津贴，而津贴的一部分又需要在年底根据个人成果发放的话，那么请想象：安德鲁·怀尔斯今天要提交他的工作量表，明天要数他的论文数量，他还能够产生这么大的成果吗？

    与此相关的还有保障制度。《科学时报》曾有题为《上次见老师是多久以前的事？》的报道，一些学生也曾向我表达过他们见老师机会太少的不满。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以为我好像是在批评老师，其实并不完全如此。的确，我们有很多老师今天在这里上课，明天到那里讲座，非常地忙碌，但我倒很同情他们，因为他们跟我实话实说：你没有后顾之忧，可我退休后，岗位津贴就没有了，很大一块收入就没有了，养老、医疗都是要花钱的。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完善，我的一个同事在心脏里装一个支架就花了７万多元人民币，全部是自费。当然，国外的相关保障制度也有问题，但基本还是有所保障的。

    还有评价制度。去年我从英国回到上海后先翻了翻过期的报纸。把这一个月的旧报纸翻下来，我惊讶地发现几乎都是院校改名的新闻：某某学院改为大学了。起初我不理解：难道学院这名称不好吗？加州理工学院这名多好呀，你让它改成大学它都不改呢！它的董事会就允许它保持２０００名学生的规模，不允许扩大。麻省理工学院也是很好的学府呀！那么，我们的院校屡屡升格，难道是高校的校长们傻吗？后来我明白了：“学院”改成“大学”后，级别就上去了，背后的问题也就解决了。这让我想到丘成桐先生曾说过“不少科学家对权力看得太重，把做官发财作为自己的远大理想”的话，我觉得盲目地升格并不利于学校的发展。这就存在一个如何评价其业绩的问题。

    类似的问题还有一些。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我们的种种制度究竟有利还是不利于领军人物的成长？讲到制度，大家可能立刻就想到政府。当然，政府的作用很重要，但我们也要考虑：全国人大应该发挥什么作用？因为制度由法而定，法由制法机构而定，全国人大是制定制度的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