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路军的战斗

1939年1月枪决关书范之后，二路军的两大主力四军已在西征途中全军覆没，五军一师由于关书范的叛变已基本崩溃，二师余部辗转于南满各地与敌作战，最后回到吉东时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人数不多的总部警卫旅也不在身边，且音信几稀，这时的周保中，几乎成了孤家寡人。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没有退缩，不过他的心态已变。虽然他口头不承认二路军已经失败，可心里不能不明白。对他来说，能做的事已经不多了。但他身边还有十几个人。就是这十几个人也牺牲了，还有他自己。在他的内心里，只要他自己还没死，二路军就还没有最后失败。


他一定用了许多时间想下一步的斗争方式。而这种方式也被他很快想好了，确定了下来。这种方式就是利用自己当年在上海和周恩来一起从事特科活动时学到的本事，辅导身边最后的十几个人学会爆炸和暗杀技术，然后将这些“地下尖兵”派出去，对日寇在东北经营的重大经济、军事项目实施攻击。


这种战法，有点类似今天的所谓“不对称攻击”，有点类似巴基斯坦人对付以色列人使用的所谓“肉弹”,也与如今有的人嘴里袭击美国兵的所谓的“恐怖分子”的行为没有区别。


这仍然是抗战，但更像是拼命。


被周保中最先锁定的目标是日军在佳木斯的飞机场，日本人在镜泊湖造的水电站。炸毁镜泊湖水电站的任务交给了五军老战士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之前，周保中亲手对他们进行专业培训，还教给了他们一些特工常用的技巧。


为了保证成功，刘德胜和翟学忠出发时，什么也没带。一没带钱，二没带枪，三没带炸药。周保中嘱咐他们，下去要自食自力，想办法活下去，还要完成任务！


两位老战士下山后的经历极为曲折：到了宁安，他们没有找到地下党，却被正到处抓劳工送往中苏边境修工事的日本人以没有“劳动票”而投入了大牢。他们以为这回完了，没想到却在牢里遇上了一个当了伪军的熟人。此人的老婆刚刚被日本人奸污，不知道二路军的实情，仍一心想投奔周保中，二人将计就计，让他帮忙弄到两套伪军军装，逃了出来。这回他们到底联系上了宁安地下党，让后者帮忙弄到“劳动票”和炸药。后者弄到了这两样东西，他们自己却又被日本人当作“浮浪”装进火车，拉到边境上修所谓“国防工事”。二人明白，一旦到了那里，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半夜里在火车上使用上了周保中教的特工手段，自己给自己松了绑，杀了车上的鬼子，带着一车厢人跳车逃走。再回到宁安，和地下党接上头，弄到了去镜泊湖的“劳动票”和炸药，这才混了进去。一天夜里，他们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放火烧了日本人的汽油库，等日本人跑去救火，他们才潜入水电站工地，将地形看了个一清二楚，此后将炸药放进饭盒里，一天带进去一点，积少成多，最后竟然带进去了六公斤炸药。一天，渐渐取得日本人信任的翟学忠终于有了机会，将六公斤炸药全放进了就要建成的水电站的核心部位，还安放了延时装置。两小时后，早已离开的他们听到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水电站在他们的身后被炸上了天！为了表彰二人的功勋，周保中代表二路军总指挥部，授予他们“孤胆英雄”的称号。


其后，周保中又一批批将人派出去，成功地炸毁了日本人建造的湖南营水电站和日军珲春甘井子机场油库。


如果不是当年9月，周保中突然接到了从苏联方面转来的三路军代表冯仲云邀请他过江赴苏，会商二、三路军合并并与苏军合作的信函，周保中一定会以这样的姿态和方式与日本人战斗下去，直到身边的人全被他派出去，作为二路军总指挥的他本人亲自下山，作为最后一名“地下尖兵”，向日寇发起二路军历史上最后一次攻击。


如果是那样，在1955年中央人民政府授衔的将军的名册里，就不会有一个名叫周保中的中将了。


真正忘不了的还不是这些，而是周保中将军这一年的心境。细察《周保中将军游击日记》，你会发觉他的心态极为平静。


他也可能真地非常平静：他的部下都死了，剩下的人也正在一个一个地在最后极为悲壮的攻击行动中一个个死去，他不过是他们身后的最后一个攻击者和死者罢了。还有一种可能：他的平静来自他在自己内心中与日本人的对峙与对视。这是一种极为有几的对峙与对视。因为双方都明白，二路军已经失败，但是只要你还没有杀死我周保中，二路军就还在战斗，我没有承认失败，你日本人就仍然没有胜利。我还就想要看看你的能耐了，什么时候你杀死了周保中，才能说你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此时的周保中，说他是二路军的最后一名战士都不足以描述他的心情，应当说他或许把自己看成了最后的一个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