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笔谈]史占中：大国崛起：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

转自: http://news.sjtu.edu.cn/info/1021/130600.htm

[编者按] 继2011年上半年推出“身边的感动”系列报道受到广泛好评后，从2011年10月起，我们推出了新栏目“学者笔谈”。本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我校有影响的学者，重点展示他们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的观点和见解、思路和做法及理论和实践，旨在弘扬科学精神，激荡人文情怀，回归学术本位，浓郁学术气象，全面提升交大学术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 “中国制造”能否转型升级为“中国智造”，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能否从如今的“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

　　■ 尽管“科技革命”有可能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突破，但基于我国“世界工厂”的制造优势和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产业革命”则有望在中国大地成“燎原之势”，在欧、美、日陷入危机阴影自顾不暇时，我们应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 对于我国这种“从制造起步”的发展中大国，投机炒作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灾难性的；如果丢掉了实业富国、制造强国这一根本战略，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 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凝聚了众多优秀人才，又担负着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的重任，因而必须面向未来制造业竞争的主战场有所作为。

　　如果说1978年中国经济开始走向世界，1998年中国经济则已经影响了世界，到2018年中国经济将有可能引领世界。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制造”的快速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了强劲的动力和活力，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使“中国制造”面临新的发展“拐点”，“中国制造”能否转型升级为“中国智造”，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能否从如今的“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

　　“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国制造”的历史机遇

　　回溯地理大发现以来的世界经济史，几乎每一个大国的崛起和强盛，都与“产业革命”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相伴生。18世纪60年代，以珍妮纺纱机和蒸汽机等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也使整个19世纪成为“英国的世纪”；19世纪70年代发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则使美国和德国逐步取代了英国的霸主地位，人类社会也从“蒸汽时代”和“纺织时代”，跨入了“电气时代”和“钢铁时代”。

　　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一大批新兴国家的崛起，如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曾利用这次契机“弯道超车”超越了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最先从美国开始，紧接着德国抓住机遇在1900-1910年间不仅实现了采矿、冶金、机器制造等传统工业部门的重大技术革新，而且加快推进电器、化工和汽车等新兴产业的发展，迅速改变了德国工业的面貌，以致在很短时间内赶超了英国。日本也紧随其后，逐步建立了完备的工业体系，经济实力也日渐雄厚。众所周知，美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最大受益国。南北战争后，美国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利用大量移民和资本流入的有利条件，积极发展教育和科技，鼓励创新，成功把握了这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推动经济实现了突飞猛进的高速增长。1850年美国工业生产只占世界的15%，而英国占了39%。到了1913年，英国却只有14%，美国工业生产则占了世界的36%，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份额已经超过英、法、德三国份额的总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从此而改变。20世纪中叶以来，美国借助信息科技革命，又进一步强化了其世界强国的地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某些重要科技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已经初显端倪，以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正在酝酿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

　　最近以美国著名趋势学家杰里米o里夫金和保罗·麦基里等为代表的学者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论断引起全球范围内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一次深刻的产业变革，变革的核心主要是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服务等相关领域，这三者的相互融合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世界经济将迎来一个新的产业发展周期？！

　　近两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擦肩而过，延缓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华民族留下了太多的遗憾。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演进轨迹和新的发展趋势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深深的启迪，历史的车轮已行进到21世纪，我们能否把握这一新的发展契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增长已使我国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为下一阶段的转型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长期形成的出口导向和粗放型发展模式却“难以为继”；从国际环境来看，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我国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传统制造业也提出了严峻挑战。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所涉及的智能制造将进一步提高制造系统的柔性化和自动化水平，使生产系统具有更精准的判断与适应能力，也将会显著减少制造过程中的物耗和能耗；如智能制造技术将使传统意义上的单纯机械加工转变为集机械、电子、材料、信息和管理等诸多技术于一体的先进制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智造”）。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该如何把握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推动“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智造”，从“世界工厂”转型为“创新型国家”。

　　美、德、日三国的历史经验对于中国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今的中国应积极利用危机过后全球产业“重新洗牌”的市场机会，加快推进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互联网、智能制造、生物工程，以及航天、海洋等新兴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世界经济中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将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强大动力。尽管“科技革命”有可能在欧美发达国家率先突破，但基于我国“世界工厂”的制造优势和潜力巨大的市场空间，“产业革命”则有望在中国大地成“燎原之势”，在欧、美、日陷入危机阴影自顾不暇时，我们应牢牢把握历史机遇实现“弯道超车”。

　　“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遭遇“去实业化”的迷雾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制造”在高歌猛进的发展过程中，却遭遇“去实业化”的迷雾，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中“去实业化”现象开始急剧蔓延。以高速膨胀发展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正在严重冲击我国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制造业特别是一大批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日益恶化，曾经以“灵捷制造”而著称的浙商群体、以资源开发为主体的晋商群体以及众多民营企业，纷纷投身房地产、证券基金、艺术品投资等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活动成为获取财富的快捷途径。

　　在这种示范效应下，出现了资本大量抽离“中国制造”的“去实业化”现象，越来越多的企业把投资重点转移到不动产投资、银行理财与信托投资领域，“中国制造”发展势头放缓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许多中小企业开始弃实业而不顾，投身股市、期市、楼市、古玩甚至包括农产品的投机炒作市场，甚至一些成功上市后的企业，也进入股权投资、风险投资领域。在虚拟资本泛滥的浪潮下，许多创业成功的企业家快速成长但转瞬之间又迅速蜕变为投机商人。对于我国这种“从制造起步”的发展中大国，投机炒作造成的损害和冲击是灾难性的；如果丢掉了实业富国、制造强国这一根本战略，未来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畸形的虚拟经济活动严重冲击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国际上有许多深刻的教训：如荷兰在近代史上因海运业发达而带来商业繁荣，一度是当时欧洲最强盛的国家；然而不幸的是，后来对投机的狂热追求愈演愈烈，导致了诸如“郁金香风波”之类极端投机行为的爆发，整个国家从此走向衰落。英国曾因“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成为世界强国，但随着伦敦成为全球金融中心，国内的食利阶层日益庞大，对制造业和实体经济部门的投入不断下降，大不列颠帝国后来也逐渐走向没落。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场新科技革命曾让美国经济空前繁荣，但伴随而来的房地产泡沫不断加大，华尔街金融集团以各种手段贪婪地侵占社会财富，最终引发了至今仍在严重影响全球经济的金融危机。

　　与此投机盛行相伴生的是我们的社会也正在变得越来越躁动，各个阶层都在被欲望和焦虑所困扰。即便是富裕阶层，也在竞相赶超的资本赌博和虚拟经济的投资游戏中变得焦灼不安，以至于出现群体价值观的迷失，快乐和幸福感似乎越来越远离我们的民众，整个社会也由此变得浮躁不安。

　　大量实业资本和优秀人才流向虚拟经济领域，使“中国制造”面临巨大的信心危机。虚拟投资“一夜暴富”，不择手段追逐短期暴利，导致贫富分化差距拉大和社会心理失衡，这还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引发社会危机。因此消除虚拟领域的暴利，遏制各种投机行为非常紧迫，凡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国情、脱离社会平均利润水平的投机行为，应通过一定的制度法规予以约束和规范，如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暴利税等举措，实现社会利润率平均化，促使社会资本尽快回归制造业，也促使陷入投机暴富梦幻中的企业家尽快回归实业发展，使整个社会形成合力，共同推动“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

　　“中国制造”面临欧美国家“再工业化”的严峻挑战

　　危机之前走向过度虚拟化的美国经济，已经开始了“再工业化”的华丽转身。2009年底，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声明，美国经济要转向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发出了向实体经济回归的强烈信号。这意味着，在当前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美国已充分认识到不能依赖于金融创新和信贷消费拉动经济，开始重视国内产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而在金融危机前夕的2007年，美国制造业占国内GDP的比重只有11.68%，当时对美国GDP贡献最大的行业是金融、房地产业，其利润总额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产业空心化”、经济过度虚拟化是美国次贷危机爆发的主要根源。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随着金融服务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快速发展，大量制造业外迁也导致实体经济“空心化”，欧盟大部分成员国存在“去工业化”现象，西班牙、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尤为严重。“去工业化”不仅削弱了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也对国内就业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1996年至2007年，欧洲失去了280万个就业岗位。

　　在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中，惟有德国经济 “一枝独秀”，作为欧洲头号经济体，德国经济总量占欧盟的三分之一，可谓欧洲经济的“发动机”。德国工业制造业占GDP的29% ，成为其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并且带动了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德国的精密机械、工程装备、汽车制造、化学制药、环保产业闻名于世，德国的产品以质量精良而著称。正是由于制造业的发达，面积与中国云南省相当的德国，虽然自然资源匮乏，但自2003年开始成为世界头号出口大国，一直到2009年才被新崛起的“世界工厂”中国推到世界第二的位置。

　　如果说德国最嘈杂的是工厂机器发出的马达声；而美国最喧闹的则是证交所交易员的叫嚷声，这是德美经济的两副面孔。但正是这种叫嚷声最终酿造和引爆了2008年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而现阶段“再工业化”已成为美国重塑其竞争优势的重要战略，重新从交易员的叫嚷声中回到工厂机器的马达声中。欧盟委员会也提出了欧盟工业政策的方向与目标，其重点是促进创新，加快“再工业化”进程。

　　尤其值得我们引起重视的是：美国“再工业化”并非是简单的制造业回归，而是致力于试图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以智能制造、绿色能源和数字技术等为代表，抢占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由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美国的制造业过去和今天依然拥有强大的竞争力，“轮子上的国家”（世界汽车工业发源地）一旦回归到“实业立国”的传统增长轨道，再加上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转化能力，美国的高端制造和实体经济也将很快迎来复苏。

　　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对于我们中国经济而言是最大的外部环境转换。类似于中国加入WTO之后2001年到2008年的全球贸易环境，很可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国还推出了未来5年的“出口倍增计划”，在此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将使我国发展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任重而道远

　　从历史上看，任何国家的崛起和腾飞都是凭借强大的实体经济优势，当初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后来的美国取代英国，以及今天的德国、日本得以保持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优势地位，依靠的都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制造业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兴衰。

　　据统计数据分析，20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制造业总值中的比例为19.8%，超过美国的19.4%成为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在500多种工业产品中，中国已有煤炭、钢铁、水泥、汽车、纺织服装等220多种工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尽管这些产品都仅仅是就数量而言，产品附加值仍很低，但中国制造业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与影响力，已让欧美发达国家深感震撼和不安，由此提出了剑指中国的“再工业化”战略。

　　2012年1月11日，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题为《为什么说现在是轮到中国担心制造业了？》的文章说：未来20年里，美国将利用新技术挖空中国的制造业，并重新在制造业领域获取“绝对竞争优势”。这一论调并非“危言耸听”，也非“空穴来风”。科技界有三种飞速发展的技术——“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这将重新构筑制造业的竞争格局。“人工智能技术”今后将会进入制造业，辅助人们进行设计、测试和制造，这将使制造业中的大规模定制成为可能；“机器人技术”将在人工成本和易操作性方面产生革命性影响，机器人不用睡觉，不用休假，也不会要求加薪，美国的机器人也许不久就将与中国的劳动力直接展开竞争；“数字制造技术”是指一系列的技术能力，包括对新产品进行构思、利用模拟器进行测试的能力；如果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制造技术综合集成应用于制造业，那将绝对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制造业革命”。

　　无独有偶，2011年8月世界上最大的电脑组件供应商富士康公司宣布，计划在未来三年里引入100万个机器人替代现有员工从事的工作，这些机器人将从事重复性的机械工作，降低持续增长的劳动力成本并且提高效率。“机器人投入使用的信号”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优势不复存在，这也将彻底颠覆我们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模式和比较优势。我国传统制造业发展中长期依赖的“人海战术”模式将面临终结，何况随着中国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人口红利”也将随之消失殆尽。未来实体经济发展中的“制造”将彻底转型为“智造”，这对我们研究型大学的教育培训也带来严峻的挑战，如何把更多的“人手”培养成为现代大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人才”。

　　过去30年我们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功依赖的是我们“勤劳的双手”，而未来30年继续成为世界制造业巨头必须依靠我们“智慧的大脑”，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技术竞争”。因此我们的产业部门和企业家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必须快速增加创新投入，强化技术储备，否则将不可避免在未来制造业国际竞争中淘汰出局。

　　我国制造业发展必须致力于完成由“加工代工型-技术模仿型-自主创新型”的产业转型和跨越，缺乏核心技术的模仿创新将无法扭转我国制造业竞争的弱势地位。现阶段我国制造业企业虽也常有技术上的革新，但与其国外同行相比，大多仅局限于应用技术的开发和工艺创新，缺少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这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能力的先天不足所致，但更重要的是，我国企业缺乏明晰的研发投入体制，研发经费的资助缺少持续性与稳定性，对于需要庞大经费支出的核心技术开发，由于缺乏研发后的保障而惮于尝试。

　　2008年在欧盟的研发投入报告中，中国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排名普遍偏低，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决定了我国企业往往只能在引进技术上进行局部的改良。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早在2006年韩国三星依托政府的巨额研发投入，动用166.6亿美元建设世界最先进的TFT-LCD生产线，抢占技术制高点后三星就在液晶电视领域拥有绝对的话语权。显然，如果不致力于推动能使我国制造业“独领风骚”的核心技术创新，将最终导致我国无法实现真正的“技术跨越”，更遑论引领未来制造业的发展。

　　而从现阶段来看，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依然采取过去那种“引进设备”、“扩大产能”的传统发展模式，仍在重蹈传统产业“引进-落后-再引进”的覆辙。原有的“路径依赖”将可能成为当前“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巨大隐患。企业如仅仅通过引进国外技术和先进设备，而不是自己进行研发投入，这在技术路径不明确的新兴产业中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沉没成本”，一旦产业技术升级，前期大量的固定投资将迅速成为不良资产，使得新兴产业面临比以前传统产业更大的发展风险。

　　研究型大学在未来制造业竞争中应“有所作为”

　　未来的制造业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研究型大学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军和生力军，凝聚了众多优秀人才，又担负着培养新一代创新人才的重任，因而必须面向未来制造业竞争的主战场有所作为。现阶段我国高校的办学理念和考核导向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研究型大学不应满足于“闭门造车”和“纸上谈兵”，更不能在论文数量竞赛中攀登所谓的“科学高峰”，国家巨额的科研投入衍生出大量研究水准不高的学术论文和众多没有太多市场价值的技术专利，以致研究成果既无创新水平也不能惠及产业界。富有创造力的莘莘学子为了毕业和晋级而炮制学术论文，可谓“皓首穷经”，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创新资源和民族创造力的巨大浪费。因此科技创新的着力点必须从“论文导向”向 “需求导向”转变；从看重数量指标向注重有质量的贡献转变，从科研封闭的自我循环向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转变。惟有通过变革我国研究型大学的传统办学理念和考核体制，研究型大学在服务于未来制造业竞争中才能“有所作为”。

　　研究型大学还有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创新人才，但我们许多大学培养的却主要是“创新能力不足、动手能力不强”的学科性人才，毕业后面临着就业困难，每年有60万大学毕业生处于待业状态，优秀的毕业生也仅满足于进入跨国公司成为高薪白领，缺乏远大理想和抱负，未能最有效地激发自身的创新潜能。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毕业生在世界各地创办的高科技公司总数已达到了2.6万余家，年营业额超过2万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GDP。因此我国的研究型大学应加强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如我们上海交通大学先后成立了“致远学院”和“创业学院”，致力于为未来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培育复合型的创新人才，近些年来我们已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毋庸置疑，研究型大学在国家转型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我们交通大学本身就是秉持“实业救国”的理念下创办的，每一位交大人身上都铭刻着“爱国荣校”的烙印，因而对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这一重任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学校领导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服务社会领域提出了“一体两翼”的办学理念，“一体”就是培育创新人才，这是大学存在价值的根本体现，也是支撑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两翼”中一翼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为未来的技术创新奠定基础；另一翼是面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直接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如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已深入到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问题，学校暗物质和暗能量研究团队，已在国际科学前沿探索宇宙世界的奥秘。另外我们还成立了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致力于推动科技创新直接面向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难题，突破产业跨越的“技术瓶颈”。办学理念和模式的变革，有效催化和激发了我们研究型大学所蕴藏的创新活力。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智造”所涉及的相关技术领域，上海交通大学都拥有坚实的学科支撑，从机电装备、汽车制造到航海、航空、航天，从新材料研制到自动化控制，我们都拥有丰富的技术积累和人才储备，因而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中一定能有所作为，也必将大有可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百年交大将会不断为未来的“中国智造”注入新的“原动力”，在新的世纪再创百年辉煌。

　　这是我们交大人的骄傲，也是我们交大人的责任，选择了交大也就选择了责任，与诸君共勉。

　　学者小传

　　史占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先进产业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技论坛》杂志编委。先后毕业于浙江大学和复旦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产业经济、技术经济、战略管理、投资银行与资本运营。

　　曾在企业工作多年，历任公司董事、总经理，主持公司战略规划和投资管理工作。近年来在国内外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累计60余篇，其中SCI、EI、ISTP检索4篇，CSSCI论文30余篇，主持完成国家及省部级课题15余项、企业横向咨询课题20余项，撰写《企业战略联盟》、《都市圈经济一体化中的产业集聚与整合》等学术著作4部，参编《管理经济学》、《战略管理》等MBA教材3部。

　　讲授《宏微观经济学》、《管理学原理》、《管理经济学》、《创业管理》，《产业经济研究》、《创业投资与资本市场》等课程。

　　参与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研究，担任国家“十一五”规划专家组成员，上海市科学技术专家；现任中国软科学研究会理事、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科技论坛》杂志编委。

  [作者]: 史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