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末路[李鸿章论]

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黄昏，德国汉堡弗里德里希斯堡火车站，两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暮色里无言握别。主人身穿德皇威廉一世赠送的军礼服，昂首挺胸，行着军礼；客人着大清帝国专使袍服，微微躬身，抱拳致意。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火车在茫茫蒸汽中逐渐远去。一双深邃刚毅的灰蓝色眼睛，在生命最后的光阴里印下了两束镇定悠远的黑褐色目光。

　　他为了他的国家戎马一生而鸟尽弓藏，他为了他的国家斡旋世运而流弊不免。他是伤感的，他的伤感之上依旧挺拔着尼采式的意志与骄傲；他是惆怅的，他的惆怅如诗章里寂寞的春去，撒给六月的欧罗巴一城风絮，满腹相思。

　　主人名叫奥托.冯.俾斯麦，客人名叫李鸿章。

　　俾斯麦长李鸿章八岁，彼时已是烈士暮年，赋闲在家；李鸿章却刚刚与俄皇尼古拉二世签完《中俄密约》，踏上考察欧美诸国的旅程，可谓老骥伏枥。1862年以后，担任普鲁士宰相和外交大臣的俾斯麦依次发动了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战争而统一了德国；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下艰难地维护着庞大的清帝国的国家完整性。如以朝代打个比方，俾斯麦好比龙兴之邦的开国元勋，而李鸿章却似末代王朝的末路英雄。因此，李鸿章临别叹到：“对我目前遇到的阻力，我已无能为力。”俾斯麦回答到：“谦虚固是美德，但一个政治家该有充分自信。”李又说：“阁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回顾往昔本该骄傲。”俾斯麦最后说：“对中国来说，希腊有一个谚语：一切在流动，一切又都碰撞在一起。”

　　开国元勋已经烈士墓年，末路英雄尚在老骥伏枥，曾经沸腾的河流平静地碰撞在一起，聚散匆匆，意味深长。

　　一百多年过去了，坐落在合肥市中心的李家老宅已经成了这个城市的一道旅游景观，它在麦当劳和佐丹奴喧闹的促销音乐中干干净净坐着，聆听着和遗忘着百年来无数赞誉之词和褒贬谤议，因为它知道，真正懂他的，不是他的血肉同族，也许是那位遥远异邦的对手。因为他们都是帝国宰辅，是19世纪纵横国际政坛的外交家。在它眼中，国人的评说是苍白的，哪怕是梁启超的巨笔，因为他们与他一样，都是中国文人，是当局者。

　　从李鸿章故居出来的时候，反复构思着两位“宰辅”依依惜别的一幕，不知我为何忽略了先生无数荣辱交加的生命现场，而单单拾起了这片遗落在历史角落的瓦砾。或者历史本不该简单归之于功过是非的量化评判？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历史价值离生命太远了，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的比喻，无法替代暮色中那场难以言说的送别。

　　老宅不想把它的主人当成历史符号去强调，它在极力呈现一具丰满鲜活的血肉生命。但历史的宿命在于他最终只能是一个符号！少年科举、壮年剿匪、中年洋务，一生在清廷与列强间捭阖是非，踏遍青山而功成名就，又在海雨天风中身败名裂。年年春归，当有杜鹃粗糙的叫声，跌落在繁华街头，同那些新饰的朱红柱子一起，支撑着合肥微薄的自信。想百年前送别的汉堡庄园应当也在，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依旧，山已不是那山！

　　二 文韬武略

　　中国人喜欢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文人，一类是武夫。当然这说的都是“劳心者”，如此，还有一种分法：一类是劳心者，一类是劳力者。这比起西方庞大复杂的政治学说似乎显得幼稚可笑，而历史传承的效果确使那些鸿篇巨理显得拙胫见肘。

　　中国社会外部形态的静是通过内部消长的动达到的。贵族时代，庶民可以通过军功封侯拜相，拥有世袭特权；科举时代，劳力者可以通过文章光宗耀祖，而成为劳心者。因此，“文武双全”直到今天还潜藏在国人心底而被向往和尊敬。这也是今天所有大学生不分地域和出身被广泛平等尊重的原因，这并不出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化本能，而是出于平民子弟有可能据此成为劳心者的潜在羡慕。

　　因此，中国文人并不以文化研究和艺术创作为终极理想，经世济民，建功立业才是丈夫本色。在中国，文人不分新旧，历来如此。因此，曾国藩在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的治学原则下，强调了“经济”，就是经世济用。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门生，继承并发扬了这个主张。

　　作为一位倒台的德国军人，俾斯麦不懂得这些，他对这位温文尔雅的东方“宰相”存有太多好奇，这使他能游离于社会角色与人性魅力之间去面对他，他是一朵庞大沉重的末代王朝绽放的生疮的牡丹，用汹涌澎湃的凋零装点19世纪波澜壮阔的冬天。如此，则他们无言的握别蕴含了太多沉厚的体验。然而，这短暂的相知在二位有生之年也一定仅仅是惊鸿乍现，英雄排斥群居，不需要知音。

　　淮系的崛起始于镇压农民起义，当时的列强力量好比明末的吴三桂，他们在清廷和太平军之间徘徊，清朝廷最终没有重蹈亡明覆辙，不可谓没有曾、李之力。文人将兵的中国军事传统在李鸿章身上得到了发扬。李鸿章也因此亲身体验到西方科技和近代军事的威力，因此，作为洋务派的代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成为洋务运动的总纲，这和魏源等思想家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结论性主张是不同的。两种主张表达了文人思想家和文人官员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处理方法。思想家只要提出方向，并论述之传播之，而政府确是执行主张的唯一通道。对于两种主张而言，“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更加深刻，它不但看到了技术，也看到了体制，而且还提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具体方法，那就是“和戎”。而“和戎”往往是民众诟病的对象，民众的诟病往往又是其政敌的武器。因此，在中国封建皇权专治的大背景下，其内部运作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制度实现，而是靠文官集团之间的势力消长彼此制衡而实现的，这种隐含在暗处的“民主”是仕途的决定性因素，游刃于此，方是能人，才有被敬畏的可能，相较而言，政绩却是次要的。想俾斯麦如在清廷效命，他的勇往直前或许落到林则徐发配的下场，抑或是邓世昌勇撞敌舰而玉石俱焚的结果，决定政绩的将不是他的军事才能，他也许根本就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