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道家、释家之异同（下）

一、

 天人合一，或称天人合德、“天人相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哲学思想，儒、道、释三家均有阐述。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生理、伦理、政治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汉朝董仲舒引申为天人感应之说，程朱理学引申为天理之说。

中医专著《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黄帝内经》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谓“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

古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神人合一”思想亦和中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但本质上仍有一定差异。中国传统的学说认为：要达至天人合一，必须经过一定的修炼才可以达成；在古希腊，“神人合一”是只有具特殊能力的“法师”(sorcerer)才可以做得到；而在基督教，他们认为世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人只要向在天上的父亲祷告，天父就必会聆听，无需修炼而可以“直上天庭”；伊斯兰教的观点与基督教近似。目前的脑部研究显示，这些体验与顶叶的关闭有关。

辩证唯物主义的天人合一：物质世界是绝对运动的，思维反映存在，所以思维也应当是不断变化的，与时俱进的。

 二、

道家、儒家与佛教思想的异同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都是以儒、释、道三家为主流。广义的“儒家”概念包括中国古代社会中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儒家学说；广义的“道家”不仅指学术派别的道家,也应包括道教。因为前者在秦汉以后,作为学派己不复存在了。其思想观念主要是通过以后的道教来体现的了。所以,其中带上了浓郁的宗教神学色彩。“释”就是指从印度传入中国而又中国化了的佛教。其教义思想的核心是否定现实人生,以达涅槃境界,实现重生的目的。

        儒家重名节，轻生死，尚权势，崇德治。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但孔孟都认为他们的“仁义”与生命价值并没有必然矛盾。因此,孟子也说“嫂溺叔援,权也”。说明孟子也有珍爱生命的价值选择。但他们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最终还是成了传统文化对全社会的价值要求,成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吃人礼教”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道家为了摆脱物质对精神自由的羁绊,要求去欲不争,返璞皈真,以达到“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精神状态。

       佛家为超脱世俗的苦海,悟得佛法的真谛,通过修行灭欲,以达六根清静。

       不管儒家义理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克己复礼”，还是道家的“淡泊明志”与佛家的清心寡欲,在道德价值观的取向上,他们都选择了禁欲、无私的行为准则。表现为对人的种种自然欲求在权利上的法律否定。这就是马克思曾痛斥的：“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华夏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它包含了多方面的内容。由各种不同的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所构成。在中国文化史上,儒、释、道三家长期各领风骚,争相用世。自唐代以后的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三教合流”的局面。并以儒家价值观念和人生理想为核心,兼蓄佛教修炼的思想,辅之以道教永生信念,在宗教方面形成了一套奇特的多元化的泛神化的天人体系。

       华夏文化历来都重视人生的价值取向,致力于培养造就理想高尚的君子人格。主张通过道德规范,而不是靠宗教信仰来达到高尚的人格。这与西方传统有很大差异。

       所谓人格,即是指人存在的价值和尊严以及人的道德品质、意志和性格的总称。华夏民族的理想人格是能做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人格。一个积极有为、独立进取、自尊自重、内敛自省、诚实宽厚、勤俭节用、顺应自然、出污泥而不染，立功立德、忧国忧民的仁人君子风貌。这样一个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文化传统。道德原则就是法律，它是至高无上的。这使古中国成为一个泛道德主义盛行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必然会产生假道学、伪君子的现象。因此，老子发出“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为不善。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为不美”的警示。以道德为价值取向的利弊之争，自古以来就纷纭不断。在今天，我们也应注意发扬传统道德人格的积极因素，变革旧的陈腐的价值观念，并注意与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并为之服务。

①

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并且相互渗透。从认识论讲，都注重整体的领悟和类比联想。孔子“尚仁”，但从未对“仁”下过定义，只是从整体出发，通过一些类比，领悟来认识“仁”。比如“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等。老子“道生一、二生三、三生万物”，一语道之从整体到局部的领悟方式。禅宗强调“自悟”、“顿悟”，比印度佛教所讲的慧根要深刻得多。这种中国本地佛教融汇了汉文化的整体领悟的妙法，又反过来对儒、道思想方法产生了影响。

儒、道主张“守中、和谐”，热爱生命，重土怀乡，重人轻鬼神，民本思想，反对重刑苛赋，而老子是以自然主义思想为主，孔子是以德治人的思想为主。老子、孔子都是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但在对待周礼的问题上，老子是激进的反对者而孔子则是温和的保守者。在立论上,孔子是正面立论,主张“名正言顺”。老子是从反面立论,主张“反者道之动”。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孔子主张仁德之治。老子的道是指形而上的自然天道，孔子的道是指伦理典范。老子崇尚自然、老子关注礼制；老子尚“慈”，孔子尚“仁”。

《尹文子》说：“仁、义、礼、乐、名、法、刑、赏，此八者为五帝三王治世之术”。这些儒家倡导的礼乐刑赏制度，被称作是忠孝贤智之道，文武明察之端。用之则天下大治，反之则天下大乱。甚至后来有人说“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儒家认为法制，舆论，制度都应为权势让路。而解决这种“潜规则”所必然会带来的恶弊，只有靠“德治”来解决。所以，老子认为“礼”是最后一块遮羞布。老子与孔子的政治观上的最大分歧莫过于对“礼”的认识上的分歧了。《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中指出：“夫礼,所以整民也”。即是说,造作出的礼法,不过是要求老百姓去施行的整老百姓的东西。“礼”,不过是奴隶制度、封建制度条件下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其目的主要是约束人民不去犯上作乱。因此上，儒家的“德治”，不在于律己，而在于示人。他过高的不切合实际的君子人格，导致了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大量出现，也就在所难免。

②

老子认为：不能守道了,就会去守德,德守不住了,就会去守仁,仁也守不住了就会去守义,义守不住了就只好以礼法来约束人们了。比如,周礼本就是以人的年龄来制定礼法的。《礼记.曲礼上》载：“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壮,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传……”。但是,周礼的缔造者,周文王首先就没按他的周礼行事。他十五岁时就生了武王,而在武王之前还生了个伯邑考。可知,周文王大约十二三岁时就早婚了。因此,有后人批评文王首先就不自正。是“礼三十而娶,文王十五岁而生武王,非法也”（《淮南子.汜论训》）。

所以,老子认为：“夫礼者,忠信之薄”。礼的起源本身就源于诚信的淡泊。老子在五千言中没有列举一位所谓先贤圣哲的名或事,也没有引用西周以来官方的典籍训诰,就是缘于此。孔子则苦心孤诣地奔走呼号“克己复礼”,他认为：“无礼必亡”。用法律治国,虽可制约人们的犯罪,但不会让人有羞耻心。用“礼”来进行统治,人们既有羞耻心,又会规规矩矩。

由此可见,诸子百家在长短之术、勾距之学、谋略之道、通权达变、谈权言谋、经世致用方面,举寓丰富的辩证观,真有点像今天的”国际大专辩论”会中的正反辩方,大放异彩。唐代赵蕤著的<<长短经>>的是非之论,可谓集大成者。国家大事,竟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让人读后真有点是非曲直难以辨识之感。料想,古代君王,在这或然率极高的重大问题面前,齐乎?楚乎?稍一有误,便成家国之祸。然而,要想在两可之间择其善者而从之,真得考校决策者的睿智。而决策之后的孰对孰错,只有“出水才看两腿泥”了。

由于文化因素以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原因,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儒、释、道的对立和融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文化现象。

儒家学派一方面积极主张“修齐治平”的进取精神,另一方面又为自己留有余地,那就是“穷则独善其身”。连儒家学派的开山祖师孔子也时刻不忘“吾道不行,欲乘桴泛于海”。这就成为后世儒生们在名利场不得志的时候,被迫参与“割去世累,归隐山林,优游恬淡”的道家生活。

故而,林语堂先生说中国从政的儒生们“白天是儒家的,晚上却是道家的”。而汉魏以降的道家学派中的许多人士,虽身处山林,却心系“庙堂”,甚至在画符念咒,炼丹修仙之时,也要念及“人间臧否,政事得失”。如萧梁时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五代宋初的道士陈抟等。中国古代的儒生大多是儒道兼修的。入世时是儒家,出世时是道家。

③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两汉之际,儒学在统治者的推行下,己在社会上居于主导地位。佛教思想的核心是否定现实人生,而达涅槃境界。这与儒家倡导的政教人伦观念是格格不入的。于是,作为外来文化的佛教,只好把自己的宗教观念作以大幅度的修改,使之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一方面,尽量避免与儒道在理论上正面交锋。另一方面,大量吸取在中土流行的卜筮、望气、图谶、服气、咒术、守一、房中术等术数,把自己打扮成本土文化的另一支，让汉魏时的王公贵胄们,庶民百姓们都以为佛教是本土文化之一。据《后汉书》记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汉桓帝也是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魏晋时,佛教依傍玄学,大量袭用老庄词义来解释佛学,形成“六家七宗”的般若学。南北朝时,儒学渐衰,道学在张天师的改革下,逐渐兴盛。形成比较完整的教义、斋醮科仪和官方道教。佛教在社会上层和民间的普及。由此形成了华夏文化的儒、释、道三足鼎立的局面。

儒家是站在宫殿上看人世,把伦理道德看得较重。道家是站在高山之巅看人世,则把名利荣辱看轻了,而把自已与天地合为了一体。佛家是站在天上看人世,把一切都看空了。

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儒、释、道的作用。南宋孝宗皇帝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雍正也由衷地说：“三教同出一源……为致君泽民之大助”。

近代学者张默生先生说：“中国有最当注意的两部书：一是儒家的《论语》,一是道家的《老子》。这两部书,凡略通文字的人,都应当一读。并非号称专门的学者,才可配去研究。因为《论语》中所讲的,是作人治事的平实道理。《老子》中所讲的,是作人治事的最高原理。一是事理的当然,一是事理的所以然”。

      《论语》中所说的作人治事的道理非常明白平实,不多谈“性与天道”，即使是谈及一些高深的理论,也是正面立论,他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因而,读起来困难要小一些。而《老子》五千言,行文古奥,造句不同寻常,义理高深,多从反面立论。孔子重在论人道,老子重在论天道。他的天道,是指自然,而不是指造物之神。孔老的思想,从表面上看,是相反的，但在骨子里却是相反相成的。

     《老子》一书,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宇宙观,发展而为庄子哲学、魏晋玄学、宋明道学；他的无为观,发展而为申（申不害）韩（韩非子）法家刑名政治学说,并被西汉实施；他的军事观,发展而为孙吴兵法；他的名相观,发展而为惠施、公孙龙的诡辩学；他的守雌、居下观,变相而成鬼谷子、苏秦、张仪的揣摩之术；他的修身养性观、功成身退观、知足知止观,令所有读者莫不惊讶其睿智。英国哲学家罗素听人介绍老子后,几乎不相信中国古代思想家中竟有这样的奇人。

在思维方式上，老子喜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本质，思维较抽象，其适用范围较宽。孔子喜欢以具体的事物来讲述事物，因而适用范围较窄。比如，在《吕氏春秋·贵公》上说：陈国附近，一个楚国的丢了一张弓，被人捡去了。有人劝他去索回，楚人婉拒说道：楚人丢弓楚人拾得，还索要则甚！孔子听后说：何必局限于楚国人呢？何不如说天下人失弓，天下人得之。老子听了孔子的评说后说：“你又何必局限于人呢？人都是天地间之一物，来之天地，还之天地，既无所谓失，亦无所谓得。去掉人之观念的束缚就可以了”。所以,《吕氏春秋》的作者评说：老 聃的观点才可以说是大公的思想。

老子主张简朴政治。朴素是一种文明,一种品位,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美学认识（前面讲了老子与孔子对美善认识的异同时,也讲了质朴）。高质量的一切社会活动和人生历练,都需要朴素。

朴素与“本真”的词义相近,但朴素比本真更深刻。朴素是真、善、美的总和,缺一不可。真实的不一定是朴素的、美的。比如“是真名士自风流”的“风流”,指的就是朴素、不作秀、不做假,不作伪,是一种脱离了愚昧和贫贱而又能超越奢华的一种品位。这也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大不拘”的生活态度。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历史,是“瞒”和“骗”的历史。历代的统治者,表面上都是主张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来治国,而实际上他们没一个不是在用法家、纵横家那一套来管理家国事务。骨子里渗透了“民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的愚民思想。《论语》、《孟子》这些典籍不过是用来八股取士的官样文章。真正管理国家的方儿，靠的还是《战国策》、《孙子兵法》。

封建制度下的“民本思想”,“以民为本”,不过是“以为民本”,说白了,就是“以人民为本钱”。《论语.颜渊第十二》中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闻言,非常高兴地赞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之乎”。景公一语道破天机。孔子的弟子有若进而论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从中可以看出,这“民本思想”是“以民为本”吗？

孟子的民本思想要比孔子的思想进步些。他提出“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但他也只是停留在人民是国家、社会的基础这一认识上。而就社会金字塔而言,塔基就是塔基,永远做不了塔尖。

老子的修身、修家、修乡、修邦、修天下的理论,早于孔子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张。他们之间的区别是：老子主张的是在顺应自然的自我完善、自我充实的前提下自然而然地进行的。而孔子的提法是一个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儒、道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强调修身是立身处世的基础和前提。其不同之处就在于：一个是顺应自然的自觉,一个是有目的的自律,后者偏离了人的自然本性。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把全社会纳入到一个模式之中，强调互为条件,“十根指头一般齐”。到头来,成了假仁假义利用的遮羞布,毫无诚信可言。

老子的政治立场究竟是怎样的？主张如何为政？为谁说话？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孔子的政治立场是非常鲜明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矣”。而老子的政治立场问题,自古以来都是争论较大的。牵涉到很多问题,不弄清楚,很容易产生歧义。

“清静无为”是老子政治社会观的核心。而“重民”思想则是“清静无为”政治的精髓所在。老子的“重民”思想对后世的儒家典范—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老子认为：理想的、开明的执政者,首应注意的就是民心向背的问题。当政者应以“百姓心为心”,应以尊重民意为要。以百姓的善恶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尊重民意,不与民争利,不扰民。

老子生活的时代,是王侯将相贪欲膨胀,争权夺利,横征暴敛的时代,人民生活极苦。老子自己也在激荡复杂的社会大变革中,社会地位由周王朝的守藏史（国家图书馆馆长）被革职为民后,过上了流离失所的生活。因而,比较了解民众的疾苦和社会痼疾的症结所在。老子站在同情人民的立场上提出“不知常,妄作凶”的警告,主张统治者应顺应自然,不与民争利,不以自己的主观意志去强作有为的政治主张,这在当时社会中,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句子： 

①格、致、正、诚、修、齐、治、平

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②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③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④顺其自然。

 

⑤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皆苦。

 

⑥天人合一。

 

⑦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⑧修合无人知，存心有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