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历程



文明的历程

 

1. 三种文化类型 

 

被人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分为三类：赏玩型哲学，实用型哲学，探知型哲学。相应地，人类的文化也分为三类：

一是赏玩文化，如雕刻、绘画、音乐、诗词。

二是实用文化，如制陶、冶金、经世治用、升官发财之学。

三是探知文化，如寻找世界的本源、事物的规律，这方面包括古希腊的自然哲学、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赏玩文化是用本能的、感性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并塑造人，认知文化是用自觉的、理性的方式来满足人的精神和生理需要并塑造人，实用文化是运用经验来满足人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需要、生理需要并创造相应的工具。

探知文化、实用文化、赏玩文化三者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相互之间有渗透、有包容。很多探知文化的东西可以间接地付诸实用的目的，如科学发现就可以为技术所用，再由技术直接实现实用的目的；人们在解决了基本的吃、穿、住、行的目的之后，又会有赏玩的需求，满足赏玩需求也就成了人的更高的目的，只不过赏玩文化的东西对人的生存毫无影响，这是它不同于实用文化之处。把探知文化与赏玩文化相结合，是好玩并且玩得高超的人所喜欢做的事情。比如把科学、数学当做美的作品来欣赏，把哲学写得像朦胧诗一样供人们观赏和把玩，做智力游戏而不是努力揭示世界的真理。

 

在中国的历史上，实用文化一直不缺少，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儒法文化作为经世治用文化就不用说了，虽然技术被称为雕虫小技，但技术无论在民间还是官方都没有真正被忽视过，统治者的宫庭建筑、各种用具无不具备技术含量。

但是中国的技术发明很少是为探知事物的原理，通常是为眼前立刻见效的实用目的，更有甚者是为政治伦理的目的。《荀子》一书提到孔子在鲁桓公的庙里看到的一只器皿，所谓“宥坐之器”，就是君主把它放在座位的右边来警戒自己的器皿。这种器皿空着就会倾斜，灌满水就会翻倒，只有灌一半水才会端正。它用来提醒人做事既不要过分也不要不及。

赏玩文化在中国同样倍受重视。这不仅是清高的文人墨客的最爱，更为皇帝官宦所喜欢，皇帝兼画家、兼诗人的就有不少。

中国人读历史时，一些人是持赏玩的心态，看故事、看热闹；另一些人是持实用的心态，学习古人的权术，学习古人如何规划人生，如何进行个人奋斗。持探知心态的人却寥寥无几，极少有人打算从历史中寻找社会变迁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有历史学但是没有历史哲学。

中国的人生哲学则是把实用的生活哲学与洒脱的赏玩文化结合到了一起，深受庄子、老子影响的文人就是这两种文化的追求者。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庄子·养生主》。中国人喜欢把道家的无为、非知奉为大智慧，其实这只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并不是什么智慧，算作个小聪明倒是可以，因为这样消极的人虽然得不到什么好处，但也不至于招致灾祸。

中国崇尚思考人、算计人，鄙视思考事物、算计事物。中国先秦诸子的著作以思考人、算计人的内容居多，儒家、法家的著作就是典型代表，兵家、纵横家也是社会的宠儿。中国有位当代名人说过：“中国不可能有思想家，只有谋略家。”这话确有道理。谋略家做的是零和游戏甚至负和游戏，他们不可能对社会整体有贡献，只可能造成损失。而思想家做的是正和游戏，他们是人类文化精髓的创造者，给整个社会以及后代所做出的都是贡献。

孔子对探知事物的原因、道理是极其轻视的。荀子也讲：“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天论第十七》）。“天”是指自然的过程和道理。这是中国古代特别是儒家的学术倾向。老子虽然说到世界本源问题，但停留在模糊、神秘的层次，绝无探究的打算。他甚至把模糊、神秘当作认识的目的。

墨家在探知文化上做出过努力，但毕竟只有一家一派，没能像古希腊那样形成探知文化的气候，没能发展下去。后来沈括等人做过努力，仍然是没有跟风者。所以在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探知文化在中国只有个例，没有气候，始终建而不立、发而不展。古代中国对于事理的解释全部归于阴阳五行、止于阴阳五行，不能从逻辑因果关系、物质因果关系上深入细致地探究。

到明朝后期，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与西方的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使西方文化对中国产生影响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仍然缺少响应者。

据说后来的清朝康熙皇帝喜欢做一做几何题目，我想他不过是持有把玩的心态，绝无探究的目的，就跟喜欢自鸣钟、喜欢下棋是一样的。如果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能够受西方文化影响产生探究的心态，那么他会致力于倡导并建立探知文化，同时也会引进西方的实用文化，就像俄罗斯的彼得一世那样，这对改变中国的文化生态环境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皇帝。

赏玩类文化是具有地域性、民族性的，而探知类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宇宙共同的），牛顿发现的动力学定律、亚里士多德发现的逻辑规律在各个民族那里都是适用的。一个民族的哲学家或科学家发现的东西，另一个民族的哲学家或科学家也可以发现。但是在古希腊之后的漫长时间里，其他民族部落的人类在没有学习古希腊人的思想以前都没有做出独立的发现。

 

在古希腊，三种文化并存，那是一种良性的、有利于文明发展的文化生态。

哲学的性质、哲学的倾向性对整个文化生态有着特别重要的影响。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哲学基本上是探知性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古希腊哲学的性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苏格拉底强化了哲学的经世治用的实用性，柏拉图除实用哲学外，还把哲学改造为可以赏玩的诗化哲学，这就使得哲学脱离了现实了。柏拉图甚至还打算把探知哲学的集大成者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搜集起来付之一炬。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却是极富理性的人，他又扭转了柏拉图的赏玩哲学倾向，对整个古希腊文化进行了全面理性的梳理，这为后来希腊化时代的文化繁荣打下了基础。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被称为真理的知识自属确当。因为理论知识的目的在于真理，实用知识的目的则在其功用。从事于实用之学的人，总只在当前的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事物上寻思，务以致其实用，于事物的究竟他们并不予置意。”源自古希腊的西方文化注重崇尚真理的理论知识，而中国文化则很少注重理论知识。我们注重实用之学，反倒实用之学并没有多大的发展，他们注重理论知识，不仅理论知识获得了巨大发展，实用之学也同样获得了惊人成就。急功近利反而得不到利，我们的所为恰恰符合了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贬义的成语。不去研究关于万物真谛的自然哲学和关于全体人福祉的社会哲学，而只研究和学习关注个人名利的人生哲学，不也是一种急功近利吗？我们每个人都爱读上几本教我们处世的人生哲学，但是我们都得到名利、得到幸福了吗？

三种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探知文化是重要的基础，中国忽视了探知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阻滞了实用文化的发展，也局限了赏玩文化的传播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