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照片人物：李济深，陈嘉庚，陈叔通

其中朱德，毛泽东，沈雁冰（矛盾），马寅初，郭沫若，周恩来，乌兰夫，蔡畅，李立三大家熟悉。

下面介绍其中不熟悉者

李济深

 

1885年，李济深出生于广西苍梧县大坡乡的一个贫困农民家庭。

1909年被保送到设在保定的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官，历时五年。

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李济深为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和同寝室的辛亥革命元老、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六弟何贯中等同学行动起来，破坏了保定附近的漕河铁桥，成功阻止了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为革命党人赢得了宝贵的准备时间；1911年底，他闻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满腔热情地到上海，找到军长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此时，姚雨平正为部队缺乏军事人才而着急，李济深的到来恰似雪中送炭，立即被姚雨平委任为作战参谋，直接参与全军作战计划的制定和指挥工作。姚雨平率领的广东军是北伐军中的主力部队，奉孙中山令，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在北伐过程中，李济深初步展示了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积极协助姚雨平整编军队，认真制定作战计划。为了使作战计划更加详细与周全，他亲自到前线侦察地形，选择行军路线。他主动请缨，直接到前线指挥作战，在固镇、宿州、徐州三次大败清军的战斗中，立下了赫赫战功。津浦线主战场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各路北伐军，迫使清宣统皇帝宣布退位，袁世凯实行南北议和。李济深因为在作战中有勇有谋，战功卓著，被姚雨平破格提拔为第22师参谋长。

1914年，李济深以优异成绩在陆军大学毕业后，不但被留校任教，还在陆军部军学司担任职务。在任教期间，李济深充分展现了他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悉心培养了一大批高级军事人才。许多人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高级将官。如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广西省主席、集团军司令的黄旭初等，都是他的学生。因此，李济深在军政界声望极高，有“全国陆军皆后学，两粤名将尽门生”的声誉。

1920年，李济深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任师参谋长。1922年，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后，兼任代理师长。1923年以后，正式升任为第一师师长兼参谋长，并兼任西江善后督办，大元帅大本营西江办事处处长等。

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任命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蒋介石）。2月，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临时主任。3月，又任军构入伍试验委员会代理委员长。当时，李济深因还在西江练兵，这些工作都由邓演达代理，5月，李济深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教练部少将主任。

1925年 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升任军长，并晋级为陆军上将。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第二纵队纵队长。随后又任国民革命军南路总指挥。率陈铭枢、张发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岛和琼州。对广州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作了贡献。

1926年 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4月，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7月，国民革命军举行北伐，李济深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上将总参谋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后方留守主任，并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蒋介石在前方指挥作战）。此外，还兼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黄埔军校副校长、第四军军长等职，总揽广东党政军全权。所部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参加北伐，攻必克，战必胜，使第四军获得“铁军”光荣称号。[3] 

1927年4月初，李济深和古应芬到上海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反共会议。会后，返回广州，发动“四·一五”政变，派军队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东办事处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学生会等革命团体，杀害邓培、萧楚女、熊雄等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主席、广东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军总指挥。9月，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又任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曾派重兵围攻进入潮汕的八一南昌起义军。[5] 

联共反蒋

1929年3月，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爆发蒋桂战争。3月15日，蒋介石以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扣押，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11月，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并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办公厅主任和训练总监。但李济深没有接受蒋介石的收买，不久离开南京到广州，开始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

黄埔军校时期李济深

1932年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图谋反蒋，未成。后又联合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成为当时拥胡反蒋的军事首领。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进步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三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三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他们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曾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实现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3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

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不久，福建事变被蒋介石镇压，李济深逃亡香港。后又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版《大众日报》，继续进行反蒋抗日宣传。[4] 

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主动上庐山和同是民主派的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李济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并任命李济深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还授予李济深陆军一级上将军衔。新四军成立后，李济深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行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8年8月，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同年10月，服从蒋介石命令，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4] 

组建民革

1944年桂林沦陷后，他和一部分军人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广西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

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联络冯玉祥等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的内战政策。

1946年3月至4月，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先后两次会晤，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7月31日国民革命政府授任周濂、李济深、但懋辛、李杜、张钫、石敬亭、郭汝栋、金汉鼎等八人为国民革命军上将（均为非现役将领，并予退为备役）。同时，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李济深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后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他以送儿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孙夫人宋庆龄和中共的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李济深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7年2月，李济深一家迁往香港。此时他已公开打出反蒋旗帜。3月9日，李济深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该文见诸报端之后，在国内外激起千层浪，蒋介石大为光火，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李济深却仅仅一笑置之。事实上，就在李济深抵港后，他就在着手创建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

1947年5月4日，李济深邀请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到他的寓所聚会，商讨酝酿已久的建立国民党民主派革命组织问题。会上决定，由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信给上海的“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谭平山、柳亚子、郭春涛、、封裔忠、陈铭枢，邀请他们来香港共商大计。这封信最后被写在一块巴掌大的绸巾上，缝在衣服衬里。当年10月份，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等人陆续抵达香港。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宋庆龄被推选为名誉主席，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5月5日，发表通电，代表民革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2月，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

民革成立之后，李济深便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分化瓦解国民党、推翻独裁统治的活动。他先后发表《巩固统一战线，粉碎和平阴谋》、《反抗凶残的掠夺》等文章，揭露蒋介石独裁政府罪行，号召人民坚决起来斗争。

他还去函劝告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指出当机立断与美蒋决裂，向人民靠拢，才是唯一出路。1948年底，他亲笔写信给白崇禧“革命进展至此，似不应再有所徘徊观望之余地……望站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立场，依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反独裁、反戡乱主张，赞成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立即行动，号召全国化干戈为玉帛，其功不在先哲蔡松坡之下也。”

除策反工作外，李济深还派人在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等国民党统治区组织反蒋武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动摇国民党后方的反动统治，配合人民解放战争。

同时，他还坚决反对美国援蒋。1948年10月22日，他一度联合在港的八个民主党派，为美帝侵华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控诉书》，揭露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侵略中国的事实，要求联合国促成美国政府立即撤退在华美军，停止援助蒋政府，并废除一切中美不平等条约。[7] 

筹建政协

194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口号”，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亲自致信李济深、沈钧儒等民主人士，提出加强中共和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合作、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问题。一接到这封信，李济深和沈钧儒均非常高兴，表示会完全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并立即响应。

事实上，当时的政界，走“第三条道路”的呼声一度很高。1948年6月，宋子文亲自到香港约李面谈，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龙云及原十九路军旧部和桂系地方势力，在广东另组政府，重举孙中山旗帜，推翻蒋介石，由广东政府直接与中共谈判。

1948年秋，美国政府也派遣曾任国民党招商局局长的蔡增基专程来港充当说客，想说动李济深出面组织一个新政府，由美国给予支持，以代替蒋介石政府。后来，美国总统还派一个记者身份的人找李济深，再次提议成立“第三政府”，李济深都坚决予以拒绝。

1948年秋，中共中央多次邀请李济深去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和联合政府。当时李济深在香港的活动已成效显著，但由于筹备新政协的工作正紧锣密鼓进行，李济深名列中共邀请名单的首位。在何香凝等人的推动之下，李济深决定与朱蕴山、吴茂荪、梅龚彬、李民欣一同北上。当时的国民党特务和港英政府对于共产党护送民主人士北上，多方阻挠。他们都认为只要把李济深扣住在香港，就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筹码。为此，潘汉年曾专门向李济深秘密通报周恩来的指示及安排他北上的准备工作。

当时周恩来亲自安排，租了一艘从香港直航大连的苏联货轮，为了不引起注意，登船时间也被安排在年末假日期间。当时正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全香港都沉浸在过节氛围之中，就连设在李济深家周围的暗探也有点心不在焉。当晚，在潘汉年和钱之光等人的周密安排下，李济深与朱蕴山、吴茂荪等人，登上一艘小游艇，还带了酒菜，装着泛舟游览的样子，在维多利亚港间流连。一个多小时后，趁着天色渐暗，小游艇悄悄靠上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迅速登上船。章乃器、茅盾夫妇、彭泽民、邓初民、施复亮、洪深、马叙伦等人已与之在船上会合。当天晚上，货轮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了香港。10多天的航行过后，顺利抵达大连码头。

1948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致电李济深：“闻公抵沈，敬表欢迎。”同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人联名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对中共中央提出的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表示完全的支持。

1948年2月3日，李济深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以自己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密切配合中共的政策和主张。

1948年6月15日，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凯歌声中，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开幕，开幕式上，抑制不住激动的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讲话，他说：“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是建设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的开始，我们是以非常的欢欣鼓舞的心情来参加的。”【注：1949年11月、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在民革第二、三、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均当选为民革中央主席。】[7] 

1952年与叶恭绰等人联名致信毛泽东，呼吁保护北京广东新旧两义园的民族英雄袁崇焕遗墓，使袁墓古迹得以保存。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4] 

盼国统一

新政协会议后正式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李济深与朱德、宋庆龄等6人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李济深先生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从事国家政权建设。他真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在制定大政方针，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增强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8-9] 

家庭成员

妻子：双秀清、周月卿

女儿：李筱薇、李筱莲、李筱桐、李筱菊、李筱松

北京西总布胡同家中合影。照片前排左起 李莜莲（七姐）、周月卿（李夫人）、李莜桐、李济深、李莜薇（十姐）中排左起 李莜菊（八姐）、李沛钤（九哥）、李沛琼（七哥）、李莜桃（堂姐）、李莜杏（堂姐）后排左起 李沛钰（六哥）、李沛瑶（八哥）

历史评价

杨尚昆：李济深先生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可敬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创始人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一位老朋友。他为民主革命、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是值得我们永远纪念的。李济深是爱国民主人士、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中华民族的振兴事业，为近代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进程：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爱国革命坚定不移，虽经历坎坷，但面对时代的挑战，表现出非凡的智慧、力量和道德勇气。祖国统一是最牵动晚年李济深心弦的一件大事，他曾多次发表讲话和文章，敦促台湾国民党当局和在台的旧部故交，不要忘记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利益为重，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志，及早走上正确的道路。在他逝世的前四天，写下“十年国庆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全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10-11] 

李沛金（李济深先生之子）：“父亲不但深信三民主义，平等对待所有的人，他还是一个真诚、坦率、勤俭值得信赖的人。他从不以权谋私，因此尽管他是一个来自广西的外乡人，却能管理好广东这个有着强烈地方主义色彩的省份，而且深得民众的喜爱。”

白崇禧：“作为广西人的李济深，因其高贵的品格和诚挚待人的作风而在广东军中被广东将官拥戴为领袖。”

黄绍竑：“即使手握行政和军事大权，他也不滥用职权，他严于律已，克已奉公，而且平易近人。”[11] 

李济深故居位于梧州市苍梧县料神村。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的李济深先生1885年诞生于此。故居1925年建，庄园式砖木结构建筑，四周筑围墙和四角炮楼，内为四合院式厢房和楼房，天面回廊过道与炮楼通，兼具中西建筑艺术。占地3040平方米。后山有苍翠古铁树林，风景幽雅。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囚禁汤山获释后居于此，1936年在这里召开过民族革命同盟会。抗日时期联络国共两党及文化界人士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朱蕴山、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等人商讨敌后抗日事宜。1944年接受周恩来建议回旧居组织民众武装，并与董必武派遣的一批爱国文化人士在这里组织了“南区抗日委员会”，开展敌后抗日并且与延安保持电讯联系。

大门口嵌着一块大理石，上面刻着胡耀邦亲笔题写的“李济深故居”5个大字。顺着扶梯登上二楼，四周回廊上西式栏杆别致，门窗上雕的花草图案，增添了古色古香的色彩。二楼是李济深的卧室和会客室、电报室，大体仍保持着当年的摆设。解放后，李济深故居曾多次进行维修，1997年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自治区级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游人为中西建筑艺术以及居室与炮楼完美结合叹为观止，著名民主革命家、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的儒将风范和革命业绩更给游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3]

陈嘉庚 - 简介

陈嘉庚（1874—1961年），又名甲庚，字科次，著名爱国华侨领袖、教育事业家。　　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二日（1874年 10月 21日），陈嘉庚出生于福建同安县仁德里集美村。9岁人读南轩私塾，17岁赴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不久，其父破产，陈嘉庚独立经营后首先偿还父亲的全部债务，获得良好信誉。此后事业顺利。在新加坡，陈嘉庚最早引进橡胶并进行大面积种植，首先加工橡胶制品并投人大规模工业生产。同时兼营菠萝罐头厂。又把业务拓展到泰国、马来亚及厦门等地。鼎盛时期开办30多家工厂，100多间商店，垦植橡胶和菠萝园 15000多英亩，雇佣职工32000多人。民国 14年（1925年），他已成为东南亚的“橡胶大王”，著名的大企业家，百万富翁。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说：“国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早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他就捐献2000银元，在家乡创办惕斋学塾。民国3年3月创办集美高初两等小学校，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幼稚师范等，并逐步发展，在校内建起电灯厂、医院、科学馆、图书馆、大型体育场。在昔日偏僻的渔村里建设起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民国8年，他开始筹办厦门大学，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分12年付款共300万元，而当时他所积存的资产也仅400万元。民国10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五老峰下正式开学，设师范部（文、理两科）和商学部。到民国25年，厦大已发展到文、理、法商3个学院9个系，成为当时国内科系最多的5所大学之一。民国26年陈嘉庚因企业破产，无法负担厦大经费，才请国民政府收为国立大学。在承担集美、厦大两校庞大开支的同时，陈嘉庚还于民国10年联络新加坡华侨，组织同安教育会，支持同安县创办40多所小学。民国13年，陈嘉庚把同安教育会改为集美学校教育推广部，至民国24年，先后补助本省20个县市的73所中小学，补助总额达193227银元，全部由陈嘉庚承担。在侨居地，陈嘉庚竭力倡办华文学校，曾任新加坡道南学校总理。民国4年在新加坡捐资创办崇福女校，民国8年又捐资3万元创建南洋华侨中学，后来又捐40多万元作为该校基金。民国36年3月，创办南洋女子中学。　　华侨史上有一个光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千百万华侨心中，受到祖国人民的尊敬和怀念。这个人，便是毛主席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他“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陈叔通

　陈叔通幼承家学，对诗词古文均有很深造诣。1902年中举人。1903年中进士，并朝考中试，授翰林院编修。清光绪三十年（1904）去日本留学，入法政大学学习。1906年回国后参加戊戌维新运动。1910年任清政府资政院民选议员。中国当代著名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

　　民主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兼任《北京日报》经理。反对袁世凯称帝，不满北洋军阀统治，退出政界。1915年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发行三所总务处处长，建立和完善了一套科学化的管理制度，为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后应叶揆初的邀请，出任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工作认真，处事严谨，立志不与官僚政客为伍，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切邀请均予拒绝，在社会上卓有信誉。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抗战爆发，均都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环境十分险恶，通闭门谢客，不顾敌伪的多次威逼，坚决拒绝担任伪职。在给友人的诗中表示，要“相期珍重到晚节”。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参加筹组上海市各界人民团体联合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1949年春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从上海绕道香港到达华北解放区，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1年10月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被推选为主任委员。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等职。还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投入了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中央领导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的尊敬和深切怀念。生平酷爱梅花，家中书斋名“百梅书屋”，后将所藏百家梅花名画全部捐献国家，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1966年2月1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一生诗作很多，刊印有《百梅书屋诗存》（1卷）等，著有《谭嗣同就义轶闻》等。

编辑本段

人物故事

 

毛泽东与陈叔通在午门城楼合影

　　陈叔通一生经历传奇。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等重要历史年代他都曾经历。他忧国忧民，苦心探索，在他晚年将近73岁的时候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陈叔通也由一位晚清翰林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民主战士，进而成为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全国工商界享有很高威望，因此被尊称为“叔老”。

热心国事反对帝制

　　陈叔通自幼继承家学，特别是在古文诗词上独具慧根，因此在早年就立志功名。1902年，年仅26岁的陈叔通考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接着朝考中式，授翰林院编修。陈叔通的这段经历在江南一时成了佳话。

　　然而，因为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陈叔通不可能再安心地走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他因此开始向往维新运动，并对谭嗣同等维新志士备加推崇。

　　为了寻求兴邦之道，1904年，陈叔通东渡日本，入法政大学学习。1906年夏毕业回国，一年后任宪政调查局会办，1910年以民选议员在清廷资政院供职。

　　陈叔通还十分热心社会改革，提倡妇女解放，是杭州《白话报》的创始人之一，参与发起创办杭州女子学校和私立安定中学。他还编写了《政治学》和《法学通论》等书，积极宣传西方资产阶级学说。

　　辛亥革命以后，陈叔通由浙江省推举为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担任了《北京日报》经理，可以这样说，当时的陈叔通内心深处还是迫切希望对国事有所贡献的。

　　但是，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下令解散国会，阴谋策划复辟帝制的卑劣行径令陈叔通十分愤慨，他遂参加了由梁启超、蔡锷等发动的反袁斗争，并辞去《北京日报》经理职务，离京南下，在上海建立了反袁的秘密联络点。民国成立后，陈叔通由浙江省推选为第一届国会议员。由于在辛亥革命以前，陈叔通与维新党人梁启超结有深厚的交谊。因此虽然当时国内政党林立，陈叔通还是热衷政党活动，他与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等组成了进步党。

　　但是与此同时，袁世凯利用进步党力量以抵制国民党，并蓄意实行独裁。在登上大总统宝座之后不久，他即下令解散国会。当时陈叔通发觉袁氏怀有称帝野心，曾与梁启超数度密商对策。1915年1月，袁氏复辟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即移家避居天津。

　　梁启超、陈叔通等在天津梁宅开始进行频繁的倒袁密议。”筹安会“成立后，陈叔通离京南下，在上海马霍路（现黄陂北路）福德里租赁房子作为反袁的秘密联络点。

　　1915年12月，陈叔通终于等来了蔡锷在云南吹响的讨袁号角。但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却大多迟疑观望。当时督办江苏军务冯国璋是一位关键性人物，他的秘书长胡嗣瑗是陈叔通的同科翰林，彼此之间交谊很深。陈叔通与黄群商量后，由黄群赴南京劝冯国璋内应，并从胡嗣瑗那里借得“华密”官电本，通电西省讨袁。各省要人如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等收到“华密”电后，都以为冯国璋已内应，因而先后响应起义。

　　袁世凯于1916年即民国5年元旦登上帝位，改元“洪宪”，但只做了83天的皇帝梦，便被迫于3月22日下令撤销帝制，延至6月5日忧急身死。据政治观察家分析，袁世凯的皇帝梦之所以失败得如此迅速，与“华密”电不无关联。

寄情山水弃政从商

陈叔通与程砚秋合影

　　吾生未半岁蹉跎，鬓发侵寻已渐皤。

　　积悔讵成今日是，纵谈时有少年过。

　　旧书丛里虫覃招隐，邻树阴中鸟弄和。

　　莽莽神州长夜似，问天无语奈愁何。

　　———陈叔通《吾生》

　　在陈叔通留学归国后长达9年多的时间中，陈叔通目睹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党派纷争，尔虞我诈，你刚唱罢我又唱的纷繁局面，深感政治抱负难以施展。

　　正在这时，原本一直属意于陈叔通的商务印书馆负责人张菊生此时也一面来电相邀，一面派人面谈，力挽他进商务印书馆工作。于是，陈叔通只能无奈选择弃政从商，于1915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职。这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正是这一年，陈叔通写了《吾生》一诗。

　　陈叔通以刚届不惑之年，慨叹岁月蹉跎，壮志未酬而两鬓渐斑，对以往的政治生涯深感厌倦，甚至产生“积悔”的心思。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最大的一家出版商，设有编辑、印刷、发行三所。但陈叔通进馆以来，却发现三所各自为政，缺乏联系。于是在他的建议下，在三所之上设立了统一管理机构，定名为总务处，由他负责主持。他任事以后，逐步建立起各种规章制度和工作规程，从而密切了各所、各科室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该馆出版事业的发展。

　　陈叔通后又于1920年底离开了商务印书馆，应上海金融业巨头叶揆初的邀请，担任浙江兴业银行驻行常务董事。由于他处事谨慎，洁己奉公，从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个人谋私利，因而成为卓有声誉的金融家。

向往光明追求民主

1954年9月，陈叔通在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投票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寇侵占了东北三省。“一·二八”日军侵入上海，陈叔通积极参加了募捐劳军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这年陈叔通已61岁，以迟暮之年，遭受河山破碎之痛，心境悲苦万分可想而知。他在诗中写道：“弥天兵氛今方始，危涕沾襟万骨尘。

　　国难当头，针对国民党主要当政者对外采取不抵抗政策，对内不肯放弃反共方针，一再贻误战机的行为，陈叔通表示了极大愤慨，在长诗《卢沟桥行》中发出“一误再误唯尔辜，尔辜尔辜万夫指”的严厉谴责。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租界。日伪看他是清朝翰林，又曾留学日本，企图拉他委任伪职，但他坚辞不就。从此更加小心应付，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与友人相约：“相期珍重到晚节”。

　　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陈叔通与饱受战争苦难的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胜利。但他在欣喜之余又怀有深深的忧虑，因为他深知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独裁统治。当时有友人邀他出来做官，他坚决拒绝，复信说：“弟于党治之下，誓不出而任事”。

　　最使陈叔通不能容忍的是，在经受了8年抗战，备尝颠沛流离之苦以后，全国人民迫切需要休养生息，渴望过和平安定的生活，而国民党反动派却把全面内战的灾难强加在人民头上。不能“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洪流之中。

　　陈叔通参加了上海各界人民全体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参加了部分民主人士组织的双周聚餐会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他与民主人士们交流情况，交换意见，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参与反蒋爱国民主运动。

　　1947年5月，上海学生举行反内战的宣传示威，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逮捕了大批学生。陈叔通闻讯立即联合张菊生、唐蔚芝、李拔可、叶揆初、张国淦、胡藻青、项兰生、钱自严、陈仲恕等老人，致函政府要人吴国桢、宜铁吾、张群，要求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十位老人都是社会公认的“平时潜心学术，绝少预闻政事”的贤达，更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学生的广泛同情。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将被捕学生陆续释放。陈叔通还曾积极动员张菊生，由商务印书馆出面，拨款资助被国民党当局强迫各学校解聘的进步教授的生活。

　　1947年夏，国民党政府发布所谓“戡乱总动员令”，10月，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白色恐怖日甚一日。当时在上海的一部分民主人士被迫转入地下或撤离。与陈叔通有着深厚交谊的民主斗士马叙伦老人也离沪赴港。陈叔通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靠出卖家藏文物维持生活。他还经常把上海的反蒋斗争情况以及他对各种政治问题的意见和建设，写在秘密信札中，带往香港交马老，从而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了密切联系。

　　凭借自己丰富的政治阅历和长期的观察与思考，陈叔通终于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他预见到国民党的失败与共产党的胜利都已为期不远，在这些秘密信札中，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事业寄予深切的关注，并以此为己任，积极贡献自己的才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1948年夏，国民党再次发动和谈攻势，上海有人鼓吹“去草和谈（即蒋介石下台，李宗仁上台，促成国共和谈），策划“千人通电”。有人来找陈叔通署名，被他严辞拒绝。他认为：“此次是革命，且希望彻底革命，革命要流血。谁流血，无疑是友方（指中国共产党）。我们要与友方配合，老实说，要得其同意。否则即是不予帮助，反而打击。他还写道：“无友方，即无今日之我们，亦无他日之我们，亦可谓明白了当”。由于他和一些有识之士的坚决抵制，所谓“千人通电”之事终告落空。

　　他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的“五一号”召积极响应，在信札中对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议题等提出了建议。他预见到战后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建议中共重视和罗致人才：“友方经济人才应多方罗致。须知经济人才应与军事并重。无论共产与资本主义均建筑在经济上，不过主义不同耳。”

　　在中国共产党的安排下，1949年1月陈叔通离沪北上，辗转到达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亲切会见。他以产业界代表的身份，担任了新政协筹备会副主任职务，与中共领导人及各方面代表共商建国大业。

欣逢盛世服务人民

陈叔通与李维汉（左）合影

　　七十三前不计年，我犹未冠志腾骞。

　　溯从解放更生日，始见辉煌革命天。

　　大好前程能到眼，未来盛世共加肩。

　　乐观便是延龄诀，翻笑秦皇妄学仙。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张灯结彩，陈叔通和张澜、沈钧儒等民主人士一起，站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共领导人身旁，出席开国大典。他的内心兴奋不已：陈叔通想想自己今年已是73岁的老人了，可以说是暮年逢盛世，决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余生的全部精力贡献给人民的事业，于是他挥笔写下了以上的诗句。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一至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是新中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不辞辛劳，不顾年高，从事大量国事活动，如主持会议、宣读报告，还经常到工厂农村调查研究。作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他曾远涉重洋，赴维也纳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他被推举为主任委员，从此连任三届。

　　1955年10月，全国工商联举行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前夕，毛主席召开座谈会，教导工商界，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陈叔通及时地传达了主席的教导，并强调指出：“国家的前途就是我们个人的前途。我们的道路是光明的、是广阔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贡献他的力量，为人民服务，都会有他发挥能力的机会。

　　陈叔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真诚拥戴，曾写下“真心靠党路不迷的诗句。在回顾自己的探索过程时，他曾对人说，过去我对中国光明只是一种憧憬，经过与党的最高领导的多次谈话，我的认识才豁然开朗，才认识到自己过去数十年的挣扎是属于旧民主主义的。而且民主主义在中国是成不了气候的。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并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中国人民才能站起来，中国才能独立富强，中国人民才不会再被帝国主义欺凌践踏。正因为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了这种认识，他对党交与的工作也是全力以赴地去完成。他说：我同党一心一德，决不会负虚名而不负实责。他是党的一位挚友，同时是一位诤友。他对土改、农业生产及农民生活问题，对党整风问题等等，都曾以口头的或书面的形式提出自己的看法。

　　嗣后工商界掀起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掀起全国各行各业实现公私合营的高潮。陈叔通诚心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陈叔通亲躬此事，殚精竭虑，倾注晚年的全部辛劳，做出了突出贡献，受到党和政府的信赖和倚重，也受到广大工商界的爱戴，并至今追思不衰。陈叔通深有体会地说：“我们工商业者特别感到庆幸的，也引为光荣的，是我们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根据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用和平的方法，既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改变了农民、手工业者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且改变了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国家资本主义最高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将进一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在说服教育的和平方法下，能够使工商业者敲锣打鼓、兴高采烈地来接受改造，这是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

　　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有人动摇不安，丧失信心。陈叔通认为困难是暂时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他撰写了一副名联。上联是：“一心记住六亿人民；下联是：”两眼看清九个指头。这副名联因其深刻的哲理和通俗形象的语言，很快在工商界中流传开来。

　　1966年，陈叔通不幸病重。住院期间，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前往医院看望。在2月17日，德高望重的陈叔通在北京不治病逝，终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