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照片人物:蔡廷锴,林伯渠,张奚若,马叙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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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罗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9岁,蔡廷锴到邻村的书馆入学读书。母亲突然去世,仅上了3年学的蔡廷锴被迫辍读。
13岁的蔡廷锴过早地担起生活的重担。忙时他和姐姐种地,闲时他和父亲学裁缝。生活的磨难,练就蔡廷锴倔犟的性格和健壮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蔡廷锴的眼界越来越宽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使他愤恨不已。一本《三国演义》蔡廷锴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像赵子龙那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 1908年9月,蔡廷锴与本地农家女彭惠芳结婚。
作战中的蔡廷锴
1910年,新军来到了罗定县,蔡廷锴瞒着父亲、妻子,以外出替人裁缝衣服为借口,加入新军。
蔡廷锴先后4次投军都时间不长就被迫离去,1918年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1919年肇军解体,陈铭枢营改属于护国军林虎部,蔡被选入护国第二军陆军讲武堂学习一年。[1]
初露锋芒
1920年,蔡廷锴所在部队编入护国军第二军陈铭枢营,同年8月入该军武堂学习,翌年9月毕业。1922年蔡廷锴转任粤军第一师第三营第十一连连长,并由陈铭枢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同年5月,参加第一次北伐,在江西率全连日行军50多公里,攻占信丰城,获记功一次。1924年,应孙中山大本营补充团一营长邓世增所邀,任该营连长。同年,率部到郁南县都城镇平定桂军刘玉山、陈天太部叛乱。不久,接任邓世增的营长职务。1925年,参加第一次东征及平定刘震寰、杨希闵叛军的战斗。10月,率部在开平县单水口与数倍已的邓本殷叛军激战3昼夜,缴获敌枪千余枝。1926年7月,升任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上校团长。10月,率部北伐,参加围攻武昌的战斗,最先攻入武昌城宾阳门。年底任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少将副师长。次年春,升任该师师长。[2]
北伐前后
1927年7月,蔡廷锴所部拨归叶挺将军指挥。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不久脱离起义队伍。1928年,奉调海南岛“围剿”琼崖红军。其间也参与当地剿匪。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蔡廷锴率部助蒋作战,立下战功。蒋介石扩编蔡廷锴、蒋光鼐两师为19路军,任命蒋光鼐为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19路军军长,并颁奖100万元,特奖蔡廷锴本人数万元,二等宝鼎章。1930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十九路军,任命蔡廷锴为副总指挥兼军长。
1930年底,蔡廷锴奉命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部队行至赣州,蔡廷锴回想起北伐时驻军于此,于是亲往四军烈士陵园致祭。到了兴国,蔡廷锴看到村民一齐躲避,与北伐时民众对他们的态度大不一样,深感痛心。1931年初,19路军入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8月在高兴圩的战役中,19路军和红军打的两败俱伤,蔡廷锴本人亲率手枪营反击才打退红军围攻。
1931年11月,十九路军奉命调防京沪沿线担负警卫。次年1月下旬,日军图谋侵占上海,要十九路军后撤15公里。国民党当局拟同意日方的要求,并派军政部长何应钦理沪向蔡廷锴转达。蔡当即表示拒绝。他反复申明: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连队,有权保卫上海。如果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决心迎头痛击。1月28日,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蔡廷锴下令反击,并同获蒋光鼐和戴戟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不久,又赋诗一首表明意志:“戎马倥偬到此间,身心劳瘁任艰难,家书两载叮咛寄,不扫倭寇誓不还”。
广州的十九路军陵园
当时,十九路军与随后到达的第五军只有4万余人,以轻武器为主。蔡廷锴率十九路军,与装备有飞机、军舰、坦克的六七万日本侵略军血战33天,迫使日军四度易帅,死伤万余人,也无法攻占上海。蔡廷锴从此深得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港澳同胞的拥护和爱戴,被誉为“一代名将”、“抗日民族英雄”。战后获南京国民政府授予青天白日勋章。
1932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把十九路军调到福建“围剿”工农红军。8月,蔡升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2月底,任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在“围剿”红军的战斗中,蔡部屡遭惨败。蔡廷锴、蒋光鼐为十九路前途起见,多次主动和中国共产党联系,最后与红军达成停战协议。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蔡任中央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十九路军总指挥。仅两个月,福建人民政府失败,蔡廷锴出洋游历。所到之处,积极宣传抗日救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抨击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深受海外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欢迎。[3]
1935年4月,蔡廷锴回到香港。为继续抗日反蒋,他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宗旨是:推翻汉奸政府,树立人民政权,联合各党各派一致团结实行抗日。为宣传这一主张,他们集资扩充《大众报》。在他们的努力下,《大众报》很受民众的欢迎,销售量极大。
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爆发,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的旗号反对蒋介石,派李任仁请蔡廷锴入桂。蔡廷锴为抗日大计,将19路军公积金数十万交桂当局成立谢鼎新独立团,并决定不计成败入桂。7月蔡廷锴带区寿年、李盛宗抵南宁,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支持下,重建19路军。然而不久,李、白与蒋介石言和,征求蔡廷锴的意见,蔡坦然地说:“如果大家确有诚意和平,息争一致抗日,我极表同情。但未实行抗日前,我个人为贯彻主张起见,即解除兵柄,返港休息。吾人为革命抗日而来,绝不会有做官之念。”在离桂时,蔡留下一封信请人转交李、白,信中说,19路军缩编成一两个师,归广西部队建制。
蔡廷锴故居
1937年5月,蔡廷锴再次出游南洋。行至菲律宾惊悉“七七事变”,为参加抗日立即回国。9月1日,蒋介石召见蔡廷锴,委任蔡为大本营特任参议官。 9月17日,蔡廷锴夫人彭惠芳在香港逝世,蔡非常悲痛,深感“妻虽一田间出身之乡下女子,但深知人情世故,对于家务处理,照顾儿女,与及人情客往”,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贤内助。10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再次召见蔡廷锴,说:“你已休养数年,等我到汉口命你带兵。”在返回住地的路上,蔡所乘之车被撞,蔡廷锴左腿负伤,回香港住进玛丽医院治疗。
1938年,广州沦陷后,蔡廷锴被推举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西江南路团队。 1939年,蒋介石起用蔡廷锴任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接任总司令。7月,蔡廷锴与罗西欧女士结婚。10月蔡调任第26集团军总司令。 1940年,蔡廷锴率部参加了著名的昆仑关战役,蔡任东路总指挥。战后,第26集团军奉命改编为粤桂边区总司令部,蔡廷锴任总司令。原属蔡廷锴管辖的93师,奉命调武鸣归建制。蔡除南路游击队外,已成无兵总司令。他深知有人为19路军抗日反蒋之事在报复他,因此,多次提出辞职。蒋介石借机照准。蔡廷锴以上将参议官的名义闲居桂林。桂林将陷,蔡又回家乡居住,直至日本投降。[4]
1946年,蔡廷锴从香港到南京,与住在梅园新村的周恩来见面。一番恳谈,使蔡廷锴顿开茅塞。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认清了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从而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回香港后,他投身于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政治斗争中。3月12日,蔡廷锴等在广州李章达的住所举行会议,正式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4月14日,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公推李济深为主席,实际由蔡廷锴代理,推举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张文、李民欣、秦元邦、陈此生、谭冬青、司马文森、叶少泉、余勉群为常务理事,并发表《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宣布民促忠诚于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要求国民党根据孙中山“天下为公”的精神,自动结束党治,建立联合政府。7月15日,蔡廷锴发表呼吁和平的谈话。蔡廷锴领导的“民促”是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的早期组织之一,在广西、广东一带开展活动,并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华商报》发表其政治主张。民促的进步活动,遭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迫害,《现代》月刊被封闭,蔡廷锴、李章达被迫离开广州,民促不得不转入地下,总部迁往香港,继续坚持反蒋民主活动。
1947年秋,民促与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联合,但继续保持民促组织的活动。1948年1月,蔡廷锴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
9月12日,蔡廷锴作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邀和沈钧儒、谭平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从香港启程,经过半个月的长途旅行,于9月29日到达哈尔滨,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的热情接待。刚一安顿下来,蔡廷锴、谭平山等就致电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表示“愿竭所能,借效绵薄,今后一切,期待明教”。10月3日,毛泽东等复电,“诸先生平安抵哈,极为欣慰……准备明年适当时机举行政治协商会议”。10月21日,高岗、李富春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与蔡廷锴、王绍鏊、高崇民、朱学范等人举行第一次座谈会。蔡廷锴对于新政协诸问题均表示同意中共中央的主张,并希望将出席新政协的各单位尽快组成。在东北,蔡廷锴除了写信向香港家人报平安外,还要儿子蔡绍昌把罗定县老家封存多年的一大批武器送给在当地活动的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5]
1946年4月,蔡廷锴与李济深、何香凝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被公推库主席。10月,从香港来到南京,会见周恩来。此后,更坚定了与人民站在一起的决心。同年,写成《蔡廷锴自传》书稿。1947年被授予陆军上将军衔。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蔡廷锴被选为中央常委兼财政部长。
1949年1月,作为民主促进会的首席代表,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来到北平,出席新政协筹备委员会和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政协常务委员。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
抗美援朝中,他被推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51年,蔡廷锴被推为慰问团总团的副团长(总团团长为贺龙)前往朝鲜慰问。
蔡廷锴不但经常到祖国各地视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次国。他到过朝鲜、苏联、日本十几个国家,和这些国家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对增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团结,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50年11月,蔡廷锴作为我国代表团成员前往波兰首都华沙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并被推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此后六七年间,为争取世界持续和平,蔡廷锴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1956年起,长期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出席华沙世界和平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
1957年,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前往日本东京参加第三届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
1961年初,随同周恩来总理赴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2]
1966年“文革”———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降临在中国人民头上。红卫兵横冲直撞地“破四旧”,全国陷入恐怖混乱的深渊。民主人士首当其冲。蔡廷锴的老朋友蒋光鼐家里最先被红卫兵抄家。红卫兵走后,蒋光鼐深怕性情刚烈的蔡廷锴受不了突如其来的冲击和侮辱,急命夫人黄晚霞给蔡廷锴打电话,让蔡做好思想准备,不可冲动、不能发火,免吃大亏。蔡廷锴接电话后当然非常震怒。他一言不发,在屋里来回踱步。幸亏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向毛泽东建议,对13位高级民主人士进行保护。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建议。蔡廷锴家由于有解放军的把守才幸免于难。
他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2]
林伯渠同志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是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1960年林伯渠先生去世。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2013年4月2日林伯渠同志骨灰回归故里。
中文名 林伯渠
别名 林祖涵
国籍 中国
民族 汉族
出生地 中国湖南
生平经历 听语音
1886年出生于湖南安福(今临澧县)修梅镇凉水井村一个普通的乡村家庭。
1902年入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4年春,经选拔考试,被师范学校选送留学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
1905年8月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革命者同盟会。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在极为愤慨之下,毅然回国。
1906年春天回国后,在长沙振楚学堂教学并在西路公学任职约1年。
1907年被派往东三省联络绿林,从事起秘密的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才回湘参加反袁独立活动,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并加入到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受命回国后,曾任湖南省署秘书兼总务科长、政务厅长等职。
1917年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林伯渠参加了护法之役,担任湖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
1920年,林伯渠出任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
青年林伯渠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工作,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整个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和国民政府军委会秘书长。在发动和领导农运工作时,他认真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的政策,吸收中央从事农运和对农民问题有深刻见解的同志参加,尽力争取国民党左派的支持与合作,把国共两党对农运的领导有机的统一起来,为推动当时农运的发展建立起卓著的功勋。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出任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共19张
林伯渠珍贵照片集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受党中央派遣,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2年冬,林伯渠由海参崴学成回国。翌年三月,进入江西中央苏区,出任苏维埃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长,后任财政部长调任没委会主任及总供给部长。这期间,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广泛开展节约储粮,保障了红军和苏区人民的供给。为解决苏区的财政困难,他一面成立没收征收局,向地富筹款借款;一面适当增发纸币,帮助各机关建立健全财政制度,开展节约运动,基本保证了革命战争的财政需要。
在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长,继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领导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的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领导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把边区建设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派他常驻西安,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党代表。他利用自己社会联系广、资深望重的社会影响,广泛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致抗日,对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重大贡献。
1944年9月,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的热烈响应。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由此朝着明确的政治目标发展,出现了新的高涨。
林伯渠和董必武、王若飞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1945年4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48年冬,12月12日,他告别延安,抵达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作新政协筹备工作报告,并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各项伟大斗争,在有关政权建设和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贡献尤为显著。
“十一”以后,他同各方面进行广泛接触,商谈、讨论政府机关的机构设置和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的人事安排,从速组成政府各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他对各地方政权建设也费出很大心血,为加强正副主席、各个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的联系,传达贯彻各项指示决定,他批阅大量文件,筹备与组织各种会议,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团结爱国民主人士,扩大国际统一战线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翌年5~6月,他率先到湖南视察,先后下到益阳、常德、临澧等县许多单位,找基层干部交谈,了解到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第一手材料,取得发言权。他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及在调查中发现和提出的问题,有力地推动了湖南地方政府的工作。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57年到1959年的三年中,他先后去广东、杭州、上海、南京、内蒙、山西、辽宁、宁夏、湖北、广西、福建、江西、湖南等地视察。
林伯渠同志的生前衣物
在1959年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这期间,他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辛勤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1959年7月参加庐山会议时,在自己准备的发言提纲中,记有“我们的不足”是“既忽视客观规律又未能综合(平衡)”,其不足之处,一部分是发展中的困难,是不可免的;一部分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如“刮共产风”、“似乎一切都要翻一番”,这是“脱离群众的”。7月13日写成《庐山即景》一诗,诗中写有“规律客观不可忽,自有群众作结论”之句。
1959年8月,林伯渠率代表团赴蒙古国访问。
1960年5月,他病情恶化,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去北京医院治疗,29日病逝于医院,享年74岁。
生平事迹 听语音
早年生平
林伯渠自小受到戊戌变法影响,思想开明,1902年考入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1903年考取公费生,赴日本留学,1904年入横滨弘文学院,1905年8月经黄兴、宋教仁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年底罢学回国。1906年,奉命前往长沙办理振楚学堂,1907年,又以新任吉林省巡抚朱家宝随员身份前往东北,预谋联络当地马匪反清,失败后仍留东北管理学政,直至1911年秋返回上海,随即前往湖南西部争取当地驻防官兵的支持。
护法战争
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后,林伯渠在湖南参加二次革命,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谋,失败后逃往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受到孙中山的赏识。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林伯渠的堂兄林修梅出任湖南护国军参谋长,林伯渠任湖南总司令部参议。袁世凯退位后,林留任湖南政务厅长。1917年9月13日,林伯渠参与发动湖南南部衡阳、零陵驻军参加护法战争的行动,10月17日,林被委任为劳军使,赴前线激励士气。11月20日,护法军攻占长沙,林伯渠出任湖南财政厅长。1918年3月,长沙复为北洋政府攻占,林伯渠等被迫撤回广州。1919年底,南北议和,谭延闿出任湖南都督,林修梅等湘军将领被迫离开湖南,护法战争在湖南结束。此时,林伯渠参与了协助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的工作。
北伐时期
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和陈独秀介绍,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党小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此后林伯渠奉命南下广州,任孙中山军政府参议,10月15日,林修梅病逝于广州。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林伯渠再度流亡上海。1923年1月2日,林伯渠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务部副部长,积极推进国共合作,大力吸收共产党人士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林伯渠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农民部长,后前往汉口负责当地的国民党支部活动,6月失败返广州。同年底,林伯渠随孙中山北上,次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林伯渠又随同扶柩至北京西山碧云寺。1925年5月,林伯渠回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7月1日,林伯渠出任国民政府监察委员。8月,廖仲恺遇刺后,林伯渠出任代理中执委常委,兼理秘书处,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
不久,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宣布分共,林伯渠被迫退出国民党,前往庐山。1927年8月1日,林伯渠参加了南昌起义。1927年部队,前往香港,后经上海、神户、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莫斯科,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1933年,林伯渠回国,前往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部长兼任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1934年10月10日,林伯渠参加长征,任总没收委员会主任,负责为中国工农红军筹集军饷,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
1935年,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林伯渠转而担任当地政府财政部长。
抗战时期
1937年2月24日,林伯渠奉命负责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7月27日,林伯渠作为中共代表团一员前往西安,与国民政府展开谈判。国共第二次合作后,9月6日,林伯渠正式出任陕甘宁边区主席。1938年4月12日,林伯渠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10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40年10月,林伯渠返回延安,专注于边区政府工作。1942年2月,林伯渠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学习指导委员会主任一职,负责在政府系统中开展整风运动,他反对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争取到了毛泽东“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批示,促使这次抢救运动没有大规模发展。
1944年2月17日,林伯渠奉命前往重庆,与国民政府重开谈判。11月,谈判无疾而终,林伯渠遂返回延安。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林伯渠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后又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1948年12月26日,林伯渠调往西柏坡中共中央工作,卸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一职。1949年3月26日,林伯渠作为中共谈判团一员,在北平与张治中率领的国民政府代表团进行结束内战的谈判,未果。8月,林伯渠又代李维汉负责全国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30日,林伯渠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次日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
民重官轻
“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是林伯渠的座右铭;“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他的赞誉;“只见公仆不见官”是他参与领导培育的延安作风;“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是中共中央给他的寿诞贺词,尽显人民的拥护和爱戴。
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典范,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风尚。
林伯渠
据陕西省档案馆馆藏陕甘宁边区政府档案记载,1944年至1945年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多种形式的检查会、座谈会,专门讨论机关作风问题。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在6月19日的会议上,他再次重申:“一个政权的工作者就是人民的勤务员”,“边区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是政府力量的源泉”。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阶级觉悟”,要从最大多数群众的最高利益来决定工作的政策和策略,要时刻了解群众情绪,关心群众的事情,甚至是最琐碎的事情。
1942年1月5日林伯渠到富县考察。在10多天时间里,他召开了县议员和绅士参加的县政座谈会,帮助政府改进工作,走访群众,处理有关婚姻、土地纠纷等民事案件40余起,件件做了妥善安排。著名的爱国将领续范亭曾赋诗赞誉:
林老奇逸人中龙,风流潇洒有大度。
胜任愉快政多宽,不事吹求公令布。
童颜鹤发非导引,公余且作长征赋。
漫天风雪巡洛富,怀古不忘杜工部。
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
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
1942年1月28日,林伯渠和李鼎铭曾就国民党军抓捕佳县居民张鸣儒事件,专门致函时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肖劲光,详细地讲述了事件经过,要求转告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迅速释放张鸣儒等6人。公函全文如下:
林伯渠致肖劲光要求释放张明儒等人的公函
后方留守处肖主任:
顷据绥德分区专属呈称,有佩带二十二军符号武装队伍五人,于一月十三日突然来至佳县古本乡联保所属一保石圈峰村,将正在该村学校计算村公账目之居民张鸣儒、张鸣盛、张保儿、张买地、张候娃、张富有等六人,捆绑拉去。据该队伍等声称,是缉捕逃兵。但张鸣儒等六人,都是老百姓,并非逃兵。而且即使真正意在缉捕逃兵,也应该持具公文,通知当地行政机关,如此任意逮捕,蹂躏人权,扰乱秩序,殊非善邻之道等情。据此,请速电榆林高军长双成饬令部属速将张鸣儒等六人释放并制止今后再有此事发生为盼。
主 席 林伯渠
副主席 李鼎铭
延安时期,林伯渠多次手拄拐杖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走家串户,每到一地都要详细了解当地群众生活、生产、支前、土改等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为发展边区生产、改善人民生活,1940年他亲率农业技术人员勘察南泥湾,认定这里是开荒生产的好地方;1942年8月,延安、安塞、延川、绥德等县发生特大水灾,他亲自赶往灾区视察灾情,慰问群众;1945年为了抗旱保秋,他带领边区军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为解决边区难民移民的就业吃饭问题,他指示开办难民工厂;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他坚决留下来同陕北人民共渡难关,转战陕北一年多时间,为保卫党中央、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作出了贡献。
1945年是林伯渠虚龄60寿辰,3月28日出版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为林伯渠的寿辰祝词。祝词称赞说:“你是我国革命老战士,自辛亥以来,在历史进程中,你总站在革命的最前线。”“中国人民的解放快要胜利了,你的生日,将是中国人民最欢喜的一天。”
《解放日报》刊登中共中央为林伯渠贺寿祝词
当天下午,中共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为林伯渠祝寿。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都亲临祝贺。林伯渠在致辞中,以战斗的激情回顾了自己60年的征程,并说:“在这条战线上,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同时在危难的关头,总是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从他们中间吸取战斗的力量。这并不是个人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是群众教育了我,是党培养了我,是革命实践引导了我,才使我走上了今天这条道路。”“今天大家在这里替我祝寿,我在这里给一切革命者祝寿,祝同志们在斗争中锻炼得更健康,为千百万人民增添福寿和康宁。”
新中国后
1954年,林伯渠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及八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同志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
重要贡献 听语音
林伯渠同志始终重视经济建设,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被称为红色理财家,财经思想和观点对毛泽东财经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在陕甘宁边区兼任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席期间,他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力更生、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指示,坚决实行财经工作为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服务兼顾改善民生的方针,注重对财政经济的统一管理,并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 林伯渠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组织者之一,也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积极倡导者。
林伯渠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言
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他以诚恳务实的作风坚持党的既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关头。林伯渠受命于危难之际,多次和国民党谈判,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二次国共合作,在稳定和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队伍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解放战争时期,他积极联络奔走,使很多仁人志士投入到共产党的怀抱,被许多民主人士视为和蔼可亲的长者和可信赖的朋友。
林伯渠长期从事政府工作。1948年底,他奉调中央后,为新中国的筹建劳心竭力。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并主持规模宏大的开国大典,在国家的政权建设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张奚若虽然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一生著述并不多,著有《主权论》、《社约论考》等。发表过《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等论文,并有时评、政论若干。其去世后,著述经整理辑成《张奚若文集》,于1989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1]
中文名 张奚若 别 名 字熙若,自号耘 国 籍 中国 民 族 汉族 出生地 陕西大荔 出生日期 1889年(己丑年) 逝世日期 1973年7月18日 职 业 政治学家、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 毕业院校 哥伦比亚大学 信 仰 三民主义 主要成就 近代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提议者 代表作品 《主权论》、《社约论考》等
目录
1 人物生平
▪ 早年经历
▪ 回国之后
▪ 抗战期间
▪ 内战时期
▪ 建国之后
2 人物评价
3 学术贡献
4 生平轶事
人物生平编辑
早年经历
张奚若(中)与徐志摩(右)、金岳霖合影
张奚若(中)与徐志摩(右)、金岳霖合影
1889年10月,张奚若出生在陕西朝邑县(今陕西大荔县朝邑镇)南乡仓西村。张家当年在朝邑县城开了间中药铺,其父还当过朝邑县商会的会长。
18岁那年,张奚若到陕西最早成立的新式学堂之一宏道书院念书,与吴宓是同学。因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决心参加革命。在一次学潮中,19岁的张奚若带头赶走两名恶毒的日籍教师,被迫出走,到上海就读中国新公学。在上海,张奚若结识了于右任、杨西堂,加入同盟会,跟宋教仁、黄兴都很熟。杨西堂见这小伙年轻有为,就将长女杨景任许配给他。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夕,井勿幕派张奚若前往日本购买军火,准备举义。武器还没运回来,武昌起义爆发了。不久,张奚若再去日本,将军械运回陕西,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功臣。这段投身辛亥革命的回忆,张奚若曾于1947年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他说,民国代替了满清,不同的不过是皇帝改了总统、尚书侍郎改为部长而已。后来,张奚若把他当年被抓以及国民党当政时期的遭遇做了对比:清军抓了他用轿子抬着走,而蒋介石不让他说话,结论是“反动派堕落得一代不如一代”。
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本来打算念土木工程,结果对数学兴趣不浓,便攻读政治学。同在哥大的同学还有胡适、陶行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张奚若在这儿还结识了著名的逻辑学家金岳霖。 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当年,朋友们常常到金家去玩,渐渐形成“星期六聚会”,大家一块儿喝茶聊天。张家数十年的习惯是每天下午四点喝下午茶,招待朋友和来访者。西方语言文学家李赋宁回忆说,抗战时没有面包,张宅的下午茶就用馒头代替,没有黄油,就代之以黄面酱。 [1]
回国之后
1925年回国,历任教育部国际出版物交换局局长、高等教育处处长,中央大学教授职位。
1929年8月应聘来清华任法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1932年6月,张奚若在清华大学毕业典礼上代表教授会向学生致辞,提出三点意见:“奋斗、续学、耐劳”。
1936年11月,他在《独立评论》(胡适创办)发表《冀察不应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触怒当时北平最有权势的人物宋哲元,导致停刊数月。
抗战期间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奚若亦随校西迁,并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抗日期间,参加民主活动,抨击国民党独裁。
1941年3月1日,张奚若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发言,尖锐抨击国民党政府当局的腐败和独裁统治,蒋对此极为恼火。但他未予置理,发言后便愤然离去。后来,国民参政会还给他寄发开会通知和往返路费,他当即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未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
内战时期
1946年,张奚若受邀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演讲,他猛烈抨击反动当局说:“现在中国害的政治病是: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
1947年,《清华周刊》请张奚若为36周年校庆题词,他挥笔写就:“学问要往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等职。为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
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上,当讨论到新中国国名时,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奚若先生提出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的建议。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采纳了张奚若先生提出的新中国国名,并将这一名称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建国之后
1949年至1973年,他还一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在推动中法、
张奚若
张奚若
中日建交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952年9月,张奚若继马叙伦之后出任新中国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长,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多有建树。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公民教育、劳动教育,完善课程和学制,推广普通话,制订《小学生守则》等。
1954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此后还连续当选第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5月1日,在整风运动中,他对当时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过去,迷信将来”的评价。7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座谈,帮助整风。张奚若在会上分析了党在工作中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根源。
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曾引用他的说法,虽然不满意,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
1973年7月18日,卒于北京,享年84岁。
人物评价编辑
张奚若(3排右3)与毛泽东等合影
张奚若(3排右3)与毛泽东等合影
张奚若作为爱国民主人士,他关心国运、痛恨腐败、独裁,积极地参政议政。
1936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痛斥态度暧昧、有挟寇自重嫌疑的地方当局,以致《独立评论》受到立即停刊的处分。
在抗战时期,他是当时国民参政会中蒋介石最怕起立质询的四个人之一(其他三人是钱端升、罗隆基和周炳琳)。
在重庆谈判时期,他与钱端升、朱自清、吴之椿、闻一多等联大十位教授联名致电蒋介石和毛泽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
1946年,他发表“废止一党专政,取消个人独裁”为主题的演讲,引起巨大反响。
1948年,他与朱自清、吴晗等签名支持拒购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购证的声明,积极地参与“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1]
张奚若终其一生,始终以全体人民的福利为中心目标,保持仗义执言、坦诚耿直的作风,合志士与学者于一身,往大处着眼做学问,为社会服务做事业。
学术贡献编辑
张奚若先生画像
张奚若先生画像
在清华,张奚若主讲西洋政治思想史等课程,颇受学生欢迎。张奚若虽然是有名的大学者,但一生著述并不多。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称他是自己“最老的朋友”,金在回忆录中也不无感慨地说:“他的文章确实太少了”。在这位老友的印象中,张奚若只发表过一篇《主权论沿革》的文章。金岳霖的记忆显然有误,张奚若在政治学方面的学术文章并非只有一篇,不过也不是很多。张奚若发表的《社约论考》、《主权论》、《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论著,在当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张奚若认为,做学问的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应该鼓励钻研、容忍失败,必须反对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学是要投资的,给一批人时间,叫他们去研究,即便这批人中间可能只有少数能真正有所贡献。”他对教书的要求十分严谨,因此他的课有个特点:“好上不好下”。课上,他对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贬,讲课的声音也随之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下课之后,学生必须按照他的要求阅读参考书,这是一项繁重的作业。因为他不主张多读教科书,而特别注重阅读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图的《共和国》、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都是必读的。
张奚若是不轻易写作的,留下来的著作不多,但发表的 《社约论考》、《主权论》、《卢梭与人权》、《自然法则之演进》等文章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法学家王铁崖回忆1931年读张奚若《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一文时的感受说,“那真是一篇罕见的好文章”,即使时隔几十年之后,其价值仍然十分珍贵。
生平轶事编辑
请蒋介石滚蛋
张奚若在昆明
张奚若在昆明
1937年后,张奚若任西南联大政治学系主任;一次,西南联大、云南学等四校联合举办时事讲演会,由张奚若主讲。在西南联大图书馆前的大草坪上,面对六七千名听众,他对国民党展开了猛烈抨击。
讲演一开始,他就说:“现在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张奚若接着说:“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他还给国民党政府下了一断语:“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因此,中国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他说:“为了国家着想,也为蒋介石本人着想,蒋应该下野。假如我有机会看到蒋先生,我一定对他说,请他下野。这是客气话。说得不客气点,便是请他滚蛋!”[3]
作为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在无数次的国民参政会会议上,张奚若和钱端升、罗隆基、周炳琳一道,成为蒋介石最害怕起立质询的参政员。用赵宝熙先生的话说,“这四位教授,虽然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都痛恨腐败、独裁,力争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国古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但在张奚若、钱端升等人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就不完全适用了。
张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大骂是1939年。有一次中华民国的国民参政会开会,蒋介石也来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张奚若当着蒋介石的面发言批判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说了许多激烈的言辞。
蒋介石感到难堪,就打断他的发言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从此不再出席参政会。
等到下一次参政会开会,国民政府并没有忘记他,给他寄来了开会路费和通知,张奚若先生当即回电一封:“无政可参,路费退回。”[2]
确定国家名称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张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会议。在各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对于新中国的国号问题,争论颇为激烈。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也有人提议用“中华人民民国”。
张奚若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认为还是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国名好。张奚若说:“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与会代表经过反复讨论,认为张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十六字名言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一场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从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提出了反教条主义的问题。5月15日,张奚若再次发言,重点谈到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将其概括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他解释说:第一是好大喜功,总误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费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组织规模大才过瘾。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现为强调速成,把长远的事情用速成的办法去做。第三是鄙视既往,许多人忽视了历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条,把历史遗留下来的许多东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将来,认为将来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发展的。
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参加座谈会的民主人士里有相当多的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张奚若是幸运的,没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继续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的负责人。据称,其中原因,一是周恩来力保,二是毛泽东虽然对他的十六字批评不满意,但又认为“张奚若是个好人”。(《百科知识》2005年3月下半月号)
学政治不要为了做官
张奚若
张奚若
即便面对学生,张奚若也还是一番硬人的言辞。
西南联大一次开学时,他向新生泼冷水,如果你们来念政治学系的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错了地方。如果你想当一个学者,我可以老实告诉诸位,四年培养不出一个学者来。你读几年书,可以获得一些基本知识和读书方法,毕业后可以继续钻研。
张奚若多次对学生说,攻读政治学决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还说学政治学要多了解社会,为正义而申言,抱定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张奚若的名句是——学问要往远处大处着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虫小技。
马叙伦
- 马叙伦
- 字彝初(夷初),号石翁,寒香,石屋老人
- 中国
- 汉
- 浙江杭县
- 1885年4月27日
- 1970年5月4日
- 学者、书法家、哲学家、政治家
- 第一任教育部部长
- 《新世界学报》、《政光通报》
- 中国民主促进会
目录
书香世家
名师指导
精忠报国
投身革命
- 续照片人物:蔡廷锴,林伯渠,张奚若,马叙伦
- 续照片人物:李济深,陈嘉庚,陈叔通
- 如何突出照片中的人物
- 用 Photoshop 清晰还原人物模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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