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论（6-10章）

 
作者：林木村  

第6章 群雄兼并割据

    初平二年（191）春，袁绍、韩馥等立宗室幽州牧刘虞为帝，遭刘虞固辞。袁绍等又请其领尚书事，承制封拜，复受拒绝。灵帝时，宗正刘虞、中军校尉袁绍、讨虏校尉盖勋同典禁兵，三人曾谋诛宦官，因盖勋外迁京兆尹而未遂。这说明袁绍与刘虞关系密切。刘虞称号，袁绍将获大利。为另立，袁绍向曹操、袁术征求过意见，二人各怀心志，皆拒之。刘虞字伯安，东海郯县人，光武帝子东海恭王之后；初为幽州刺史，迁宗正，后复拜幽州牧，平定叛乱，广恩宽政，使民悦年登，拜太尉，封容丘侯；董卓秉政，迁大司马，进封襄贲侯。
   
    前面第二章里说过，灵帝何皇后生长子刘辩，王美人生次子刘协。灵帝不喜欢刘辩，喜欢刘协，有废嫡立庶之意。灵帝死，何皇后、何进才使刘辩得立。袁绍为何进党，自然要拥护少帝，后又反对董卓废立，故与献帝关系不亲。《三国志·袁术传》注引《吴书》及《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吴书》曰：袁绍为立刘虞，云献帝非灵帝子。袁绍故欲趁机另立，以获重权，进不能克董卓，至少退可据守山东，以成东西两朝。袁绍计不成，一是因刘虞过于善良，不谙纷争之术；二是因群雄诡谲，袁绍难以驭之。
   
    袁绍见孙坚打败董卓，进入洛阳，欲成大事，遂遣周昂为豫州刺史，袭取豫州。袁术召孙坚与公孙越击之，公孙越阵亡。
   
    对史书记载袁绍遣周昂袭豫州一事存在时间和人名上有出入的问题，我这里采取《三国志·公孙瓒传》注引《典略》载公孙瓒表袁绍罪状中的说法。公孙越何许人也？公孙越乃公孙瓒堂弟。
   
    公孙瓒字伯珪，辽西令支人，曾与刘备同师卢植，在幽州讨贼有功，迁至中郎将，封都亭侯；刘虞出幽州牧，施仁爱，罢省屯兵，而公孙瓒但务聚徒以自强，二人渐不相平；董卓秉政，拜公孙瓒奋武将军，封蓟侯。时刘虞子刘和为侍中，在长安。献帝使其潜出诣刘虞，令将兵来迎。刘和路经袁术，说献帝意。袁术赞之，但留刘和，令刘和作书与刘虞，让刘虞遣兵来一同往西。刘虞得书，乃遣数千骑诣刘和。公孙瓒知袁术有异志，劝刘虞勿从，刘虞不听。公孙瓒惧袁术闻而怨之，亦遣堂弟公孙越将千骑诣袁术以自结，并且阴教袁术执刘和，夺其兵。由是刘虞、公孙瓒益有隙。
   
    公孙瓒悉公孙越死，认为祸起于袁绍。公孙瓒遂出兵入勃海，端了袁绍的老窝。袁绍在同袁术争，另有图冀州意，暂不想触动公孙瓒，故以所佩勃海太守印绶授公孙瓒堂弟公孙范，欲以结援。公孙范遂以勃海兵助公孙瓒。
   
    袁绍阴教公孙瓒逼韩馥，以迫韩馥及早让位于己。公孙瓒遂由勃海将兵向安平，韩馥迎之，为公孙瓒所败。韩馥惶遽。袁绍自河内还，军临延津，使荀谌等诣韩馥，为陈利害。韩馥素恇怯，知两雄来争，自不能保州，乃让袁绍，袁绍遂领冀州牧。袁绍架空韩馥，收用其属下沮授、审配、田丰、荀彧等。沮授为袁绍陈霸业计曰：将军据冀州，东取青州，西取并州，北取幽州，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天子回洛邑，以此号令天下，无人能敌。袁绍大喜。是时年号初平，袁绍字本初，自以为年与字合，必能克平祸乱。韩馥自知失势，辞袁绍，往依张邈。后袁绍遣使诣张邈，有所计议。韩馥以为图己，乃自杀。公孙瓒屯兵广宗，后青州黄巾入勃海，遂回击之。袁绍是七月取代韩馥，公孙瓒是十一月大破黄巾。《三国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曰：公孙瓒击青州黄巾贼，大破之，还屯广宗。绍自往征瓒，合战于界桥。界桥之战发生于初平三年（192）春。据此可知，袁绍取韩馥后，公孙瓒便停在广宗，回勃海击败黄巾后，复还广宗。实际上，这时的冀州是为袁绍、公孙瓒二人瓜分。
   
    曹操见袁绍据河北，遂欲规河南。会黑山军略东郡，曹操遂引兵击走之，并据为根基。袁绍因表曹操为东郡太守。荀彧谓曹操有雄略，乃去袁绍而投曹操。曹操与语大悦，自谓刘邦遇张良。荀彧字文若，颍川颍阴人，荀子之后；有仪容，何颙异之有王佐之才；弟荀谌事袁绍；叔父荀爽，时为司空；侄子荀攸不久亦从曹操。
   
    刘表到荆州，见袁术屯南阳欲得荆州，另阻兵作乱者众多，乃单骑入宜城，延请蒯良、蒯越及蔡瑁为谋士。蒯氏兄弟为蒯彻之后。刘表求问征兵平宗贼之计。蒯良曰行仁义之道，百姓自归，士众可有。蒯越则曰治平世者先仁义，治乱世者先权谋。宗贼多贪暴，为部下所患，若以贿赂诱之，必率众前来。诛其首恶，抚其下属，荆州可定。兵集众附，南据江陵，北守襄阳，不必担心袁术。刘表谓蒯良之言柔，雍季之论，蒯越之计诡，咎犯之谋，遂用蒯越计，平定宗贼，进屯襄阳，以观时变。后李傕、郭汜入长安，欲连刘表为援，乃以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封成武侯。
   
    初平三年（192）春，袁术使孙坚攻刘表，刘表遣黄祖迎战。孙坚击破之，遂围襄阳。孙坚单马行岘山，为黄祖兵暗箭射死，年三十七岁，余众退走。公孙瓒进界桥，欲下邺县。袁绍率众迎战，大破之。公孙瓒败走还蓟。袁绍遣兵入幽州。公孙瓒退之，复遣田楷、刘备等乘胜南下，略至青州平原、齐国等地。袁绍复遣兵以拒。
   
    夏，青州黄巾蜂入兖州，兖州刺史刘岱战死。鲍信、陈宫建议曹操应据兖州，以图霸王之业，曹操然之。二人说动州吏奉迎曹操，袁绍即表曹操行兖州刺史。曹操进击黄巾，鲍信阵亡。连战数月，黄巾终不敌，乞降，曹操收之。
   
    此时由北向南，结有两大团伙，袁绍、刘表、曹操为一伙，袁术、公孙瓒、陶谦为一伙。
   
    陶谦字恭祖，丹阳人，任幽州刺史，后为皇甫嵩、张温部将，徐州黄巾起，出为徐州刺史；献帝都长安，陶谦遣使奉承王命，因迁徐州牧，加安东将军，封溧阳侯。
   
    冬，袁术与公孙瓒、陶谦合谋攻袁绍。公孙瓒使刘备屯高唐，单经屯平原；陶谦率兵屯发干。袁绍与曹操会击，皆破之。
   
    四年（193）春，袁术引军入陈留。袁绍与曹操击之，刘表断其粮道。袁术溃败，奔走九江，自领扬州。
   
    夏，陶谦取泰山华县、费县，略任城。曹嵩去官还谯，时与少子曹德避乱华县。曹操迎之不及，阖家被陶谦部下所杀。秋，曹操进攻徐州彭城，陶谦不敌，退守郯县，告急于田楷。田楷、刘备救之。曹操粮少，见救兵又到，引兵还。
   
    冬，刘虞患公孙瓒为乱，合众兵攻之。公孙瓒无备，仓猝间欲弃走。刘虞敕令勿烧掠伤人，杀一公孙瓒而已。公孙瓒见虞军行动弛缓，遂速集锐卒冲突。虞军大溃，北奔居庸。公孙瓒拔之，擒刘虞还，斩之，自为幽州刺史。刘虞部将攻公孙瓒，袁绍遣兵助之。公孙瓒数败，走易水筑易京固守。
   
    兴平元年（194）夏，曹操起军复征徐州，略至东海。陶谦败退，欲南走丹阳，会陈宫等叛，使曹操退还。陈宫屯东郡，连和吕布、张邈等谋叛。陈宫说张邈曰：“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三国志·张邈传》）张邈不甘为人下，乃从之，迎吕布为兖州牧，据濮阳，郡县多应之。陈宫刚烈有谋，天下乱，始随曹操，他亦欲趁乱逞强。荀彧、程昱力保鄄城、范县、东阿三城不失。曹操引军还，与吕布相持于濮阳。秋，蝗虫起，百姓大饥，两军粮尽，各引军去。吕布东屯山阳，曹操还鄄城。袁绍使人说曹操归顺，迁家居邺。曹操欲应之。程昱谏曰：“今袁绍据河北，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济也。将军自度能为之下乎？今兖州虽残，尚有三城，能战之士，不下万人，以将军之神武，与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程昱传》注引《魏略》）曹操乃止。程昱字仲德，东郡东阿人，深有智略，曹操临兖州，征为腹心。
   
    到此，我们可以看清曹操从无到有的起兵过程。他先依张邈，后附袁绍，在逐步寻求独立。
   
    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少孤，家道衰落，与母贩履织席为业，及长，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性情温和寡言，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黄巾起，乃聚合关羽、张飞等从军讨黄巾，后依公孙瓒，领平原相。关羽字云长，河东解县人，亡命奔涿郡。张飞字益德，涿郡人。二人皆万人敌，刘备与之恩若兄弟。曹操征徐州，刘备随田楷往救。刘备有兵数千，又得陶谦益兵数千，遂离田楷而归陶谦。陶谦表其为豫州刺史，使屯沛县。曹操回征吕布后，陶谦即病故。徐州官吏糜竺、陈登等乃奉迎刘备为主，并遣使报袁绍，袁绍许之。刘备是看到公孙瓒终不是袁绍的对手，遂离之；领徐州后，即刻投到袁绍一方，改变了陶谦的战略。
   
    是岁，孙坚长子孙策从袁术。孙策字伯符，结交豪侠，有名江淮间。孙策数语好友张纮，欲从袁术求其父余兵，以据江东。张纮赞之，以江东为基，收荆扬二州，全据长江，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可建桓文之功。孙策遂投袁术。袁术甚奇之，但并不重用之。孙策亦不愿久留。时袁术用孙策舅吴景为丹阳太守，堂兄孙贲为丹阳都尉，二人正与刘繇战。刘繇是刘岱弟，受诏为扬州刺史，因惧袁术，乃南至曲阿，欲占江东。孙策乃说袁术，乞助吴景、孙贲平定江东。袁术谓刘繇势强，孙策未必能定，故许之，表行殄寇将军，还孙坚余兵千余人。孙策遂渡江转斗。
   
    兴平二年（195）春，袁绍助曹操攻吕布，吕布、张邈等东走下邳奔刘备，张邈留弟张超保家人屯雍丘。秋，曹操围雍丘。冬，曹操遣使勤王，诏拜为兖州牧。雍丘破，张超自杀，满门被诛。刘备容留吕布、张邈，使屯下邳西，但并不助之敌曹操。张邈乃诣袁术请救，未至，自为其兵所杀。曹操平兖州。

第7章 曹操挟天子，袁术称尊号

    董卓死，毛玠说曹操曰：“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受难。将军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三国志·毛玠传》）曹操从之，遣王必诣河内太守张杨，欲借路西至长安。张杨不许。董昭说张杨曰，袁绍、曹操虽为一家，势不久群。曹操虽弱，然实天下之英雄也，宜当结之。张杨于是放王必通行。董昭善权变，曾随袁绍，因隙而离之，欲去长安，途经河内，为张杨所留，拜骑都尉。李傕、郭汜见王必，以为关东欲自立天子，曹操遣使，恐非诚实，故欲拒绝其意。钟繇曰英雄并起，各矫命专制，唯曹操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有失效忠者之望也。二人听之，表曹操为兖州牧，其使命得通。钟繇与荀彧同乡，荀彧数向曹操称赞之。
   
    献帝离开长安暂住河东时，袁绍遣郭图朝谒，郭图还说宜迎驾都邺。袁绍自谓与献帝生疏，故未听从。另有说沮授欲迎天子，而郭图则反对。《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传》曰：沮授曰：“今朝廷流离，义兵内图相灭，未有存主恤民者。今吾州城粗定，宜迎大驾，安宫邺都，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 袁绍悦，将从之。郭图、淳于琼曰：“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今英雄据有州郡，众动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 沮授曰：“今迎朝廷，于义为得，于时为宜，若不早图，必有先人者也。” 袁绍终弃迎天子计。沮授是一直主张迎的，除记载有误外，郭图变计也是可能的。迎天子计，不管是谁提出，谁反对，终归是袁绍未同意。
   
    建安元年（196）春，曹操拔雍丘而入陈国；闻献帝在河东，欲迎之。诸将或疑，荀彧、程昱谓可行，曹操乃遣曹洪西迎。董承拒之，使不得进。曹操进至许县，降伏汝南、颍川黄巾刘辟、何仪等，复遣使诣河东。献帝诏拜曹操为建德将军。董昭至河东，诏拜为议郎。献帝还洛阳，韩暹、杨奉、董承及张杨各违戾不和。董昭见杨奉兵强而少党援，假作曹操书与之曰：“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翼佐之功，超世无畴。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能独建。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将军有兵，吾有粮，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杨奉得书喜，对诸将曰：“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朝廷所当依仰也。”（《三国志·董昭传》）遂共表曹操为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董承畏患韩暹矜功专恣，潜召曹操。曹操议之。或谓山东未平，献帝为韩暹、杨奉等所持，恐一时难以迎之。荀彧曰：“昔晋文公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服丧而天下归心。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能远赴关右，然犹分遣将帅，蒙险通使，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今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虽有逆节，必不能为累。若不时定，四方生心，悔之不及。”（《三国志·荀彧传》）曹操听之。
   
    曹操率兵入洛阳，诏拜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曹操见董昭，曰：“今孤来此，当施何计？” 董昭曰：“将军兴兵平乱，入朝辅翼，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诸将，人殊意异，今留匡弼，事势不便，惟有移驾许县。然朝廷新还旧京，冀望获安。今复徙驾，众心难一。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愿将军算其多者。”（《三国志·董昭传》）曹操大喜，遂徙献帝都许。诏拜曹操为大将军，封武平侯。曹操挟到了天子，开始号令诸侯。韩暹、杨奉见失势，奔降袁术，后为刘备所杀。张济在陕县，因粮尽而入荆州，攻穰县，中流矢死。曹操遣将诛李傕。郭汜、张杨皆为其部下所杀。一时乱臣顿作鸟兽散，化为乌有。
   
    袁绍在官渡之战讨曹操檄文里曰：“会銮驾东返，群虏乱政。时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离局，故使从事中郎徐勋就发遣操，使缮修郊庙，翼卫幼主。而便放志专行，专制朝政。”（《三国志·袁绍传》注引《魏氏春秋》）袁绍视曹操为爪牙，因北与公孙瓒相争，故遣使使曹操迎天子。但亦可能是他发觉失先，只好后手送人情。
   
    袁术与沛相陈珪及避乱扬州的张范俱为公族子孙，少时便有交情。袁术知其才能，故欲揽之。袁术据九江，致书陈珪曰：“昔秦失其政，天下群雄争而取之，智勇者胜。今世事纷扰，复有瓦解之势矣，诚英雄有为之时也。与足下旧交，岂肯相佐乎？若集大事，君实为吾心膂。” 陈珪复书曰：“昔秦末世，肆暴毒虐，故遂土崩。今虽季世，未有亡秦之苛乱也。足下若舍扶危济困，而阴谋不轨，以身试祸，岂不痛哉！吾备旧知，故陈至情。欲吾营私阿附，有犯死不能也。”（《三国志·袁术传》）及天子在河东，袁术会群下曰：“今刘氏微弱，海内鼎沸。吾家四世公辅，百姓所归，欲应天顺民，于诸君意如何？” 众人鸦雀无声。主簿阎象曰：“昔周文王积德累功，三分天下有其二，犹服事殷。明公虽奕世克昌，未若有周之盛，汉室虽微，未若殷纣之暴也。”（同上）袁术嘿然不悦。及曹操迁献帝都许，袁术延请张范。张范称疾不往，但畏其势，遣弟张承应之。袁术问曰：“昔周室陵迟，则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汉接而用之。今孤以地广士众，欲徼福齐桓，拟迹高祖，何如？”张承对曰：“在德不在强。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虽云匹夫，可兴霸业。若苟僭拟，背时而动，众人所弃，谁能兴之？”（《三国志·张范传》）袁术翻然作色，张承乃去。
   
    建安二年（197）春，袁术僭号，诸事皆循天子制。献媚者进劝即位，露布天下。袁术欲伸而缩，曰：“曹公尚在，未可也。”（《三国志·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载公十二月己亥令）这好比男女偷情，既不能成婚，又不敢张扬一样。袁术按捺不住，私下上了龙床，可又胆战心惊，不敢公开登基。对此，别说冤家曹操、袁绍等恨之入骨，就连友邻孙策、吕布也是义愤填膺。两年后，袁术便在内外交困中崩溃。有人舍命不舍财，袁术是舍命不舍王位，临覆没之际，又欲携之归袁绍。他书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末七国分势无异，卒强者兼之耳。今君拥有四州，民户百万，以强则无与比大，论德则无与比高。曹操欲扶衰拯弱，安能续绝命救己灭乎？”（《三国志·袁术传》注引《魏书》）袁绍阴然之，袁术发病道死。王权极人所欲，炙手可热，故逐之者前仆后继，舍生忘死。袁术对历史的认识及对时局的分析可谓精辟，但却不知眼下自己家门离智勇者相去渐远。无独有偶，后袁族中又出了一位与袁术相匹的人物袁世凯（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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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袁术是今河南周口市人，袁世凯项城市人，这一带是袁族的一个主要居地。

第8章 平世仁德，乱世智谋
   
    叙议至此，我想在此章就德与智，在下一章就王与霸的问题作一简论，希望读者能透过纷乱的历史事件看到一些本质的东西。
   
    《吕氏春秋·义赏》讲了一个德与智的故事：春秋时，晋文公将与楚人战于城濮，文公因敌强我弱而问计于咎犯，咎犯曰打仗要懂诈术，诈之可矣。文公以此言告雍季，雍季曰诈伪之道，是竭泽而渔，只能应急，非长久之术也。文公用咎犯言，败楚人，而论功行赏，雍季在上。左右不解，纷纷谏问。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代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代之利者乎？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
   
    晋文公经咨询和实践，增识不小，他搞清楚了治与乱时的德与智的辩证关系。纷乱当中，为一时之务可以智谋；安顿下来，为百代之利必用仁德。刘表平荆州，即用的是咎犯的计策。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墨、道、法、纵横家等最为有影响。《汉书·艺文志》曰：儒家者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于道最为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墨家者流，贵俭，兼爱，上贤，此其所长也。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识别亲疏。道家者流，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嗛嗛，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法家者流，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此其所长也。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纵横家者流，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及邪人为之，则上诈谖而弃其信。
   
    一般将儒、墨归为仁德，道、法、纵横归为智谋。仁德与智谋有高低上下之分，也就出现了统一和对立的辩证关系。上德鸿硕，因为在上而兼智，下德愚腐，因为在下而少谋；上智神通，因为在上而有仁，下智刻毒，因为在下而寡德。高者谓诸子之说可殊途同归，低者则言道不同不相为谋。晋文公是德智并具的人，而且知道何时任德何时用智。
   
    春秋诸侯争霸，战国诸侯逐王，周朝由盛而衰。孔子生于春秋，孟子生于战国，二人游事诸侯，欲恢复尧舜、殷周秩序，但却四处碰壁。《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使子贡至楚。楚昭王欲迎孔子，以七百里地封之。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帅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封土，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子西的话有三层意思。若用孔子师徒，行周君臣之礼，楚由子男爵而为王，由五十里封土而开千里之国，就都成了非法所得。若用孔子师徒，这帮人很有本事，楚王之位难保安稳。若用孔子师徒，子西等就无事可做了。前两层意思是明说的，后一层是暗藏的。第一层最为重要。《史记·孟子列传》曰：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膑、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尧舜、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
   
    德，在高低上下之间，因人而异，分有这么三个层次：品行、信仰和善政。品行主要关乎于庶民，信仰主要关乎于士大夫，善政主要关乎于君主。孔子、孟子都是怀揣德智的人，他们所信的德是三代之德，他们所使的智要为所信的德服务。但这个德，即维系三代纲纪的礼乐，已经在统治者的自践和新兴势力的踩踏下崩坏了。孔孟欲修复以固之，老子谓之徒劳无益，而更多的人则欲毁而重建。
   
    老子修道，无为，而无不为。《史记·老子传》曰：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孔子谓老子为乘风云而上天之龙，不能知也。
   
    商鞅信奉绳法。《史记·商君列传》曰：商鞅入秦，说秦孝公以帝道、王道比三代。孝公怒鞅妄人耳，谓鞅所言之事久远，不能待，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鞅复以霸道、强国之术说孝公。孝公悦，与鞅语数日不厌。鞅以帝王之说试孝公，实欲变法。太史公曰商君刻薄而少恩。
   
    苏秦、张仪善纵横。《史记·苏秦列传》曰：苏秦至秦，说秦惠王可以强兵吞天下，称帝而治。惠王因方诛商鞅，疾辩士，弗用。苏秦遂往六国，说以霸王之事，以合纵抗秦。《史记·张仪列传》曰：张仪入秦见秦惠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张仪以连横，终破合纵。太史公曰苏秦、张仪长于权变，真倾危之士也。
   
    孔子、孟子希望诸侯能克己复礼，与周王相安无事。但诸侯多谓周王已形同虚设，故野心勃勃，贵智力而贱仁义。秦始皇终以智力混一六合，但因不知建德，继之以暴，结果旋即灭亡。
   
    汉立，太中大夫陆贾说刘邦行仁政。《史记·陆贾传》曰：陆生屡说高帝宜崇《诗》、《书》，高帝骂之曰：“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使陆生辑古今成败事，著《新语》以为戒鉴。文帝、景帝取道家上品，以无为为治，与民休息，但奸伪亦纵生。武帝初立，欲有作为。《汉书·武帝纪》曰：丞相卫绾奏曰：“所举贤良，或治申子、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汉书·董仲舒传》曰：博士董仲舒奏曰：“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故立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今汉继秦之后，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卫绾、董仲舒认为主张仁义的儒学是治世之说，而其它言谈智力的门派是乱世之术。武帝遂尊儒而抑诸子。准确地说，武帝是以儒为主而以其它诸子为辅。宣帝继之。元帝则独好儒说，且又流下，西汉始衰。东汉初中叶之君多能以文武为治，逮末叶之主，则荒疏政术。《后汉书·黄琼传》曰：老臣黄琼谏桓帝曰：王者处平世首当施德义，不施则颠；处乱世首当任智力，不任则危。黄琼详释德与智的关系，可桓帝分不出当来。
   
    汉末人物，审其所学，可以断其所为。陈寿曰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孙盛云曹操“博览群书，特好兵法”。刘备临终遗诏刘禅曰：“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三国志·刘备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孙权说吕蒙和蒋钦曰：“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可见，曹操、刘备、孙权等多能融会诸家，不偏执一端，既适安生于太平，亦易崛起于土崩。像皇甫嵩、刘虞、孔融等皆为儒者，可为治世良臣，不善乱世斗智力。
   
    最后顺便一提，我觉得李宗吾穷阅史书、诸子，抽绎出的厚黑学，不过是望文之臆；他说的曹操黑，刘备厚，孙权半黑不厚，是貌合而神离。其实，曹操、刘备、孙权等在东汉末年的乱世里主要施行的就是智力、权术。

第9章 王业与霸业
   
    司马光曰：“天生烝民，其势不能自治，必相与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赏善罚恶使不至于乱，斯可谓之君矣。是以三代以前，海内诸侯，何啻万国，有民人社稷者，通谓之君。合万国而君之，立法度，班号令，而天下莫敢违者，乃谓之王。王德既衰，强大之国能帅诸侯以尊天子者，则谓之霸。故自古天下无道，诸侯力争，或旷世无王者，固亦多矣。”（《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
   
    五帝大概是王业之祖。关于五帝，有数种说法：一曰为伏羲、神农、黄帝、少昊、颛顼；一曰为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一曰为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我们这里从唐尧、虞舜说起。五霸可谓霸业之宗。关于五霸，亦有数种说法：一曰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一曰为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一曰为齐桓、晋文、楚庄、阖闾、勾践。我们这里从齐桓、晋文说起。
   
    传说唐尧是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连盟首领。唐尧举虞舜为继承人，唐尧死，虞舜即位。虞舜又选夏禹为继承人，虞舜死，夏禹即位。夏禹死，子夏启即位。夏启创建夏王朝，确立了宗法制度。历史一般把尧舜传位称为禅让，但是也有另外一些说法，说其传位是在倾轧中完成的。
   
    夏到桀而衰，商汤灭之，建立商王朝。商到纣而败，周武王亡之，建立周王朝。武王死，成王即位，开始大封诸侯。周王自称天子，为天下共主，将宗亲、异姓功臣及先代贵族数百人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建立诸侯国，以为藩属。诸侯主要履行尊周王为天下共主、定期朝贡及提供军赋力役等责任，除此之外，享有世袭、拥兵、任免官吏、征收税赋等自治权。周王认为分封制度有如一棵常青树，自己根深干拔，诸侯枝繁叶茂。
   
    西周基本保持了干强枝弱的状况，天子得政，王权在握，有威望和实力号令天下。东周则渐渐本末倒置，天子失政，王权旁落，诸侯纷扰而起。春秋诸侯相争霸权，战国诸侯则并逐王业。
   
    春秋时，郑庄公挑战王室，初显霸权锋芒。庄公经常冒犯周桓王。桓王率兵讨之，结果战败。庄公部下欲追捉桓王，庄公不许。他谓打败王师、解除郑国之危即可，虽说王室可图，但诸侯不好对付。
   
    真正登上霸主之位的是齐桓公。桓公得管仲辅佐，齐国日益强盛。桓公未有去挑衅王权，而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他多次召集诸侯会盟，由自己为盟主，戮力周室，以讨不臣。周王自感权轻，只好正视现状，与其无力统摄，不如依托霸主，于是便赐桓公侯伯与王命。侯伯，即诸侯之长，王命，即持王命以号令诸侯的权力。
   
    晋文公继齐桓公后成为霸主。周襄王异母弟子带率狄师攻占王城，自立为王。襄王败逃，向晋秦两国求助。咎犯劝文公勤王，文公遂出兵戡乱，使襄王复位。继之，文公在城濮以弱势击败强大的楚军，威镇中原。襄王闻之，即赐文公侯伯与王命。“桓文之功”为汉末群雄津津乐道。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楚越等国国君已先后僭号称王了。周王则称天王，以别僭越。
   
    进入战国，诸侯演变成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列强割据称雄的局面，僭王替代了争霸。前344年，魏惠王自称为王。不久，齐军大败魏军。前334年，魏惠王被迫与齐威王相见，互尊为王。秦国经商鞅变法国力大增，东扩战争节节胜利。前324年，秦惠王称王。为抗击秦国，前323年，韩、赵、燕等国联合称王。至此，战国七雄全部称王，周王独尊共主的政治地位失去卫护，陷入孤境。前288年，秦昭王为联齐攻赵，遣使同齐闵王相约，齐称东帝，秦称西帝，以示帝位在王之上。因苏秦离间，两国不久取消帝号。但此时的秦国离真正成为帝国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前256年，秦攻灭周室，八百年之久的百足王朝遂僵亡。
   
    前221年，秦王嬴政扫灭六国，鲸吞天下，建立大秦帝国，自称始皇帝。秦始皇以周朝分封而灭亡，遂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认为集权优于分封，可保江山千秋万代。但很遗憾，新制度缺少实践，虽貌似强大，但很脆弱。秦始皇身死不久，他那方如日东升而崛起的帝国，便顷刻若夕阳坠下而灰飞烟灭。英雄竞起，追逐秦失之鹿。
   
    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建立张楚政权。陈胜称楚王，吴广称假王，项梁、项羽叔侄及刘邦等纷起响应。不久，陈胜、吴广被杀。范增认为陈胜复楚不立楚后而自立难以势久，故说项梁宜复六国王族子嗣王位以拉大旗。项梁大致复辟之，以故楚怀王孙熊心为楚怀王，为反秦盟主。未几，项梁战死，项羽、刘邦等继续拥立怀王。前206年，秦朝灭亡。项羽假尊怀王为义帝，徙之长沙，自为西楚霸王，大封功臣为诸侯王，原王族诸侯王所剩无几。项羽忌刘邦功高，又不忍除之，将偏僻的巴蜀、汉中地与之，封为汉王。刘邦隐忍就国，旋即东伐。项羽使英布杀死义帝。刘邦责项羽弑主，与之相争。前202年，刘邦消灭项羽，乃自为汉家皇帝。
   
    汉承郡县制，但又复设王侯二等爵，揉周秦二制于一体，欲矫枉，可又不免过正。西汉初，吴楚齐等宗室诸侯王自治坐大，发动叛乱。景帝平之，实行中央集权，朝廷任免治理诸侯封邑的官吏，诸侯只食税租。武帝继续削弱分封，并加强皇权专制。东汉继续加强中央集权专制。诸汉帝只晓得一味拔升皇权，殊不知高处不胜寒。
   
    汉末晋初人士对上述王霸之业皆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尧舜禅让王权被视为理想，但理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只有假借的份儿，没有实现的可能。三代确立了世袭王权，各个朝代的君主为巩固世袭王权实行了不同的制度：商周实行的是分封制，秦实行的是集权专制，汉实行的是半分封半集权专制（开始侧重于分封，后渐倾向于集权专制）。春秋时，齐桓、晋文称霸，孔子以为霸权能够辅佐周王，故称之为仁者的行为；及战国诸侯逐王，孟子看清了诸侯由称霸而称王，周室将摧，故谓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秦末，项羽、刘邦打着兴霸复楚的大旗反秦；及秦亡，项羽杀楚王，刘邦灭项羽，刘邦遂有天下。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略加注意。一，王霸之道与王霸之业不同。君主行仁义谓王道，恃强力则谓霸道；雄杰开国谓建王业，而扶持王室则谓谋霸业。二，集权与专制有别。中央政府将地方政治、军事、经济等权力上收谓集权；而帝王再将中央政府的权力敛为己有谓专制。专制可谓集权之集权。分封与集权，两种制度虽然泾渭分明，但是目的一致，适可融汇。如果说分封的宗旨是君主与诸侯共同治守天下，那么集权的目的则应是帝王与贤能一道统理国家。两种制度结合适当，扬长避短，亦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创新。不幸的是霸主蹂躏了君王，独裁践踏了精英。分封和集权相继沦为若隐若现的陪衬，而专制主义则跃居如日中天的主角。我这里用的集权专制一词是偏正结构，集权是次，专制为主，集权是形式，专制为内容。
   
    知道王业、霸业的由来及演变，便可理解东汉末年的事情。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军阀角逐及豪强并起，其目的多是要建立王业或霸业。
   
    张角领导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就是要改天换地，改朝换代。董卓擅废置，总揽朝权，篡逆之心昭然若揭。阎忠向皇甫嵩提出了“天道无亲，百姓与能”的王业思想。他认为皇甫嵩功高名大，不宜再事庸主，应起兵亡汉，重建政权。皇甫嵩未从。袁术认为汉之失天下久矣，豪雄纷起，分裂疆宇，与周末七国分势，秦末群雄逐鹿如出一辙，最后是智勇者胜。他因此而僭号。《三国志·鲁肃传》曰：周瑜欲鲁肃依孙权，乃曰：“今孙将军亲贤贵士，且吾闻承运代刘氏者，必兴于东南，是烈士攀龙附凤驰骛之秋。”鲁肃从之。孙权见鲁肃曰：“今汉室倾危，四方云扰，孤承父兄余业，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顾，何以佐之？”鲁肃对曰：“昔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以项羽为害也。今之曹操，犹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之，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趁北方多乱，剿除黄祖，进伐刘表，全据长江，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祖之业也。”孙权暗喜，却曰：“今尽力一方，冀以辅汉耳。此言非所及也。”
   
    上述是图建王业的言论和行为，下面再来看一些谋求霸业的主张和举动。
   
    皇甫郦见董卓窥朝政不振而怀奸计，遂谓皇甫嵩宜为汉家除之，以建桓文之功。皇甫嵩不愿专擅自行。《三国志·荀攸传》曰：董卓乱政，荀攸与何颙、伍琼等人谋曰：“董卓无道，甚于桀纣。今直刺杀之以谢百姓，然后据崤函，辅王命，以号令天下，此桓文之举也。”临发事觉，荀攸、何颙被收下狱。何颙忧惧自杀，荀攸后因董卓死得免。袁绍得冀州，沮授便劝其迎献帝，以建“挟天子而令诸侯”的霸业。曹操在东郡，鲍信、陈宫献策，据兖州为基，以建霸王之业。曹操因兖州之败而欲归袁绍，程昱劝其振作，霸王之业仍就可成。后毛玠、荀彧等皆为其出勤王谋略。张纮对欲据江东的孙策曰，据长江，诛除群秽，匡辅汉室，功齐于桓文。在隆中，诸葛亮说刘备曰，宜先占荆州，后取益州，以此为基，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
   
    图王谋霸，两种主张不同，因而有争论和斗争。
   
    董卓擅政，袁绍、袁术、曹操等逃离京城，出走关东，与关东诸将结盟起兵，打出的便是诛讨董卓、匡扶汉室的旗号。但是同时他们大都看到汉祚难兴，不过暂以辅翼为名来掩饰其真实动机罢了。换句话说，他们在意识中谋霸，在潜意识中图王。袁术很快撕去勤王的蒙纱，露出自立的面目。结果，他失道寡助，徒劳一场，没有得到天下的认可，旋即败亡。他失败的原因显而易见：一是仁德不厚，二是才能低下，三是因德才不具而不能审时度势。袁绍要比袁术沉着，但还不如曹操老练。袁绍立刘虞不成，便想自立，灭掉公孙瓒后，他觉得时机成熟，遂授意主簿耿苞进言曰：“赤德衰尽，袁为黄胤，宜顺天意。”（《三国志·袁绍传》注引《典略》）（注一）袁绍以此示众，希望能得到支持和附和。不料群臣皆言耿苞妖妄宜诛，袁绍无奈，只好杀之自解，后悔将献帝让给了曹操。孙权的做法与曹操不相上下，他虽然窃喜鲁肃的王业之说，但自感机宜不适，还是应该先循霸业为妥。
   
    霸王一词有两种含义：一，指霸业与王业，桓文勤王建立的是霸业，秦兼六国建立的是王业；二，为建霸业者之尊称，管仲言其可佐齐桓公以成霸王（《吕氏春秋·勿躬》），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汉末雄杰常说的霸王之业一般指后者。王霸一词也有两个意思：一，与霸王一词的前者相同；二，可谓王道与霸道，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以武力进行统治为霸道。有人将东汉末年诸雄追逐王业、霸业之举解释为是行王道、霸道，这显然似是而非。其实，在这期间，主张王业者，就是要亡汉，建立新的朝代；奉行霸业者，则是要扶汉，平定反叛和谋篡。三国鼎立才有王霸之道的事情。古今中外，政治用语的使用一向慎重。汉末战乱，除农民起义等高喊打倒汉王朝的口号外，一般军阀尚多举着称霸的招牌。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无所畏忌。而军阀是受益阶层，多少要瞻前顾后。建立霸业，尚顺从帝意，没有什么忧虑；而欲成王业，则是抗拒王命，要冒很大的风险。汉王朝历经四百年而衰落，芸芸众生苦难深重，热血沸腾，豺狼当道，幸灾乐祸，他们多为其表象迷惑，谓其苟延残喘，行将就木，于是急于造反，行篡，趁火打劫；而虎豹狮熊则能洞若观火，识其僵而未亡，余威犹存，故而随机应变，一步步接近目标。前者很快纷纷落败，成为铺路石，使后者居上。这也是王朝兴灭的一般规律，墙倒众人推，但要鹤立鸡群，绝非等闲。声势浩大的黄巾起义转眼间落花流水，董卓篡政及袁术僭号亦瞬息而呜呼哀哉。袁绍、刘表等虽不乏胜出的能力和机遇，但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淘汰赛中，因丧失耐力、运气不佳而出局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不足为奇。曹操、刘备、孙权一路打着勤王、称霸、兴复汉室的旗帜使队伍逐步壮大，逢山开道，遇水架桥，而终成鼎足。之后，他们徐徐降下恭奉的高调，顺势做起君主。称霸是手段，称王则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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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一：按金、木、水、火、土五行说，汉属火德，火生土，代汉者应属土德。火为赤，土为黄。魏授禅，亦以魏为土德，承汉之火德。

第10章 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

    建安元年（196），曹操挟献帝都许。袁术怒刘备领徐州，举兵攻之，刘备拒于淮水。曹操表刘备为镇东将军，封宜城亭侯。袁术结吕布，吕布遂袭取下邳，刘备败走海西。刘备饥困，向吕布求和。吕布不愿袁术强，乃迎回刘备，使屯沛县，而自称徐州刺史。
   
    刘备还沛县，复合兵得万余人。吕布不愿刘备强，寻复击之。刘备走归曹操。程昱说曹操曰：“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迎得天子，正踌躇满志，乃答曰：“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武帝纪》）乃厚待之，表为豫州牧，并给粮兵，遣至沛县收拾散卒，东击吕布。
   
    曹操使献帝下诏袁绍，责以不勤王，而自图割据，擅相讨伐。袁绍上书辩护，说自己破家为国，从无异志。曹操于是表袁绍为太尉，封邺侯。袁绍不满曹操挟持天子，自为大将军，忘恩负义，竟号令到自己头上，故耻为之下，表辞不受。曹操尚畏其实力，乃将大将军让之，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其实这时这些名号不过是虚有其名而已。曹操与袁绍日益不睦。
   
    张济因粮尽自陕县入荆州，攻穰县，中流矢死，侄子张绣领其众。刘表使人抚纳，引为己援，以拒曹操。张绣乃得据南阳。
   
    二年（197），曹操征南阳，张绣降。曹操纳张济妻，张绣恨之。曹操闻其不悦，密谋杀之。谋泄，张绣掩袭曹操，曹操军败。
   
    袁术称号，遣使告孙策、吕布。孙策作书责而绝之，而向许都奉贡。曹操表其为骑都尉，袭乌程侯，转年再表拜为讨逆将军，封吴侯。沛相陈珪劝吕布不要为虎作伥，引火烧身。吕布遂收其使送与曹操斩首。曹操表其为左将军。袁术大怒，举兵攻打吕布，不胜；寻又进犯曹操，败绩。
   
    袁绍并河朔，势力大盛，对曹操悖慢无礼。他每接诏书，便感于己不利，遂遣使说曹操，许都潮湿，洛阳残破，宜徙都鄄城，以就全实。鄄城靠近邺县，袁绍是欲移天子自近。曹操拒之。曹操知道袁绍已是头号大敌，另吕布、张绣等皆未宾服，自己是独以兖豫二州抗天下六分之五。荀彧乃出计：宜急肃清近敌，安抚周边，然后全力以图河北。曹操然之。
   
    三年（198），曹操围张绣于穰县。刘表遣兵救之。袁绍叛卒投曹操，说袁绍将袭许都迎天子。曹操乃还。吕布使人去河内买马，为刘备兵所抄。吕布由是又结袁术，出兵攻打刘备，刘备败走，曹操遣夏侯惇往救，亦不敌。曹操亲征，与刘备合兵，围吕布于下邳，生擒吕布、陈宫，皆杀之，降张辽、臧霸等。吕布虽求援于袁术，但袁术已是自顾不暇。
   
    四年（199），曹操班师，表刘备为左将军，礼遇甚重。曹操宴刘备，语之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刘备方进食，失匕箸（《三国志·刘备传》）。时车骑将军董承受献帝密诏，谋诛曹操。刘备遂参与进去。董承为灵帝母董太后侄子，为献帝舅。
   
    袁术穷途末路，欲北投袁绍。曹操遣刘备邀击之。程昱、郭嘉闻之，劝曹操不可放纵刘备。曹操悔，追之不及。刘备至徐州，袁术已病死，他遂背曹操，与袁绍连和。时袁绍已灭掉公孙瓒，兼四州之地，将挥军南下。曹操遣兵拒之。
   
    袁绍、曹操皆遣人招张绣。张绣欲归袁绍。时贾诩为张绣谋士。献帝出长安，贾诩离开李傕，辗转至南阳，投靠张绣。贾诩认为宜从曹操。张绣不解，曰：“袁强曹弱，又与曹为仇，从之如何？”贾诩曰：“此乃所以宜从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从一也；绍强盛，我以少众从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众弱，其得我必喜，其宜从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将释私怨以明德于四海，其宜从三也。愿将军无疑！”（《三国志·贾诩传》）张绣从之，率众降曹操。曹操大喜，厚待二人。
   
    五年（200）正月，董承等谋泄，皆伏诛。曹操将征刘备。诸将认为袁绍大敌当前，不应避重就轻，贻误紧要。曹操认为袁绍虽有大志，而行动迟缓，刘备乃为人杰，若不时击，必为后患，遂东击之。刘备以为曹操当拒袁绍，不备，败奔袁绍，曹操擒关羽归。《三国志·袁绍传》曰：曹操征刘备，田丰说袁绍袭操后，袁绍辞以子疾，不许。田丰举杖击地曰：“夫遭难遇之机，而以婴儿之病失其会，惜哉！”《三国志·于禁传》曰：曹操初征袁绍，使于禁率二千兵，守延津以拒袁绍。刘备以徐州叛，曹操东征之。袁绍攻于禁，于禁坚守，袁绍不能拔。于禁复与乐进等将步骑五千，攻汲、获嘉二县，后还官渡。我认为，田丰说袁绍袭曹操后，袁绍并未完全不从，还是出了一些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