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 鱼 式执法远未了局

上海钓鱼事件以政府道歉暂告一段落，但此事并没有终结，继续向纵深发展。

 

    寻求法律救济的一方声称受到威胁。11月12号，上海“钓鱼”风波的核心人物之一张晖的妻子收到一封信，写信者自称是钩头，希望张晖撤销对闵行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的诉讼。信中涉及张晖家人，如果此事属实，则属赤裸裸的威胁。在政府一方，开始针对黑车的大规模执法。11月9日，上海交通执法部门宣布，上海自10月29日起展开为期3个月的集中整治“黑车”行动以来，已查处违法案件近千起。

 

    可见，一方面是法律救济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则是道歉不情不愿，并以大规模的行政执法，彰显其打击黑车的合理性。

 

    撇开法律问题不谈，就市场而言，对于黑车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如果看不到黑车背后的市场合理性，我们很快会看到黑车泛滥、政府打击、执法部门再次钓鱼、民众再次抗议的治乱之道。

 

    就笔者了解到的情况，黑车之所以泛滥，有两大原因。

 

    一是公共交通配套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由于城市扩张过快，轨道交通不敷所用，地铁到站仍需短途交通，但几千人的居住区只有一两条到居民区的公共交通，如上海康城小区，十年只有一条主要公交线，居住者抱怨不绝，因此造成黑车供不应求。

   
    另一个原因就是出租车车价昂贵。以上海黑车泛滥的南汇浦东、闵行等地区而论，都是新发展、人口扩张极快的城市边缘区域，地铁必须与其他短途交通配套，才能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政府固然安排了出租营运点，但新近涨价后出租车起步费要12元，黑车车费起码便宜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天然的价格优势。出租车司机也是受害者，他们既要向出租车公司上交份钱，又要对付上涨的油价，油价上涨导致出租车涨价，使客流量明显减少，对这些规规矩矩的营运者是致命打击。

 

    与公交车相比，黑车价格稍贵，但可以提供点对点的服务；出租车虽然能够提供点对点的服务，但与黑车相比在价格上处于劣势——正因为具有如此之高的性价比，使黑车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对于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还有户籍要求，这使得外地来沪者无法成为合法的出租车司机，减少了他们的生存空间，也是黑车泛滥的一大原因。为什么对黑车的钓鱼执法专门瞄准外地牌照的车，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政府给一些行业设置了门槛，或曰“关系国计民生”，或曰“关系国家经济安全”，而现在给出租车行业也设置了门槛，笔者愚钝，无论如何也想不出来出租车行业会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也像资源领域一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支柱行业——想来想去，惟一的理由是，出租车公司过于贪婪，体制过于僵化，食利阶层过多，连司机的微薄利润也不肯放过。

 

    解决黑车有办法，治本之道就是放开出租车公司的门槛，允许个人司机注册之后合法运营，这是香港等地行之有效的办法之一。如此一来，出租车的营运成本大幅降低，与黑车成本相差无几，也就有了市场的立足之地。政府退出出租车行业的利润分配之外，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问题，才能刨去出租车违法营运之根，也才能真正建立良好的市场秩序。

  
    按照现在的行政举措，是以非市场的手段逼出违法之鱼，而后通过大规模整治抓几条鱼，又制造出诞生更多的违法之鱼的环境，甚至到极端处，以钓鱼式执法“逼良为娼”，突破了社会良知与道德的底线。

 

    退一步说，即便黑车司机被整治得服服帖帖，由于这些黑车司机生计无着，上海又没有那么多制造工厂解决就业问题。可以断论，黑车没落之日，就是其他违法经营泛滥之时。原因很简单，人总要生存、吃饭啊。所以，我们看到钓鱼、黑车、黑车、钓鱼，没有穷期。就像城管整治小摊贩一样，惟一的好处就是解决了城管的就业问题。

   
    法律法规的矛盾让很多人困惑，黑车所代表的市场内部的合理性，却被所谓的法规有意的忽视了。如果说合意性是以民生为根本，那么，黑车代表了市场与民生的深层次诉求：他们想获得公平的市场，想获得生存的空间。对于这样的诉求，我们绝不能以地方法规为遮蔽物，刻意漠视民众的需求甚至打压民众的需求。钓鱼式执法的存在，证明这种打压已经无所不用其极，法规可以与法治内在的精神极端冲突，法律可以在法律的名义下被践踏。

 

    说得远一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核心是民生。在“民生主义”的讲演中，孙中山反复讲了衣、食、住、行是求生存和从事再生产的物资保障，强调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简单的道理，千百年不变。面对市场，别忘民生艰辛。只有黑车有渠道变成“白车”，才能彻底杜绝黑车。

 

注：曾与黑车司机聊过，外地小伙子，买了一辆低价车载客。最近打算卖车，因为成本太高，拉不来活，养不起车。另一个原因是打算蜇伏一段时间。大概是打击如此猛烈，让他难以消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