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理解的毛泽东（谈高、粟、彭、刘、林、周、蒋之平生）3

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林彪
　　
　　彭德怀、林彪、粟裕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他们应该作为新中国王冠上的明珠享有后人尊重。
　　
　　遗憾的是，三个人全部陷入政治漩涡，而且均结局惨淡。更为遗憾的是，三人之间还相互批判，实在让观者伤神。庐山事件之前一年，彭刚刚因为一系列原因错误批判过粟。现在，林又要因为另一系列原因来批彭。
　　
　　和彭贺磕磕绊绊的历史关系不一样，彭林关系一直是彼此尊重的。
　　
　　从军事角度上看，彭和林完全是两个风格。彭德怀一生中说话坦率，不转弯抹角。在彭德怀的指挥部里，常常能听到他旱雷般的吼声，用兵刚猛长于临机应变。年轻八岁的林彪则是另一个模样，很少说话，善于思考，常常对着对图发呆。
　　
　　不同的性格和处事风格，并不影响二人的关系。
　　
　　井冈山时代，彭亲自带人加入，起点较高，战绩较为辉煌。林从小排长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升至军团长，终于和彭并列。在这个过程中，彭一直是林的追赶目标。林身边有个神秘的小本子，专门记录历次战役的歼敌数量和物质缴获。小本子上除了他自己之外，还有彭德怀的名字。历次反围剿中，两人一直战斗在最前线。
　　
　　长征时代，林彪的红一军团和彭的红三军团是最具备战斗力的两股力量。
　　湘西之战，二人合力拯救中央。
　　
　　大渡河畔，红军危在旦夕，老蒋洋洋得意的要让朱毛做石达开第二，林彪林彪的迅捷行动让老蒋如意算盘落空。红军刚进入陕北极度虚弱困乏，国军尾随而来，彭德怀奉命砍掉尾巴，战斗干净利索。毛兴奋之余写诗赞美。
　　
　　在决定性的遵义会议上，也是彭林二人联手，共同挺毛。
　　
　　四渡赤水，林彪对毛泽东的战术不满，写信给中央要求彭德怀指挥红军。为这事，毛泽东记恨彭德怀几十年，直到庐山还翻旧账。林彪给予澄清，虽然晚了一点。
　　
　　抗日战争，彭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林为一一五师长。林彪在平型关一战成名，彭德怀则发动最大规模的百团大战。对待外寇入侵上，此二人最给中共长脸。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两次战役和毛的战略意图并不完全相符。平型关一役，让日本人知道了共产党。百团大战更是把当时日军注意力引向共产党。这对当时全力发展壮大的中共来说，是极其不利的。
　　
　　解放战争中，林彪统帅四野纵横四海，彭德怀也是凭借一点简陋家当搞定整个西北。
　　
　　之后抗美援朝，林彪反对出兵，在必须出兵的情况下，林彪又推荐彭德怀为统帅。彭德怀根本就不知道需要自己挂帅，他以为挂帅之人是林彪。
　　
　　彭从朝鲜归来，人生达到顶点，常常看望赋闲在家的林。
　　
　　反教条斗争中，林彪虽然对批判粟裕不满，却也表示拥护彭总领导。
　　

　　林魂归大漠之后，身在狱中自身难保的彭依然愤愤不平，愤然道：“就这样把林彪杀了，我不同意。”

二人关系一直不错。
　　然而在庐山上，林彪是批彭最凶的人物之一。
　　
　　林彪按照批判大会上发言的一贯风格，铁青着脸说，彭德怀你不要想当大英雄、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之类的话。
　　
　　内容不严重，后果很严重。
　　
　　支持彭德怀的主要是军内，黄克诚啊、洪学智啊、邓华等和彭德怀共过事的军人。特别是黄克诚，因为跟彭德怀关系密切，那是一定要完蛋的。邓华洪学智这些战场上的汉子，因为在朝鲜跟彭德怀相处不错，都成了“军事俱乐部小爪牙”。
　　
　　虽然彭德怀身上有不少缺点，时不时骂人什么的，在军界，资历、威望、战功摆在那里，军人也不好攻击。这时候必须有一个威望相当的人来挑头，打开一个缺口，有谁呢，伟大领袖形象是光辉的，不可能干这类事，刘少奇不行、周恩来不行、朱德不干。只能从同样战功赫赫的将帅中寻找了。
　　
　　四大野战军中，二野的刘伯承和三野的粟裕已经靠边了。按道理说，刘伯承和粟裕比较合适的，毕竟一年前彭德怀刚刚批判过他们。刘少奇鼓励粟裕“说说自己的事”。粟裕以回避了。只能指望林彪。林彪挑头之后，其它低级别的将军才好动手。吴法宪啊、李钟奇啊这些人才敢出头。
　　
　　一年之前，批判粟裕将军，一开始也是批不下去，直到后来老领导且关系不错的陈毅开批之后才进行较为顺利。此次也是一样，林彪跟彭德怀关系不错，且战功威望相当。由林彪挑头再好不过了。

至于效果么，看看一个场景就够了：
　　九月三号这天，集中追查彭德怀的所谓“军事俱乐部”的问题。
　　
　　吴法宪猛然抢过发言权：“在这里，我要向彭德怀讨还血债！”这一炮太响了，全场惊愕！大家莫名其妙的眼光盯他，心向你个胖子哪根葱啊，也来放炮。接下来吴法宪同志故意把嗓音压低、放慢，脸上的表情变得异常沉重：“是他在长征途中欠下了一军团战士的血债！是他下令亲手杀害了一军团的一位连长。”好像那连长是他亲人。
　　
　　林彪也在旁边趁势帮了两嗓子，说彭恨不得把一军团的人通通杀尽，因为一军团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等等。
　　
　　这时台下又想起另一个严厉的声音：“胡说！”大家一看，原来是北京军区参谋长钟伟将军。不能不承认，钟伟也是一个好汉。身为一个小小的军区参谋长，在那种情况下能够坚定发言，送他两个字——英雄。

英雄归英雄，钟将军的愿望很快得以实现。五分钟之后，肖华带着荷枪实弹的卫兵冲进会场，直接给钟伟戴上手铐——比任何军事俱乐部成员落马都快。
　　被押出去很远，钟伟还在呼喊：“毛主席啊，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他们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你要警惕呀……”翻译从古语就是，“冤枉！冤枉！”此后钟伟被削官罢职，一撤到底，押回老家劳动改造去了。
　　
　　这就是著名的钟伟事件。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八年，也就是八四年，钟伟才得以平反。这一年，钟伟逝世。评：钟伟，大丈夫。敢于为公道押上一生前途者，古来少有。
　　
　　林平批判彭德怀，直接造成军内分裂，接下来就是清洗。同情彭德怀的人基本上都靠边站了。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战火中滚出来的好汉，不能不说，这是解放军一大损失。
　　
　　林彪为啥要这么玩？是毛泽东搬的救兵。这是老黄历了，一道关键时刻，毛泽东就会搬林彪来解围。之前战争中如此，政治运动仍然如此。庐山事件，三年后的七千人大会，打倒刘少奇，林彪都是毛泽东战车上最为重要的武器。
　　同时彭德怀倒台之后，林彪成了受益者——成了军内（毛除外）最大权威。
　　林所以要批彭，只因为他不得不批彭。
　　
　　因为林一直站在毛的战车上。毛要批彭，林就要批彭。毛要挺彭，林就要挺彭。说句公道话，就算林彪是受益人，也是被动的，被绑上战车。这个结论有证据么？有。证据就是，在彭没倒下之前，彭德怀负责日常军委；彭倒下之后，负责军委的是贺龙和罗瑞卿。当然罗瑞卿可以看成是林彪的人。
　　
　　林彪并没有真正意义上走向前台。但林还是得利了，因为彭倒下之后，林彪威望又上升了，权力增大了。最主要的是，军内统帅中，能与之争锋之人没有了。在搬下贺龙和罗瑞卿之后，军队快要成为其林家军了。
　　
　　既然如此，那么毛为何要批彭？答案是很诡异的，因为刘少奇。

潜在受益者，周恩来
　　
　　周恩来和彭德怀同年，均出生在一八九八年。周是三月五号，彭是十月二十四号。彭死在一九七四年，周死于一九七六年。二人均投身中国共产党，一干一辈子。
　　
　　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关系源远流长，红军时代，彭德怀还是红三军团长，周恩来红军总政委，彭的上级。但二人关系并不复杂。周恩来的职位一直比彭德怀高，但管的事比较多交杂，而且不主党。彭德怀一直负责具体军事作战。二人具体事务上有交集，但基本上彼此尊重，也没有利益冲突。概括起来，四个字，有恩无怨。
　　
　　当年张国焘嚣张之际，毛泽东都没办法，周恩来也没办法。面对茫茫大草原，毛泽东尚且能活动，而周恩来完全是另一个模样：连续发高烧，转为肝脓肿，身体极为虚弱，连平坦的道路上正常行军也不行。
　　
　　不仅仅是周恩来，王稼祥也在病中，最高三人组中，有两个不能走，怎么办？
　　经过一系列血战，红军主力损失严重，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也是所剩不多。此时却要经历长征中死亡行军——穿越大草原。在现代人看来，在大草原上逛一圈似乎是很美的事。川西北大草原连接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人迹罕至也就罢了，时不时还有死泥潭，掉进去相当于去了另外一个世界。正值夏季，多雨，缺乏粮食，后有追兵，行军极其困难。 
　　
　　面对周恩来，面对大草原，彭德怀苦思一阵，断然曰：“抬 ”。
　　
　　然而要抬一个病人过草地并不容易，彭德怀找到心上任的红三军团参谋长肖劲光，吩咐他亲自负责把周恩来和王稼祥抬出草地。肖劲光从迫击炮连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编成几个组，轮流抬着重病中的周恩来和王稼祥过了草地。此时的彭德怀和战士一样在队伍中行进，遇到危险路段，他还要赶在队伍前头，指挥排除险情。
　　
　　周恩来一辈子，施恩不少，受恩不多。彭德怀这份恩情，确实实实在在的。周恩来施与彭德怀的恩情同样实实在在。文革起，北航红卫兵去四川抓彭德怀回北京批斗，周恩来得知后，但要严格执行以下三条：
　　
　　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和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 
　　二，不许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 
　　三，由北京卫戍区派出部队在北京车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生活和学习。
　　
　　这三条保证了彭德怀少挨半年批斗。然而彭德怀的问题终究不是周恩来能罩住的。周恩来最终依然没能保护彭德怀，正如他没能保护其他一批人一样。
　　
　　从这一来一往中，可见二人关系，平时时君子之交淡如水，危难时节真情现。
　　但是在庐山事件中，周恩来仍然是受益者。
　　
　　历次运动中，周恩来一直处在一个比较有趣的位置上，除了挨批，每经过一次斗争权力就会上涨。
　　
　　延安整风之后，周恩来就已经被削弱了，虚弱到最后竟然只能管外交。
　　高岗倒台，周恩来重新掌权。
　　
　　掌权没几天，又发生了反反冒进，再次被批评教育一阵子，又被折腾够呛得奄奄一息，以至于街坊传言，毛泽东要用柯庆施当总理。
　　就在伟大的周总理再次摇摇欲坠之时，庐山事件挽救了他。
　　
　　庐山上，向来形象完美的周恩来也脱不了干系。他之所以再次成为获利者，只因为他对彭德怀做了批判。只不过他批评很有艺术性，按照一贯方式做了自我批评，说自己领导不怎么样，才导致彭德怀同志换了大错。啰嗦了一大堆，概括起来就是承认彭德怀有错。
　　
　　其实彭德怀虽然是他下属，但彭德怀写的那封信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这大概就是后来邓小平的评价：周总理做过很多违心的事，说过很多违心的话，但人民原谅他。如果他不那么做的话，他自己也保不住。
　　
　　然而在庐山上，周恩来批判彭德怀，不见得就是违心的。如果说彭德怀的信要追究责任的意图，矛头对着刘少奇去的，必然连累到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负责政府国务院，对灾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不过在彭德怀被打倒之后的表现来看，他并没有对周恩来表达不满，正如没有对林彪表达不满一样。
　　
　　庐山上，包括周恩来在内一大批精英给彭德怀罗织了一个莫须有的反党集团。其实彭德怀有一个集团，一个不反党的集团。早期的共产党人之中，像彭德怀这种实实在在的人还有不少。当我们追溯各种斗争时，看到的都是权谋、政客的嘴脸。另一面还有一批人，他们沉默着，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实实在在的办事。正是因为他们实实在在的办事，所以国家可以承受一次又一此的运动而不倒。
　　
　　这群人和彭德怀一样，不会反对毛泽东，但也不会盲从。
　　在彭德怀挨批之后，这批人倒向周恩来。
　　
　　周恩来的力量再次得以加强。就那个时代而言，这是一件幸事。
　　庐山会议真正受益者，刘少奇
　　
　　庐山事件中，上面分析到军方受益者是林贺罗三人。但他们都不是最大受益者，最大受益者是刘少奇。
　　
　　这个结论直接拿出来看似荒唐。
　　彭德怀是国防部长，刘少奇是国家主席。
　　
　　国防部长本来就是国家主席下级，换一个部长，何来受益之说？咋一看确实是这样，再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异样。因为这事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那时候新中国刚刚诞生，许多事和现在根本就不一样。
　　
　　在毛时代，军内势力和行政系统一直争斗，高岗事件和粟裕事件都是这种斗争的产物，彭和刘本来就是军内和行政系统的代表人物。
　　
　　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种鸿沟不是指挥风格的差异（如彭德怀和林彪），甚至不是工作摩擦（如彭德怀和贺龙），不是建军理念之差（如彭德怀和刘伯承）他们根本就是两类人。
　　
　　彭是军人，靠战功一步步走上来的。刘是政治家，靠理论登上高位。自古以来，这两类人就不相容。不仅仅是彭德怀，林彪和刘少奇也一样。
　　
　　要化解这种关系很难，要么军人对政治家表示效忠，像粟裕那样把刘少奇看成天然领导，或者像贺龙那样和刘少奇关系暧昧。其它途径只剩下一条，即斗争。
　　要理清彭德怀和刘少奇之间关系，就要从百团大战说起。
　　众所周知，百团大战是中共抗日战争的招牌。
　　
　　前面已经见过，那一战引起很多不确定因素。就共产党本身而言，最大好处破坏了小日本的囚笼政策。所谓囚笼政策，就是沿着铁路和公路修调拨，鬼子住在碉堡里，需要吃鸡肉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女人了，久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抢；需要杀人了，就拉一队人马进村去杀；需要防火了，就拉一队人马去烧。
　　
　　最坏的结果是此战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老蒋当时已经退到大西南了，并且不断后退。没想到丢失的西北土地上竟然平白无故多出一百多个团来，加上山东和江南，中共有多少力量？娘希匹，这还了得！
　　
　　百团大战之前，老蒋是两个拳头跟日本打，一边打一边用一只眼睛盯着中共。之后变换了策略，一只眼睛盯着中共同时，腾出一只拳头去跟共产党较量，巅峰之作就是皖南事变。
　　
　　后来毛认为认为代价过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刘少奇去了北方局。
　　
　　当时情形跟中央大员下地方差不多。北方局的彭德怀搏一搏罗瑞卿等人给予亲切接待。虽然环境差了一点，端茶递水还是必须的。如果就这么结束，那刘少奇这一趟“钦差大人”当的还算不错。
　　
　　然而刘少奇大老远跑过来可不是为了喝口水的，而是在喝完水之后，把北方局的同志们狠批了一把。什么工作不到位，这个不好那个不好说一大堆。
　　
　　如果彭德怀低头认了也就算了。但是他不是一个轻易低头的人。
　　
　　当时正在战争年代，当时的刘少奇还不是接班人，当时的刘少奇没有赫赫战功，他的身份只是代表一下中央和毛主席而已，如何让心高气傲且有点刚愎自用的彭德怀服气？于是双方吵了一架，吵得很凶。

接下来就是延安整风运动，数十天的整风运动给彭留下深深的烙印。
　　
　　延安整风运动，彭德怀挨了批判做检讨，刘少奇地位高升至毛泽东副手。
　　
　　实事求是讲，延安整风时期，批判乃至否定百团大战还是有理由的。毕竟当时中共处境艰难，而且不是全国性政权，必须遵从“生存至上”之定律。那么到了五九年的庐山，已经取得统治权的中共再去从政治角度批判百团大战，只有两个字——不该。
　　
　　道理很简单，百团大战打了鬼子。鬼子是敌人。打了国家民族志敌人不对么？争权都取得了，都代表国家代表人民了，再说不对，只能说明政治斗争无所不用其极。
　　
　　站在宏观看，刘少奇是个伟大的政治家，有自己独特之见解，是那个时代稍有几个敢于提出并坚持自己主见之人。这是他光辉的一面。同时还有另一面，政客的一面。
　　
　　所谓政治家，有自己的见解，并且敢于为自己的见解而奋斗，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所谓政客，为了有利的政治目的，打击异己，不择手段，明明知道多方是对的，也是要往死里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纵观刘少奇的一生，是政治家的一生。但庐山之上的刘少奇是政客。
　　刘要整彭，理由很多。
　　
　　高岗事件中，彭德怀就陷了进去，站在刘少奇的对立面，把他折腾够呛。彭德怀修理粟裕，加深了二人矛盾。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身为军内巨头的彭德怀不买刘少奇的账。
　　
　　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但这个身份相当脆弱——在军队没实力。和平时期也就罢了，新中国诞生于战火之中。作为接班人，没有军方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彭德怀偏偏是军方大佬，偏偏不买刘少奇的账。两人之间唯一一次对路，大概就是八大期间合力从党章中删除“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站在刘少奇的观点上，必须拿下彭德怀，如果有机会的话。
　　机会来自庐山。
　　
　　变身政客的刘少奇，斗争很有创意的。对高岗，整出“里通外国”，高岗彻底完蛋。对付彭德怀又升华了这种创意。
　　
　　大家都在批判彭，能说的话也说差不多了，如何在创新呢？国家主席要与众不同么，就说了，你彭德怀综合三个特点：魏延的骨头（大家都知道传说中魏延脑后有反骨）、朱可夫的党性（赫鲁晓夫搞宫廷政变，借助元帅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冯玉祥的作风（意指即伪君子）。这是条件，能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结论就说拥有这三个条件之人要搞军事政变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也就说彭德怀要要搞军事政变。
　　
　　如果问一问，魏延的骨头是啥样？刘主席知道么？肯定不知道。就连最高明的解剖者也没见过何为反骨。让罗贯中复活，他知道啥叫反骨么？不知道。把诸葛亮拉起来问问，反骨是啥样？估计也问不出所以然。魏延自己知道骨头有啥不同么，也难说。
　　
　　还要问一问，朱可夫党性是什么样。什么又是党性？卫国战争时代的朱可夫和卫国战争之后的朱可夫党性时不时一个党性？
　　
　　最后再问一问，作风什么样？刘主席肯定也答不上来。
　　
　　所谓反骨，所谓党性，所谓作风，三个词完全可以简化为三个字，叫做——莫须有。

所以你不得不佩服政客的推理能力。
　　
　　要搞军事政变也得秘密一点吧，搞什么万言书嘛。
　　
　　在彭德怀这件事上，身为政治家的刘少奇决定把政客进行到底。
　　
　　三年（新中国最为严酷的三年）之后，刘少奇于1962年1月27日《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刘少奇说：“彭德怀同志在1959年庐山会议中间，写过一封信给毛主席。我们在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斗争。书面报告中说到，这场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展开这场斗争是不是只是因为彭德怀同志写了这封信呢？不是的。仅仅从彭德怀同志的那封信的表面上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问题不是彭德怀同志这封信写错了。问题不在这里。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
　　
　　“在反对高、饶集团的时候，没有把他提出来。他是高、饶集团的余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所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到底高、饶联盟呢，还是高、彭联盟呢？恐怕应当是彭、高联盟。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在搬出国际背景，灵丹妙药嘛，多吃一吃不嫌多。
　　
　　“彭德怀同志除了在庐山写了那封信以外，还有很多其它的背后活动。他在党中央进行派别活动，他阴谋篡党。所以，在庐山会议进行反对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我们把隐藏在党内几十年的隐患揭发出来，把它清除，从长远讲，对于我们党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彭德怀同志那封信上所指责的一些事情，是党中央早就讲过的，而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以前，却一直不讲。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上海会议，他都是参加的他都不讲。甚至庐山会议的初期，他也不讲。到庐山会议中间，他才把那封信拿出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讨论如何继续郑州会议的工作。进一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在彭德怀同志看来，如果那个时候再不讲，以后就没有机会讲了。”都转进彭德怀肚子里了。靠神仙会上那功过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间的关系来纠左，刘主席自己相信么？如果他相信，干嘛又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不活说人祸都是彭德怀惹的吧。
　　
　　“所以他急急忙忙地把那封信拿出来，企图利用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以便达到他个人和他的小集团的篡党的目的。彭德怀同志想篡党，这就是庐山会议要展开那场斗争的根本原因。必须在这里把这一点说清楚，目的是把有些同志和彭德怀同志区别开来。有些同志也讲过一些同彭德怀讲过差不多的话，例如什么大炼钢铁‘得不偿失’呀，什么食堂不好、供给制不好呀，人民公社办早了呀，等等。但是这些同志和彭德怀不一样，他们可以讲这些话，因为他们没有组织反党集团，没有要篡党（毛泽东插话：没有国际背景）。彭德怀同志带领我国军事代表团在国外走了几个月，回来以后就急急忙忙写了那封信，是有阴谋的。当然，不了解情况的同志，是看不清楚的。在庐山会议的时候，有些同志也看不清楚，那不能怪他们。”总之打翻在地，在泼上屎尿。
　　
　　到这里还剩下一个问题：那么作为政治家的刘少奇为何在彭德怀问题上变身政客？
　　
　　就算彭刘二人有历史问题，虽然作为军内大佬的彭德怀不怎么鸟刘少奇，但是此时的刘少奇仅仅是接班人而已，毕竟还没有接班。在没有接班之前就和军内大佬死磕，绝对是不明智的，弄不好就把自己搭进去了。任何成熟的政治家都不会这么干。刘少奇已经很成熟了，绝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
　　
　　当时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刘少奇必须这么干。
　　
　　庐山上的彭德怀写了所谓《万言书》。万言书本质是什么，就是摆问题。如果认为万言书是对的，那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责任就要追究到刘少奇身上，他是国家主席嘛，管理这一块，要负责，尽管根子不再他身上。
　　
　　这个责任可不是小错误，那是很要命的，比当年高岗的那些指责严重多了。所以刘少奇需要反击。更为致命的是，刘少奇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还有一批人。那些人都是万言书要追究的人。比方说各个地方放卫星的那些同志，都要负责。他们团结起来致彭德怀于死地。
　　
　　不论你是谁，想动我的利益，想要我的命，那我就先要了你的命。
　　
　　按照当时势力，二人放开手对干， 是行政系统支持刘少奇，军内支持彭德怀，鹿死谁手亦未可知。胜负筹码攥在一把手毛泽东手上。毛泽东选择了刘少奇。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出面，罗、贺、林这些人也不会去批彭。
　　
　　毛泽东为何选择刘少奇？答案是被逼的。

毛泽东的选择
　　
　　现在回过头来勾勒一下会议。
　　
　　前半段名义上在纠左，说要解决一下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和瞎指挥，大家会议开的很开心，号称神仙会。不少人认为如果不是彭德怀捣乱，后来的一切，包括大饥荒，就不会发生。这里再强调一遍，大饥荒和神仙会或者魔鬼会没关系。
　　
　　神仙会上，毛泽东强调三面红旗功过之比为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肯定大跃进，肯定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别说是神仙会，就是神仙下凡也拯救不了局势。彭德怀写那份信之后，神仙会变成了魔鬼会。
　　
　　魔鬼会上，彭德怀被彻底批倒批臭。批判彭德怀的人中，军内主要是罗瑞卿、贺龙、林彪。他们都是彭德怀倒台后的军内受益者。周恩来也是批判者。刘少奇的批判很给力，刘少奇的批判很大程度上判定了彭德怀的命运。但是在批判者中，批判力度最大最狠却不是刘少奇，是毛泽东。
　　
　　在历次批斗大会上，毛泽东基本上都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即使要动手也是暗示一下就可以了。在高岗事件中，毛泽东仅仅说了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文革批判老革命，也就是提示一下。即使后来对林彪动手，也就是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以及找其他高干谈谈话，含沙射影给点暗示。向庐山这样，毛泽东亲自上前说，我和你彭德怀搞不来，咱们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并且威胁说，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去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这样的事非常罕见。
　　毛泽东亲自上阵把彭德怀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并且拉上一帮人一起踩。他成功了，但是他是一个失败者。
　　
　　彭德怀是忠于毛泽东的。这点毛泽东清楚。
　　
　　彭德怀的信也不是冲毛泽东去的。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彭德怀的那些“罪行”均为莫须有。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把彭德怀打翻在地，毛泽东相当于自断一臂。这点毛泽东也清楚。
　　
　　关于毛泽东和彭德怀之间那些说不清楚的是非恩怨。毛泽东更清楚。
　　那么就来了一个问题：既然他明白这一切，为啥还要做？
　　
　　还记得吗？在前面我们说过，毛泽东所以拿下彭德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解决彭德怀问题；另外一个是利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
　　
　　所谓彭德怀问题，除了二人之间的是非恩怨，还包括彭德怀是个“有独立主见”的人。是非恩怨前面说过了，不再重提。彭德怀有自己的思想，他参加革命，一个是为了自己不挨饿、不被欺负，然后让天下人不挨饿、不受欺负。当年他看见鬼子很狂，便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抗美援朝，别的将帅从军事角度出发不赞成出兵，彭德怀依然出任统帅；庐山事件一样，看见农民开始挨饿、然后死去，便愤而上书。这种独立的个性有助于他在战场上获得成功，但是在政治局中就显得过于另类。毛泽东要为了维护自己的建设思想，就要抹掉不合拍的因子，就像批判周恩来的反冒进一样。
　　彭德怀显然没有周恩来的政治觉悟。
　　
　　那么只剩下一个选择，拿下。
　　
　　拿下的方式也有多种，完全可以象粟裕那样晾在一边。这里就牵扯到第二个：用彭德怀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大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见过十年，十九年到五九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建国十年
　　
　　五九年是一个特殊的年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和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完全不一样。五九年之前的中国在建设，五九年之后的中国在搞运动。
　　
　　所有人都记得这一年发生了庐山事件，但是它并非因为庐山事件才特殊。当大家把注意力盯在庐山事件时，却忘了联系此事的前前后后。它的特殊意义在于，这一年毛泽东的经济政策带来的惨痛的后果。这些后果形成一条痛苦的河流，长久的流经中国人心中。所谓庐山会议，不过是那河流中的一朵浪花而已。
　　
　　从五九年开始，以及之后三年，新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灾难——在广袤的大地上，上千万人口非正常死去。这种非正常，并非发生了瘟疫疾病或者其它，而是缺乏营养。面对这样的情况，任何领导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不管他是毛泽东或者秦皇汉武。
　　
　　评论历史总是离不开大环境。庐山事件单独拿出来不好说，放在大环境中就容易分析。
　　
　　公元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之，毛泽东用他那浓浓的湖南口音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基本上一穷二白之上的新中国，跟在苏联老大哥身后战战兢兢看着世界。就在这战战兢兢中，中国迎来新的机遇。
　　
　　新中国第一个十年很美好，干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总体来说有两大项目：战争和建设。
　　
　　战争一大项目中又有两个项目：内战和外战。
　　
　　内战又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所谓武斗，就是剿匪。剿匪这一块没有特写，但其意义之重大不下于任何一场战役。剿匪过程和抗美援朝大概同时进行，前后投入上百万兵力。中央搞定了全国剿匪，使得农民可以安心种地、工人可以安心生产。
　　
　　所谓文斗，以高岗事件和反教条为标志，这些前面已经说了。
　　外战也有两小项目：武斗和文斗。
　　
　　武斗，抗美援朝，证明世界头号帝国也不过如此。
　　
　　文斗，便是意思形态宣传，跟赫鲁晓夫的苏共论战，证明老大哥苏联也不过如此。
　　
　　这是战争方面，在战争这一大项目中，中央头头们还是谨慎的，在毛周彭邓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取得可喜的成果，必须给以肯定。
　　
　　但是在另一大项目——建设——中，是非曲直就如同那一池苦酒。
　　
　　三年时间完成“三大改造”，原计划是十五年，这是第一个甜头，同时埋下了祸根。
　　
　　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是经济学家不要紧，问题是他觉得搞经济太容易了，感觉上至少比打仗容易。在一连串的胜利之后，毛泽东的威望上升到定点，形成了恐怖的三毛主义：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毛泽东的行为就是金科玉律，毛泽东的意志就是真理。
　　
　　毛泽东意志能决定的东西越来越多，迷信他的人越来越多，闭着眼拍马屁的人越来越多。康生啊、柯庆施啊、陈柏达这些人，靠吹牛拍马上去的。更为致命的是，大饥荒时代万恶的五大金刚（李井泉等人）也是靠这个方式上去的。
　　在迈向巅峰的过程中，毛泽东的脑袋再次被诗人占据，而他的身体是政治家。当他用诗人脑袋指挥政治家身体的时候，灾难不可避免到来了。
　　
　　诗人的脑袋里容易开花，特别是高兴时，更容易开花。诗人气质的毛泽东面对一连串胜利时脑袋里的花儿开得很美。他开始认为自己可以无所不能，并且把他那套在战场和政治上无所不能的套路运用到经济建设中，悲剧已经不可避免。
　　
　　毛泽东高兴了，其它领导人，如周恩来、刘少奇等实力派也高兴了。当毛泽东以为自己可以战无不胜之时，他们也以为毛泽东可以战无不胜，好像毛泽东从来就是战无不胜的；当毛泽东把军事政治上那一套用在经济建设中，他们也没有明显反对，只有个别人适当表示一下，遇到一点批判立马检讨。
　　
　　于是乎，总路线来了，大跃进来了，人民公社来了，此三面红旗高高飘扬！
　　所谓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注意多、快、好、省。
　　所谓大跃进：高压力高指标，工农业方面追求指数跳跃，一跃上云端。
　　所谓人民公社：大家一起吃饭，一块干活，共同跃上云端。
　　三面红旗旗手，毛泽东。拥护者，无数热血中国人（热血群众）、一部分随大流之人（广大干部）、少数阴谋家（康生之流）。结果就是一亩地收几万近水稻小麦什么的，最终的结果千百万人口非正常死亡。
　　
　　这些非正常死去的沉默者用自己的生命宣告了三面红旗的失败。
　　
　　毛泽东非常震惊。一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
　　
　　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时，还在丰收，到了五九年就大片大片饿死人！前后差别如此之大，大到让毛泽东都不知所措！
　　
　　中间究竟发生了啥？浅点说，中央和地方脑袋发热；深一点说，传统文化和当时国民素质所决定。这里先说一说，战场和建设的区别。
　　
　　战场上，你可以通过高超的战术调动敌人，然后战而胜之，不管是国民党军队还是美国大兵，都是看得见的对象。只要战术适当就能把敌人引入预先设定的战场，然后消灭或者击溃或者和谈都可以解决问题。
　　
　　建设是另外一回事。
　　
　　搞经济建设，你的对手是客观规律，看不见摸不着但存在。你没有办法对它搞伏击，更不可能歼灭，穿插、分割、包围这一套都不行，甚至连和谈对象都没有，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去理解它。
　　
　　很遗憾，大跃进那时代，理解经济规律之人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愿意说话之人更加寥寥无几，理解经济规律并且说话有用之人基本没有。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注定的。
　　
　　现在有一批专家学者，回顾二战之后历史，总会感慨，看看日本和德国的崛起，咱国家要不是政策毛泽东一根筋搞运动也这么样了云云。本人的见解是，此种感慨还是留给愤青吧，日本和德国在二战之前已经大规模搞工业了，就算战败了，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还在。反观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从来就搞不来经济，刘少奇和周恩来只是务实而非经济学家，陈云和薄一波懂一点经济可惜说不上话。
　　
　　毛泽东仔细检验了三面红旗理论，没有任何问题。既然没有问题怎么就失败了你？不明白、不理解、不承认、想不通，但事实摆在那里。错在哪里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已经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度过眼前的难关才是硬道理。
　　
　　所以毛泽东选择在庐山开了个神仙会。神仙会的主题就是说服教育高干们：团结一致，共度难关。
　　
　　紧紧开会搞团结是不够的。
　　
　　想一想，如果仅仅是神仙会，接下来大面积死人，高干们去问领袖这一切咋回事，毛泽东如何解释这一切？答案是没有办法。他绝不可能说三面红旗不对。那相当于扇自己耳光，相当于承认社会主义经济失败了，咱们通往共产主义世界的桥梁没了。绝不可以那样。那样相当于没了政治理想。
　　
　　失去政治理想的官吏非常讨厌的，要么整天叽叽喳喳这个好那个不好；要么就是好吃不干活，一身横肉，除了想方设法收红包送礼往上爬；要么就是吃喝嫖赌包二奶；要么……总之老子是大爷，老子要醉生梦死，老子要作威作福……这种官吏古来不鲜见。这种现象帝王们可以容忍，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也能容忍，我们现代人也可以容忍，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因此毛泽东不会让他的官吏失去政治理想，不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不行了。
　　
　　那就团结起来继续干活。
　　要团结，最有效的办法是敌人。
　　
　　有敌人存在，有利于内部搞团结。鬼子进村那会，组织容易团结，因为不团结大家一起完蛋。跟蒋介石打仗，也要团结，不团结完蛋。抗美援朝，也利于内部团结。
　　
　　当敌人不存在了，团结的基因就减少了，于是高岗事件、反右、反教条七七八八都来了。现在再一次面临危局，再一次需要团结，再一次需要敌人。
　　
　　没有敌人就制造敌人。
　　
　　原本没有制造敌人的机会，这时候，彭德怀出现了，并且写了那封信。如果承认那封信是对的，那么很多人就要遭殃。所以这是一个好机会。

毛泽东刚开始接到彭德怀的信也头疼。
　　
　　毛泽东也在想办法想办法解决危机。但是和彭德怀不同。彭德怀要解决饥民吃饭。毛泽东除了考虑饥民之外，还要考虑到中央信誉，以及他本人的处境问题。因为三面红旗是他本人的杰作，导致的饿死人也要但责任。深通历史的毛泽东明白，不论你是谁，罪过终究是罪过，史书终究要写得明明白白。
　　
　　毛泽东要解决问题，然而他解决不了。也就说没办法解决。
　　
　　信的内容也没有解决办法，却隐含着追究责任。既然伟大领袖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让众人解决吧，集体嘛，有责任当然要一起承担，然后再以此为契机渡过难关。这就是把彭德怀私人信件外传的动机，说白了问题来了，大家看着办吧，总该有一个交代。
　　
　　如果追究责任会怎么样，以毛泽东当时地位自然动不了，但肯定会追究到住持政府工作的刘邓周下面那个官僚阶层。真要追究，行政系统必然伤筋动骨，最后危及到刘少奇。这一切毛泽东都是明白的。
　　
　　这样一来问题就明朗了，一边是无辜的彭德怀，一边是应该负一定责任的刘少奇，成了一个选择题。似乎很容易选择，拿那群官僚开刀就是了。
　　
　　要说毛泽东对这群官僚有好感、进而偏袒是不可能的。而问题搞成现在这样，伟大领袖是不会认为自己有错的。鼓足干劲怎么会有错呢？错的是下面没干好嘛。都是该死的一群官僚，辜负了领袖信任又害了百姓，简直是死有余辜嘛。
　　然而问题并不是如此简单。越是艰难时候，越是体现到伟大政治家和普通人差别的时候。如果冷血一点，把庐山事件看成一出话剧的话，观众认为应该结束了，也就是像包青天办案那样应该一追到底，最后狗头铡抬上来。
　　
　　作为导演，毛泽东看得更远。
　　
　　拿下那群官僚固然解恨，可是拿掉官僚之后呢？问题并没解决，大范围的饥饿还在。没了官僚，谁去管那些饥民，岂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官僚固然可恨，但是管理人民还是有效的。度过眼前危机才是政治家首要任务。路宪文在信阳饿死百万人，不杀。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已经被判死刑了，毛泽东改判死缓。为何？安慰官僚也！如果当时就去追求，行政干部要拿掉一大半，加上千百万饥民没人管还不天下大乱呐
　　
　　好吧，官僚们，现在还不是那你们开到的时候。但终究要拿你们开刀的，等饥荒过去，局势稳定，时机成熟，你们是跑不掉的。于是有了七年之后的故事。
　　实在而无辜的膨大将军的命运就此注定，成了官僚的牺牲品。
　　
　　这样问题就清楚了，毛泽东就是要把彭德怀放到官僚阶层对立面，说这个人要整治你们。这个人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背后有一个军事集团。军事集团背后还有很多支持者。你们最好回去好好干活，干好了，你们就是好样的，他就是坏人，因为他要整治你们；干不好嘛，嘿嘿，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了。
　　
　　整彭德怀，其实并非整彭德怀这个人，而是通过整彭德怀这样一个有分量的人来转移视线，使得政府和毛泽东本人度过大饥荒，如此而已。只是后果出乎毛泽东的意料。
　　
　　所以说，毛泽东要帮助刘少奇整彭德怀。
　　
　　这就是毛泽东要拿彭德怀解决的问题：制造一个敌人，促使官吏团结，度过难关。解决这个大问题的同时解决彭德怀问题，一箭双雕。
　　
　　毛并不情愿这么做，但是在自然规律面前，他也无能为力。为了国家，彭德怀同志，你就委屈一把，牺牲了吧。不是老战友无情，实在情非得已啊。
　　
　　所以说凡是要遵守规则，特别是客观规律，即使是伟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也是渺小的。
　　
　　按古老的说法，这叫天命不可违。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的是，他的经济政策失败了。他以为困难只是暂时的，牺牲一个彭德怀，挺一挺，大家加把劲就过去了，没想到实际上是彻彻底底的失败。
　　
　　正是他的这个错误认知，导致了三面红旗继续飘扬，饥荒迅速扩大。
　　
　　更为可悲的是，毛泽东一直都不认为自己经济政策有问题，进而得到有坏人捣乱，有人不称职，有人搞复辟。那就通过政治手段拿下任何敢于捣乱者。从彭德怀开始，一个接一个的拿下。拿到最后仍然看不到胜利的希望。
　　
　　巨人掉进沼泽，越陷越深。
　　
　　庐山上的刘少奇胜利了，却也是毁灭的开始。度过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很快就发现，站在他对立面的不再是军方背景的高岗，不再是军内大佬彭德怀，而是巨人毛泽东。
　　
　　是的，刘少奇终于不可避免的走向了毛泽东的对立面，既是他本人的不幸，也是毛泽东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彭德怀的结局
　　
　　既然说到彭德怀，那就多说点吧。作为历史人物，彭德怀的使命在庐山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只是个人命运。本来不想多写。彭德怀的个人遭遇让人同情，还是多写一点吧。写彭德怀结局之前，介绍一下黄克诚将军，和彭德怀一样是受难者，和彭德怀一样值得尊重，忽略了他是不应该的。
　　
　　黄克诚于一九零二年十月一号生于湖南永兴，五五年领大将军衔。十大将军和十大元帅的排名不太一致。十大元帅中，谁第一谁第二很清楚。十大将军有几种排法。按照五五年授衔时的排列，黄克诚居粟裕之后，第二位。现在流行的排列中，黄克诚位居粟裕和徐海东之后，第三位。还有按照笔画排列的。这些只是趣谈，并不重要。
　　
　　一九二八年，二十六岁的黄克诚跟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不过他没有参加南昌起义，是在湘南暴动中加入队伍的，早在二五年，黄克诚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

斯人已去，故事还在。作为故事的结尾，还有一个问题值得说一说：经历这么多苦难之后，彭德怀恨毛泽东么？

　　按照一般观点看，彭德怀应该恨死毛泽东了。因为彭德怀的灾难是毛泽东一手造成的。放眼这世界，除了毛泽东，没有谁能给彭德怀自造如此多的痛苦。而在这些痛苦之前，二人曾经亲密战斗，曾经彼此信任，曾经携手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彭德怀有足够的理由痛恨毛泽东。然而彭德怀最后给毛泽东的评价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是一个中肯的陈述句，未见痛恨。当然，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中，一般人不敢说不敬的话。

　　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我们也没办法知道彭德怀的心理。我的个人判断是，不恨。至少不是一般人想象中咬牙切齿的怨恨。
　　理由如下：

　　第一个就是彭德怀的个性。彭德怀是个直肠子，有时候甚至有点粗鲁，藏不住话。如果有恨到骨子里，在逝世前应该有表现。虽然当年政治环境恶劣，但彭德怀一生有几天不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度过？何曾当过孬种？八大期间他敢提从党章里删除毛泽东思想，庐山会议期间敢和毛泽东对飚，死前有怨恨还不敢发泄？笑话。

前面章节说彭德怀并不怨恨毛泽东，理由没有说完，现在补上。

　　分析一下那封信的动机。

　　彭德怀写那封信应该是酝酿很久的，要不然也不至于如此神速。

　　上山之前走访了很多地方，彭德怀做了很多调查。虽然他是国防部长，虽然他是一个军人，不应该干预政治，虽然他知道军人干政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大忌，但是他不在乎，成为军人之前他首先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实实在在为人，实实在在干事，实实在在打仗，尽管他有时候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甚至心胸狭隘。

　　彭德怀的性格决定必须那么做。不管是平江暴动还是上井冈山都未了一个目的——首先自己不挨饿，其次是让自己这般挨饿的人不再挨饿，简单实在，如此而已。后来朝鲜挂帅，拿一世英名做赌注，目的也是求得和平，让穷人不再挨饿。庐山写信，动机还是一样。

　　——年岁大了，头发白了，我心依旧。

　　不同人对庐山事件有不同回忆，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对彭德怀的表情描述：板着脸，没有丝毫表情，如果钢板一般，好像看谁都不顺眼。情形如此严峻，能笑得出么？

　　情形如此严峻，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彭德怀在考虑这个问题，毛泽东又何尝不再考虑这个问题。想来想去就给毛泽东写了那封信。因为彭德怀没有能力解决灾难，只有依靠毛泽东。毛泽东才是最高领导。历史上的毛泽东总有办法渡过难关。于是彭写了信，以私人名义给他信任的毛泽东写信，希望毛泽东来解决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彭德怀庐山写信的矛头可能是指向刘少奇的。他认为刘少奇当时是国家主席，把国家搞成这样应该负责。但他首先是为了解决问题，其次才是私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仅仅为了私怨，他可以再等一等，等到局势明朗一点再出手。但是他看不到当时官僚阶层的作用，在饥荒即将到来的情况下，没了官僚只能天下大乱。

　　此后岁月里，彭德怀虽然个人遭受了巨大伤痛，但是放在那个时代的大痛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彭德怀恰好是一个关心天下的人。在那种天下人都受苦的情况下，即使受了很多苦也是能忍则忍。忍不了了偶尔抱怨一下，说卫兵给我一枪吧。偶尔给周恩来写信时加上前缀：今天被打狠了之类的话。而且他从没抱怨过毛泽东。因为他和那一代的同志一样，认为只有毛泽东才能解决问题，解决时代的痛。

　　所以我判断，彭德怀并不怨恨毛泽东。因为他的希望在毛泽东身上。

当年参与庐山会议者，除了已经身败名裂的林彪之外，无不讳莫如深。
　　庐山会议，一出精英扮演丑角的悲剧。

　　中共历史上运动无数次，按照现在观点，每一次运动都有人蒙冤受难，为啥唯独这一次称为丑闻？答案：庐山事件是虚假的，是为了遮盖问题。

　　下面来解释一下这个虚假。首先回顾一下其它运动。
　　抓捕“AB”团，很残酷，错抓了不少人，但是联系到当时情况看，必须有一次这样的运动。因为根据地四面被包围，敌人从各个方面渗透进来，大伙处境极为严酷，必须清理。

　　延安整风，错整不少人，但也通过整风重新整合了共产党，某种程度上摆脱了苏联控制，某种程度上消灭军内山头主义，利于后来解放战争中统一指挥。
　　彭德怀亲自主持的反教条运动，错批了刘伯承等人，其目的也是为了统一军内思想。

　　就连很多人咬牙切齿又有很多人念念不忘的文化大革命，其出发点也是整合官僚集团。

　　唯有庐山事件，出发点和目的都一样：转移注意力，掩盖一个真相。

　　真相就是，大跃进造成的经济政策破产，以及实际上已经到来的大饥荒。

　　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物，就是两千年前伟大的嬴政同志。一统六国之后，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制定一系列法律条文限制老百姓，并且在国家内推行郡县制摧毁之前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中国将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类似一个军事机构。在这个社会最上层就是嬴政以及他的子孙。然而他失败了。失败的根本原因并非继任者无能，而是那那些条文制度根本不适合社会情形。嬴政在世，可以靠雄才和铁腕维持，不在了，就必须变。

　　嬴政之后，诸葛亮在蜀中进行过短暂的实践，人死之后便没了下文。

　　又过一千多年，又有一位雄才的皇帝重新拾起这个梦想，他叫朱元璋。朱元璋搞定了元帝国，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然后他又制定一系列条文，希望中国成为一个井然有序的帝国。为了整治贪官污吏，他杀了一批再杀一批，从七品芝麻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把官吏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废除了宰相制度，所有活都是自己干。然而他依然失败了。后来出了太监耀武扬威，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凌家皇帝之上的名臣。

从嬴政到朱元璋，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需要“素质”极高之百姓方能适应。他们统治时，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但是在思想上还是原地踏步，依然没超过春秋诸子之范畴。朱元璋的民众素质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而此时的欧洲，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正准备玩工业革命。

　　朱元璋之后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依然是在原来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清帝国完蛋之后，中国经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这五十年里，发生了五四运动，经过各种思想启蒙，中国民众素质还是上涨了不少的。然而此时的西方文明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嬴政时代，中国民众素质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朱元璋时代已经开始落后。毛泽东时代，已经远远落后。此时的毛泽东再一次拾起那个梦想：把整个国家的力量整合在一起，追赶那些发达国家。他的办法就是人民公社。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干的都彻底。

　　很多人拿毛泽东和嬴政朱元璋等人作对比。确实，他们作风上乃至思想上有很多可比性。但是这些对比者都或略了一种情况，就是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威望远胜嬴政或者朱元璋或者其他人。这么说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时代生活过，也没有穿越过。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就是毛泽东比嬴政或者其他人多干了一件事：土地改革。

　　挺毛泽东的人执著于毛泽东人的战功，贬毛泽东之人侧重于毛泽东搞运动整人，中间派更愿意学习毛泽东的权谋。在我看来，毛泽东的全部威望均来自于土地。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中国农民如同野草一样，生存能力非常强大，只要有点土地就能存活。然而几千年以来，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一次又一次枯萎，因为农民们常常没有土地。每个王朝刚开始，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等到兼并集中差不多了就有人挨饿，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某种意义上就是一次又一次土地重新分配。

　　每一个王朝初年，农民手里有点地，国家就能征收更多钱粮。中央政府有钱就有能力去开疆辟土，去宣言文明什么的。

　　新中国诞生之后，中国再一次统一。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这一次土地革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地主没有了，大家都拿到了土地，是五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如果挑选一件事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平均非配，必然是土改。

　　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站住脚，并非打败了蒋介石，并非抗美援朝胜利，并非所谓苏联支持，而是土地革命。有了土地革命，相当于有了农民支持。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关于这一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想必印象极为深刻。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中国赢得抗日战争胜利，参与创建联合国，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得到农民支持，根本差别就在土地问题上。

　　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都是不可思议的。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是伟大的。领导中央政府的毛泽东更是伟大的。

　　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会发现毛泽东的威望非常的高，高到无法无天，当他要批彭德怀，彭德怀就要完蛋，要批判刘少奇刘少奇就要死，当他准备收拾林彪，林彪一点反抗余地都没有，他动动嘴，邓小平就要起了再落，他要周恩来今天检讨，周恩来绝不会等到明天。

　　为啥毛泽东有如此之高的威望，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也可以认为是高超的权谋，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根子就在农民那里。是毛泽东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不用再担心土地被其他人占有。有了土地，农民就有了活命机会。这是毛泽东威望的根本原因。

　　历史将记载，在毛泽东领导推动下重新分配了资源，以平均的方式，分配最大一笔资源，那就是土地革命。这是一件远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把红军带到陕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等等一系列的政治举动。人类社会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土地改革相当于让每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拿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样的壮举，在整个历史上只发生过一次。

　　如果现在的政治家，能像毛泽东搞土改那样，把现代资源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重新分配给整个国民，那么他也将获得当年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高到无法无天。

　　这种威望是一种双刃剑，一则让国家强力统一，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正是凭借这种无法无天的威望，毛泽东要反右派，知识分子就遭遇了，要大跃进就大跃进，要搞公社就搞公社。

　　拿到土地的农民，干劲很足，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毛泽东。现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要加大建设力度，农民们兴高采烈的接受了。

我想从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上谈一下彭的命运。
　　彭德怀投身共产党缘于平江起义，创立了红五军，自任军长；而众所周知，毛泽东创立的是红四军，这两个军后来成为红一方面军也即中央红军的两大主力， 即红一军团与红三军团， 林彪、彭德怀分任军团长。无疑在这两个军团中，一军团是毛的嫡系，是其从井冈山起家，随后在党内发家的最大本钱，而彭德怀的三军团是在中央红军内与之能分庭抗礼的唯一部队。由于红一、三军团分别是由毛、彭两人创立，因此彭不象林彪是毛一手栽培与提拔的嫡系，同样也并不是毛能任意指挥的下属，而隐隐然存在着双峰对峙的局面，这已经注定了毛不可能象信任林彪一样信任彭德怀，甚至由于两人个性都很强，始终存在着一种较为紧张的关系。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长征途中，林彪写信给中央，要求毛放弃指挥权，而由彭德怀指挥，毛出于多疑、卑劣的本性，始终认为这是彭德怀在背后指使，要他下台，因此当时就勃然大怒，指责彭搞阴谋，却并不怪罪林。
　　彭深深了解毛的为人，见此情景，出于高傲的个性，不予申辩，认为事久自然明，而林也滑头，不为彭开脱，以致一直到59年的庐山会议毛旧事重提，林才天良发现，申明彭并不知情。这件事在毛、彭关系史上是有着决定意义的，这导致了毛始终认为彭想要他下台，背后搞阴谋，自己取而代之。因此，毛对彭一直从骨子里怀有戒心。老毛一生中最怕也是最恨的是有人要夺他的权，而且他一旦认某个人曾经、或将要夺他的权，他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从无例外，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件事注定了毛彭之间迟早要摊牌，庐山会议成为导火索。
　　毛彭之间第二件事是百团大战。这次战役是共产党在整个八年抗战中唯一一次象样的战役（除去打国民党），由彭德怀一手指挥。毛当时在电报中盛赞彭的功绩，认为这样的战役以后要多搞几次。但后来由于日本人加强了对八路军攻势，八路军损失很大，一向翻云覆雨的老毛却认为这是由百团大战惹的祸（按照老毛的逻辑当时应该改编为伪军），因此怪罪彭擅自发动战役，事前不请示（实际上彭事前有请示，现在有学者已经从中央档案馆查到了电报），在延安整风中对彭大肆批评，逼彭检讨，彭当然不服（刘少奇在其中起了极坏的作用，因此埋下了彭刘不和的种子）。此时在庐山会议上老毛忘形，说出了痛恨百团大战的原因——共产党军队主要是为了保存实力，抗日是次要的；希望日本人占领中国领土越多越好，国民党损失也越大越好，这样才便于以后打内战（原话请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此为当时的第一手笔录）[ii]。但彭是个军人，怎么能理解老毛的心思？由此两人矛盾日深，彭也在延安整风时被解除了军权，从此开始了毛直接指挥军队的时代。
　　内战爆发时，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由于抗战后期，彭一直在延安，解除了军权，因此他没有自己创立的根据地与军队。此时，林彪也处于同样的境地。但由于林是老毛的嫡系，得以指挥东北战局，调集全军全党的精兵强将供应东北（特别是有近五万名干部，当时战士只有十万人，官兵比率惊人得高。因为东北有大量的伪满军人以及土匪，且人口年龄结构年轻，性别比高，扩军极容易，但必须有军官），并有苏联人有意识留下的大量日式武器，因此东北战局最为重要，但也最为容易（相对其他战局）。胡宗南以三十万大军进攻延安给了彭德怀重上战场的机会，他请辞总参谋长（由周恩来代），屈就西北野战军司令，保卫延安。其时西北野战军在各军中最弱，人数仅二三万，武器也极差，主要由贺龙等人的留守部队组成，但就是这样彭德怀仍然担负起了最为困难的战局，其个性一向不畏艰险于此得以明证。整个内战中，彭的确是所谓的“偏师”，不担负主要的决战任务，但其任务却最为艰巨，以一敌十，却最终消灭对手，恐怕在各将帅中也鲜有他人能担负此重任。老毛乐得彭担负此任务，但他决不会让林担当这种并无胜算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使。 
　　朝鲜战争爆发，林彪以其个人才具以及与志愿军所部的关系是最适当的人选，但林坚辞不干，这显示了林一向巧滑，只任其易，不任其难，因为他认为此役必败，会毁其名声。老彭此时又担当了这一重任，可以说是抱着声败名裂的决心的，他并不能预料结果，甚至认为可能打输掉。彭林两个的人性在此又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朝鲜战争使彭的声望可以说到达了顶点，因此早在52年朝鲜战局已定的情况下彭实际上已经回京，主持全国军务。这未必是老毛的个人意愿，而是形势使然，其他的内战将帅们已经黯然失色，林彪肯定心中更不是滋味。但彭主持军务对其个人的命运来说并不妙，多疑猜忌如老毛者实际上怎么能放心？这也是老毛在庐山会议上特别敏感的首要原因，如果是他人上书（其实老彭的信写得相当婉转客气，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到老毛的神经会这么不正常，掀起如此大的波澜），老毛恐怕不至于如此如临大敌。
　　彭德怀为人高傲，且真诚直率，斯诺36年初见时认为他的个性不象中国人。朝战后，彭在党内军内的威望极高，必然引起老毛的警觉。56年八大提升林彪为中央副主席，位次已经凌驾于彭之上，就是老毛的伏笔。此时任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已觉得风声不对，时常劝老彭小心。老彭有一次为贵州红军烈士纪念碑（老彭的参谋长）题辞，情绪激动，竟赋诗一首，并用毛笔龙飞凤舞，字如碗大。黄见之，心想这种事党内只能由老毛一人做，便劝老彭，但老彭不听。另有一事，57年军委开会，老彭主持，众元帅大将环列，林彪竟振臂高呼“我们要团结在彭总周围！”，众将帅也同呼，黄大惊，觉得大事不妙，提醒老彭，但彭不以为然（二事见《人物》杂志怀念黄克诚的文章）。 
　　庐山会议前彭德怀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很紧张，在59年初的上海会议上彭已被老毛严厉批评。老彭几次向老毛请辞国防部长，老毛却说已经让他掌国防部了，居然还不满意，拒绝。两人关系已经到如此地步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了。彭德怀请辞，并非出于矫情，因为他戎马一生，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活，他认为此时最重要的是农民生计，因此想做农业部长。之所以如此，还有一原因，他认为总参谋长黄克诚足以胜任国防部长一职，两人志趣相投，因此想推荐黄代其职。庐山会议上，老彭已经挨批，毛招黄上山，让其表态，但黄却认为老彭的意见完全正确，坚决支持彭，毛大怒，将其归入老彭死党。
　　黄与彭居一屋，老彭曾劝黄表态支持毛，这样他才有可能掌国防部，继续军队正规化进程，但黄不听，也被打倒，老彭对此极为痛心，认为他的事业毁于一旦。后来证明的确如此，林彪掌国防部后，推进的不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反而是政治化，并以此毛化的军队确保了文革的爆发，也注定了自己的下场。 
　　彭德怀指挥朝鲜战争可以说已经注定了下场必惨，因为没有朝战，毛未必让彭掌兵符；掌兵符后，毛又必然猜忌；彭即使想辞职也无可能，毛会认为这是与他不合作，要挟；因此只能被罢官！这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无法进退，只能灭亡。不仅是彭，即使是毛最为亲信的林彪下场不是更惨吗？几乎全家灭门，烧死在绝域穷荒（全部是活活烧死的，死前曾痛苦挣扎良久。尤以林彪最惨，一腿在迫降时齐根被飞机金属片削断）！另一最亲信刘少奇最后发疯，大小便失禁，死于囚所。 
　　每每读二十四史，总觉得此等非人间之事，浑似地狱！更没有想到即使到了20世纪后半期，更有甚于此者！中国缘何如此不幸矣！

走向大饥荒的农民

　　当我们回顾大饥荒时代那千千万万死难者，总是一个空洞的数字。各路专家大显神通，通过不同的方式推断出当年非正常死亡之人数。数字大得惊人。在这里我不想再进行数字统计。如果对数字统计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墓碑》这本书。

　　在此本人不自量力，试图通过定性描述的方法简要还原一下当年的情形。鉴于本人文字功底有限，斗胆有请列位尽力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一个农民叫张三。经过土地改革之后，张三同志除了老娘老婆孩子之外还有十亩土地、两头牛、一头猪、十只母鸡。张三怀着对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恩之情开始新的生活。用两头牛去耕地，耕完地之后回家逗逗老婆孩子。

　　老婆主要负责照顾孩子、牲口等等，如果还有多余时间到田里帮帮丈夫。

　　在不太忙的时候，夫妻俩还能开辟一块菜地，自己种点菜给自己吃。如果有多余部分，还能拿到集市上卖一卖，换点零用钱。

　　至于伙食么，也就是大米馒头什么的。几只鸡可以下蛋。下蛋之后可以一家人改善生活，也可以拿到集市上卖点零花钱。等到年关，收成好的话还可以杀掉一头猪，卖掉一半猪肉换钱，另一半自己吃。这种生活和现代人比起来当然不怎么样。但是在五十年前，已经非常不错了。比起当年炮火连天中的老爹以及老爹的老爹已经不错了。

　　张三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足。在农闲时代，张三同志可以磨豆腐也可以榨油，甚至可以到集市上租间房子烤面包，过把商人的瘾，换点零用钱。就算这些都不干，也可以约三五个农民打几圈麻将什么的，享受一把休闲娱乐。

现在三面红旗出现了，张三面临考验。

　　总路线来了，说大家要好好干活，干的越多越快越好。

　　这下好了，张三同志的空闲时间没有了，麻将当然玩不成了。当然，张三也没有怨言，毕竟嘛，他的土地是靠共产党得到的。没有共产党，她现在还给地主家打工呢，孩子也在给地主放牛呢。听话多干点活也没啥。

　　空闲没有了，多干活就是好事吗？看起来是这样，其实未必。半个世纪之前，工业极度不发达，不仅仅指造不出飞机大炮，副食品也不怎么样。进了超市休想看到堆积如山的食品。农村更为寒碜了，那时候还没有超市概念，叫代销店，里面出来油盐酱醋之外，奢侈品也就是糖果啥的。那种糖果拿到现在没人愿意吃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靠另外一种经济补充，即农村集市。

所谓农村集市，就是一种最原始的经济形态。集市上的东西都是农民生产加工的。这种集市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现在在某些地方也可以找到，只是以及不在纯粹。

　　三五公里范围之内的农民们自发聚集到某个地方，把自家园子里的菜、鸡蛋、鸡鸭什么的拿出去自由买卖。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天然的，远比现在市面货好很多。炒一盘青椒鸡蛋，香味可以飘五米。一盘正宗的农家土鸡，香味可以飘到十米开外。这种美味佳肴现在已经绝迹了。

　　集市上豆腐豆油豆芽麻花之类的玩意，都是农民们自己动手做的，味道绝不比淮南豆腐或天津大麻花差。

　　那时候还没有养殖概念，集市上的鱼都是野沟里生长的，由于土地没怎么用农药，所以鱼都是纯天然的，清蒸或者附面炕一炕，味道鲜美无比。这种鱼现在很少了，除非到一些偏远山区还能找到几条。在没有被污染野沟里时常可以抓到老鳖，然后用竹签杀掉，和鸡蛋一起炒，绝对是人间美味。

　　集市上的肉，也是农家家养的猪或者牛羊。那时候没有饲料，都是吃青草或者五谷长大，胜过现在任何肉联厂产品。春秋两季，如果有时间还能抓到野鸡野兔什么的解馋。

　　不用多说了吧？口水都流出来了。

　　三面红旗摧毁了农村原始经济，造成副食品断绝。当时的轻工业水平跟不上，一旦出现断粮，农民们只能吃草根树皮。想吃肉的话，只有一种肉最可能吃到，那就是人肉。所以那年月落下许多吃人肉的记载。

　　三面红旗如何摧毁了原始经济呢，让我们再回到张三同志这里。

　　张三同志的空余时间除了打麻将之外，也可能从事磨豆腐烤面包之类的工作。豆腐啊面包啊什么的都属于副食品，主食之外的补充。现在张三同志没空搞这些了，村民们副食就少了，营养搭配就出问题。别的村民也和张三一样，在总路线的鞭策下拼命干活，没精神从事副食品加工事业。所有这一切，只能指望国家配送。而国家那时候的生产能力并不怎么样。

　　尽管如此，总路线之下的张三同志的生活还能过下去。接下来他要面对更为严重的考验。这时候政府又说了，仅仅总路线是不够的，还要再次加把劲，搞大跃进。

　　为了祖国，为了超过英国佬，袖子圈起来，一二三，加油咯。

　　大跃进时代，张三同志还要面临三个难题。

　　如果张三同志还没死，将要面对第二个难题，大炼钢。

　　所谓大炼钢，说白了就是抽调农业劳动力支援工业建设。钢铁本来应该是工人在炼钢厂干工作成果。大跃进时代，钢铁元帅挂帅，全国农民也跑过去炼钢。农民会炼钢吗？不会。有人教农民炼钢吗？没有。但是农民在炼钢，基本上所有农民都在炼钢。这就是传说中的牺牲农村农民。中国的农民啊，似乎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

　　话说老农民张三同志已经吃不饱饭了，还要到山上砍木头，还要运输铁矿石，用实际行动支援祖国赶超英国佬。然而张三同志本来就四肢乏力，这样一折腾，更是腰酸背痛腿抽筋了。他去炼钢了，自家那几亩田就没人照顾。如果老婆去照顾田地，那牲口就没人管。鸡可能饿死了，张三同志再也没办法吃鸡蛋了。而鸡蛋本是张三的高级滋补品。猪也没法喂养了，年关没了吃肉的机会。营养严重缺乏。所以张三同志越来越瘦。
。当时刘少奇的身份是接班人。

　　大饥荒时代，他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兼国家主席。这个地位到底啥意思，这么说吧。国家主席这个头衔，是社会主义国家对本国国家元首的一种称呼。目前这么称呼的，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老挝和朝鲜。

　　按照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主要权力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一， 公布权。即公布法律，发布命令的权限。法律在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后，由国家主席予以颁布施行。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或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戒严令、动员令、宣布战争状态等。

　　二， 任免权。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的正式人选后，由国家主席宣布其任职；在相反的情况下，宣布其免职。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派出或召回代表国家的常驻外交代表，即驻外使节。 

　　三， 外交权。国家主席代表国家进行国事活动，接受外国使节，也即主持递交国书仪式。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国家主席宣布批准或废除条约和重要协定。 

　　四， 荣典权。包括授予荣誉权和受到非常礼遇权。

　　说真的，中国国家元首概念和其它国家不一样，权利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法比的，因为要受党的领导。如果不是党最高领袖，那么国家元首比较虚的。和咱们熟悉的国家元首不是一个概念。当时刘少奇恰好不是党内一把手，不然就要负领袖之责。
　　咱们中国上层建筑，分成党政军三块，这三块中间，党处在领导位置，就是说党领导政，党领导军。一句话党最大。毛泽东是党的主席，地位最高。刘少奇是二把手，第二高。毛泽东不喜欢管具体事务，具体事务就有二把手刘少奇来管。这是啥意思呢，就是说政策制定之后，刘少奇就是实际事务中的老大。

　　毛泽东虽然是最高领袖，但基本上不太过问具体的事。大饥荒时代，大方向上还是毛泽东掌舵。具体实施执行起来，每个人都有份。那年代毛泽东事情很多，他要关心其它事，比方说金门炮击什么的，每年还要乘专列巡视。政策制定出来之后，就由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来宣传推广落实。这个过程不会出现错误么，必须的。

　　这么说吧，错误政策导致了大饥荒。这个大饥荒年代中，有四川河南安徽等几个省灾情最为严重，其它省份相对好一点。总不能说毛泽东特意给四川等几个省专门制定了更为严苛的政策吧？同样政策下，为啥会有如此大的差别？无它，政策执行时失衡而已。

这个失衡，除了刘少奇领导的过失，就是周恩来了。我们知道周恩来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在大跃进时代他试图降过温，也曾挨过批，街坊间甚至还有柯庆施要取而代之的传说。然而人无完人。要说身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没有责任，那绝对是说谎。

　　国务院是干嘛的，就是主管全国行政的。宪法规定权利如下：
　　（一）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
　　（二）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议案；
　　（三）规定各部和各委员会的任务和职责，统一领导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工作，并且领导不属于各部和各委员会的全国性的行政工作；
　　（四）统一领导全国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工作，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的具体划分；
　　（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
　　（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八）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
　　（九）管理对外事务，同外国缔结条约和协定；
　　（十）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
　　（十一）领导和管理民族事务，保障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十二）保护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保护归侨和侨眷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十三）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
　　（十四）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十五）批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区域划分，批准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十六）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十七）审定行政机构的编制，依照法律规定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人员；
　　（十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九十条 国务院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负责本部门的工作；召集和主持部务会议或者委员会会议、委务会议，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第九十一条 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
　　审计机关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不受其他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第九十二条 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周恩来的一生是兢兢业业的一生，是负责的一生。他很好的按照法律法规完成了自己的工作。全国出现大饥荒，总理当然难辞其咎。当年吴芝圃在河南放卫星时，还请总理参观过。相信以总理的精明睿智不会看不到背后门道。然而他选择了沉默或者说相信或者说等待观望。当然，在那种极左条件下，如果他奋起抗争，估计也就是彭德怀在庐山的结局。尽管如此，他依然逃脱不了领导责任。

　　邓小平当时地位不如刘周显赫，但也是领导班子成员。后来邓小平自己回忆时也说，把责任推给毛泽东一人是不对的，当时整个领导层都没有反对，是通过的。他去过四川找老乡要粮食。后来那帮人的平反也是他主持的。

　　也正是通过大饥荒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选择和毛泽东保持距离，跟着刘少奇的路子走。于是才有二十年后的改革开放，然后有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高谈阔论。

　　其他实力派如彭真陈云等人，要么紧跟要么沉默。

为什么？

　　说了这么多，实际上就一点，大饥荒是整个国家战略性失误。在这个失误中，毛泽东负领袖之责，刘少奇等人负领导之责，各位封疆大吏的责任是欺下瞒上，中层官吏的责任则是瞒下欺上，而基层官吏主要责任是多吃多占且分配不均。

　　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答曰，为了百姓。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回头看，那时的百姓生活真的很辛苦，一年到头在干活，伙食也不怎么样，平时大米白面不够吃，逢年过节才能沾点荤腥。平时想吃肉，就看能不能抓只野鸡什么的，真的很苦。

　　然而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实际上有史以来，中国的百姓都很苦。一个有一个王朝，一次又一次兴衰，百姓都很苦。

　　所以诗人才会感叹：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然而新中国之后的农民和之前王朝时代的农民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就是在新政府中，他们分到了一份土地。要知道中国当年可是一穷二白，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都是奢侈品，举国上下全部的家当基本上就是这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和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魄力把家当分给每一个人。所以国民空前团结，所以民气空前高涨。


　　当大家怀着感恩之心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之时，很少有人静下来想一想那三个字：为什么？这看起来是一个悲剧。然而我要说，后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悲剧，就是数千年来，中国百姓重来没有思考过。只有在改朝换代之时才能看见他们悲伤的面孔和愤怒的眼睛。

　　从百姓中走出来的精英，回过头来想办法统治百姓。中国的百姓从来就不懂得思考，所以中国历史就是一部王朝更替史。大饥荒时代的百姓也是如此，他们感恩、他们开心、他们高兴、他们把中央和毛主席当成伟大救星。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自私自利的表现。比方说吧，大饥荒时代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副食品和家禽牲畜匮乏。而家禽牲畜匮乏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农民在加入公社之前再杀了自己的牲畜。有人为了口腹之欲，有人仅仅是不想它们落入“公家”而已。

　　我们不能也不想责怪他们，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新中国。正是他们和他们父亲那一代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打下了新中国。这里我想说的是，那个时代的百姓身上，民族意识已经觉醒。没有重新崛起的民族意识，一起都是瞎扯。但是那个时代的百姓在“公民智慧”这一块，他们还处在开启的前夜。而咱们今天的百姓，公民智慧这一块是进步了不少，然而民族意识却在变弱。什么谩骂、地域攻击、人身污蔑通过各种宣传工具飞向社会各个角落。仿佛大家来自敌对国家，有不共戴天之仇一样。这样会有啥结果？唯一的结果就是分裂而已。纵观整个历史，咱这个国家唯一惧怕的就是不团结。

　　在我们说领袖应该负怎样的责任，国家主席应该负怎样责任，总理应该负怎样的责任之时，绝对不能忽略民众素质这个基本问题。我并非拿这个问题为谁开脱责任。这里只想指出，当我们渴望法制、渴望民主自由、渴望我们渴望的一切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慢慢改变的过程，过程有多长，就取决于民众素质的积累。

　　所谓民众素质，也就是勤于思考而已。多问点为啥而已。遵守各种秩序而已。待人文明礼貌一点而已。遇事不拉关系不走后门而已。等等等而已。

　　当我们回头看那段悲惨往事，发现那些因为民族意识觉醒而狂热却不懂得思考的百姓。这就是一个进步。因为相对于他们，今天作为百姓的我们已经懂得思考许多问题。同时还需要思考更多的事才能推动社会更进一步的改变。

　　毛泽东和那一代人都是人杰。按战略眼光，放在整个历史上，毛泽东也不差。按实际办事能力，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水平在历史上也挂的上号。更为难得的是向他们这等人杰，都是脚踏实地工作，不论身在野还是高居庙堂，基本上都是超负荷工作。在他们那里可没有咱们今天这种一天八小时上下班概念，连续工作几天都是正常现象，常常免费加班到午夜。

　　他们都想按照一个模式改造百姓。很不幸，他们失去了那个度。

　　真理前进一步，即谬误。

一种现象

　　仔细看看那段历史就能发现一个有缺的现象，即刘少奇现象。

　　在那个枪杆子决定一切的时代，刘少奇在军功方面即使不能说是零吧，比起其他将帅，基本上没有直接指挥过战争，可是到了建国那会，刘少奇的身份是党内二把手。这是一个相当奇特的现象，初看起来相当费解。

　　现在看起来费解。当初那些人何处不费解？尤其是军方。

　　自始自终，当年军方大佬对这位党内二把手不怎么买账。建国之前就不说了，没有那个山头大佬行动听从刘少奇指挥，建国之后军方势力一次再一次像刘少奇扑来。从高岗到彭德怀到林彪，一波接一波，一波比一波凶猛。

　　这一连串冲击波之后，刘少奇迎来终极对手，毛泽东。

　　首先是高岗，嚣张一时又因为自身不慎（误解毛泽东的意图）而倒下。

　　然后和刘少奇关系密切的军方红人粟裕挨整。

　　庐山之上，彭德怀差点就给刘少奇致命一击。因为在彭德怀看来，刘少奇为首的国家政府要对当时严峻形势负责。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对庐山事件表态：唯彭德怀不能平反。

　　之后和刘少奇关系紧密的贺龙和罗瑞卿惨遭扫荡。

　　一次又一次的风波中，都能看到刘少奇的身影。即使他远去之后，他的身影还在，依然影响着那些尚在人间的朋友和敌人。

　　就是这样一个不受待见的刘少奇，不仅仅成为党内二把手，一次次风暴之后，还成了国家实际意义上的元首。要不是缔造这个国家的毛泽东还在，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国家代表，而非现在这样号称国家第一号蒙冤者。

中观毛泽东的一生，敌手无数。这些对手中，皆一时之雄杰。既有蒋介石这种难得一见的政治领袖，也有王明这种共产国际空降兵，又有张国焘这种党内元老派。大饥荒之后，刘少奇加入了这个行列。如果说大饥荒之前，刘少奇还在毛泽东羽翼下的理论家。通过大饥荒一番折腾，刘少奇已经成长为一个政治能量堪与毛泽东匹敌的政治家。

　　正是因为毛泽东还在，国家主席刘少奇才不可避免的走到领袖对立面，从领袖最可靠的战友变成领袖在建国之后的最大敌人。当然，从个人角度上讲，刘少奇没有任何理由责怪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刘少奇。但是从政治理念上出发，刘少奇终于还是不可避免的走上擂台，站在领袖对立面。

　　现在领袖极其战友要先刘少奇出手了。如果他运气足够好，能够化解毛林二人的霹雷手段，那么他将成为历史的巨人，也就没有后来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中国将比现在前进至少十年。现在的邓小平理论可能就是刘少奇理论。

　　十年是什么概念？

　　在这个人生终将以百年来纪的世界上，十年并不算长。放在历史上连一瞥都不够。然而如果站在现在展望十年之后会怎么样呢？

　　大概十年之后中国的房价下跌到大家都买得起的水平上，或许医疗体系什么的就建起来了，可能教育会改革的更为合理一点，差不多国民素质会上升一个台阶。然而历史没有给他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说，评价刘少奇的一生，就一个字，伤。

　　不仅仅是他个人之伤，也是国家民族之伤，更是时代之伤。

　　透过一连串伤字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必然性。

　　刘少奇之伤，有其必然性。这才是悲剧根源所在。

刘少奇其人

　　在中国中部，有一个巨大的淡水湖，叫洞庭湖，古称云梦大泽。其气势有诗为证：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

　　洞庭湖盘踞在中国中央，千年以来滋润中国心脏地带，孕育出一个奇美绚丽的楚地文化。在洞庭湖南边有一个平原和山丘起伏之地，曰湖南。

　　湖南属楚地，和湖北安徽等地支撑了古楚文化。屈原就是楚文化的光辉代表。两千年前，人格洁净到近乎洁癖的三闾大夫在楚地唱起悲歌，这一唱，唱出了楚人之心声。他的傲骨，他的悲鸣，深入中国人灵魂同时，更为深刻影响湖南人。近代湖南人的倨傲于倔强，大概可以从那位伟大而悲情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上找到源头

　　屈原之后，楚地人才辈出，贾谊、周敦颐、王夫之等人都是大名鼎鼎，然而这些人中，以思想艺术为主，这条线一直延续到近代，延续到田汉、齐白石、丁玲等人。

　　近代历史上，湖南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他们左右了中国命运。像曾国藩，没有他，太平天国肯定要折腾更久。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湘军，也可能没有淮军。没有湘军和淮军，天知道清王朝是啥样，估计支撑不到辛亥革命。同时期的左宗棠也不差。

　　说起辛亥革命，就不能不提另外一个湖南人黄兴。没有黄兴，指望同盟会那群愤怒的书呆子去闹革命极为不靠谱。黄兴之于孙中山，犹如朱德之于毛泽东。遗憾的是孙中山贵为民族革命先行者却不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所以国民革命先天不足。没有黄兴，孙中山将更为艰难。孙中山革命失败，败在袁世凯之手。

　　提起袁世凯，就必须提另外一个湖南人，蔡锷将军。说起蔡锷将军，那是英明神武、风流倜傥，小凤仙三个字给历史增添几多绚丽。在蔡将军短短三十四年的人生旅途中，最为高光时刻当属率领护国军讨伐袁世凯。一代枭雄袁世凯在护国大旗下绝望。蔡锷光芒四射的一生中带出了很多将军，比如说朱德，比如说李宗仁。此二人分属国共两党，更为直接的影响到中国之命运。

　　之后，湖南人迎来了巅峰。

　　古往今来，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湖南人肯定是毛泽东了。和毛泽东同时代湖南人中，还有刘少奇，还有彭德怀贺龙等人。

　　评：整个中国近代史，不出湖南。

　　在这一大堆湖南人中间，刘少奇或许并不是最出色的哪一个。然而和其他人不一样，刘少奇的故事属于启示录。

　　好吧，那就说说刘少奇。

湖南是一个秀美的地方，山山水水交错相连。在山水相间之地，分布着一个个小小的盆地，简称为冲，像韶山冲。众多冲中间，有一个冲的老百姓擅长烧炭，叫炭子冲。

　　直到一八九八年年之前，和其它冲比起来，炭子冲并无不同。老百姓遵循着千百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消受着时间的欢乐或悲痛。世人并不在意这样一个平常而平凡的小冲子。炭子冲所以进入世人视线，只因为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二十四号这一天，一个男孩诞生了。

　　这个男孩就是刘少奇。随后的故事里，刘少奇让炭子冲在地图上醒目起来。
　　刘少奇诞生的时候，有一个八个月大的婴儿叫周恩来。三十公里之外的韶山冲里，有一个五岁的男孩正在玩耍，他叫毛泽东。另外四川仪陇一个十二岁大的男孩叫朱德。这几个人成了中国半个世纪的主角。

　　刘家原本是江西人，因祖上有人在湖南做官而成了湖南人。然而和那个时代一样，刘家却是越传越不怎么样。传到刘少奇的曾祖父刘在洲那一代，刘官家变成刘农民了。好在刘在洲同志勤劳能干，把自家那点地打理的井井有条，还扩大了地盘——租了点地。又经过一系列辛苦劳作，家庭生活有了转机。

　　在中国，靠一代人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好儿子。刘在洲的儿子刘得云，也就是刘少奇的爷爷，继承了老爸勤劳能干的光荣传统，继续辛勤劳动扩大地盘，有了几十亩地，算小地主了。地多了，生活改善了，改善的结果就是孩子教育好了。刘得云的儿子刘寿生粗通文墨，大字认识不少。而且他和上边两代不太一样，不再一心想着扩大地盘啥的，而是对孩子教育比较热心。

　　刘寿生三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八九八年，迎来了第四个儿子，取名刘绍选，后更名为刘少奇。刘寿生喜欢教育孩子，对小儿子也不放松，因此决定好好教育小儿子。于是八岁那年，刘少奇开始念书。

　　列为看官，你们是不是很纳闷，都八岁了才念书，还能叫重视教育？比起今天五六岁上小学，三四岁上幼儿园，一两岁上托儿所，甚至在娘胎里接受教育的骄子们，刘少奇念书起步太晚了。然而在刘少奇那个时代，能接受教育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没有爷爷和爷爷的爸爸那两代人的勤劳积累，父亲再开明也没用，没经济基础啊。正如现在中西部贫困地区，许多孩子也不是不想接受教育，不想过早辍学，没有办法啊。

　　这就是旧中国。一个农民的孩子如果想接受教育，必须在家有点地，再通过一两代人勤劳能干，而且运气搞好（没有遭旱灾、水灾、兵灾等一系列灾难）才能有可能积累一点家底，孩子才有机会接受教育。当年的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列位看官可以想象当年中国为何被人宰割了吧。一个民族，如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民没有受教育的机会，那么说这个民族是病夫似乎也不怎么冤枉。还是那句话，整体民族素质决定一切。

　　民强则国强。如果一个政府没办法让国民富强，迟早只有一个结局，即完蛋。
　　这一段信息里还藏着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土地之于中国人的重要性。所以此后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人一起实行土地政策时，蒋介石和他领导的那帮人杰很快灰溜溜下海去了。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说到底不过是谁给人民多点好处而已。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解释，为何大饥荒之后毛泽东威望下跌，而刘少奇政治资本空前膨胀的原因。因为就农民而言，他们更愿意把地分到自己手里，而非吃大锅饭。

　　刘少奇念书虽晚，却不影响以后的人生。起跑线固然重要，只是人生一瞬间。人生是一场漫长的竞赛，要看爆发力，更重要的是看耐力。何况比起同时代的人相比，能够念书已经不错了。拿到今天，比海归派还要吃香。

　　刘少奇念的是哪个学校呢，很遗憾，既不是贵族学校也不是公立学校，而是一种叫做私塾的玩意。虽然当时已经有了新式教育机构，但对小地主之家的刘少奇而言还是太遥远了。所谓的私塾就是乡下富人或老朽吃饱了不饿，找两间空房子收几个徒弟，然后摇头幌脑之乎者也一阵子。这种教育之下能出人才？答曰看似不能，实则能。

　　有句古话叫，自古豪门出才子，自古寒门出奇才。刘少奇就是这样一个寒门奇才。

奇才是如何炼成的

　　刘少奇家虽然有几十亩地，算小地主，那年头土地收成不怎么样，所以并不富裕。为了省点学费，时不时更换学校，基本上是一年一个地方。十一岁那年，换到一个姓洪的家里念书。这洪家有一个特色，世代为官，重视教育，书多。而刘少奇酷爱读书。

　　那年头科举制度已经没了，没了升学考试压力，私塾只是千年以来惯性延续而已。在私塾里那叫一个乐，爱干嘛干嘛。当别人抓鸟摸鱼之时，刘少奇却跑去洪家书房里找书看。虽然那些书不见得有啥用，至少说明一点，这个十一岁的小男孩与众不同，希望与众不同的生活，愿意干与众不同的事。

　　翻开名人传记，就会发现，基本上所以名人在少年时代都有这么一段莫名时光，要么狂读书，要么独自发呆，要么就是摆弄新玩意，要么……总之有自己独立的世界和个性，显得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若干年之后，等这些人把自己带有鲜明个性的世界和现实融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成功人士，什么科学家、发明家、作家等等，而刘少奇成了革命家。

　　这种性格在学校，特别是当今学校是不允许存在的。公立教育最大的败笔就是摧毁年轻人的独立世界观。从这点看，战乱年代的刘少奇反而很幸运。放在今天，老师肯定要把家长叫过去研究一番，提出若干条措施。这些措施实施下来，要么把年轻人训成乖宝宝，要么将其逼上叛逆之路。

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头——中华大地上延续数千年的王朝制度走入了坟墓。这一消息如同海啸一样冲刷着每一个人的心，以冲刷着刘少奇的心。

　　刘少奇上面有三个哥哥，二哥刘云庭参加了湖南新军。湖北新军起义时，湖南新军也响应了一把。就是说刘云庭是个革命军人。第二年回家探亲，带了本书回家，刘少奇看了这本书欣喜若狂，立马就要姐姐把自己的辫子剪下来，表示和清朝决裂。幸好清王朝已经完蛋了，不然刘少奇同学这个举动即便不杀头也得充军吧。原来刘云庭带回来的那本书是介绍辛亥革命的，勾起了年轻的刘少奇对革命的绮丽幻觉。

　　于是乎，刘少奇同学对不怎么富裕的家庭提出来要求——外出上学。经过一番软磨硬泡，刘少奇的梦想得以实现了，如愿进入了一所小学，成为一个小学生。这一年，刘少奇十四岁了，放到现在，中学都快毕业了。一年之后考入了宁乡县高小，还是小学生。

　　那年代的学生和现在不一样的，因为那年代当官的和现在不一样。现在当官的，最多也就是贪污腐败，侵吞点国家财产到国外去逍遥啥的，弄不好还被送入秦城。当年的当官的可不一样了，除了贪污腐败，时不时还干点卖国之营生。高官一卖国，学生就抗议。所以当袁世凯搞点手脚时，学生就抗议了，小学生刘少奇同学也放下书本去抗议。

　　就这样边抗议边念书，小学毕业时已经十八岁了。

　　这是一个分水岭，接下来怎么办，升学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一个小学毕业就已经十八岁的青年，如果没办法另谋高就，那就只好回家接父亲的班了，继续当一个小地主，过紧巴巴的日子。当然历史不会这么安排刘少奇同学的。在这要命的关头，一位姓梅的老师伸出了援手，把待业青年刘少奇推荐入中学。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学生是脆弱的。所以诗人才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刘少奇深深体会到了一句古话，百无一用是书生啊，就有了当兵的念头。听说湖南陆军讲武堂很出名，在班超投笔从戎、岳飞精忠报国光荣传统激励下，刘少奇同学放弃了继续当中学生的机会，通过二哥搞到一张退伍证（当时讲武堂只收下级军官和退伍军官，相当于给大老粗讲点专业知识），以冒名顶替的方式考入讲武堂。可惜的是，还没来得及学军事，护法战争就爆发了。

　　战乱中，学生们只好各回各家。刘少奇没办法，只好跑回老家呆着。军人美梦破灭了。这时候另一个问题来了。一个大龄青年，既不立业也未成家，究竟想干啥？不会是念书念多了，不务正业了吧。好心的父老乡亲们都劝说了，那个谁谁谁啊，毕业了吧，结婚没有啊，老大不小了可以结婚了吧，要不给你介绍媳妇吧，旁边村里那谁谁家的闺女白白胖胖长得很俊，和你般配等等。特别是老妈妈，什么我要抱孙子啦、不要再出击闯祸了……唠叨个没完。当是时也，刘少奇同志处境堪比当今大龄青年回家过春节。

　　没有办法了，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结婚生孩子了继承老爹光荣的种地事业了，那就想办法了。办法很简单，两手：一手以自学方式准备报考外地大学；另一手是起早贪黑练点武术，强身健体同时，以备日后闯荡江湖。

不用再等了，因为一九一九年来了。

　　和一九一一年一样，一九一九年也深深写入中国历史中。这一年的五月四号，一群年轻人再次放下书本跑到街上，去高喊打倒卖国贼。不同的是，这一次闹的有点大，不仅闹了整个京城，还波及到了全国。日后这一天被看成中国人觉醒的一个标识，号称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

　　在爱国运动影响下，远在长沙考中学毕业证书（报考大学必须有中学毕业证）的刘少奇被感染了。一一年的刘少奇，还是一个莽撞少年，八年之后，刘少奇已经是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参与运动中去，便直接去北京了。

　　到了北京，他看到这样一派景象：满大街都是慷慨激昂的人，大家张大嘴巴宣传各种思想，如同战场上的连天炮火。刘少奇很新奇和兴奋。这群人中，有一个从天津来的同龄年轻人叫周恩来，只是没有碰到。据说日后二人还为此惋惜了几番。

　　初到北京的刘少奇比现在的北漂一族还惨，工作没有不说，生活费也紧张，改善一下营养都难，后来兵荒马乱，干脆就没了生活来源。他想进北大。可惜北大门槛很高，而且学费高的吓人。其它学校吧，要么他看不上学校，要么学校看不上他。后来又想去法国勤工俭学，结果又因为没钱而作罢。

　　钱啊，呵呵。

刘少奇同学忙活了很久，依然没能改变浮萍之命运。当然他也没有闲着，按照老习惯，依然是一边读书，一边倾听各种理论。这些东西造就了他的思维能力。

　　日后那位战斗力超强的党内理论家，那位毛泽东思想的发现者，就得益于这段时间的积累锻炼。每天有不同的人以不同的风格向你灌输不同的理论，想不思考都困难。所谓伟大的五四运动，伟大之处就在于启发别人思考。什么打倒卖国贼都是浮云，不能指望书生来搞定政治，若干年之后，毛泽东就犯了这样一个错误（文革用红卫兵搞政治）。书生是用来辩论思考的，让他们去搞政治只能搞砸锅。

　　日后那位游走在白区地下的中央领导人，就得益于这种漂泊生活中历练出来的生存本领。这种本领是从任何学校任何大师那里都学不到的，必须由艰苦的环境中领悟。每当看到现在家长把孩子当皇帝来养就想说，如果真为孩子好，就多让孩子历练历练吧。

　　随后又经历一系列挫折失败（还是上大学无门，去法国没钱）。为了生活，还去了工厂当临时工。迷茫之中的刘少奇得到一个去苏联的机会。

　　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对中国年轻人有了致命的吸引力。并不是当年苏联多么富裕强大，实在是苏联实现了工人农民大翻身。这对为中国也为自己寻找出路的广大贫寒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天籁之音。对刘少奇而言，反正无处可去了，不能就这么干耗着浪费青春时光，那就去苏联吧。

　　路径是这样的：从上海坐船，途径日本长崎，然后抵达海参崴。上海是春天，海参崴还是冬天。差别就像海南岛和新疆一样大。当时海参崴还在日本人手上。当时日本对中国和苏联都不怎么待见。一行人在海参崴必须小心翼翼行走，大家装作彼此不认识。

　　离开海参崴之后就是另一个世界，在这里他们收到红军接待，免费吃住，如同共产主义世界一样。实际上吃的也就是土豆黑面包之类的东东。又经过一番折腾，总算坐上了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的火车既不用电也不烧煤，而是烧柴火，跑一段就要停下来歇歇，大家下来砍柴当燃料，继续跑。据说刘少奇他们也下车砍过柴火。

　　最后终于到达了莫斯科。这一路走了三个月。

　　在莫斯科，刘少奇同志见到了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同志。
　　在莫斯科，刘少奇成了中国共产党员。
　　在莫斯科，刘少奇坚定了回国干革命的决心。

　　再次回到中国的刘少奇，已经不再是那个迷茫无助、大学上不了、出国没有钱的刘少奇了。尽管他依然没有钱，依然上不了大学，但是他找到了自己奋斗的方向，不再迷茫。

　　人这一生，知识积累和性格培养都非常重要，更为重要的还是找到奋斗方向。最为重要的是为了这个方向脚踏实地去奋斗，百折不回。这一点上，刘少奇是榜样。

　　此时的刘少奇年纪轻轻，却已经历尽世事艰辛悲凉，并顽强存活下来，且为了一个梦想而奋斗。这种人在此后的人生中，可以从容面对风浪笑对险恶。这种人已经是人杰，精英中的精英。所谓奇才，也就这意思吧。

　　自古寒门出奇才，奇就奇在能够应对各种艰险，哪怕最后粉身碎骨却浑然不惧。

牛刀初试

　　在苏联倾听列宁教诲之后，年轻的刘少奇回国，在上海遇见了中国共产党负责人陈独秀。一番客套高论之后，陈独秀让刘少奇会老家湖南干点事。

　　在湖南长沙清水塘，刘少奇碰见年长五岁的老乡，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辈子的领导，毛泽东。此时刘少奇是一个二十四岁外冷内热的青年，毛泽东二十九岁，正在走向成熟。两个非同凡响的人物就这样在一个平凡的地方碰面了。此后岁月里，刘少奇多次对此次会面有过美好的回忆。

　　老乡见老乡，自然有一番亲切交谈。刘少奇对这样一位兄长一样的老乡兼领导表示尊重。毛泽东对这样一位从异乡归来的小老弟表示羡慕——从革命圣地归来，并见过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呵。这层关系成了二人日后政坛联手的因素之一。

　　刘少奇的第一份工作是啥呢，协助粤汉铁路罢工。具体办法就是协助罢工专家李立三同志鼓动两千多铁路工人放下手中的活，向资本家提要求，改变待遇。
　　说起罢工，就不能不提李立三同志。在罢工这一行比刘少奇更牛的人寥寥无几，那就是李立三了。一九二一年，全中国共产党员寥寥无几，李立三就是其中之一，比刘少奇入党时间还早。某种意义上讲，刘少奇就是在这位罢工专家的提携下入行的。就是因为李立三同志罢工过于积极了。陈独秀同志右倾之后，李立三同志就变成了左倾，刘少奇成了白区正确代表，这是后话。

　　粤汉铁路罢工中，刚刚入行的刘少奇表现不错。

　　因为表现不错，毛泽东让他去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地方——安源路矿。

安源路矿，第一笔政治资本


　　搞政治也罢，做生意也罢，或者其它，都需要第一笔资本，通俗说第一桶金。有了这第一桶金，相当于有了一个平台，是鸡还是鹰将在此平台上见分晓。刘少奇的第一笔政治资本，来自于安源路矿。

　　安源路矿地盘更大，工人更多，同时危险更大。

　　站在资本家立场来看，所谓罢工其实就是捣乱。本来把工人当牛马，不爽了拖几个月的工资，扣点奖金啥的。现在好了来个砸场子的，分明就是捣乱嘛。这些人有钱有关系有背景，那年头要收拾个把空有理想的共产党员还是过家家的事。罢工虽然属于文斗，也有相当的危险性。虽然比起战场上情况要好一点，却也面临着坐牢挨黑棍的危险。

　　安源路矿本是李立三同志地盘。但是这位老兄活动时间太长了，且过于显眼，已经成了某些权贵眼中钉肉中刺，随时可能被拔掉。为了避免英年早逝，李立三同志只能躲起来，搞遥控指挥，而刘少奇同志属于新人，暂时没有危险，可以负责台面上工作。

　　罢工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步走：前戏→高潮→善后。

　　所谓前戏，就是工人对资本家说，快把拖欠的工资给发下来，以后还要多发点，因为我没钱吃饭了，没钱吃饭就没力气干活；资本家就说，还是好好干活吧，许多人找活还找不到呢。工人又说，到底给不给；资本家说，不给。工人说，不给我罢工；资本家又说，你们敢不工作，就用警察对付，警察不够用还有军队，你们玩得起么？工人本来觉得自己势单力薄玩不起。现在来了共产党人，说只要咱们团结一致，就玩得起，资本家总不能自己去干活不是？总不能让警察和军队去干活不是？还得求咱们干！想让我们干活，就得提高待遇。工人一听，也对噢。

　　那就罢工，干他娘的！

前戏做足之后就要进入高潮了。

　　于是，在九月十三号这天夜里，半个世纪后这一天将更有名，罢工命令发出了。后半夜，也就是十四号凌晨，车站、矿井、修理厂等地一起鸣笛。刺耳的笛声撕裂了夜空，那是工人在怒吼：老子不干了，给老子加工资！

　　接下来整个路矿一万多工人全部不上班了，四处刷标语、发传单、搞串联啥的。还有模有样写了一份宣言：我们饿了！我们要吃饭！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是迫不得已才罢工的！并且在申明，如有疑问，请与俱乐部代表刘少奇联系。

　　整个路矿陷入瘫痪。资本家当然不是吃素的，他们的理由是，老子给你们发工资，你们竟然联合起来对付老子，然你们这些穷鬼看看老子手段。手段也无非是威逼利用。在威逼利用之前还有一招，那就是托。先拖几天，等工人泄气了再威胁。他们认为，工人不过是一帮没钱的大老粗，要靠微薄工资养家糊口。一股劲消了，在忽悠上班，就好对付。正常情况下，这种策略是对的。现在情况有点不正常。因为那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属于理想一代。

　　三天之后，也就是九月十六号，路矿当局送信来了，请俱乐部代表到司令部谈判。注意谈判地点，是司令部。司令部戒备森严，门前架起机关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巡逻。为了一个俱乐部谈判代表至于吗？至于，非常至于！这叫下马威。
　　工人为刘少奇担心，就说了，那个刘代表啊，还是别去了，他们会害了你的。刘少奇也不是盖的，趁机慷慨说，不要紧，我刘少奇为大家办事，就是死了也甘心。有种。

　　二十四岁的刘少奇从容进入谈判室，从容坐在戒严司令李鸿程面前，从容的看着这位戒严司令，如同观看演出一样。这心理素质，不是一般人具备的呵。
李司令也很配合，挺直腰板提高嗓门曰：“你们俱乐部为何要鼓动工人犯上作乱？”你看着官多么尽职，还没谈呢就把大帽子给扣上了。

　　刘少奇反击也很犀利：“你们究竟要谈判，还是搞审判？”然后冷静从容的分析了罢工的原因以及工人要求。

　　李司令有点挂不住了，心想老子本是粗人，今天就是来唬人的，你小子倒好，跟我谈判起来了。要谈判还用得着老子出马么？不行，接着唬：“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就地正法！”也不全是声音，也有拍桌子动作，这样表演看起来才形象逼真。

　　只可惜习惯了酒肉生活的李司令太不了解眼前这个年轻人了。这是他不懂，可能一辈子也弄不懂的一个群落。刘少奇根本就不鸟他：“万余人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剁成肉泥也不能解决问题！”

　　李司令讨了个没趣，发狠曰：“我对万余工人也有办法制裁，我有万余名军队在这里！”

　　刘少奇回击：“请你下令制裁！”

　　这话戳到了李司令的痛楚。李司令根本就不是制裁的，他的任务是威逼工人复工，制裁了工人又怎么样？还是没人干活啊。总不能用一万多军队杀掉一万多工人，然后把一万多军队变成工人干活吧。

　　李司令傻眼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如此强悍。此时的工人兄弟表现也很给力，黑压压一群来到谈判室之外，对着机枪高喊：“谁敢动刘代表半根毫毛，我们就打得路矿两局稀巴烂！”

　　面对愤怒的人群，路矿两局和戒严司令部傻眼了，担心乱子闹大了耽误自己的前途和财路。赶忙让刘代表出面维持一下秩序。刘代表来到走廊上向大家挥挥手，让大家静一静耐心等待。愤怒的人群果然安定下来。那一刻，刘少奇内心应该非常有成就感。那是通向成功之路上的淋漓尽致的快感。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彷徨无助、上不了大学的年轻人，不再是为了生活去工厂的待业青年，他为他的选择而庆幸，同时更对自己的信念梦想坚定不移了。

　　安源罢工的结局是工人大获全胜。要求得到满足之后，工人复工。接下来全国罢工运动陷入低潮期，特别是京汉铁路大罢工，遭到吴佩孚的血腥屠杀。安源路矿在刘少奇的领导下日子过得还算凑合。刘少奇因此收获了许多赞誉。说通俗点，就是攫取了第一笔政治资本。

　　因为在安源的成功，刘少奇当选为全国首届总工会执委，此时的刘少奇还不到二十七岁。此时的周恩来正在广州搞战争。此时的毛泽东正在试图写文章批驳陈独秀右倾思想。要知道那时候的共产党还没有自己的枪杆子，还指望依靠工人搞文斗，刘少奇通过自身努力获得一个执委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这一切都是拜路矿资本家和李司令所赐。他们用自己的无能成就了刘少奇同志。

　　说白了，路矿资本家也就是求财而已，李司令也不过是资本家的臂膀而已，如果真的很牛，那么资本家们就去和外国资本竞争，那么李司令应该走上战场一雪国耻，何需对着自己同胞装逼。说不好听也就是装扮的很好的草包而已，纵然掌控资源，纵然身价高位，依然是草包，和精英二字相差甚远。

　　正是这种草包资本家和草包军人占据了精英位置，才造成近代中国那种任人宰割之局面。所谓革命，无非是让这群草包回到草包应有的位置上。唯有让草包回到草包的位置，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才有可能新生，才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

刘少奇和蒋介石

　　两人关系非常奇特。

　　粗略翻一下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平生经历，结论很明显——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因为长期以来宣传影响，很多人心中的蒋介石吃喝嫖赌坑蒙拐骗样样在行，在上海滩混黑白搞证劵，活脱脱一个集流氓混混小偷无赖文痞军阀之大成者。而刘少奇从小热爱读书，勤学奋进，有理想且热爱祖国，绝对五好青年，蒋介石的镜子。某个角度上看确实是这样。

　　如果仔细对比一下，发现这两个人很大共同点。

　　蒋介石念过私塾。刘少奇念过私塾。所谓私塾，就是接受传统教育，读点四书五经啥的。

　　少年时代的蒋介石很不安分，听说维新运动就激动睡不着觉。刘少奇听见辛亥革命，立刻就要剪辫子。

　　蒋介石想上军校当军人，就去东北报考振武学校。刘少奇同样投笔从戎，去了湖南讲武堂。按军校实力，云南讲武堂还要好一点。只是真武学校有个优点，可以去日本留学，就像今日某些学校派互换生（当然当年日本人不用跑来中国学军事）。这一点差别区别了二人日后人生轨迹。蒋介石接振武学校第二次去日本学军事。刘少奇的讲武堂在护法运动中成了炮灰，后来一系列阴差阳错去了苏联。

　　蒋介石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刘少奇在苏联加入共产党。

　　蒋介石回国之后，跟着陈其美等人参与领一次又一次革命起义。刘少奇回国之后，跟着李立三等人参与领掉一次又一次罢工。在一次又一次革命起义中，蒋介石结识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一次又一次罢工中，刘少奇同样结识各种人物，干了很多事。

　　羽翼丰满之后的蒋介石，以军人身份玩政治，周旋于列强之间，把各个派系玩弄于股掌之中。刘少奇进入中共核心之后，就是一个纯粹的政治家，一个战争年代基本上与军事无缘的政治家。两人终于进入两种不同人生轨道。

　　蒋介石年长刘少奇十一岁，活动范围几乎没有交集，且在不同的党派之中从事不同业务。按道理说应该不要再牵扯到一起了然而历史老人是一个神秘的编剧，写剧本时往往出人意料，偏偏把他们编写在一起。没有交集的两个人却因为不同信仰而不共戴天。这样的关系，也只有在最残酷的年代才有。

要理清蒋介石和刘少奇的关系，必须从孙中山说起。

　　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生都很困惑。他几乎用了整整一辈子的事情去推翻清王朝。后来终于成功了，却发现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混战。原本清王朝时代，中国也是饱受列强欺凌，好歹还有一个中央政府。现在好了，中央政府没了，国家分裂了，更加饱受列强欺凌。孙中山很不安。如果中国因为他的革命陷入长时间的分裂，如三国或者五代十国那样，他是不能容忍的。他也想把祖国再次统一，一会东征一会北伐，忙活了半天没啥效果。所以孙中山很困惑——难道这辈子白干了，不行，一定要建立一个以民为本之国家。

　　于是在一九二四年之际，生命垂危的孙中山干了两件影响日后局势的大事，一是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二是和共产党合作。

　　有了黄埔军校，才有了日后的蒋介石，才有了日后国民党的正面抗战。要不然国民党指望汪精卫在武汉折腾，那是没啥希望的。汪精卫相貌、口才、文采那都没话说，只是那骨气，呵呵，实在是千古少有。他应该做一个太平才子的，玩政治是一种悲哀。

　　俄国革命对孙中山触动很大。眼看人家列宁比自己还年轻几岁，也是推翻封建王朝，事业比自己还晚成功几年。人家成功之后很快建立起一个强有力政权，自己这边还是一盘散沙，觉得应该从对方那里取点经。共产党成立之后，把中国工人运动搞得也是有声有色。于是孙中山决定向共产党敞开宽广的胸怀。

　　对共产党而言，更是求之不得。那时候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任何搞革命之人都需要这面旗帜。有了这面旗帜，对自身发展极为有利，于是早期领导人都有双重党籍，以共产党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即是共产党也是国民党。合作之后，共产党人更加如鱼得水，迅猛发展，又是工运又是北伐，那是相当活跃。

国共虽然合作，本质上却是不同。

　　国民党主张革命靠上层人物来搞，基本策略有两个，一个就是联络各派有实力的人，即军阀，说咱们都是中国人，搞团结吧，再按照各自实力分权利，有肉大家吃，有权大家掌，然后再看看最终谁把谁排挤滚蛋；第二条路是富人路线，就是让富人出钱，拿这些钱来买装备什么的，然后保证这些人的利益。孙中山先生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干的，虽然目标没有达到，却也结束了王朝制度。

　　共产党完全是另外一套。他们就是要搞一个严密的组织，发动底层人物造反，然后重新组建这个国家（当时尚不明确）。所以天天操纵工人去跟资本家斗。由于人多势众且组织严密，战斗力那是相当强悍。这帮人看起来既不贪财也不好色，好像也不怕死，和传说中的死士差不多，但是比那些死士要灵活多了。这种人相当可怕。

　　同样是革命，国民党想要自上而下，共产党却是自下而上。孙中山在世，凭借自身威望尚能把这两个矛盾的冤家统一到革命旗帜之下，孙中山不在，基本上没人罩得住了。分裂不可避免。腥风血雨的时刻早晚要来。

　　孙中山之后，国民党大佬们非常清楚的看见，大革命虽然搞得轰轰烈烈，利益却被共产党得去了。为啥这么说呢。共产党整体领导工人搞运动，有声有色。斗争对象是谁，资本家啊。资本家恰恰是国民党后台。共产党闹得凶，相当于拆国民党后台。所以国民党人不干了。尤其是对外畏惧对内强硬的蒋介石同志。

一九二七年是蒋介石生命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年头。这一年他做了一个惊人动作，清党。所谓清党，就是告诉那些国民党中的共产党，要么宣布脱离共产党，要么接受招安。比方说周佛海同志，中共一大几个代表之一，元老中的元老，去国民党那边混了。若干年之后，此公又跟随国民党元老汪精卫跟日本人混了。如果还是共产党，对不起，那就杀掉。当然这不是贴告示的，而是先出动军警捕杀一部分共产党人做宣传的。

　　应该说蒋介石的举动得到很多人支持的，党外的资本家，党内右派，均欢迎蒋介石此举。比方说桂系的白崇禧，号称小诸葛，一直对蒋介石不怎么看上眼，此次行动愿意听从蒋之调遣。比方说武汉的汪精卫，可以说是蒋的死敌，却也响应蒋介石在武汉清党。

　　此次行动，蒋介石收获颇多，从江浙财阀那里赢得无数赞助费用，而且成了右派旗帜，并且压过了做派，接下来在宁汉合流，在以退为进搞一次下野，在走向前台，一系列漂亮的转身动作之后成了核心人物，搞定。

　　蒋介石这么一番折腾下来，对共产党人影响挺大。党员哗啦一下子从六万人变成一万人。一部分被杀掉了，小部分跟着国民党混了，很大一部分为了人头脱党了（有的后来再次入党），剩下的万把人都是战斗力超强的主，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昂起脑袋继续战斗了。

　　对共产党人而言，文斗行不通了，那就改行，武斗。在武斗这一行里，涌现出无数英雄豪杰，后来的十大元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本来走在文斗康庄大道上的刘少奇迎来了命运转折。一下子从一片光明的文斗世界跌入一个陌生世界，一个属于彭德怀林彪们的世界。对刘少奇同志而言，虽然在讲武堂呆过几天，却没有接触过军事，武斗并不是他的特长，隔行如隔山呐。这点上，他和湖南老乡毛泽东就差远了，没有办法无师自通，只能从新摸索了。

　　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改变了刘少奇的工作方向。是蒋介石的铁血和残酷，把工运颇为顺利的刘少奇推入一个恐怖陌生的世界。刘少奇当然不会屈服，他也无路可退。要么反击，要么死亡，要么学习周佛海前辈。那是一条死路。后来张国焘经历再次证明这一点。

　　那么如何反击呢，实事求是讲，直到解放战争之前，刘少奇和蒋介石不在一个档次上，连过招机会都没有。更像猫与老鼠的关系。蒋介石扮演猫的角色，恨不得立刻吃掉刘少奇等人。刘少奇则如老鼠一样东躲西藏，利用智慧与之周旋，没办法给蒋介石致命伤害。

　　等到十七年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第结束，刘少奇才有机会真正伤害到蒋介石。那是后话。现在的刘少奇要做的是保命和工作，要躲避蒋介石的伤害。

　　本着为革命发光发热的需要，久经考验的刘少奇同志硬是给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工作方向——白区地下工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地下党。这是一种高危工作。

　　从事这项工作活下来的概率不高，死去的人不少。然而刘少奇凭借自身的实力和运气硬是在这项高危工作岗位上干出了一番成绩。正是通过白区工作，刘少奇终于和那个湖南老乡搭上了关系，一跃而起。二人配合默契，主导政坛数十年

第一个隐患，奉天被捕。

　　刘少奇一生两次被捕，第一次在湖南长沙。

　　五卅运动之后，刘少奇会长沙修养，湖南军阀赵恒锡同志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把刘少奇给抓了，并打算按照军法处理。此前他已经军法处理了工运领导黄静原。哈哈，抓到一条大鱼。赵恒锡没想到的是，他抓到的不是条鱼，而是一只刺猬。

　　赵省长还没来得及高兴，办公桌就被全国抗议信给淹没了。全国总工会的，上海总工会的，广州总工会的，还有国民党要人的。在国共合作越快的大背景下，汪精卫发电报要赵省长放人。成为汉奸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啥地位大家想必都知道，蒋介石都要礼让三分。在这种大环境下，省长下面的那些马仔（什么局长、师长的）也纷纷表态，老大这次就算了吧，这人还是别杀了，不好惹。

　　赵恒锡弄得左右为难，没办法，只好把刘少奇给放了，只是为了脸面，限他五天之内滚蛋，离开云南。还派人赠送《四书》一册，用意大概是提醒刘少奇安分点。只能说这个赵恒锡不太走运，偷鸡不成蚀把米。

　　俗语说，这叫命。

　　须知二五年那会，国共正在亲热，国民党还要申请加入共产国际呢。如果晚两年抓住刘少奇，也许赵恒锡同志就辉煌腾达了。

刘少奇第二次被捕是四年后，在东北。一九二九年正是白色恐怖最为严重的时刻。刘少奇奉命到东北，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满洲省，指东北三省。东北三省的省委书记，听起来很拉风，实际很虚弱。当时东北，日本人、苏联人、国民党、原东北土匪交织在一起，混乱程度堪与上海滩相媲美。共产党也要去插一脚。

　　在刘少奇之前，共产党在东北搞了三界省委机关。很遗憾，这些领导班子中的很多人成了革命烈士，现在是一盘散沙。刘书记孤身一人来到东北，要钱没钱、要枪没枪，连个正儿八经的住房都没有，还要时刻准备搬家，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当是时也，贵为中共东北三省的一把手，生活质量还不如如今东北一个镇委书记。

　　然而闹革命可不是享受生活，衣食住行虽然不怎么行，刘书记的工作能力不是盖的，很快恢复了东北地下党组织。然后干起了本行——组织工人闹罢工，扩大影响。

　　俗话说，常在河边站哪有不湿鞋的。刘书记这次则马失前蹄。当时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刘少奇决定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指导罢工。

　　八月二十二号下午，化身为工人的刘少奇和化身教书先生的孟坚来到纱厂边上的小树林里，准备和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碰头。但他们不知道，此前已有工人党员叛变，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被捕。

　　接下来刘少奇和孟坚也被捕了。二人在监狱里呆到九月中旬。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啥呢。按照如今正史记载，刘少奇和梦见串通口供，在常宝玉翻供的情况下，蒙混过关。之前可不是这样。在高岗得势那一会，毛泽东曾经让高岗查过那段往事。高岗让张秀山去办的。

高岗死后十二年，文革起。刘少奇被打倒。最后给刘少奇定案为“叛徒、内奸、工贼”。当然现在已经翻案了。但是要说案子完全捏造，似乎也不见得。尽管当时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要拿下刘少奇，尽管中央文革嚣张一时。中间有疑点。

　　周恩来的刘少奇专案组组长。案子是在毛泽东高度关注下进行的。就算周恩来没力量保住刘少奇，也不至于和中央文革那帮人一起捏造这么大一个冤案。向周恩来和毛泽东这种人，都是非常重视自己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当时的刘少奇已经没有还手之力，找借口定罪还没有么。以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何必编织这样一个弥天大谎把自己推到极为不利的位置上？

　　话又说回来，如果刘少奇真的像文革定案时写的那样不堪，那么以毛泽东和周恩来（特科就是周恩来亲手创建领导的）如此强人，还能容忍刘少奇隐藏如此久远？也说不过去。

　　个人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少奇在狱中为了自保应该说过不少“脏话”。所谓脏话就是共产党是土匪败类垃圾，我和你们一样痛恨共匪，和共匪有不共戴天之仇之类的言不由衷的话。毕竟常宝玉已经暴露，不是靠装傻就能糊弄过去的。很可能写过一些黑材料之类的东西。那些话那些材料很可能存了档。日后高岗和中央文革寻找材料时，很可能看过这些档案。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是以这些档案为基础顺水推舟同意定案。

　　这些都是猜测。这些猜测在可以通过另一个事件做佐证。佐证就是刘少奇在东北留下的第二个隐患：61人案。

　　说61人案之前多说两句。当年在东北逮捕刘少奇的是张学良的人。张学良刚刚易帜归顺南京，想要好好表现，最好的办法就是抓共产党。刘少奇在狱中几十天，中共又建立了满洲临时省委，以备刘少奇牺牲后转正。刘少奇出狱后临委取消。临时省委书记正是后来的死敌饶漱石。饶漱石和刘少奇不对头正是从那时开始的。

接上次

　　今天讲白区第二个隐患，61人案


　　三六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夜，刘少奇奉命主持北方局。在那里，他得到北方局组织部长柯庆施汇报说，草岚子监狱里关了六十多位同志，因为要履行一个出狱手续给卡了。

　　这些都是内战时代左倾路线牺牲品，都是中共高层干部，什么地下省委书记、地下市委书记、地下军委书记啥的，反正都是有名无实之高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这些人日后都是大名鼎鼎，比如说薄一波，比如说安子文。当年高岗同志想要拱下刘少奇的时候，就采取“批薄射刘”和“讨安伐刘”这两招。薄，即薄一波；安，就是安子文。

　　当时北方局遭到多次破坏，他这个负责人手下人手奇缺，就想办法把这帮人弄出来。但是监狱一方也够缺德的，说出狱也可以，出狱之前要写一个反共启事。内容大概就是悔过书之类的，说本人被骗了，被共产党骗了，以后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之类的。

　　拿我们现在观点看，这个太简单了，写就写呗，就是点违心的话么，写了出去了再说。出去了继续为了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有啥不可以啦。别说，还真就不可以。因为当年共产党人对节超看的非常之重的。而且组织上处理非常严重。打个不恰当的比喻，一个贞洁的女人愿意为了自己的贞洁干任何事，哪怕是坐牢。对节操看的很重的共产党员愿意为了自己的节操干任何事，包括坐牢。女人没了贞操，也就是受点丈夫冷眼（不太开明的丈夫啊）。共产党员失了节操，那是要受组织惩罚的。

　　为了这个反共启事，有部分人已经坐牢坐够了，因为操守这一关不知道如何解决，只有继续做下去。国民党一方来说，即使坐牢做够了，也必须写反共启事。就像恶汉抓住小女生，说必须把贞操献出才能放你走。看来双方都把这个操守问题看的很重啊。后来国民党的汪精卫投日，蒋介石几次三番派人去暗杀，以此收买人心。军统特务们向来臭名昭著，但在暗杀汉奸这一项是赢得广泛支持的。失身事大啊！

　　敌人监狱里组织管得到么？能。

共产党组织可以把触角延伸到蒋介石司令部，何况一个小小的监狱。监狱里是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负责人，负责开介绍信，说今天某某同志要出狱了，希望外面同志做好接应工作。就表示这个同志没有变节。如果没有这个介绍信，就难说了，要仔细审查。当年在草岚子监狱里负责开介绍信的同志叫刘格平。
　　从组织性上说，刘格平绝对是忠实的共产党员。宁愿不出来也不愿意说共产党半个不字。一直耗到四四年，抗战差不多结束了才出狱。就这样，为了节操白白错失了八年抗战打鬼子的机会。他可以证明出狱的那些人出狱过程是履行了“手续”的。文革期间，康生等人正是利用组织性超强的刘格平找到“材料”的，这也是后话。
　　当时刘少奇想把这些人弄出来，就绕不开这个操守问题，尽管他是中共华北局老大。换成别的问题，他就能解决了，涉及到操守，没办法，只能向组织汇报了。

　　当时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的是张闻天，听到这个事之后表示同意。得到批复后，刘少奇把这事交给柯庆施去办。然后这些人就履行那个手续（写反共启事之类）出狱了。这些人都是精英，活动能量非常之大。想当年白色恐怖时代，他们都可以响应左倾号召跟敌人拼命。现如今国共再次合作，那简直是如鱼得水。出狱之后安子文留在华北搞组织工作。薄一波等人赴陕西和阎锡山一起搞统战工作，成绩喜人。建国之后，这批人有成为政府高层官员，多半成了省部级大员。文革开始，这些人又成了狂欢盛宴上的下酒菜，变成了叛徒集团，直到七八年才得以平反。

　　反而是刘格平一直在狱中守节。不能不佩服他的原则与傲骨。同时也是浪费大好时光。这段时间里，鬼子在占我领土杀我同胞。如果不是国共两党为了各自利益明争暗斗，刘格平这种不要命的角色当是鬼子不愿面对的那一类。悲乎！

现在看来，刘少奇这事干得对。然而斗争年代，这是一个破绽，一个巨大的破绽。这个破绽伤害了安子文薄一波等人，也伤害到刘少奇自己。

　　再次审视事情过程，发现刘少奇处事手腕非常灵活。再从这事反过来看奉天被捕，刘少奇在狱中很可能说过或者干过一点违心的事。也就是说落下了把柄。在中央文革那帮整人专家手里，只需要一点点证据，就能整出足够的材料送人去另外一个世界免费旅游。当然，是单程票。

现在回过头看白区时代的刘少奇，写了很多文章，干了很多事。在刘少奇拼命干活积累威望时，那些能和他匹敌的工运牛人都在干傻事，或者说倒了霉。

　　说起中共早期领袖，当首推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英年早亡。文斗结束，陈独秀政治生命结束，也靠边了。李大钊和陈独秀是那种比较激进的学者，干不了政党领袖的活。相比之下胡适那种选择还要好一点。

　　接下来就是瞿秋白了。从最后遗书《多余的话》来看，他连激进学者都不算，最多就是个文人。文人就文人了，成了共产党领袖，领导搞工运，真是难为他了。仔细观察瞿秋白，可以用四个字形容，莫名其妙。莫名其妙的的成了共产党领袖，莫名其妙的下岗，莫名其妙的死掉。然而他是一个有骨气的中国人，即使生死关头，依然经得起考验。

　　罢工最牛的人当属李立三。他应该是罢工中的大哥大。因为工人运动崛起，又因为运动过于剧烈而跌落。前面已经说过他。安源路矿时代，国共还没有合作，他就已经是最高领导，躲在背后遥控指挥了。这一次也是一样。此时的李立三已经是中央委员。但他依然活跃于第一线，东西游说上下串联，战斗力超强。他说：“我们中国工人受尽了日本老板的压迫和虐待，现在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罢工这条路。我们这次罢工，一定要同日本老板拼个你死我活。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斗争，就一定能使日本老板屈服于我们工人。”这话说的，相当有鼓动性。正是这股子劲，造成日后那种不要命的斗争策略。

　　就李立三而言，套用一句古话：那是成也罢工，败也罢工。

　　向忠发是另外一个典型。李立三红得发紫那会，他是中共一把手。他所以成为中共一把手，也是因为罢工。毛泽东之前的中共一把手都是学者或知识分子，比如说陈独秀，比如说博古。只有这个向忠发是工人。从向忠发成为一把手之后的表现，以及被捕叛变（存疑）经过来看，他显然不合格。这点后面再仔细分析。

　　邓中夏、蔡和森、邓培、王荷波这几个人也都是工运时代领袖，比较纯粹的理想主义者，拥有各自传奇。比如说邓中夏，最老共产党员之一，曾经参与创办上海大学，其中一个学生叫康生。蔡和森和向警予的故事是那样感人那样绚丽，今天读来依然让人神往。和向忠发一样，中国土生土长的的工运领袖邓培和王荷波，也和向忠发一样没熬出头。邓培死在广州。王荷波死在北京。不过他们的死是烈士的死，没有向忠发背叛经历。

看看这些早期工运领袖，可以说死亡概率非常之高，不次于战场死亡率。刘少奇本人也是九死一生。虽然他修成正果，依然是结局悲惨。悲惨结局，就源于白区时代留下的祸根。这个祸根当然不是指奉天被捕或者61人案。这些只是一个破绽，一个表面现象。毛泽东也被捕过，从没有人敢追究。刘少奇的惨淡结局有更深的原因。这里要说一说。

　　这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凭借长时间艰难处境、结合自己的才华和修养领悟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思维方式。这种组织才华和思维方式表现在后来建国治国方略上，就是所谓的治本主义路线。为啥这么说你，很简单，刘少奇长时间和国统区的人打交道，和国统区的官僚机构打交道，潜移默化之中吸收学习这些人的特征，知识结构乃至思考方式和这些人并不远。国统区也有很多精英，组织能力统战能力一流的，刘少奇和他们周旋时不可能不受他们影响。

　　这种经历不是苏区将领诸如彭德怀、林彪、高岗能体会到的。所以他们认为刘少奇官僚，修正主义，要打倒。

　　最后真正通过白区考验的工运领袖只有刘少奇一个。他要不代表白区，那谁代表白区？还有项英，他也挂了。只有周恩来了。以周恩来在军队、特科的实力，加上国际派支持，再来个白区党代表，那也太强悍了。刘少奇成为白区争取代表，除了自身情况之外，还有一个人必须要说，那就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的首肯。刘少奇无论如何当不了白区争取代表。



　　PS
　　下次更新刘少奇和毛泽东

刘少奇和毛泽东

　　安源大罢工，刘少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还是文斗刚起步的时代。随后的工人运动中，刘少奇远比老乡毛泽东活跃。五年时光转瞬即逝，进入武斗时代。

　　武斗是朱德贺龙彭德怀林彪等人的天下。一次又一次的暴动，一次又一次战争，一次又一次轰轰烈烈，却没有刘少奇啥事。按照正统的说法，这些年刘少奇同志到了国统区发动群众，做了很大贡献。

　　武斗之后，毛刘二人再次相见是在遵义会议上，和所有后来得到毛泽东认可和嘉奖的同志一样，刘少奇在会议上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随后就是一系列代表，执行了一系列政策，如此这般。唯独没有指挥过战争。在新四军干了一阵子，仍然没有指挥过战争，还和陈毅搞僵了。提拔一个饶漱石吧，最后和高岗一道反水。唯一的收获便是结识粟裕了。

　　如果光看形势，武斗以来，刘少奇确实没干多少值得大书特书的事。虽然勤勤恳恳努力工作，为党为国为理想日夜辛劳，却并不具备决定性影响。这也没啥，毕竟战争年代，风光属于林彪彭德怀他们。

　　但是正是在战争年代，刘少奇越过那些赫赫有名的战将，甚至越过红军总司令朱德，越过一直活跃于中共最高层的周恩来，直接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有点奇怪是吧。

透过奇怪的外表，能看到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一本书，《论共产党的修养》。这本书写于一九三九年。书的内容并不高深，主要就讲共产党员要什么样、为啥要当一个共产党员、以及怎样当好一个共产党员。从党员行为规范一直讲到党性，性质同等于中国共产党的《礼记》。

　　有了这本书，共产党人有了自己的伦理道德观，同志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对待领导，心理上都有一个谱。即使在日后历次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志，也可以从这本书中吸取能量。

　　这本书刚刚发表时引起一定反响，多大反响也不客观。毕竟那时候大家都在前线拿着枪一边跟鬼子拼命一边提防蒋委员长，过着东躲西藏朝不保夕的日子，哪有空学习这个啊。但是这本书的重要性堪比任何一场战役。一场战役输赢，影响是暂时的。这本书却是从根本上区别了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这本书之前，共产党人也就是一个泛泛的理念，为了崇高理想跟敌人拼命、不怕断头流血之类的。这本书规定了党员行为规范，属于纲领性范畴。这也正是毛泽东看重刘少奇的原因。

　　从延安整风运动之后，这本书影响越来越大，成了共产党人的教材。

第二个原因来自一项发明：毛泽东思想。

　　这个发明的伟大意义无须累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出现，标准着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切实可行的思想体系，不用凡事都去马克思列宁那里取经了。这个思想形成于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对很多人而言是一场噩梦，却是刘少奇的一次机遇。这个运动本质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发起的，经过刘少奇等人推动的。

　　正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不太听话的将领（如彭德怀）听话了，还有反对过毛泽东的大佬（如周恩来、博古）检讨了，还有不少党员员“被拯救到马克思那儿去了”。

　　正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上，刘少奇和毛泽东结盟，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此后刘少奇成了白区党正确路线代表，成为党内排名第二的大人物。在那个党指挥枪的地方，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这事这里先放一放，后面会详细说。

刘少奇之所以取得如此地位得益于第三个原因：没有军方势力，且资格地位均不如毛泽东。当时革命力量虽然有苏区和白区两个部分，然而白区地下党工作只是辅助作用，主力还是在苏区。苏区都是军人。这些军人在恶劣的环境里和敌人干仗，下了战场不免露出本色——粗人。有的军头（如彭德怀）见了毛泽东张口就是老毛。艰难环境中，这样叫固然亲切。但是作为一个政党，一个志在夺取领导权建立新国家的政党，基本礼仪是必须有的。军人们对这个似乎不太在意，老子打赢就行了，管那么多干嘛。

　　白区出身，长期游走在各种机关单位的刘少奇对此相当熟悉。干起来得心应手。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知道，毛泽东虽然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但是早期党内地位并不太高。除了井冈山早期过一段天高皇帝远谁也管不到的生活，后来直到遵义会议才逐渐掌握了话语权，即便如此拿张国焘也没办法。

　　中共早期牛人中，陈独秀右倾了，瞿秋白李立三左倾冒险了，张国焘失败了，实力派人物周恩来归顺了。刘少奇虽然工运搞的不错，但入党没有毛泽东早，地位从来没有毛泽东高，还戴过右倾的帽子。而且在白区地下党岗位上干得不错，工作能力很强，且任劳任怨。有了这样一个精通业务的帮手在身边，麻烦琐事全部推掉，何乐而不为呢。

　　毛泽东可以给刘少奇一个高高的位置，用来制衡军方那些巨大的山头，同时又不涉及到军方，可谓一举多得。

　　正是因为刘少奇没有军方背景，毛泽东外出，才能放心大胆的把中央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这才有了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老大的事。

　　从此之后，中共中央形成这样一个格局：军内大佬管打仗，刘少奇和一帮理论家管党务理论，周恩来管党务之外的所有事（外交、统战之类的）。毛泽东高高在上，负责战略运筹。这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框架。它让中国浴火重生。
　　毛之用人，高啊！

　　毛刘同盟主导中国政坛数十年，大饥荒之后出现裂痕，文革才彻底断裂。现在看一看这部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二人转。

政治二人转（1）

　　在他们成为政敌之前，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密切。解析二人之间关系，相当于在森林里捉迷藏，难啊！

　　刘少奇和毛泽东是老乡，年轻毛泽东五岁。

　　现在去湖南旅游，从花明楼（刘少奇故居）到韶山（毛泽东故居）二十公里左右。即使步行，也用不了一天时间。当然年轻时代的刘少奇没有步行去过毛泽东家，毛泽东也没有步行找过刘少奇。二人虽近，彼此并不知晓。

　　两人老乡见老乡的故事上演于一九二二年，陈独秀派刘少奇回老家搞工运。当时刘少奇入党之后刚从苏联回来，毛泽东更是在一年之前参与创立中国共产党。二人初相识，毛泽东就委派这位老乡去领导工人斗争。然而文斗时代的毛泽东并没过多参与工人运动，风头远不如刘少奇强劲。

　　随后二人一个在苏区一个在白区，交集不多。遵义会议之时，刘少奇再次支持老乡毛泽东，然而当时处于生死存亡之秋，大家想的是如何逃跑，以及跑到哪里去，没时间也没心思拉关系搞感情。结盟那啥的，还是等到闲了，有时间解决问题了再说吧。

　　啥时候有空呢，那就等吧，等两年再说。两年之后，也就是一九三七年，空闲来了。说这个之前，还得把时间倒退十年，先理一理之前的那些条条框框。

话说白色恐怖到来，文斗结束，武斗兴起。

　　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即南昌起义之后，毛泽东搞了秋收起义，一系列机会变化之后，毛泽东把队伍拉上井冈山坐等各路英豪来投靠。若干年过后，江西那个地方不仅仅达到了武装割据之目的，还建立了政权，老蒋一次次围剿一次次失败，一时好不威风。但正是这个时候，毛泽东把权力给丢了，丢得一干二净。

　　是毛把权力扔了？不可能！是毛没能力了？也不可能。这就怪了。原因是毛被排挤了。比起武装根据地的拉风，中共中央在上海混不下去了，迁到江西。加上一批从苏联回来的洋墨水青年，一合计就把毛泽东给排挤了。

　　根据地是毛开辟的，然而毛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毛既没有出过国，战略战术跟苏联那套背道而驰，因此被尊为“山沟里马列主义”，也就是拿不上台面。排挤毛的是那些人呢，具体来说就是历史书上提到的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这些人在苏联受过正宗的共产主义教化，以正统自居。没办法，当时中国受共产国际支援且听其指挥。

　　洋派的这些有志青年，理论水平都是一流，看过很多书，背过经典教条，是优秀的书生。这些人要干一番大事业的勇气可嘉，却忽略一个现实问题，干事业的前提要打仗，他们不会打仗。不会打仗就算了，偏偏自以为能打仗。在不会打仗而自以为能打仗的书生领导下，根据地就没了，要长征，说难听点叫逃跑。书生误国啊！

现在流行一种瞎扯观点，认为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的位置一下子从地上升到天空。任何政治团体，在最高权力过渡时，如果不想出乱子，那就要慢慢来，平稳过渡。当时共产党非常弱小，又在逃跑路上，如果再出点分裂什么的将非常危险。所以在遵义会议之后，所谓毛泽东重新上台，只是重掌军事指挥权而已，党的最高领导人叫张闻天。当时的毛泽东，只不过上升势头比较猛，还有人可以不买他的账，和建国之后那种高高在上地位相差甚远。

　　那时毛泽东虽然上台，依然被迫承认苏维埃时代“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就是说那种让地盘（苏区根据地）和人手（军队）损失百分九十的策略很对头。是不是极其搞笑啊，其实一点也不，那是各个方面妥协的结果。政治的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先妥协后算账。

　　在政治涡流中，一味讲原则意味着天真鲁莽；只懂得妥协和稀泥牟利，那是政客；真正的政治家除了妥协意外，还要秋后算账。听起来似乎怪怪的，但算账也有多种算法，赶尽杀绝是一种，团结帮助也是一种。高明的政治家在秋后算账的时候，都是对个别人赶尽杀绝，把大部分人部分团结到自己这一方来。向苏联空降兵王明同志，以及书生博古上台之后瞎搞一通，只会坏事。

　　遵义会议期间，形式恶劣，必须团结帮助。毛泽东出山只是搞军事。把党务让给张闻天，是一着妙棋，后来和张国焘肉搏中，张闻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没有张闻天，毛泽东要在党内战胜张国焘将更困难。没有张闻天为首的苏联派力挺，或许张国焘不用南下了。那样中共历史将改写。正因如此，后来庐山会议上，张闻天表态支持彭德怀时，毛泽东认为问题严重。因为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位前任的政治能量和威信。

毛泽东走上最高领导岗位需要一个契机。契机来自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被迫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暂时不再进攻延安。这时候大家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既然有了空，那就反省之前的事吧。共产党反省的方式就是开会。开会讨论之前究竟怎么了，一致现在搞的这么狼狈，还不如井冈山时代了。

　　问题大大的，特别是远在苏联的王明同志，简直罪大恶极。毛泽东打算在政治上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把曾经跟随王明的同志们团结到自己身边来，带领他们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但是毛一直没突破口。因为之前的权力转让过程中，作为交易条件，只是说当时军事路线错了，让李德那个外国佬滚蛋。毛泽东军事路线是对的，所以让他出来搞军事。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政治路线。毛泽东也承认之前的政治路线是对的（不承认不好出山啊）。大家都是聪明人，在那危急时刻，生存是第一位的。在生存前面更像一种扯皮。如果当时在政治上扯皮，估计扯到阴间也扯不完。

　　现在有时间了，能够进行扯皮了，毛泽东也通过了考验，需要通过政治手段高升一步获得名义上的最高领导权。

如果是直接清算，不仅违背自己之前的诺言，还将清洗掉一部分同志。当时共产党相对弱小，经不起折腾。毛泽东的目的是要重新整合共产党，大干一番，而非搞政治运动。最好的办法是开辟第二战场，由另外一个人挑起战火，制造一个突破口。

　　这个人必须有一定分量，对中共足够了解，且很有才华。当时党内理论高手主要是从莫斯科回来那帮人。但他们是没有指望的。因为苏维埃时代的失误就是他们整出来的，不可能搬石头砸自己脚。周恩来是另外一个选择，但他也不会去干。除了周恩来性格谦和、善于组织团结之外，他自己也曾追随过王明博古，算起账也有份。毛泽东自己带出来的人吧，打仗都还行，要搞理论战争，万万不是一帮国际理论家的对手。

　　突破口在哪里呢？在刘少奇那里。

　　刘少奇根据自身经历理论理论才华给主管党务的张闻天写了一份长信，内容很长很苦涩，但结构严谨、理论清晰、语句流畅、没有错别字。信中摆了很多事实讲了很多道理，主要意思就是讲，十年内战期间领导有错误，这些错误既有右倾又有左倾，而且形成了“左倾传统”。因为错误领导导致了党组织理论严重削弱，特别是对待白区政策，更是错的。总之一句话，就是之前的领导很没有水平，才导致了如此失误。就信的内容而言，火爆程度远胜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泽东的“万言书”。

一九三七年的刘少奇还不是党内二把手，还不是白区正确代表。当时党内比刘少奇地位威望高的人还有很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这些人不说，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都比刘少奇地位高。刘少奇的信相当于横扫了一大批地位高于自己的同志。

　　刘少奇写这封信目的动机是啥呢。从公开的资料看，彼时的刘少奇和彼时的毛泽东关系并不密切。也没有证据证明，刘少奇写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鼓励。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按照刘少奇当时的地位处境，写这封信冒着极大风险的。如果不成功，自己很可能被清算，至少要弄顶哪个派的帽子戴一戴的。就算取得某种成果，自己也不见得有啥好处，攻击到的人太多了。

　　从今天来看，能推测的动机只有两个，一个是刘少奇同志本着大无畏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写了信；第二个政治敏感性，嗅到了国际派完蛋了，所以写信打开一个缺口，搞一个前期投资。

　　真正的受益者只有毛泽东。

　　毫无疑问，这封信引起激烈争论。因为很多人就是跟着之前领导干的。之前的领之中，如博古同志，现在还是领导。你刘少奇凭啥说咱们不行？咱们不行难道你行？你行你干点事给我们看看先！你干了啥子嘛？啊。一番村枪舌剑，一帮口舌高手论战，那是唾沫星横飞，场面远胜今日精英辩论赛。大家引经据典，开口马克思闭口列宁，从恩格斯到斯大林再到毛泽东同志的言行，那叫一个热闹。

　　彼时的毛泽东还不具备终极仲裁者的角色，默认刘少奇的行为。争论的结果除了“展现刘少奇高潮的理论水平”之外，还打开了一个政治缺口。通过这个缺口，毛泽东可以对过去路线进行清算，进而登上最高领。

　　这是毛刘联盟第一个契机。从此二人在老乡的基础上有了共同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对过去路线进行清算。五年之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毛刘同盟正式成立。二人相互配合，主导中国政坛。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政治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段：毛刘联合的时代和毛刘分裂的时代。

政治二人转之二，延安整风


　　（1）

　　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是张闻天。毛泽东主管军事，张闻天管党务。毛泽东通过和张闻天的政治合作控制共产党。经过三年整风。毛泽东在党内的合作者变成了刘少奇。党内事务交给刘少奇干。但是从张闻天到刘少奇有一个巨大的不同。张闻天虽然也是一个理论家，但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隔三岔五整出一叠报告出来让大家学习。张闻天的离职，标志着国际派全面失势。刘少奇上台意味着共产党本土化一个进程。尽管刘少奇也去过苏联进修，但他的靠山并不在莫斯科而是毛泽东。刘少奇的身份只是党内二把手。

　　延安整风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运动。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漫长的会议，一个长达三年的会议。这是中共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会议之一。站在国际角度上看，整风之前，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整风之后，中共成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依然依靠却不再依赖莫斯科。当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国际解体了。

　　共产国际类似于一个共产党联盟，负责给旗下各支部提供援助。中共从中得到不少好处。这些好处甚至让国民党眼红。大革命时代，国民党曾两次申请加入共产国际被拒绝。一年之后，国民党开始清党。

　　对早期中共而言，共产国际更像一个母体，以精神信念支柱的方式给年幼的中共各种安慰。同时也给中共各种伤害，包括把土生土长的向忠发推上总书记的位置，包括把王明空降给中共。到了后期，中共羽翼渐丰，共产国际适时解体，中共开始独立自主。

　　中共虽然独立了，内部却还有一批人唯莫斯科是从。通过整风运动，中共开始从脑袋里摆脱了对莫斯科的从属关系，走向独立自主。这是积极伟大的一面，已经是历史定论，这个在后面还将讨论。延安整风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纯粹的整风。

　　整风，整风，名为整风，实为整人。风气因人而存，要整风就要整人。

（2）

　　既然是整人，为啥还要整呢。那就要从当时的风气说起。

　　当时有很多风气，比如说曾经的陈独秀同志，赞同共产党应该放下武器，结果工人武装力量完蛋，历史定论右倾。共产党成为地下党之后，李立三又搞了段左倾，地下组织基本完蛋，定义为左倾。这些都由定论。但是王明同志不同，搞教条。由于他是莫斯科的空降兵，莫斯科是全世界共产党核心，凡事都参照苏联那一套。加上博古和李德二人比较给力，在中央苏区玩左倾，把苏区革命根据地丢个精光。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结束之后，军队损失一大半。损失之后，王明同志跑到苏联当共产国际代表去了。国共合作之后，局势稍微稳定一点，王明又回来了。

　　王明从苏联回来，还带来了一道圣旨，圣旨曰：“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话翻译过来，要共产党放弃独立自主的政策，也就是共产党服从国民党，也就是把当年陈独秀那一套再来一遍，也就是所谓右倾。

　　苏联当时注意力在欧洲，从自身利益出发，希望中国抗战给力点，免得分心照顾东方的日本。因为当时国民党是抗战主力，是中央政府，希望共产党配合国民党。当时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给中共施压。这些可以理解，不能理解的是王明。

　　当年在苏区，毛泽东军事上主张游击战，王明为了搞不同，主张正规战。如今毛泽东主张和国民党斗争中求团结，王明为了区别毛泽东，主张团结不斗争。总之两个字——不服。他要另拉山头和毛泽东对抗。勇气固然可嘉，问题是王明你行吗？

　　王明的表现确实不像中共领导，而是苏联在共产国际代言人。所以后来毛泽东批判王明，别人的事操心太多，自己的事操心太少。此话一针见血。然而王明自己意识不到这一点，他还以为自己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略家，而毛泽东指示民族主义老土。懂得很多理论教条的人，多半如此。

　　历史证明，王明同志是个喜剧演员，上一次他搞左倾，差一点让共产党完蛋。留下一个烂摊子也不收拾，跑去苏联当代表。这一次来个一百八十度转弯，主张向老蒋妥协。虽然他的表演让人好笑。作为观众，我们不禁要问，王明同志，你自己的观点是啥？王明的观点就是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观点，并非中共面临的必然选择。

　　接下来就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原因除了一年前百团大战很给力，引起蒋介石的注意，另一个原因就是这种服从服从蒋介石的“右倾”思想。当然还有其它原因，比如说项英和毛泽东不和。当时延安的风气还不止左或右这些，军内还有各个山头，大家孤立在不同地方，思想行动相差甚远。

　　既然如此之多的风气，那就整风吧。



　　PS

　　另一部分没有整理好，下午接着更新

(3)


　　整风运动的发起人：毛泽东；推动者：刘少奇，任弼时。

　　目的是啥呢，用毛泽东的话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领导整风运动的组织：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组长，毛泽东。这个组织诞生之后就成了党内权力最大的组织，就像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在文革中成为最高权力机构一样。不少人认为，延安整风就是文革彩排，这话有些道理。

　　既然名曰学习小组，那就学习吧。学习小组实际上就像一个补习班，相当于一个高规格补习班，能进入这个补习班的，要么曾经显赫一时，要么就是一方精英。在这个补习班里，教书先生是毛泽东，他的助手是康生、刘少奇、彭真、罗定一等一帮理论家。

　　毛泽东和一帮理论家带领大家学习，给大家补习功课，看起来相当温馨。这种温馨只是一层面纱而已。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是要学习知识求得自身进步，此次学习却是另一个模样——找自己的缺点。就是本人之前干过那些错事，导致了那些严重后果，应该怎样改正。同时还要指出，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才得到这么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本人可能就被万恶的蒋介石抓起坐牢杀头了。本人以后坚定沿着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正确路线前进。

(4)

　　通过这个学习，同学们学到不同的知识，认识到自身的不足。

　　博古同学热爱学习，最先学习到一些关于自己的知识：本人在井冈山后期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很大损失。本人是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和发挥者。本人辜负了广大同志的重托，辜负了百姓期望。希望大家在给本人一次机会，让本人好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发光发热。当然博古同学不是一个人再学习，他还代表了凯丰邓发等人。

　　张闻天学到：苏维埃后期路线是错误的，对待毛泽东同志也是错误的，这些是老账，必须算清楚。只有把这些老账算清楚，才能统一思想步伐迎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全党全军大踏步前进。

　　王稼祥学到：知识分子缺乏经验，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所以导致了一系列失败。现在好了，有了正确领导和方向，前途一片光明。

　　学习班刚开始时，周恩来在重庆搞统战。期间父亲去世了，大哭了一场。等他回到延安，补习班已经开课有一段时间了。长期以来的就热爱学习的周恩来同志当了一回插班生。在学习班里，周恩来同志学到：本人曾经错误跟随王明路线，错误的批判过毛泽东同志，造成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被撇到了一边，造成了严重损失。本人有错，本人认错，此后本人将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和周恩来一起学习的还有陈毅。

　　和周恩来一样，彭德怀一开始也不在补习班，而是守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进入补习班之后，通过数十天的紧张的功课，彭德怀学到：本人发动百团大战时机是不对的，没有领悟毛泽东同志以游击战保存实力的意图。战斗的结果引起了鬼子的反扑和蒋介石注意。这一站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念相冲突。以后的战斗里，本人一定虚心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经过一系列教学之后，毛泽东成了所有人的老师，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却不能说百分百的成功。为啥呢，因为王明同志不愿意当毛泽东的学生。在毛泽东开这个补习班的时候，王明同志一直在生病，没有来上课。

（5）


　　换成别人也就算了，王明不一样。按照教学大纲，是王明同志造成了中华苏维埃的损失，他不来上课，这课缺少了很大的象征意义。请客吃饭，却少了主角，当然很遗憾。

　　当然王明同志也有他自己的理由：本人没在苏区待几天，直接负责的是博古周恩来等同志，不能把账算在我身上。再说王明当时是共产国际代表，基本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政策，没有办法对共产国际说你错了吧。共产国际在时，不敢说；解散之后就没地说了。但是中共要独立，要本土化进程，就必须对过去的事进行批判。王明是一个天然批判对象。和博古王稼祥等人不同，当时的王明还有相当威望。既然如此更要批判了。

　　中共高层中，被批判却不认账的只有两个，一个是王明，另一个资格更老点，叫张国焘。这两个人让毛泽东很窝火，到后期政治运动中，一不高兴就说：不满的同志可以把王明张国焘请回来，我去上山打游击。

　　然而王明同志远远不是补习班最大的问题。最大问题在哪里呢，在中下层。中共在战争期间虽然紧密配合，但内部却也是派系林立。连毛泽东自己都承认——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整风就是要削平党内军内山头和派系。

　　所谓派系，就是一群人跟这个，又有一群人跟那个。有人因为羡慕某个人加入共产党，又有人从国统区跑过来就是因为某人，乱着呢。国民党统治区内那一块块根据地，就是一个个山头。孤立的各个局，缺少交流，基本上都是一个个派系。像华北局，就是跟着刘少奇的。后来的东北局就是高岗天下。大家和蒋介石同志拼命同时，彼此之间还有很多芥蒂。

　　这些派系山头的领导人挨了批，下面那帮人当然不爽。不爽就要表达啊，怎么表达呢，那时候没有网络，邮件博客之类的玩意还属于未来，连印本书都很困难。写匿名信吧没出发，上访吧，不敢。同志们充分发扬创造力，发明一种信的表达方式：即把自己的不满直接用锅灰石灰（油漆很贵）写作墙壁上，条件好点的用写成传单贴在墙上，号称墙报。那玩意还不如现在小区宣传栏，但在当时确非常有效。

　　墙报曰，批判这个领导是不公平的，为啥不批评另一个？什么人公报私仇陷害什么人之类的话。有些人就和现在网络愤青差不多，愤怒夹杂私货一泻而出。他们很快就要为自己的愤怒付出代价。如果世上有后悔药，他们一定买一包回来吃吃。因为他们招惹了一位惹不起的人物。

　　这人是谁呢，就是久经考验的康生同志。

（7）刘少奇在造神

　　说完康生，说说补习班毛老师另一位助手刘少奇。

　　应该说，刘少奇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他没有像康生一样干那种万人唾骂之事，他干了另一件了不起的事，造神。

　　延安整风和文革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延安整风总体上讲还是非常有利的。没有延安整风，很难有后来解放战争中那种高度一致的整体配合。

　　延安整风留下两个两个巨大漏洞，一个是康生审干，为后来政治斗争对待失败者开了恶劣先河，后期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受害者；第二个就是刘少奇的造神运动，把毛泽东捧上神坛，这个对日后局势影响深远。

　　后来毛泽东那种近乎神圣地位，是由很多人长年累月辛苦努力造出来的。这些人中最为主要的一个就是刘少奇。刘少奇掀起的造神运动，起于延安整风。

　　分析刘少奇造神运动之前，先看看他的性格。早期中共四大领导人中，毛泽东个性务实中透着大气，生活比较随性。朱德比较宽厚。周恩来则是一团和气。至于刘少奇，那就是严谨、严肃、认真。平时不拘言笑，干起工作从不含糊，需要说话时滔滔不绝。虽然是搞政治工作的，工作方式却如工程师一样严谨，很少留下破绽。当然，这一切和白区经历有关。没有如此严谨的性格，估计要死很多次了。正是因为这种性格，造神运动效率奇高。